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司法档案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 次 更新时间:2020-08-15 21: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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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  

   一、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利用以及对此类作品的批评

   在其出版于1967年的那本海外汉学经典之作《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当中,布迪(Derk Bodde,另译“卜德”)和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写道:“许多故事生动地展示了法律在地方层面的运作状况。不过,倘若我们希望通过职业的司法官员所留下的档案,而非通过那些司法活动的业余爱好者们所记载下来的轶事,来对诸多司法案件加以了解,那么在清代这一前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时代以前,极少有这样的资料可供利用。”

   这种史料留存状况的时代差别,自然也会连带影响到后世中国法律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所采用的研究进路。正如张伟仁在数十年前所指出的那样,“习惯上我国研究法制的学者大多以法典为其素材,很少用到审判纪录”,“我国学者对于法律的研究大多从诠释法典入手,进而从事法理的探讨;用审判纪录作为素材的情形较少,偶尔用到也只是作为诠释条文的注脚而已”。其他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中国法律史研究中此种史料利用方面的特点。例如,黄源盛强调说:“习惯上,不管海内外,在十数年之前,研究法制历史的学者大多以法典为其主要素材,比较少用到审判记录。”刘昕杰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法律史学界对于体现中国法实践特点的地方司法档案明显重视不足。”

   对于中国法律史学界以往这种惯以成文制定法(尤其是诸如《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之类的传世法典)为主要素材而甚少使用作为审判记录的司法档案的做法,有学者将之称为“意识形态-制定法研究法”。若从学术史上追溯其渊源,则可以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制定法研究法”的研究进路,与中国法律史学科在20世纪前期形成以来的一个特点有关,那就是“早期的中国法史学与中国历史上典制体史学有密切的关系”。而如果将法典与审判记录放回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加以比较,将会发现,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上述这种研究进路,固然有缺陷,但亦自有其特殊的原因。张伟仁曾对此专门做过解说,其论点可概述如下:一方面,自先秦时期开始,传统中国便已逐渐制定了一套相当严密的法典,这使得“在处理重大案件时司法者不得故意违背,连自由裁量的余地都很有限”,同时也造成“个案的判决并不当然具有先例的效力”;另一方面,传统中国中央集权之下所形成的上下等级森严的机制,使得居于上位者毋须在判决中对居于下位者详申理由,结果造成审判纪录中的“大多数极为简略,不屑对案情、法理等多加解释”;再加上传统中国没有健全的法律教育和律师制度,以至于既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获准代表或帮助当事人出庭,就法律争点提出辩护”,又没有多少人对判决加以批评,结果造成那些“不免失诸简陋”的审判纪录被认为“在中国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对实体法的研究)上几乎没有多少价值可言”的状况。其他的学者还讨论过另外的一些原因,例如司法档案未能被妥善保管,又如经济成本和学风方面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亦即“研究法律史的学者缺乏财力、人力和时间去收集和整理研究素材,而依凭现有制度典章进行宏大叙事的研究似乎在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上更有效率”。

   晚近十余年来,这种状况正在中国法律史学界发生改变。例如一位学者在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法律史学界尚未形成凭档案说话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也明言“近年借助档案进行实证研究的取向有明显增强的趋势”。伴随着这种利用司法档案展开研究的学术进路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所采用,甚至有学者感慨说,法典研究的生存空间反倒显得日益逼仄。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表达了其对于此种学术新潮的隐忧,乃至针对某些以司法档案为主要素材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出批评,例如认为一些学者过于拔高地方司法档案的学术价值甚至将其置于史料价值金字塔的顶端,或者过于相信司法档案的真实性而忽略了其中也可能存在被修饰乃至“虚构”之处,或者耽溺于某一地方司法档案,以至于要么实际所做的是“见木不见林”的碎片化研究,要么极为冒险地将地区性案例当中所见到的情形直接当作全国普遍性的实貌,又或者蜕变为一种“理论先行+材料填充”的套路而最终实则是在重复着一些同质化的命题和结论。

   不同的研究方法乃至范式,皆各有其优长与不足。因此,上述那些批评的声音,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地认识司法档案的学术价值,以及更为妥当地利用司法档案开展中国法律史研究。事实上,一些以利用司法档案而扬名于学界的研究者对此也已经有所反思和检讨,尽管他们所意识到的那些问题在其研究当中也仍然未能完全避免。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在学界那些围绕司法档案在法律史研究当中之利用而生发的讨论当中,还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提醒的问题,甚至连何谓“司法档案”这一基础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些显得妾身不明。限于文章的篇幅,下文将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司法档案”这一名称的指称对象(为司法档案正“名”),另一个则是如何看待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档案虚构”问题(为司法档案的史料价值“正名”)。

   二、利用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学自西方的研究范式,抑或在中国本有其脉络?

   在对利用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做法近年来逐渐蔚为风潮这一现象加以评论时,有学者特别强调这是“由于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认为此乃“由西方学者掀起的司法档案研究风潮”对国内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种影响。

   这种评论有一定的道理。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界对司法档案的日益重视(尤其是在年轻学子当中),确实与国外一些学者以利用司法档案为其特色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有颇大的关系。在此类“外来”的研究成果当中,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本人及其所领衔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其核心成员包括白凯[Kathryn Bernhardt]、苏成捷[Matthew Sommer]、白德瑞[Bradly Reed]、唐泽靖彦[Yasuhiko Karasawa]等人)的论著,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便开始对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产生微妙的学术影响,黄宗智在2009年与笔者合编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更是在书名中直接打出了“从诉讼档案出发”的学术口号;此方面较为晚近的另一本重要学术译著,则是日本学者夫马进主编的《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一书。尽管这本日文原著最初出版于2011年的大部头论文集在2019年才被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但该书中的一些重要章节,尤其是书中由夫马进执笔的那篇导读性长文《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在2012年时便已先被译为中文在中国刊行。

   同时,上述那种判断也存在明显的偏颇之处。一方面,倘若仅仅根据作者的国籍便轻易断言西方人就“对中华文化理解有欠深度”而自认为身为中国人便拥有“从小在这片土地上耳濡目染中国文化的必然优势”,于是在这种前见的驱使下,面对国外学术潮流时一上来便近乎条件反射般只谈其弊端,则显然是忘掉了苏轼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隐含的告诫。观察异文化时不可避免的比较心态和视角,有时反而能够帮助外来者看到一些为生活于某个文化当中的人们所习焉不察的特点(所谓“特点”一定是比较的产物)。另一方面,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将司法档案用作史料,这种做法在国内学界早就有其脉络,虽筚路蓝缕,但弦歌未绝,并非纯粹外来的范式。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鸿烈便发出呼吁:“我们若把明清两朝的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所谓的‘三法司’的档案用统计学方法整理出来,一定可推测出明清两代民风的升降厚薄,而且近代的中国社会史、法制史、犯罪史等也将以之为重要的材料。”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法学于文革后重建的过程中,中国法律史学界便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司法档案的学术价值,并尝试对其加以或多或少的利用。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当属曹培和郑秦的各自研究。曹培在1984年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的论文,其中利用到了清代顺天府宝坻县刑房档案。不过,该文在司法档案运用上的一些不足也同样值得注意。而这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其一,该文引用了一些来自宝坻档案的司法案例,但皆未标记其具体的档案题名与档案号,以至于即便是有心的读者想循此线索查找到原档,也几乎无法为之;其二,作者对这些来自司法档案的具体案例的利用只是辅助性的,除了来自档案中的少数几个司法案例外,该文主要使用的是宗谱、律典、则例、判牍、官箴等史料。郑秦在其出版于1988年的专著《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一书中,使用了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科题本、吏科题本、刑部案卷、宗人府档案、朱批奏折、顺天府档案和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的兴京县公署档案,甚至还从那思陆所著的《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一书之中转引了几则来自清代台湾淡新档案的案例。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法律史学界亦不乏呼吁利用司法档案的声音。而在本世纪差不多头十年过后,将利用司法档案标举为自身研究特色的著作开始在数量上明显增多。

   由此观之,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界利用司法档案的潮流,并非完全就是经历欧风美雨洗礼后中国学者效仿而为的产物。毋宁说,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某些国外学者所做的示范性研究作品之影响,但在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长期以来的自身学术发展中亦自有其脉络。

   三、何谓“司法档案”?

   如前所述,对司法档案的利用,已然成为当下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新潮流之一。不过,倘若仔细检视一些将利用司法档案标举为其学术特色的中国法律史论著,人们或多或少地会感到一些疑惑。其中一点便是,在这些中国法律史研究论著当中,对何谓“档案”(以及“司法档案”“诉讼档案”)加以明确界定的并不多见,似乎这一称呼乃是一个不言自明之词。常见的情况是,“档案”“司法档案”“诉讼档案”“诉讼文书”“档案文书”“判牍档案”“档案文献”“档案材料”之类的诸多词语,往往被混同使用。不仅国内学者常常如此,海外学者也往往亦复如是(“archive”似乎同样是一个无须界定其含义的词语)。且让我们先来检视一些相关作品中的表述。

   在一篇介绍和研究民初大理院司法档案的文章中,该作者在引言部分开篇便讲与法律有关的各种档案的现存状况,兹录如下:

   历史档案的整理为法史学术研究的础石,而前人积累经验的结晶更是鉴往知来的智慧之光。史料与法史学的关系密切,要探讨过往的法制事件,依靠的是史料,而当中又以原始档案最弥足珍贵。

   从先秦以迄明代,除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奏谳书》、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以及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外,目前留存在世的判牍档案为数极少,清代以降则数量庞杂。目前在中国大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大量的清代中央司法档案。此外,四川的《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1757—1911)、上海的《会审公廨档案》(1869—1927)、《浙江龙泉县衙门司法档案》虽属地方性审判文献,仍均为法制史料的珍璧。至于台湾方面,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军机处档》《宫中档》,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审判档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保存有少量的《清内阁大库法制档案》(1729—1911)。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淡新档案》(1776—1895)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司法档案》(1895—1945),两者也都是司法史料的瑰宝。

   上述引文所做的介绍甚详,但其用语有些混杂,至少有7种不同的表述——“历史档案”“原始档案”“判牍档案”“司法档案”“审判文献”“审判档案”和“司法史料”。而细读该文其他部分后可以发现,类似的表述并非只有前述7种,而是还有“司法判决档案”“裁判文书”“法制档案”“司法审判档案”等其他数种。通观全文还可以发现,对于这些时常被其用来互指的名词,该文作者并没有明确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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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网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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