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龙:西方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与破解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20-11-25 0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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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龙  

   内容摘要:当下西方新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全球化时代中心国家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表现,是金融危机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国际关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蔓延的表现。在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危机的条件下,新民粹主义从新自由主义中分离出来,它把大资本的要求和民众的要求说成是一致的,把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贫困和劳动者失业归咎于族群、民族、国家甚至文明之间的对立。新民粹主义只是在外围政策上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实际上它继承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新民粹主义是右翼政党蛊惑民众的表现,是左翼民主运动相对软弱条件下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利用民众运动的自发性转嫁矛盾和危机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对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冒险政策的破解之道在于:识别新民粹主义的实质、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运动的结合、科学说明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运行规律、寻求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道路、推动社会主义理念和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结合。

   关键词: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囚徒困境;西方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8BKS087,主持人:宋朝龙)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当下西方新自由主义深陷危机并向新民粹主义转化,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和西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集体崛起。2016年,特朗普积极鼓动民粹主义参与竞选,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获得总统宝座。英国独立党、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等都加强了新民粹主义的浪潮。随着新民粹主义的崛起,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和评价也多了起来。对新民粹主义的研究,正如对一切社会思潮的研究一样,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定的时代条件出发来研究其主张和性质,而不能做名词解释式的研究,也不能只做外在的历史比较研究,例如,概括出几种民粹主义浪潮,指出其共性和差异。这种研究固然有其价值,但是,有很大的随意性。新民粹主义和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简单地拿历史类比来理解当下的新民粹主义,而是要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世界积累体系的矛盾的研究,来揭示新民粹主义兴起的条件、政策主张和真实实质。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产物;金融资本推动了全球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也发展起一套寄生性、投机性、剥夺性的积累机制,造成了寄生阶层的膨胀、工薪阶层的贫困、社会对立的加深、国际关系的逆转。新民粹主义是中下阶层愤怒的产物,是左翼民主运动相对软弱条件下民众运动被右翼政党蛊惑和利用的产物。新民粹主义的参与主体毫无疑问是广泛的民众,这表明民众已经激动起来了,表明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那种富足的中产阶级社会、橄榄型社会已经破灭。但是,新民粹主义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民粹主义是被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影响、蛊惑和领导的运动,这是新民粹主义的实质,是决定新民粹主义性质的本质规定。右翼新民粹主义政党强化族群对立、以转嫁危机的办法掩盖国内矛盾的深刻性,同时在国内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例如减税,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反对工会,减少社会福利等。新民粹主义的内外政策不可能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反而会使危机在新的层次和规模上积累起来。

  

   一、新自由主义因遮蔽、放任和加剧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而衰落

  

   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的金融资本积累模式及其危机是西方新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新自由主义放纵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剥夺性、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衰落、社会动荡、国际关系紧张、全球化逆转的危机,面对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承诺遭遇破灭,新自由主义走向衰颓并让位于新民粹主义。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主张形式自由和价值中立。早期的自由主义以及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那类自由主义还含有社会民主的因素,还包含着对经济社会关系的调节,包含着福利主义原则。但哈耶克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是使自由主义通往奴役的道路。新自由主义把形式自由和经济社会民主做了更彻底的切割。新自由主义把人从其所依赖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抽离出来,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由意志的主体,看作是法权意志的主体,看作是孤立的、自足的、原子般的个体,从中引申出法权意志主体之间的契约自由,这种契约自由只体现主体在交往中所体现的自由意志的一面,至于这种自由意志背后的物质利益博弈,发生在这种博弈中的物的主体化和主体的物化等等,是在这种自由主义哲学的视野之外的。新自由主义只强调程序正义,至于程序正义之外的实体性内容,则在新自由主义的关涉之外。

   第二,新自由主义掩盖了金融资本的统治。新自由主义把契约自由设定为合法关系的基础,但是,金融资本正是利用契约自由确立自己的统治的。金融资本是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垄断融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依赖于职能资本、与职能资本分离并统摄着职能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着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支配着地产、银行和国债,支配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配着世界市场和国际关系。金融资本是支配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真实主体。新自由主义以抽象的契约自由遮蔽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新自由主义把抽象的“人”设定为形式自由的支持者,实际上金融资本才是主张、倡议、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才是主张把形式自由和任何经济社会民主内容相切割的主体。

   第三,新自由主义放任了金融资本的危机叠加机制。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涨”危机,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解除了对金融资本积累的一切约束。金融资本作为一种不断自我塑造的力量,使生产、流通全面加速,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张、深化,使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和支配不断深化。就像一切主体都试图通过变革手段来实现目的一样,金融资本也通过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技术的革命来积累,这是金融资本推动社会进步的方面,这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二战后,金融资本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一系列深度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关系。但是,金融资本除了生产性积累的一面之外,还有非生产性积累的一面,即金融资本通过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地产、证券投机、国债投机、支配货币发行权等手段进行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这是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是阻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面。不仅如此,金融资本还包含着以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生产性积累危机的悖论逻辑,也即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它试图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结果造成更严重的危机。例如,当金融资本积累陷入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资本过剩这样的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刺激地产投机、证券投机等非生产性积累的方式来解决危机,结果使危机在更深层次上积累。例如,以刺激金融地产来缓解危机,就使社会中寄生阶层的收入越来越多,使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上升,使产业竞争优势丧失,使工薪阶层进一步贫困化。金融资本试图以强化非生产性积累的方式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只是使危机叠加起来,造成更大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解决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新自由主义放任了金融资本的积累,放任了金融资本悖论逻辑,任由金融资本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任由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自由地”表现和叠加。

   第四,新自由主义宪政国家救助金融资本危机的办法加剧了社会危机。在新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理念中,只允许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存在。在西方大社会、小政府的观念下,国家成为金融资本积累的守夜人。经济领域里大量的社会性的权力,都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新自由主义的传统政策,例如,货币扩张、减税、削减福利等政策,都不能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向纵深发展。在自由主义的制度体系下,货币发行权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联合的大金融资本家。为了救助金融资本自身造成的金融危机,受金融寡头支配的“国家银行”印发更多的货币借给国家,而国家救助了金融机构,却使自身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救助危机,还造成通货膨胀,使工薪阶层本已萎缩的购买力更加萎缩。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解救危机,固然暂时避免了经济的系统性崩溃,但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是使工薪阶层和公共权力日益贫弱的办法。日益衰弱的国家越来越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使本已被剥夺的底层民众进一步遭到剥夺,于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全面转化。解决危机的手段造成了更深重的危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行为结果。

   第五,新自由主义自身的衰落。新自由主义把大量应该由公共权力调节、监管和掌握的经济权力拱手交给了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导致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放纵式积累,使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自由地表现出来,解决危机的手段加剧了更大规模的危机,国家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导致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中产阶级被剥夺、社会陷入大面积贫困,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自身也变得极度衰弱、深陷债务陷阱。2008年危机以前的金融危机是在世界体系的外围或半外围国家爆发的,例如在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地方爆发的。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遭遇了两个“失去的十年”,俄罗斯休克疗法最终造成了一批亲西方的金融寡头。2008年的危机转移到国际金融资本的核心地带即美国,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转折点。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一个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承诺。在现实中,金融资本的积累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衰落。金融资本积累把所谓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再度变为金字塔型的社会,把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债务社会。在美国,工薪阶层、小业主、州政府、联邦政府都成为了金融资本的债务人。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其GDP,已达24万多亿美元,平均每位美国公民担负近7万美元的国债。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面临这样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家负债规模过大,凯恩斯主义政策就难以推行。为了维持国家的基本运行,政府就削减福利,削减对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在法国,马克龙上台后,其政府削减了住房补助,并相继削减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向民众加征燃油税,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黄马甲”抗议运动。总之,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金融资本的各种局部性缓解危机的办法都最终加剧了总危机的到来。在各种局部性的危机缓解政策都用尽的条件下,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国际关系危机顺次展开、转移和叠加。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难以为继。金融寡头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势力、新的代理人,右翼民粹主义被调动起来作为救命稻草。那么,右翼民粹主义能不能解决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呢?

  

   二、新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其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

  

   在金融资本积累的逻辑之下,新自由主义向新民粹主义的转化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向极端主义的倾斜就成为诸多投机民意的政治人物相互角逐的一个偏好。不仅是在美国,在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各国都不断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涌现出来,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气候。

第一,新民粹主义根源于民众对自身困境的抗议。民粹主义反映了金融资本积累体系下日益分裂的社会内部的焦虑情绪,新民粹主义以极端化的方式使正在激化的社会矛盾表面化,并发出某种危险的政治信号。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巨额财富集中、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民众的贫困化以及没有保障的就业,是民粹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在这一轮全球化中,新技术造成了财富的大幅增长,与信息产业直接关联的金融业和互联网产业催生了一大批新技术权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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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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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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