王绍光: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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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19年3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24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就“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作点评。讲坛合作媒体光明网进行全程网络直播。http://topics.gmw.cn/2019-04/03/content_32712941.htm

  

   本文根据王绍光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王绍光教授本人审定。全文共约3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下篇。

  

二、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1984[1]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2]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3]

  

   “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4]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5]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6]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为什么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给予了详细地阐发:“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7]

  

   简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8]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9]

  

   道路确定了,但这是一条蜿蜒曲折、荆棘遍地的道路,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探索就必然会走弯路。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不知要说多少错话、摔多少跟头。如果不允许婴儿学话咿咿呀呀、学步撞撞跌跌,他也许永远要待在襁褓里。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上帝也做不到!中国居然做到了,中国人民有一万个理由为此感到骄傲!

  

   这一节将展示,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国企、资本、工业、经济是如何演进的。

  

   ▌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国有工业企业的数目似乎没有统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见图4)。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达到空前绝后的极值。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图4:国有工业企业数与职工人数,1952-1984[10]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也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八十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虽然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但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如此一来,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数目不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不高,也许会让人产生错觉:在工业与国民经济整体中,国企作用不大。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看看图5就很明白了。

  

图5:国企对工业增长的贡献,1949-1984

  

   它清楚显示,除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年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即便以1952年(而不是1949年)作为参照点,前者增长了近29倍,后者增长了36倍多。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近几十年,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表8已经告诉我们,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表10则告诉我们,在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表10: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图6)。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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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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