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数理化还是庸俗化:马克思经济学的趋向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6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22: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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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发展面临着两大明显问题:(1)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这比新古典经济学所偏重的工程学内容更不适合大量使用数学推理;(2)经济学数量化的基础——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就存在问题,它否弃了马克思极力强调的人类行为意向性。此外,原子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放弃了人际异质性的关注,忽视了社会交往中的权力和地位不平等,从而也就必然看不到异化和剥削等熟视无睹的现象。正因如此,马克思经济学数量化偏盛的基本趋势就是走向庸俗化,失去剖析和改造现实世界的能力,这是马克思经济学者必须清楚和堤防的。

  

一、引言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往往存在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思辨逻辑,关注的是历史演化和宏观社会制度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偏重于数学逻辑,关注的是现实现象和微观个体行为问题。不过,由于逻辑思辨往往因逻辑前提的不可通约性以及逻辑关系的多样性而衍生出一种“空泛”特征,这种特征越来越与科学主义的要求不相符;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通过引入分析哲学而关注细节、阐释的明晰性以及论证的严密性,这就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分析马克思主义源于这样的认知前提:否定马克思经济学拥有自身独特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法,而试图运用现代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方法来重新分析马克思所涉及的问题及其相应理论,以使马克思学说在表述上更为精确、在论证上更为严密。正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向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靠拢,日渐推崇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从而出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的明显迹象。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无论是懂数理还是不懂数理的,也开始致力于发展所谓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而很少再去探究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具体观点是否会因个人的视界和历史的局限而存在诸多片面性;同时,在方法导向盛行的现代经济学界,这些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文章却开始出现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刊物上,这些文章的发表也很快获得了物质的和学术的种种回报,从而进一步引起其经济学子的效仿。问题是,这些技术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呢?它究竟是发展了还是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见解呢?显然,由于当前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其分析结果往往就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使得马克思经济学被进一步庸俗化。里普斯坦就指出,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的发展“在获得清晰和严谨的同时也丢失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经典批判”,“把适用于异化领域的选择模式普遍化就掩盖了马克思提出的与此不同的观点。”更甚者,以形式逻辑来审视具有丰富社会道德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会得出“反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结论,以致许多学人都把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何会出现这种背反结果呢?本文从两方面加以解析:(1)数理化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性并不适应;(2)基于理性选择框架的数理模型必然会导向新自由主义的结论。

  

二、研究对象特性之辨识


   一般来说,研究方法必须与研究对象的特性相适应:数学分析和数理逻辑主要适用于对自然现象的刻画和描述,却在根本上无法刻画大量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数学语言和在实验室中作定量试验往往都缺乏可行性。一般地,社会经济现象远比物理现象复杂多变,社会科学领域往往难以借助数学工具而获得一个固定的量关系。哈耶克曾写道:“不像物理学科中存在的情况,在经济学和主要讨论复杂现象的其他科学中,在需要解释的事件中,我们能得到定性数据的属性必然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不包括重要的属性。在物理科学方面,一般假设,或许有好的理由,决定被观察事件的任何重要因素本身将是直接可以观察和测量的,在研究决定于许多人的行动的市场之类的复杂现象时,由于以后我将解释的原因,将决定一个过程的结果的一切情况,会永远难以完全知道或测量”,“这种(数理化)要求十分人为地限制了可以认识的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实践的可能原因。这种见解常常很天真地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要求,有一些可说是矛盾的后果。”尤其是,在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方面,数学工具更是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对此早就提出了质疑,他在给瓦尔拉斯的信中写道:“我们怎么能通过数学的方法获得对本质的认知,例如价值的本质、土地租金的本质、企业家利润的本质、劳动分工的本质、复本位制的本质,等等?”

   这意味着,即使数学工具确实有助于简洁地阐述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问题,但一旦涉及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不更全面地考察那些各种影响因素,根本就解释不了现象,也解决不了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的洞见中获得启示。他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受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但)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平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比较情形也可以以中西方的土地制度为例: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自中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的土地开始可以买卖,导致了土地的集中,从而就衍生出了资本主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土地历来是可以买卖的,却没有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

   正是基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相对应的角度,我们说,数理工具往往比较适合于工程学方面的内容而不适合伦理学方面的内容。数理经济学家乔治斯库-罗根就认为,数理模型主要适用于两类情形:(1)工程学经济学,它主要处理给定环境的情形,如在给定的价格和给定的生产系数寻求最优化的解决;(2)当数理模型被用于解决一个在模型化考虑之前已经存在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具有辩证特性,而模型仅仅是这种辩证推理的明喻化说法。就此而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转型问题、剩余价值率计算、总资本流通等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通过数学逻辑而严密化,也需要通过数学分析来加以表述和证实。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显然含纳了其他更为广泛且更为根本的社会性议题,这些议题涉及具体时空下的社会文化和伦理规范,涉及具体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涉及行为主体的心理意识和行为动机,从而根本上属于伦理学内容。就此而言,这些议题的分析就必须引入社会哲学观的思考,需要进行规范性的评价,而不是基于某种先验假设进行数理逻辑的推导很大程度上,数学逻辑只是一种同义反复或逻辑游戏,相应地,数量经济学也很难促进理论和思想的真正进步。具体表现为:(1)数理模型仅仅是思想的表达方式,将已经发现的思想简洁化、条理化,从而易于交流和传播,但它并不能(往往难以)创造出新的思想,发现现实中的问题;(2)计量实证所得出的结论大多是基于特定时空下的数据,从而不具有普遍性,也就不能简单地被应用到实践中去。

   在绝大多数社会性议题上,相对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优势不在于数学化的程度。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程度应该不及新古典经济学高,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人与物之间的单向关系,主要涉及人对物质资源的控制或配置,这具有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从而比较适合使用数学工具和数学逻辑;相反,马克思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关系,集中在由互动产生的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这具有强烈的社会科学特性,从而很难用物的逻辑或数的逻辑来处理,而更适合用行为逻辑和思辨逻辑来分析。(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对现象的解释和描述以及分析现象之间的工具性关联,分析它们之间的功能联系,这可以转化为数学符号;相反,马克思经济学注重于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剖析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分析它们之间因果联系,这方面更多地需要运用人的知性思维。因此,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研究时,过度使用数学工具和极端地将思想模型化应该受到限制;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数学工具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理论表达上,以及对引发现状偏离本质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上。

   其实,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更难以数量化”这一认识,即使是倡导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翰.罗默也是承认的。他写道:“数学肯定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中扮演部分角色,这甚至在任何社会科学中或任何科学中都是如此。确实,一门科学的最本质之处在于其理论与客观事实的对照,而数学并不能提供历史。……因此数学所应用的问题必须严格限制于数学的特定角色范围——即数学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这样一门以某种方式解释历史事实的学说中的角色范围——之内。”不过,约翰.罗默还是认为,我们可以纲要性地抓住我们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基本假定的某些要素,从而尝试建立数学模型。譬如,不同于长期以来流行的传统观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些特殊概念如阶级、权力、斗争、意识、霸权等都不能像价格、产量和技术等概念那么容易被数学模型化;罗默就认为,情况却并非如此,这种观点的流行只是因为迄今没有人尝试将它们数学化。

   不可否认,马克思本身也深受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影响,因而在分析中也广泛地使用抽象、还原以及均衡的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就写道:“一切固定的前提本身在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都会成为变动的。但只要一开始就把它们固定下来,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就可以避免把一切都弄乱。”显然,这反映出,马克思在分析时已经审慎地运用各种简化的和量化的假定而达到精确性,埃尔斯特还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定价格与劳动价值直接成比例来说明马克思在分析中对抽象假定原则的遵守。并且,马克思在不同场合也宣扬数学在科学研究中重要意义。所以,埃尔斯特说,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模型的优点,马克思不仅没有和恩格斯一道试图使数学成为一门神秘的“辩证的”学科,而且还尝试为其主要论断提供代数的与算术的证明。这种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和方法承袭了配第、魁奈、斯密和李嘉图的传统,但马克思学说的抽象程度明显要低于李嘉图;为此,在忽视哲学思维的差异基础上,萨缪尔森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一百周年时把马克思视为“一个较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而埃尔斯特则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一观点。

无论如何,马克思本人在其著作中毕竟很少使用正式的数学分析(超算术水平的)。为什么呢?一些学人往往乐于将之归咎为马克思的哲学出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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