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及其反思

——基于明清诉讼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5 22:33:17

进入专题: 法律社会史   功能主义  

尤陈俊  

  

   内容提要: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法律社会史”范式,通常被认为是由瞿同祖在其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开创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明清诉讼与社会研究领域当中,出现了不少其作者自我认同属于或者通常被学界同行归类为“法律社会史”研究的作品。但经过对这些作品的梳理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实际上并不是对“瞿同祖范式”的直接复兴,而是主要来自于历史学传统的社会史研究进路在中国古代法律议题上的延伸和展开。就其背后的推动力量而言,这主要受益于晚近二十多年来法律史料利用的便利性大大增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史料利用范围的拓宽。从总体来看,当代学者的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在对社会史实的发掘以及事实性描述方面日益丰富和深入,但也往往在分析框架的推陈出新、理论命题的概括提炼等方面力不从心。若要重构一种兼顾历史真实性和理论启发性的“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我们应当重新理解并认真对待瞿同祖留下的学术遗产。

  

   关键词:法律社会史;瞿同祖范式;传统中国诉讼文化;功能主义;健讼

  

导 言

  

   论及20世纪以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范式演变,“法律社会史”往往被认为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种。尽管瞿同祖在其出版于1947年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当中其实并未直接使用过“法律社会史”一词,他本人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成就时,也只是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所展示的“把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是我个人创新的尝试,以前没有人这么作过”,但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法律社会史”范式通常被视作是由瞿同祖所开创。

  

   本文的写作目的,乃是通过梳理晚近二十多年来的一些其作者自我认同属于或者通常被学界同行归入“法律社会史”研究的主要作品,从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复合角度,检视它们与瞿同祖在民国时期所开创的那种“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关系,藉此重新思考当下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作品之学术特点及其得失。为了避免所做的讨论过于宏大和泛化,本文将聚焦于一些研究明清诉讼与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的诉讼实态)的代表性作品展开论述。之所以选择此领域的研究作品而非其他作品作为具体的讨论对象,主要是因为,诉讼乃是勾连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一环,且其往往能凸显出法律社会史研究非常看重的动态面相,恰好可以细腻展示帝制中国晚期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当下学界那些其作者自我认同属于或者被学界同行归类为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作品,有很多也都是关于明清时期诉讼与社会的研究的。因此,聚焦此领域的研究状况,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洞悉当下日渐流行的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及其长处与不足。

  

一、赓续“瞿同祖范式”,抑或另有学术渊源?


   有学者曾指出,“继瞿同祖之后,大陆学者沿法律社会史这一路径研究者甚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才“出现了一批或多或少地追求瞿同祖范式的研究著作”。晚近二十多年来,尽管“法律社会史”一词在学界的使用频率渐趋增高,但关于何谓“法律社会史”,实际上至今仍然莫衷一是,甚至根本就很少有人对此专门予以阐述。管见所及,只有几位学者曾尝试着对其进行较为明确的概念界定。例如,张仁善主张,法律社会史即“法律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互动的历史”,具体而言,是指“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生活及社会心态关系的历史,目的是揭示中国法律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探求中国法律演变的历史规律”。付海晏则认为,“法律社会史的概念从内容上包括文本、制度与实践三个层次,从研究方法而言,应当是注重法律史和社会史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与上述这种实际上很少有学者对何谓“法律社会史”明确加以概念界定的现状相关,尽管当下的学者们在谈及法律社会史时通常都会追溯到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但对于瞿同祖在该书中所开创的那种“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我将之称为“瞿同祖范式”)之特点的概括,实际上并不尽相同,甚至某种意义上还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细加考察可以发现,当下的学者们在谈及“法律社会史”时,大多数人其实是立足于历史学的语境来加以阐述,其中不乏有人明确强调“无论作为研究范式还是学科方向,法律社会史的定位更侧重于历史学”。历史学界一些综述中国社会史研究进展的文章,也往往是将“法律社会史”作为社会史这面大旗下的具体细分方向之一(与“经济社会史”等并称);相较而言,法学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在做本学科的研究综述时,很少将“法律社会史”单列出来并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通常还是采取“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的传统二分法。即便就对“法律社会史”这一名称的直接使用而言,目前绝大部分研究成果也都是出自于历史学界的研究者笔下;在国内法学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当中,明确标举以“法律社会史”为其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即便有之,往往也是其先前便与历史学界有着某种学缘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界对于“法律社会史”之学术特点的阐述,即便将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举作例证,往往也只是停留在阐发“瞿同祖范式”的学术特点之一,亦即注重拓宽史料运用的范围,关注法律在普通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实际作用。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侧重于从史学传统去界定和理解“法律社会史”研究该如何开展。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所体现的“瞿同祖范式”的另一重要特点,亦即除了细致描述普罗大众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生活诸面向外,还注重以社会学理论当中的“功能主义”立场来分析法律文本规定与其在社会中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则实际上往往被忽视或遗忘。

  

   瞿同祖曾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导论”部分中写道:“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程度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从他的这些阐述来看,对“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的关注并非其最终目的,而是希望借此来“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同样地,发现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差距,亦非其研究内容的全部,而是还要在此基础上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距的出现。这种学术立场与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差距研究”(gaps studies)范式非常相似。而当下的很多学者(尤其是历史学界的研究者)往往将瞿同祖视为一位史学研究者,忘记了他当年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主要受到的乃是社会学训练。瞿同祖所做的学术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乃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观点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而并非只是细致考证社会史意义上的各种史实。

  

   因此,在我看来,当下学界的多数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成果实际上并非直接赓续“瞿同祖范式”,而是还另有其他的学术渊源。进而言之,就宏观背景来说,当下的很多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国内历史学界复兴的“社会史”之研究方法向中国古代法律议题的延伸和扩展;就直接渊源而言,可以说,这与一些研究中国社会史出身的学者针对中国古代法律议题所做的示范性研究之影响密切相关。

  

   以明清时期的诉讼与社会这一研究领域为例。晚近二十多年来,此领域当中一些被认为体现了“法律社会史”研究风格的作品对法律与社会之关系的关注,与其说直接得益于“瞿同祖范式”在学界中断数十年后又突然获得重视,不如说与海外一些知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探讨明清时期诉讼之实际运作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并逐渐引起中国同行们的注意和效仿,有着更为密切的直接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些引发人们去反思关于传统中国诉讼文化之旧有看法的学术作品当中,有一篇论文和一本专著相当关键,那就是日本学者夫马进的《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一文,以及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一书。需要指出的是,夫马进和黄宗智起初皆主要以研究中国社会史而蜚声于学界。

  

   在被译为中文并于1998年出版的《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一文中,夫马进专门设置了一节文字,用来集中讨论明清时期的“健讼之风”(或称“好讼之风”)。他利用康熙末年浙江会稽知县张我观所撰的《覆瓮集》、乾隆年间湖南宁远知县汪辉祖所撰的《病榻梦痕录》和《学治说赘》,以及《清稗类钞》中关于道光年间山东邱县代理知县张琦的理讼情况之记载,大致估算了这些地方的县衙在放告期内一个月或一年中各自收到的词状概数(例如,其认为汪辉祖所在的宁远县衙一年间估计会收到一万余件诉讼文书),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

  

   这种情况下,毕竟不能不说确实“好讼”、“健讼”。不能不认为,一个(男)人或他的家族成员一生中必然有一次或两次涉及诉讼。所以,我们必须明确地舍弃一个所谓“常识”或“偏见”,即:由于明清时代基本上是农业社会,所以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应该距离诉讼相当远,或者当纠纷出现时,应该在付诸审判前,在村落、宗族、或行会等小范围团体或集团内部调解解决。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涉及诉讼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在被译成中文并且同样是在1998年出版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中(该书后来又由其他出版社以《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作为新书名多次再版),黄宗智提醒说,我们应当对存在于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清代政府的官方表达之间的颇大差距(他将此称为“实践”与“表达”之间的“背离”)多加措意。他指出,按照清代官方话语的表达,被称作“细事”的户婚田土词讼为数甚少,安分守己的良民不会也不应涉讼公堂,即便有之,那多半也是受到道德败坏的讼师之挑拨或唆使。黄宗智所概括的上述情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法律史学界先前反复谈论的那种以“无讼”为其所谓特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但黄宗智的论说重点并非停步于此,而是利用其所擅长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方法,通过对搜集自四川巴县档案、台湾淡水厅-新竹县档案(学界简称其为“淡新档案”)和顺天府宝坻县档案的628件清代民事讼案的具体分析,揭示出此时期的民事讼案大约要占到这些县衙所处理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亦即至少从这三个地方的情况来看,清朝的地方县衙绝非极少审理民事纠纷),并且那些走上公堂的诉讼当事人大多都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人。尤其是在该书的第七章中,黄宗智在参考了夫马近前述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利用了为数更多的其他史料(例如19世纪顺天府宝坻县的“词讼案件薄”),扩展估算了清代更多地方衙门的大致诉讼规模,并据此推论认为:

  

有关清代的实际数字显示清代一定程度上的健讼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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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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