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庆杰:世界向何处去? ——从工业化历史和发展角度看世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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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工业化   中国模式  

夏庆杰 (进入专栏)  


摘 要:从18 世纪以来全球工业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的世界依然处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喀布尔时刻”的出现意味着再强大的国家也很难征服组织起来的弱小民族和国家;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具有普遍价值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贫困状态的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摆脱贫困、拥有较为先进的国家基础设施,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应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工业化;中国模式;和平与发展


一、引言


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台上执政的4年里,推行“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并且从众多国际组织、条约、协定“退群”。同时,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更重要的挑者”,挑起中美贸易争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主要工业国家经济萎缩,而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影,实现了罕见的经济增长。在巨大的反差下,一些发达国家政客不惜以各种谎言和骗局诋毁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成就,特别是中国的抗疫成果。拜登就任以来,其团队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定位,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在“美国回来了”的口号下,美国联合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一起制约和制衡中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教育科技不断进步,呈现出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尽管如此,在疫情冲击下,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免忧心忡,不知道未来世界将如何发展和变化。本文试图从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探讨和分析未来世界的基本走向。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相继步入工业化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至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成为新兴发达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根据中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官方数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的GDP已经相当于美国GDP的74%左右[1]。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激励下,印度也开始走上经济改革和工业化发展道路,30 多年以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明星。以上事实说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处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断实现工业化的时代。

18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源头是14世纪开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其宗旨是从罗马天主教会统治和封建领主统治的残酷政治经济压迫下解放出来,顺应当时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要求。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引发了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浪潮,欧洲各国殖民主义者大规模开拓海外殖民地,由此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和财富的快速积累极大地提升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地理大发现等催生了第一代人权理论,其核心是西方自由思想,主要是反对罗马教皇和欧洲各个封建领主的专制统治和残酷压迫。[2]同时,也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涉,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自由,当然也为掠夺海外殖民地和压迫殖民地的落后国家人民提供了借口。其结果是欧洲国家内部的严重贫富分化 以及殖民地国家的贫穷落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启蒙思想家的平等理念、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导致了1789年开启 的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革命政体发表了《人权宣言》,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强调人生而平等和 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引发了欧洲大陆一系列革命运动,欧洲各国开始实行西式民主选举,成立代表各阶层的议会,反对王权专制统治。同时,广大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开始了反抗资本家的运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始了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和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要求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反对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暴行和殖民统治的战争。二战的胜利是正义和人类公理战胜了邪恶。二战之后成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联合国以及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为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为战后国际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为各国经济贸易谈判协商提供了重要平台。二战之后,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纷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通过坚决斗争,这些国家纷纷独立。众多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极大提升了国际上正义力量的比重。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 世纪70 年代末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及发展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长期战乱的世界各国人民珍惜和平与发展。在《联合国宪章》约束下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主导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战后的主要趋势。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1949年成立了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组织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了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以苏联为首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55年也成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即“华沙条约组织”。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展开经济发展和军备竞赛。但是鉴于核武器使用会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等原因,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保持了“冷战”下的和平。

就经济发展而言,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各国急需在美国援助下恢复经济建设,马歇尔计划成功实施,欧洲实现了经济腾飞。 20世纪50、60年代成为欧美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50、60年代黄金时代之后,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石油定价权的垄断,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高企,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20 世纪 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

苏联东欧国家、中国、印度及其他广大亚非拉国家也需要发展经济。在20世纪50到70年代这30年历史时期里,中国、苏联东欧国家、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导下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经济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教育医疗、交通、通信、能源等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一时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标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此外,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开启了156个国有重工业项目的建设[3]。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撤走专家,中国依然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发展了重工业,成功开发了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这使得新中国拥有了较为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然而,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单方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消费者所需要的轻工业产品、电子产品生产落后。就当时的中国而言,由于过度以农业补贴工业发展,农业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日用工业品短缺,大量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现实存在,为西方发达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借口。

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众多从殖民地状态独立出来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长期剥削和压迫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建设落后,人力资本低下,国家治理经验欠缺,很多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的大量富饶土地依然被原宗主国霸占,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所掌控。在从14世纪到19世纪末长达五百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大量非洲青壮年人口被贩卖到美洲,这不仅给奴隶本人和家庭造成无尽的痛苦,也导致了部落之间的不信任和敌视,这种不信任和敌视一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这也使得遭受奴隶贸易损害国的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很难形成,进而导致了经济落后、增长缓慢[4]。另外,殖民地宗主国在殖民地国家独立时就为这些刚刚独立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埋下了政治军事冲突的祸根。因而在很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里,军事政变不断、政局不稳,国家之间冲突不断。在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中,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增长缓慢,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下,大量弱势群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及变化


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和减税。为此,欧美政府纷纷出售大批国有企业和公用事业,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出售了国有煤气、国有铁路、国有电力、国有电信、国有航空、国有石油、国有邮电、国有造船厂,能卖的都卖了。到1997年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后,实在没什么可卖的了,最后把3G网络使用权拍卖了350亿美元。“国有企业在法国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政府出售了2000多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基本退出了制造业。然而,法国政府依然控制着法国航空公司、法国电信公司、法国国营电力和瓦斯公司、法国邮政公司、法国地铁公司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等重要企业。在美国,国有企业数目很少,可是美国政府依然出售了全国铁路客运系统、联邦铁路货运公司、国有电力公司,对美国浓缩铀公司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制定规则把国有企业、公用事业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的管理权外包给私有投资者,甚至一些监狱和铸币厂也承包给私有企业经营。”[5]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结果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美国资本为追逐利润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去投资和生产,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回美国。在美国资本和精英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不断加剧,其结果是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产业工人失去了制造业的工作,被迫转入低工资的服务业或者失业,从而导致中产阶层塌陷。

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使得金融资本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达到顶峰,其巅峰之作应属于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废除“格拉斯-斯提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1929-33年大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对导致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混业经营问题下手,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这个法案保证了美国金融业稳定运营了60多年。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提格尔法”之后,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各类投资基金、私募、保险公司等混业经营,导致很多大而不倒的超级市场式的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等)出现。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放松后,大批投资银行为降低成本,从货币市场拆借短期信贷去进行长期投资;银行为逃避对准备金率的监管而把很多业务变成了表外业务,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高企;风险高的金融工具创新不断,证券化产品的链条过长,最后没人知道证券化产品里究竟有什么、风险有多大;金融行业高管天价薪酬和奖金盛行,挣了钱是自己的,亏了是存款人的,典型的代理人(principal-agent)问题普遍存在。这些金融乱局,最终酿成了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也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度强调了资本的利益,忽略了社会公平。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浪潮之际,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苏联东欧国家都掀起了经济改革浪潮。但是,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并不成功,更主要是由于苏联全球扩张过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崩溃,并引发了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苏东剧变之后的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纷纷采取了休克疗法,大规模销售国有企业和其他国有资产,希冀在一夜之间建成市场经济。然而,休克疗法为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困难。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坚持的是“渐进方法”(gradual approach)、双轨制(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并存、计划和市场并存)。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实施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与此同时,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以及鼓励城乡非公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对非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和出售,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交通、通讯、能源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同时,大力引进外资,主动加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根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制度进行改革,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直接投资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国有企业也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快速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基础设施体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欧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经济效率更为重视。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公平问题,加强了社会公平的建设,如2003年SARS危机之后开始建设新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城市一老一小医疗保险,2006年取消农业税,2009年实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是实施了脱贫攻坚战,并且在2020年底彻底消灭了绝对贫困。

作为人口大国,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后,基本遵循国有计划经济发展路线,经济增长缓慢,贫困现象比比皆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激励之下,印度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改革,实施了私有化政策。30多年以来,在工业化、信息化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印度经济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其经济规模由1990年的全世界第12位发展到2018年超过英国、法国跃居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大大鼓励了广大亚非拉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


四、新世纪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


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继续稳步增长,2021年中国国内总产值已经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三。由于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中国在短短7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因而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眼中,中国被视为另类。由于担心众多发展中国家把中国发展模式视为另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打压力度。

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总统,实施了亚洲再平衡战略。换句话说,就是从中东战乱地区抽身,把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到亚洲,企图围堵遏制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奥巴马宣称不能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拉起“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企图把中国排除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核心投资贸易圈子之外。美国奥巴马政府所倡导的TPP,在企图围堵中国之外,还赋予了跨国公司更大的权力,要求任何国家不得限制跨国公司的投资和贸易。然而,奥巴马的TPP似乎不合时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已经给了资本太多了权力和自由,置社会公平正义而不顾。华尔街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已经导致了国内中产阶级垮塌,美国1%最富有的家族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达了极为严重的程度[6]。

依靠反精英反华尔街的垮塌中产阶级上台的特朗普,推行“美国第一”的战略,不断从众多国际协定和条约(包括TPP)退出,并全力围堵中国,把美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中国,在国际上诋毁中国,如宣称中国偷窃美国技术,强迫在华外国企业转让技术,补贴国企进行不公平竞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给其他发展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搞“新殖民主义”,等等。同时,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争端,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制裁中国通信企业,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和制造高端芯片的精密设备,限制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安装中国公司开发的5G通讯系统;大打台湾牌、新疆牌牵制中国;加强五眼联盟(Five EYES,即美、加、澳、英、新等五国英语国家)对中国的监视;提出印太战略,建立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

民主党的拜登上台后,继续执行特朗普的中美贸易政策,还宣称“美国回来了”,即联合其他所谓“民主”国家大力围堵中国,在“美日印澳四国联盟(QUAD)”基础上,又建立起美英澳(AUKUS)核心小圈子围堵中国;进一步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增加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时期里,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不会消减。

然而,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垮塌,而且在2020年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主要国家经济规模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依靠强大的政府组织能力和亿万群众的密切配合,率先走出疫情阴影,恢复了较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实现2.2%的经济增长率。在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大幅度增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组团打压和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疫情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2022年中国北京冬季奥运会成功举办,三十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冬奥会开幕式。

反观美国,2021年秋季以来,由于国内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美国港口货物无法运输到消费者手中、日用工业品短缺,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当然,这只是美国经济暂时的困难,待疫情稳定后,美国、欧洲、日本经济依然会增长和发展。鉴于疫情期间供应链的困难,未来即使发达国家也会注重各自自身的基本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制造。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考察中美关系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只要中国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只要中国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动摇像中国这样的强大国家。因而,在未来可预见的历史时期里,中美关系仍然会在和平竞争的道路上发展。


五、复杂多变的全球体系中中国经济奇迹所展示的普世规律和对未来世界发展的启示


新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呈现了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成功升级为工业化大国的历史轨迹,人们对这个升级过程还记忆犹新。那么新中国的崛起展示了哪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发展规律呢?在复杂多变的全球体系中,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未来世界走向提供了哪些启示呢?

首先,就像一个有能力的人需要有强壮发达的大脑一样,一个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神经中枢,即专注于国家发展的中央政府及其伸展到基层民众的政府组织结构和框架,而且这个政府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到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她的唯一宗旨和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外别无其他。另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久经磨练出来的伟大政党和军队,她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意识形态、打不垮磨不烂的坚强意志、组织结构和组织纪律。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坚强政党领导下,取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等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成长壮大赢得了和平发展环境。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较弱,水平较低,如果再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放松政府治理,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将无法实现,更谈不上什么经济增长和发展了。

其次,建立最彻底的开放社会,在向人民群众开放政治参与权力的同时,也赋予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劳苦大众土地等经济权力和获得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力。只有广大人民发展了,国家才能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后来又实施了农村土地集体化和城市土地国有化。如果没有土地集体化和国有化措施,也就谈不上利用大量土地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服务平权措施是向所有国民开放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好了人力资本基础[7]。

再次,国家能力的重要来源是强大的国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国有企业。也像一个强大的人必须拥有发达的四肢一样,强大的国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国有企业就是国家的发达的四肢。有关欧洲工业化历史的研究表明[8]:所有重大技术突破都是国家财政资助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结果,更不是什么古希腊科学和逻辑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前科技不发达也与古代中国科学思想不发达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于缺少国家资助;新中国成立“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中国政府重视和倾注国力资助的结果;早期欧洲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的,建立了大批国有企业(如果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甚至允许这些在殖民地营运的国有企业拥有武装;如果没有国家的资助,科学家们无法靠科学研究维持生计。新中国建立的国家科学院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再现了欧洲国家早期发展的秘密,区别是新中国没有殖民地,也不靠奴隶贸易和毒品贸易发财致富,而是靠在自己国家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助力中国经济奇迹。国有企业不过提供私有企业无法提供或提供速度较慢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取代非国有企业。

第四,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它促进了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的发展。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各类私人所有的工商业企业在市场机制激励下逐渐取代小农农业成为各国经济的主体,工商业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资本货物和消费品,为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了税收。中国经济的成功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并在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同时不断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国家发展的核心内容。

最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设都是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建立和完善的。新中国之所以不迷信西方教条,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现,任何时候按照所谓的教条本本做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相反,如果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和措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取得胜利和成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史和工业化史也表明,欧美日等国工业化过程中各种制度建设和安排都是它们不断适应经济发展需求而建立的,而不是如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所谓西方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民主法制”带来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9]。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的发展奇迹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启示,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有普世性规律但没有既定的统一答案,各国只有依据国情民情建立具有自适性的制度安排才可能获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


六、结论:未来世界走向何方?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依次为生理需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人身安全和工作收入保障)、社交需求(友谊)、尊重、自我实现等[10]。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看来,发展中国家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贫困群体的受教育和社会医疗服务水平低下导致的人力资本不足[11]。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是国家和社会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家、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医生、会计师、律师、大中小学教师、技术员、熟练工人等[12]。总而言之,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发展的终极目的。

在21世纪20年代初的今天,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教育科技发达,高科技产品层出不穷,基础设施完善,军力强盛,国民过着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享受着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然而,2008-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蔓延,彻底暴露了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所带来的问题,即过度强调了自由,即第一代人权理论,这使得华尔街金融资本通过向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制造业获得巨大收益,但是却不承担产业空心化造成的中产阶级垮塌的成本,置社会公平于不顾。然而,以特朗普和拜登为代表的美国政治人物却把美国自身政策带来的恶果归咎给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西式民主并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不被忽视,西式民主也不能保证资本的唯利是图行为得到遏制,西式民主还不能保证新冠疫情不蔓延,西式民主不能保证所谓的民主国家政府随意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侵略、打击和占领,西式民主更不能保证本国政治人物能够深刻检讨自己国家政府政策的过失而不归咎于其他国家,最后也不能保证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幸福。

相继超越日本、欧盟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拥有约4亿中产人口,这4亿人口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及京津等大城市里。尽管在2020年底中国仅存的约1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是中国依然有约10亿非中产阶层、以及较大规模的可能返贫人口。换句话说,为了使这些10亿非中产人口提高收入、教育、医疗水平,中国经济依然有庞大的增长空间。就内因而言,中国经济腾飞,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教育、医疗、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大力发展、重工业化的实施,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共同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外因而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平环境,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技术知识和人员交流。因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会坚决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并且尽力维护国际经济贸易、技术交流和人员交往的和平秩序。此外,为了保证社会公平,中国依然会保留一定数量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国有企业,保障各类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特别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弱势群体难以得到国家基础设施有效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供给那些市场无法供给而民生急需的产品和服务,避免整个国家经济被超大型的私有企业和跨国企业所绑架。由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禁运和封锁,中国不得不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在高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上大幅度增加投入,实现高技术及其产品开发和制造上的独立自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约100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五千年历史中最为孱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中国饱受美日欧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杀戮,而且整个亚洲也战乱频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由于新中国不断壮大和繁荣,亚洲也变得越来越稳定。因而,中国的强大和繁荣不仅是整个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是亚洲政治安全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印度实现经济腾飞的鼓励下,众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看到了实现经济起飞的希望。因而数十亿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人民实现富裕、得到良好教育医疗服务以及优良基础设施的愿望依然是这个世界发展的主要方向。问题是,数十亿发展中国家人民如何实现富裕?2021年美国从它占领二十年的阿富汗撤军的“喀布尔时刻”似乎说明: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均排在全球第一的唯一世界强权国家,且还有北约这样世界上最强大军事组织及“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的支持,也不能彻底战胜阿富汗这样的贫穷落后的弱小国家。这意味着,未来一些弱小国家的命运已经很难被某一个大国或几个大国所左右,即使是大国也必须允许落后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习俗来治理。

综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以及复杂多变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的发展奇迹,未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可能会像中国古老哲学所说的那样,“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并存。但是,世界少数主要大国即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欧盟的强盛和稳定及其之间关系的相对稳定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就目前来看,由于核武器的极端性,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主要大国基本会处于较为稳定发展的状态。尽管局部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政治安全格局仍会相对稳定。

当前,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众多弱势群体依然无法做到衣食住行无忧,遑论全面发展。这些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发展?显然,欧美日等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可能无法模仿,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走过的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也已经为世界所不容许。因而未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采用更低能耗、更低污染的绿色技术和设备来进行生产,全球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过程将沿着绿色低碳的轨道向前推进。另外,由于技术水平和资源环境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和最终产品价格会高企,随之会导致需求减少和整体经济增长率不会很高。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群体依然迫切需要脱贫。为此,发展中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能够为低人力资本劳动力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的企业和企业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工商企业的发展较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而且,随着亚洲国家人工成本上升,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也需要向低人工成本国家转移,因而力图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顺势迎接这种产业转移而实现经济起飞。另外,在积极引进外资、促进本土工商业活动发展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提升本国的教育、医疗、交通、通讯、能源等国家基础设施的水平,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换句话说,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需要注重社会公平。这样既可以为本国产业升级做好人力资本准备,也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总括来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时期里,由于世界主要大国政治经济较为稳定,因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旋律;由于很大一部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依然没有满足温饱需求,因而落后国家人民的脱贫致富以及落后国家为本国国民提供基础设施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依然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可能是可预见将来的世界发展的主要特征。



原文发表在湖南省社科院《求索》杂志2022年第二期。

作者简介:夏庆杰,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20年中国大陆GDP总值为101.3567万亿人民币;根据美国官方数据,2021年美国GDP总值为20.8973万亿美元。2020年12月31日人民币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6.5249人民币。

[2] 强世功:《贸易与人权(上)——世界帝国与“美国行为的根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

[3] 唐日梅:《“156项工程” 与新中国工业化》,《党史纵横》2009年第11期。

[4] Nunn, N. (2008),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1) :pp..139-176.

[5] 李俊江、史本叶:《美国国有企业发展及其近期私有化改革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6] Stiglitz, J.E.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13:pp.10-15.

[7]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 OUP.1999:pp..258-261.

[8] [8]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之崛起》,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2年第1版,第341-482页。

[10] Maslow, A. H.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4): 370-396.

[11] Sen, A. Equality of What? The 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 Deliver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22, 1979.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OUP.1999:pp..1-20.

[12]夏庆杰:《第二次转型: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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