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力量及其复合功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19-04-27 18: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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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  

  

   摘要:从宋代开始,“讼师恶报”的话语模式便已成型,并在明清时期被不断复制、扩展和推陈出新。“讼师恶报”的话语模式兼具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色彩,官方以此来劝诫读书人不要操持讼师营生,希望能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现有讼师队伍的后备补充力量,而社会大众则以此来宣泄对无良讼师唆讼、借讼谋利的反感,并表达对正义的渴望。官方对讼师的打压,造成了讼师作为一个非法的群体无法从其自身内部公开地发展出自我约束的“强”职业伦理,结果造成从外部嵌入的“讼师恶报”话语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对讼师个体及其行业整体之行事下限加以“弱”约束的功能替代品。质言之,若要真正理解“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功能,则必须注意到其分别对于官方、社会大众和讼师自身的上述不同意涵。此外,对“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深入分析,可以为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提供某些有益的学术启发。

  

   关键词:讼师恶报;报应论;话语模式;职业伦理;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

  

   作者: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自宋代以降,尤其是明代中期之后,帝国境内的不少地方皆出现了讼案数量远超州县衙门之理讼能力的情形,不仅江南地区和沿海诸省的一些州县衙门常常如此,甚至连四川巴县这样的内地县衙也不例外。这种社会实态之变,留在当时各地方志中的文字书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各地方志中描述其境内民众“健讼之风”的记载日渐增多;另一方面,声称当地民众的好讼多是受积恶讼师之挑唆的说法,在各地方志当中屡见不鲜。而在官府的眼中,讼师更是被视为地方官员在到任之初便须严饬查禁的致讼之源,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斩钉截铁地断言道,其治境内之所以讼案繁多,完全就是由于当地的讼师们教唆无知民人架词构讼所致。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大清律例》在照搬沿用大明律中关于“教唆词讼”的原有律文之基础上,还进一步通过在此条律文之下陆续增纂众多例文的方式,不断加大打击讼师的力度,尤其是在乾隆元年订立了官员失察讼师治罪专条,明确将抓拿禁缉讼师规定为地方官员的为政任务之一(依照此例文的规定,地方主政官员若对其治境内的讼师失于觉察或明知不报,将要受到行政处分)。

  

   近二十年来,关于宋代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府对讼师的打压乃至查拿禁缉,学界已有不少专门的研究。我将此类研究中所揭示的官府从立法、司法和行政层面打压禁缉讼师之举,概括为官府扩展动用其所掌握的“制度资源”来惩治讼师。但是,倘若只是关注到“制度资源”这显性的一面,而并未充分注意到与其相关乃至更为丰富的“话语资源”,则并不能全面把握宋代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讼师所受到的“压制”之各层意涵。遗憾的是,关于帝制中国后期的官府和社会具体是如何借助“话语资源”来打压讼师,学界尚少有深入的讨论,至于对“讼师恶报”此类话语的专题研究,迄今更是付之阙如。本文将深入挖掘“讼师恶报”这一独特的话语模式之生产/传播机制,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解释其为何在当时长盛不衰,最后则从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讨论本研究可能具有的学术意义。

  

一、讼师与恶报的话语关联:宋元明清不同类型文本中的一种叙事传统

  

   自从“讼师”作为一种正式的职业称谓最早出现在南宋后期以来,宣扬此类代为撰写词状教讼、助讼之人将遭恶报的文字,不久后便已与其如影随形。在南宋时人李昌龄编的《乐善录》一书当中,载有一则据称转录自《十生记》的故事,其文字内容如下:

  

   文光赞父,自少至老,无岁无狱讼事。以宿因问昙相禅师。师曰:“汝父前生本写词人,故今反受其报。”光赞恳求救免,师教以纸糊竹簟为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后为作忏悔。姑录之,以为教唆者戒。

  

   这则据称发生在宋代的故事,后来也出现在元代志怪小说集《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以及元代通俗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癸集所收录的《劝善录》之中。明代时人沈节甫在万历年间编纂《由醇录》一书时,又从《劝善录》中转录了此则被其题为“教唆词状者有报”的故事。按照此则故事中那位高僧昙相禅师的解释,文光赞的父亲之所以牢狱之灾不断,乃是因为他前世是一位“写词状人”,所以今生才遭此业报。在宋元时期,代写词状之人,除了那些活跃于民间各地的讼师之外,还有所谓的“写状钞书铺户”这一类或可称得上半官方的人物。宋代出现的写状钞书铺,虽然并非由官方所设立,但须经官府审查许可,而营其业者通常被称为“写状书铺户”(简称“书铺”),其业务主要为代人书写词状,直到元代大德年间之后,原先在身份上非官非吏的写状书铺户,才被官府所委派的吏人所取代。宋元时期的写状书铺户,其代人书写词状的活动,往往受到官府的诸多约束,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虚捏词状,因此并不应当被与那些“教唆兴讼”的无良讼师等而视之。昙相禅师只是笼统地声称文光赞之父前生为“写词状人”,而并未明言其具体属于上述两类人中的哪一种(写状书铺户抑或讼师)。但从这则故事的叙述来看,代人“写词状”本身即被其视为将遭受业报的行为。

  

   到了明代,逐渐出现了更多宣扬讼师将遭恶报的文字记载。明人刘万春在万历年间撰写《守官漫录》一书时,同样转录了前述文光赞之父遭报应的故事,不仅将此则故事的标题直接改为“讼师宿业”(《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劝善录》《由醇录》等书先前在记述此则故事时,都只是称文光赞之父“前生本写词状人”,而并未直接以“讼师”名之),而且在文末称,记述此事“以为讼师之戒”。除此之外,刘万春还在该书中记述了另一则据称同样发生在宋代的讼师故事,并直接名之为“讼师恶报”。据《守官漫录》记载,宋代永福县人薛敷精擅刀笔之技,平时代人撰写词状,“能以悖理之事巧饰为理,使听讼者荧惑而不能断”,并由此发家致富,后来其家中无故失火,家财烧尽,于是他不得不“挟巧笔欲过江以糊口”,结果在当时同船渡江的一众人当中,独独薛敷被突然折断倒下的桅杆砸中后堕江身亡,这正应了他之前请道士设醮进表于天帝时所获批的那一当时其为之不解的命数谶语——“家付火司,人付水司”。此则宋代讼师薛敷遭恶报的故事,在清代又被收录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陈廷敬序刊本《太上感应篇集注》之“斗合争讼”部分的集注里面,以及光绪年间刊行、吴旭仲辑的《圣谕广训集证》当中(《圣谕广训集证》对此评论称“讼师阳诛阴遣都不能逃”)。

  

   在明代的一些地方志中,也出现了不少宣扬习讼之人将遭恶报的故事。例如崇祯年间刊行的《江阴县志》记载称,当地一位年少时便展露出读书天份的夏姓儒生于万历癸丑(1613)忽得癫痫,且药石无效,其本人悔称自己是由于先前在某好讼的人家做塾师时曾跟随讼师学习刀笔之术而遭到报应。

  

   佛教文献《皇明金刚新异录》成书于明末崇祯年间,其序言部分在叙及编纂此书之目的时,明确将“讼师渔户洗涤习心”写入其内。该书中记载有一则题为“讼师请经”的故事。据其所言,明代嘉兴人莫晴虹在万历庚子(1600)秋九月记下一事,称其在楞严经坊偶遇一位请经的常州人。后者面目甚是可畏,一路上口中喃喃诵颂《金刚经》。当莫晴虹问其何故在路上诵经时,这名常州人答称自己乃是讼师,先前病死后来到阎罗王殿,靠高声诵念《金刚经》才得以再生,于是在还阳后改行从善,并每日诵念《金刚经》来超度那些先前被其状词累至死地的幽魂。

  

   甚至当时的一些医书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讼师遭报身染恶疾而亡的轶事。在明代医者陈实功所撰并于万历年间刊行的外科医学著作《外科正宗》当中,其卷4“杂疮毒门”专设“造孽报病说”一节文字,其中记述了一则据称系其亲眼所见的讼师及其妻遭报皆患怪症而死的惨事。据《外科正宗》作者陈实功所言,当时有一位讼师“作中兴讼,破众家私,伤残骨肉,不计其数”,某日该讼师大腿突然肿痛,“坚硬如石,疼苦异常”,只有用绳子将其脚吊在房梁下,疼痛方才稍稍止住,一旦放下,便又会痛如刀砍。该讼师的家人请陈实功救治,陈实功认为此系孽报,推称自己无力医治。该讼师身历百苦,于四个月后病死。一年后,该讼师之妻也身染怪病,“遍身发肿如癞,作痒非常,破流脂水”,且无法着衣,其家人再次请陈实功医治。陈实功认为此妇人系受其夫孽报牵连,仍推称自己无法救治。后来该妇人在隆冬时节“赤身流水而死”。陈实功对此评论道:“此异常之报也,所谓逆天害理,虽由已,古往今来放过谁,无漏矣。”

  

   延至清代,各种讲述讼师恶报的故事,更是大量涌现在告示、判牍、善书、笔记小说等不同类型的文本之中。道光年间编纂的贵州《大定府志》,载有大定府知府黄宅中颁行的“谕民二十条”,该文告在劝谕民众息讼时强调,“惯习刀笔、阴险害人、有隐恶者,每受奇祸,纵法网幸逃,报应不爽”。雍正年间,福建汀漳道道台徐士林在审理龙溪县民吴陶若状告陈国等案时,在所写的判词中声称讼棍吴陶若系“以唆讼而得恶报者也”,并认为此案乃“讼师最奇最快之报应也”。周尔吉在光绪年间编纂《历朝折狱纂要》时,收录了历朝刑名故事二百余则,其中也包括讲述讼师遭受恶报的数则故事。其中一则摘录自《蕴玉山房杂记》的故事题为“讼棍获报”,据其记载,乾隆年间有一刘姓庠生,生性狡诈,“甚为讼棍”,“理左者走询其计,罔不转是为非”,由是触怒当地府尹,将其治罪充军,但该讼师尚未被押解至配所便已身故。同乡之人闻其死讯后,皆弹冠相庆。这位刘姓讼师之子亦被发遣岭南,并且其“家日替,帷薄不修,丑声渐溢于内外矣”。

  

   在清代流传的各种善书之中,讲述讼师遭报的故事更是不乏其例。19世纪中期,浙西士人周克复在编纂《金刚经持验记》一书时,将前述明代《皇明金刚新异录》中的那则“讼师请经”故事也收入在内,并且还在其后补加了一段评论文字,声称“讼狱之害不小,刀笔之业最大”,那名侥幸还阳的常州讼师若非后来回心向善,即便《金刚经》也无法常作其护身符。差不多同时期成书的《坐花志果》,系清人汪道鼎所撰的知名善书。据汪道鼎自称,该书“专记三十年以来,耳闻目见有关惩劝之事”。在该书所记述的那些发生在道光、咸丰年间的“实事”之中,多处可见到关于讼师遭恶报的描述。这位号为“坐花主人”的作者,在该书中罗列了各种果报,希望借此劝戒人们弃恶为善,其中强调若仗恃刀笔之技则必遭报应,遑论那些“助强凌弱,锱铢必较”的“龌龊讼师”。据汪道鼎所记,浙江鄞县的一名余姓秀才,自幼天资聪慧,有神童之美誉,后来为图钱财,代人写状诬告某富家孀妇,致该孀妇自缢身亡,此后又再次代人作词,诬控另一名孀妇的遗腹子并非其亡夫骨血,致该遗腹子无法继承其父家业。余秀才这两次代人作词,虽然均获厚利回报,但报应亦随之而至,以其之才,竟然科场应试无法登第。落榜归家之后,余秀才于是“专事刀笔”,其“运思既巧,文阵复雄,海市蜃楼,任情起灭,被其害者甚众”,但科场考试屡试屡败,四十岁时仍只是秀才之身,后来二十余年依然如此。据汪道鼎声称,其友蒋一亭在宁波做幕友时曾亲见该余姓秀才,觉其“丰颐广颡,方面长髯,不类老于青衿者”。汪道鼎感慨说,余秀才“肆雌黄于口角,淆黑白于笔端,饱我贪囊,坏人名节;卒之削除禄籍,困死青衿,然后知天不忌才,实人之不善用其才耳!呜呼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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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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