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论资源的使然性而非实然性

——重审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性假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3 次 更新时间:2023-08-13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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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提要】资源的稀缺性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由此才会集中于优化资源配置以满足无限需求这一技术问题,进而才会被视为一门选择的科学。但实际上,所谓稀缺性资源主要是指在特定时空下可以为人们所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指自然禀赋(天然资源);相反,随着人类能力的提升,可以被利用的自然禀赋则会不断增加,自然禀赋从未被利用到能够利用的过程就是资源创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并非天然而是使然,资源并不是稀缺的而是不断增长的;至于资源的增长限度,则取决于人类的利用能力,进而由取决于人类的劳动投入以及劳动的有效性。因此,稀缺性劳动的配置才是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课题。

【关键词】资源稀缺性;经济学假设;自然禀赋;资源创造;劳动配置

Resources is to be Made rather than to Be

: Re-examine the Hypothesis of Resource Scarcity in Modern Economics

Zhu Fu-qiang

Abstract: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odern microeconomics. As a result, it focus on the technical problem of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o meet unlimited demand, and then is regarded as a science of choice. However, the so-called scarce resources mainly refer to the resources that can be used by people in a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rather than natural endowments (natural resources). On the contrar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ability, the natural endowment that can be utilized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process that natural endowment has never been utilized to be usable is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creation. In this sense, resources are not natural but caused, resources are not scarce but growing, and the limit of growth depends on human utilization ability, and then depends on human labor input and labor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the allocation of scarce labor is the fundamental topic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search.

Keyword: Resource Scarcity; Economic Assumptions; Natural Endowment; Resource Creation; Labor Allocation

一、引言

资源的稀缺性可以称作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第一假设。正是基于这一假设,现代经济学致力于稀缺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无限需求这一技术问题,以至于被视为一门选择的科学。可以说,离开了稀缺性假设,就没有新古典经济学;进而,没有稀缺也就没有竞争,以至于也就不再需要研究经济学。同时,资源稀缺性假设也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石,因为只有资源是稀缺的,消费者才需要合理安排消费数量以追求效用最大化,才会出现机会成本、边际替代等术语。更进一步地,资源稀缺性假设也与劳动负效用假设一脉相承:既然人类通常会逃避劳动而追求享乐,因而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就是至关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不言自明”假设而进行逻辑推导,就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如古典地租理论、工资基金理论、边际收益递减原理、比较优势原理、时间贴现原理以及零和博弈困境等。[①]问题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将资源的稀缺当作“不言自明”的存在,但它果真认识“稀缺”的根源及其内涵了吗?进而,人类社会中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实质性制约的最为根本性稀缺究竟什么?

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解,资源的稀缺性首先针对的是消费性资源,强调既定消费品与人类欲望满足之间的脱节;后来则逐渐拓展到生产性资源,揭示出既定投资品与生产投资需求之间的脱节。由此就带来进一步的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认定的消费资源和生产资源之稀缺是如何产生的?其实,既然现代主流经济学致力于探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这里所“配置”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但是,流行的观点却转而将可被人类利用的资源等同于自然禀赋(天然资源),进而也就将自然禀赋视为稀缺的。这一转化显然就暴露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性假设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和思维缺陷:它囿于一个封闭的系统,并将社会现象割裂开来进行孤立而静态的研究,而没有动态地看到天然资源不断被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更是无视人造资源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消费性资源的数量取决于社会生产状况,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将提供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品;另一方面,生产性资源的数量则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禀赋的利用能力以及创造新资源的能力,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社会组织的优化将有效地提供越来越多的生产性资源。由此就需要思考: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稀缺是否就是指消费或生产资源?这涉及资源何以成为资源这一根本性问题。为此,本文就集中从生产性资源的可变性和增长性角度来对“资源稀缺性”假设做一深刻审视,由此可以推进对整个现代经济学走向的反思。

二、利用能力与自然资源的转化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现有的财货视为资源,但从根本上说,资源并非天然,而是使然。其原因在于,既有的自然禀赋在成为被人类利用的资源之前,它们的物质或实体成分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长期以来这些自然禀赋脱离了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也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对门格尔的财货观做一阐释。门格尔将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的事物称为财货,而成为财货又必须具有四个条件。第一,必须对应着人们的欲望而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付出了劳动,但只要生产出产品不满足人们的需求,它就不是财货,自然也就没有价值。这是对应了马克思的理解。第二,必须具有使它有能力引起与欲望满足间的因果联系的各种特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某产品对应着我们的某些欲望,但只要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联,那么它就不是财货。这是指财货使用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第三,这种因果联系要为人们所认识。就此而言,尽管某产品确实具有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客观功效,但只要这个客观功效没有为人们所认知,那么它也不成为财货。这涉及对财货使用价值的认知能力。第四,此物必须是可支配的,人拥有将此事物用于满足欲望的能力。就此而言,尽管月亮或火星上的矿产确实可以满足人们需要且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但由于当前我们还没有利用它的能力,从而在目前也就不构成财货。这涉及对财货使用价值的利用能力。显然,按照这四条件,财货(资源)本身就是可变的,具有时空性和不确定性。

显然,按照门格尔对财货的理解,资源或财货的稀缺并不是相对于我们需求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人类的认知和利用能力而言的。其原因是,即使存在着具有客观功效的财货,但只要不能为我们所认知和利用,那么也不能成为现实中的财货,从而就会呈现出稀缺性。[②]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例1,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还缺乏大规模使用石油的能力,因而它虽然丰富,但并不构成资源。例2,在深海沉积物或陆域的永久冻土中广泛存在着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Natural Gas Hydrate),它具有能量高和污染小的性能,但人类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开采和使用它。例3,现有的研究表明,月球上蕴藏了100万到500万吨氦3,而只要开发出100万吨氦3就能够保证地球能源按目前的标准使用一万年。相应地,美国制度主义者艾尔斯则强调,“按照物质不灭原理,并不存在‘新’材料这样的东西。在人类几千年前首次进入西半球之前的地质年代里,氦气就肯定已经存在于狭长的得克萨斯北部延伸地区的地下了……直到几年前被用于气球之后,才被当作一种资源”;但新资源则是存在的,“每种材料的历史都是一样的。它是已有发明物与材料的新奇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发明物或一种新材料,或者两者兼有。”[③]这意味着,资源并不是自然的物品、材料或原料,而是人类的一组能力,这些能力以维持生命的方式使用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的材料。[④]也就是说,人类知识和能力的总和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并且限定着其他的资源。米契尔说:“人类最无以伦比的资源是知识,因为它是其他资源之母。”[⑤]

既然如此,自然物质何以成为可以被人们利用的资源呢?根本上在于人们的利用能力以及相应的技术。从现实意义上讲,只有与人类劳动相结合并处于人类劳动能力可支配和利用的情况下,丰富的自然禀赋才构成生产性资源;同时,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生产性资源也将不断增加。德格雷戈里写道:“某些人将稀缺看做是建立在自然的原则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就回到固定的、有限的资源这种观念。作为资源创造的技术理论是动态的。它不把稀缺作为经济学探究的组织原则。没有无限的资源供我们选择和配置,尽管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应对的也不是固定的资源。……使用‘稀缺’资源的一个经济/技术过程也在创造着资源,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配置和使用资源的历史过程,已经创造出了比用掉的多得多的资源”;[⑥]“简单的问题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资源,从而也就没有资源问题。但是人类存在的资源问题只能通过人类努力本身来终结。所谓的替代技术是可以节约资源,但却不能创造资源,会引起比它们解决掉的更多的问题。”[⑦]因此,要正确理解和区分自然禀赋和生产性资源,就需要将它与人们的利用能力结合起来,从而需要进一步地将资源与生产技术水平联系起来。

事实上,正是由于缺乏技术,人类就无法用一种资源来无限地替代另一种资源;同时,当面临资源的瓶颈时,人类就开始寻求技术突破,从而出现了被应用的新资源,如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赫拉利就指出,“工业革命的核心,其实就是能源转换的革命。……我们能使用的能源其实无穷无尽……唯一的限制只在于我们的无知。每隔几十年,我们就能找到新的能源来源,所以人类能用的能源总量其实在不断增加”,“这世界缺的不是能源,而是那个驾驭并转换符合我们所需的知识。如果与太阳任何一天放射出的能量相比,全球所有化石燃料所储存的能源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人类所有活动和产业每年约消耗500艾焦,而地球只要大约短短 90分钟,就能从太阳接收到这么多能量。而且,这还只是太阳能而已。我们还有其他巨大的能量来源,像是核能、像是引力”;进而,“学习如何有效驾驭和转换能量之后,也解决了另一个阻碍经济成长的问题:原料短缺。等到人类找出方法驾驭大量而又廉价的能源之后,就开始能够取得过去无法使用的原料,或者从越来越远的地方将原料运来。同时,科学上的突破也让人类能够发明全新的原料(像是塑料),或是发现原先未知的天然原料(像是硅和铝)”。[⑧]所有这些都表明,自然禀赋是丰富的,但能否转换成为人类带来财富的资源,则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利用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那些看上去自然禀赋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用能力,那么,这些自然禀赋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能够带来财富的资源。

纵观当前世界,众多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世界最大橡胶生产国泰国、世界最大黄金生产国南非、世界最大铜生产国智利等国的人均收入都排在世界70名之外,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的人均收入也只有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新加坡的一半,缺乏石油资源的以色列的人均收入也比大多数中东石油富国高,更不要说日本、瑞士等国的人均收入是自然资源丰富的乌拉圭、委内瑞拉的数倍。所以,索维尔也指出,“能够利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比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发展更重要。毕竟,是知识在决定哪些东西可以成为自然资源。当人类还处于穴居时代时,人类拥有的物理资源并不少于现在——甚至会更多,但是当人们还未拥有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知识和组织文化时,这些物理资源并不是任何经济意义上的自然资源。”[⑨]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这一点:一些地方拥有绿水青山之自然禀赋,但因长期没有有效利用而成为贫困区,后来引入资本开发后就逐渐富裕起来,这就使得原先得不到利用的自然禀赋成为资源;[⑩]相反,另一些地方拥有丰富能够持久增值的传统生产工艺,但在申请并获得一系列的非遗保护后就转向收租而不再创租了,这就使得原先作为财富之源的资源蜕化为非资源。

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静态地将资源视为“天然”给定的,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将自然禀赋和生产性资源区分看来,自然禀赋在成为生产性资源过程中,既是物质过程,也是观念上的过程。从这个意义砂锅看,资源就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有限的。由此也可以审视土地这一禀赋,随着人类使用技术和能力的提高,土地的利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这种趋势迄今还在持续。维塞尔就指出,“地理学家也许把土地数量视为不变,因为在历史的岁月中被自然的力量添加或者是减损的部分,与整体相比可以忽略。但经济学家有不同视角,只有那些被人们知道的土地,才需要得到人们考虑。即使在已经发现的区域内,也只需要注意在经济上可利用的土地,实际的经济考虑只涉及这一部分。”[11]在很大程度上,就资源的物质存在这一绝对意义上而言,相对于人类的需求和已有利用能力,自然界提供的自然禀赋并不是稀缺的,只是大量的禀赋还无法为人类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人类所缺的正是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因而资源的数量就不应被看成是稀缺的而更应被看成是无限的。特别是,由于社会无序引发的恶性竞争还导致那些已经能够被人类利用的少数资源遭到大肆破坏和浪费,因而提高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造新的人造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资源与人类知识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现代经济学才构设了“稀缺性资源”这一充满“混淆”的假设和命题。

三、劳动支出与人造资源的生成

生产性资源不仅是指自然资源,也包括人造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资源就是人类能力或活动的结果;即使就那些通常被视为自然资源的矿产和土地等资源而言,它们根本上也都是人造的。譬如,通常的观点认为,土地是天然存在的,而不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产物;正是将土地资源看成自然赋予的,土地数量也就被视为固定性的。相应地,传统经济学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供给不变(向上垂直的供给曲线)的情况下,土地的地租率完全由土地的需求(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决定;同时,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品价值,土地的边际产品价值又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量和土地上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因而地租率就由土地上的农产品价格所决定。进一步地,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决定于需求而非供给,而地租则决定于农产品价格而非决定农产品价格,因而斯密、李嘉图、穆勒父子等古典经济学大家都主张增加对地租的课税,甚至是没收地租。其理由是,地租税不能破坏边际土地和较好的土地之间的生产力差别,从而落在地主头上的地租税不能转嫁;同时,税收既不会使农产品价格上升,也不会阻碍人们耕种土地。果真如此吗?

其实,从微观物质意义上说,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不是人类创造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也不会导致既有物质资源的消失;相反,人类劳动仅仅是改变既有物质的形态,这是物质守恒定律表明的。譬如,一块铁矿,对原始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劳动的作用,铁矿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斧头,就转变成为一个有用的生产资源;进一步地,随着人类知识的继续积累和劳动的继续作用,铁矿又转变成一片更锋利的钢片,从而成为作用更大的生产工具。在此过程中,铁矿的物质成分没有变化,但人们的思想和技能变化了,凝结其上的人类劳动增加了;相应地,原始的自然资源就成了生产性资源,并且使得作为资源的量呈现出不断增加之势。土地也是如此,经过人类的开发、灌溉、施肥等劳动作用,土地和人类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发生了结合;相应地,土地的形态改变了,土地中所包含的物质元素等都发生了相应改变,以至于土地的资源特征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为此,李斯特就指出,“(李嘉图)以为英国的田地和草原所产生的这样丰富的地租,是由他所假定的自然生产力而来的,而这些田地和草原的情况是一向如此的。实际上土地原有的自然生产力显然是极其微薄的,它对于使用者所能提供的剩余产量是极小的,因此单单由这一点而产生的地租简直少得不值一提”,“这种生产力并不是自然地、无意识地发生出来的,并不是造物主的恩惠,主要是直接或间接由于在这里所使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劳动和资本,是由于社会的发展。”[12]

在很大程度上,一旦经过人类劳动的作用,新形态的土地就体现为自然土地和物化劳动的结合;相应地,它就不再是以其自然状态存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而在实质上成为人造资源。[13]同时,随着渗入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土地资本的数量也就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呈现不断增加之势,体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土地供给曲线。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两大方面加以说明。(1)尽管土地的面积数量(可以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但由于单位面积的土地质量是不同的,因而,衡量土地总量时就要将不同质量的土地以一定标准折算成同质土地。显然,随着土地“质”的变化和提升,土地资本的供给量就必然是上升的。(2)土地固定的观点仅仅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土地的蕴藏量是既定的,但经济学上有意义的是该资源的供应量,而这种供应量又取决于开采量。显然,随着土地被不断开发和利用,土地的供给量也必然在不断提升。当然,在这两种途径中,对土地资本供给量影响更大的是所凝结劳动的变化,这体现了土地供给的内涵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世界中的土地都经历了开垦,从而都凝结了人类劳动。托马斯•潘恩1795年在向法国立法者提交的《土地公平》中就认为,“未改良的土地”仅相当于国民财富的1/10,或者说仅仅超过0.5年的国民收入。而且,舒尔茨还指出,世界上一些最肥沃的农业用地都曾是贫瘠的土地,而耕地生产力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人类对土地改良的投资。[14]例如,正是经过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的耕作,哈尼梯田才从原来贫瘠的山丘成为当前誉满全球的沃土,从而从质和量两方面增加了土地资源量。

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先验地设定土地供给是固定的,并由此来推导农产品价格和地租等。但实际上,这仅仅是就外延上而言的,而从内涵的质的角度看,随着物化劳动在土地中的累积和凝结,土地的实质供给是不断增加的。速水佑次郎就指出,“借助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开发种子肥料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同借助于扩大耕作面积增加产出的效果是一样的。前者可叫做内含性扩大,后者可称为外延性扩大。”[15]同样,德格雷格里也强调,“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或者‘扩大土地’的某些技术,或者投资创造耕地这些观念,在一种资源的功能性理论中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假设土地为‘自然’的或者非人类、非人造的生产要素这样的理论中则没有意义。”[16]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延式到内涵式的转变过程也是土地供给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正是由于经过开发的土地都凝结了人类劳动,投入生产的土地资源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名称:土地资本。土地资本就是凝结在自然土地上的物化劳动。相应地,生产要素从天然的土地资源到人造的土地资本的变迁,使得土地获得的支付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从原先单纯的地租变为包括地租和利息两方面。但是,现代经济学为了将土地资本和狭义的物质资本相区别,过分强调了土地资本的天然生产能力的意义;相应地,它只关注了“租”的存在,以至于把真实世界中的“租”和利息都当成了租,而忽视了土地资本中物化劳动所提供的生产力。

四、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源创造观

上面的分析表明,无论是自然禀赋的转化还是人造资源的生成都与人类的技术水平有关,因而艾尔斯说,现有的“稀缺”观念必须彻底修正,现在的稀缺必然是由技术而非“自然”决定。[17]在现代社会中,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决定了而且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的提升和生产迂回度的增加,而后者又有赖于资本的积累。事实上,只有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人类社会才可以采取迂回度不断延长的生产方式,才可以不断拓展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进而才有知识生产和知识使用之间的分工,从而又促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新技术和新发明。进一步地,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物质资本,根本上都是物化劳动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劳动创造并积累的产物。正因为包括技术水平和物质资本在内的物化劳动是社会劳动创造的,因此,资源数量实质上就不应该用它们的物理量来衡量,而应该用人类用以获取、利用资源的劳动量来衡量的。也即,只有劳动才是衡量和反映资源数量的真正尺度:随着物化劳动的不断积累以及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可利用的资源量也就越来越多。

一般地,社会劳动具有两大特点:(1)它能够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造出新的资源;(2)它又是稀缺的,因为人口总量和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如何更好地配置有限的、稀缺性的社会劳动就是经济学更为核心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劳动的配置,而且涉及劳动的分工。正因如此,整个古典经济学都将资源(财富)创造都归咎于劳动,从而关注社会劳动的投入。这集中体现在两大内容上:一是界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尽可能减少非生产性劳动;二是提高生产性劳动的效率,这就需要深化劳动分工,而这又集中体现在生产迂回度的延长。同样,马克思经济学也强调,人类不能无限量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主要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是因为生产作为一个物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续;相应地,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注重对社会劳动的研究,致力于通过有效配置社会劳动时间来增进价值的创造。[18]显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反,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历史的演化中看到了资源外延的扩大,从而更深刻地研究劳动分工和资源创造等问题,乃至把在不同用途上分配社会总劳动作为资源配置的内容。这也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广、对人类社会也更关键。事实上,不仅马克思经济学如此,而且研究分工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关注资源创造问题,只是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才从探究资源创造问题转入到了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同时,马克思经济学在探究资源的创造时,不仅关注生产力等技术性问题,而且更关注生产关系等制度问题。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劳动分工的深化还是生产迂回度的延长,都不仅仅与生产技术有关,而更是与制度安排有关;进一步的原因则在于,分工和产业分化本身都离不开协调,而后者主要并越来越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经济学,迄今为止的资源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关键在于社会关系不健全,由此导致劳动时间没有得到有效配置。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就写道: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关注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资源的节省,但“这不是生产问题的核心。……生产的基本问题是,设计一些能把人类能量调向生产性用途的社会制度”,而“满足这种基本要求,并不总是如此简单的事情。例如,在1933年的美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无法进入生产过程。尽管有数百万失业男女渴望参加工作,尽管有许多闲置的工厂可供他们工作,尽管存在紧迫的需求欲望”;[19]而且,“在最贫困的国家,生产需要高于一切,大规模失业成为一种常态。在许多亚洲城市,满街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同样,这也不是自然界的稀缺性所强加的。毕竟可从事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他们可以去清扫肮脏的街道,修缮穷人的住宅,建造公路,挖沟渠。问题在于没有一种社会机制能把人力调向生产性用途”;此外,“让男人和女人参加工作,只是解决生产问题的第一步。不仅要让他们参加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必须是生产社会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因此,社会的经济制度不仅要确保足量的社会人力,而且还必须确保对其进行有效配置”。[20]

事实上,对既有“稀缺”资源如何使用,往往会决定能否创造出新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出新资源以及创造什么样的新资源;而这一切又涉及了既有资源的配置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劳动以及劳动时间的配置问题。为此,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等都致力于探索如何合理配置社会劳动,进而区分了社会劳动的性质以及深化了劳动分工的探索,这也是探索资源创造的至关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劳动性质以及劳动分工的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等将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统一起来;同时,正是通过对生产关系以及激励机制的剖析,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联系得以架通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1)经济学原初的研究对象就是组织(小到企业组织,大到国家组织),研究组织的规范问题,从而关注组织的健康运行和财富(资源)的有效创造,进而关注组织内外的劳动投入和分工,关注组织内外的人际关系和互动,关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2)从宏观视角上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而要解决人类经济的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这两大问题。不幸的是,自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组织运行转向个人行为以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就舍弃了资源创造问题而仅仅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在封闭系统中依据稀缺来定义效率,从而就不再关注劳动性质、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生产关系以及资源创造等议题。[21]

五、重审“资源稀缺与欲求无限”命题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缺陷几乎涉及所有方面,但“资源稀缺性与欲望的无限性”这一假设可以被认为是最为根本的;究其原因,只有以这一假设为基础,才需要探究资源配置问题,进而才有现代经济学存在的需要。因此,在批判性审视资源稀缺性假设之后,这里就进一步来解析与此相对应的欲望无限性这一假设。那么,无限膨胀的是人的真实需要吗?其实,每个人的胃容量是有限的,不可能消费无限的食物;每个人需要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否则便成“屋大人少为鬼宅”了;每个人需要的衣服、出行也都有相当的限制,否则就会躁动不安而不能安宁了。既然如此,人们何来无限膨胀的欲求呢?显然,这就关乎文化问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之心。拥有财产,不仅可以现实比他人优越,而且也可以支配他人。斯密就将财产的优越视为促成服从的重要原因:“富人在一切社会,(虽)都有大的声势……由他维持的一千人,既然要靠他生活,所以,在战时,不能不服从他的命令,在平时,亦不能不服从他的管辖。他于是就必然成了他们的统帅,成了他们的裁判官。……(即使)在文明富裕社会里面,财产的权威,依旧非常的大。”[22]

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入地认识人类的需求何以具有无限性?根本上说,需求的无限膨胀不是源自人们内心的真实需要(needs),而是源自社会外来的诱导欲求(wants)。由于这些欲求是受各种诱导而滋生的,从而就具有不断膨胀的发展趋势,进而也就会与真实的需要相背离。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欲求与需要相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消费的外部性,因为消费的外部性促生了相对效用,由此引导人们追求炫耀性消费,这是凡勃伦刻画的。一般地,只要人们致力于追求领先于他人的相对效用,欲求就会不断旁张,这导致供给不足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缓解。相应地,在这种文化和情境下,“物质极大丰富”的那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进而导致迟迟难以出现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资源稀缺性,根本上不是相对于物质供给的不足而言的,而是源于人心的不足;同时,这种人心不足根植于动物本能所内在的表现欲和控制欲,进而又为社会制度和文化所激发和促生。这也反映出,无论是欲求的无限性还是资源的稀缺性,根本上都是一种文化和制度现象,是一个经验问题和社会建构问题,其存在与否以及程度大小则取决于自然和社会因素。

其实,在一个能够有效降低消费外部性以及相对效用的良善社会中,人们的需要或需求通常都存在明显的限度,从而也就不是无限的。既然如此,“稀缺性概念”何以会在现代社会出现呢?关键就在于,自然和社会资源开始被视作“实现各种目标的普遍根据或设施”。譬如,人类学家特恩布尔(C.Turnbull)就发现,特罗布里恩岛上的居民通常种植的甘蔗数量是其实际需求的两倍,因此,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充裕的,以至于会放任甘蔗腐烂。同样,萨林斯(M.Sahlins)在《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中也指出,狩猎者和采集者干活的时间都比我们现代少,他们往往只是间歇性地获取食物,并且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尽管如此,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也就没有现代人的那种“稀缺性”。为此,亚里士多德就将根基于需求膨胀的稀缺性假设归因于“错误地将美好生活视为追求更富足的物质产品和更大享受”。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之前,英格兰的乡村大多是自耕农,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群独立、自由而又富足的人们,并被视为是英格兰的骄傲;但是,圈地运动之后,以前养活十几个人的土地就被领主一个人和他的羊群所占据,领主占有了绝大多数财富,整个英格兰则充斥着贫民,从而也就到处面临着稀缺。[23]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稀缺呢?一般地,无论是消费的外部性大小还是相对效用的强烈程度,通常都与社会文化有关,进而嵌入了由虚荣本能所孕育的文化;相应地,炫耀性消费也体现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中,并且为特定社会制度所引导和激发;更进一步地,炫耀性消费又衍生出对稀缺性资源的争夺,而这又会强化稀缺性的程度。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即使一些国度面临着相似的自然环境,但某些资源在其中某个国度显得极度稀缺,而在另一国度却显得丰裕;另一些资源则呈现出相反的情形。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先验地将人类需求设定为无限的,并且也根本不去探究欲求无限性和资源稀缺性的背后原因,而是将它们当成自然的存在。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自然也就无法化解这两者之间的紧张,所提出的政策通常反而会加剧两者间的冲突。譬如,古代狩猎者、采集者以及特罗布里恩岛上的居民并没有稀缺的明显感受,但是,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经济学却认为他们显然要面对稀缺性问题,进而引入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的建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将人类各个目标以及各个手段都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稀缺性普遍化了。为此,卡尔•波兰尼批评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稀缺性的建构,是将仅仅适用于西欧和北美发生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组织形式和选择范式这一假设普遍化了。[24]多德则强调:“资本并不稀缺,人的需求也并非无限——除非在以下意义上说,即资本通过草率和浪费的消费与生产模式,而被改造成稀缺的,广告使需求增长并成为无限。”[25]2005年,以幽默讽刺著称的美国杂志《洋葱新闻》刊登一篇文章,它以一位中国工人“陈贤”的口吻说:他不明白自己为何总是被要求生产一堆无用之物供应美国市场,如沙拉枪、塑料袋取用机、微波煎蛋器、夜光页面放大器、圣诞主题文件夹、玉米面卷手持器,这些新奇玩意几乎一辈子都用不了几次,有的买后就被束之高阁。[26]

由此,我们就可以从理论层面深刻地审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有限的资源如何最佳地满足无限的需求?如果这个需求是指被社会激发出来用于社会攀比或炫耀的欲求,那么,它就是无限的。显然,无限的欲求必然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社会越是发展,不满足的程度就越大;相应地,对欲求的追求必然会造成人类内心的焦虑和紧张,进而导致生活的不幸福。相反,如果这个需求是指伴随着社会进程而自然出现的客观需要,尤其是体现为与特定社会进程中最低限度自由的实现相应的必需品,那么,它就是有限的。显然,这种需求通常是可以实现的,而且,社会越是发展,这种需求就越容易实现;这就意味着,社会进步将导致人类需求得到更充分的实现,进而也就可以实现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这里有两点注意:第一,对需要和欲求进行界分的基础在于生活进程而不是生理上的基本要求,原因是,如果从生理要求上来界定,那么就会“将需要的范围大致定义为某种水平的营养物品、遮身之处、空间和社会服务的数量问题”,而这又会“转移人们对需要问题的质量方面的注意力”;[27]第二,基于生活进程产生的需求与不断攀升的欲求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原因是,欲求是私人厂商通过广告营销以及塑造的社会文化所诱导而生,由此使得我们超越了当前的生活水平而还使得消费变得无以复加,以至于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社会的欲望和消费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和生理现象。针对现代经济学的欲望无限性假设,科姆洛什就写道:“欲望并非天生无止境,它基本上取决于外部影响。事实上,除了由基因因素决定的明显的基本需求外,人们的大多数需求主要由文化或习惯构建。……除了食物、衣服、住所和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外,人们对消费品的大部分需求不是自我产生的,而是由外部决定的。因此,消费需求取决于经济体系内部产生的影响因素,它们在经济体系中是内生的”;尤其是,“为了增加利润,企业常常为人们制造出一种稀缺感。换句话说,稀缺性是创造需求的广告系统内生出来的产物”。[28]正是由于人们的消费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因此,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率往往就不增反减。例如,在美国,储蓄率在1950年到1980年期间维持在可支配收入的10%以上,但自1980年中期以降就开始不断下降,到2017年仅为2.7%。[29]这就促发我们去思考:究竟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根本上说,在一个良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以最少的消费来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幸福,而不应以不断膨胀乃至无穷的消费为目标并由此滋生出日益扩大的不满足和不幸福。由此也就明白,要缓和乃至解决由资源争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困境,根本上就不是所谓最优资源配置的技术问题,而在于人性的发展和升华,进而又主要依赖于人文公共教育而非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生产。[30]事实上,生产者主权理论也表明,现代社会的消费和需求根本上与产品的供给及其推销有关,进而与产品生产和供给的主导者及其目标有关;相应地,为了促进社会消费和需求的合理化,就有赖于供给目标和原则的优化,需要从收益原则转向效用原则。[31]

最后,正是由于需求的无限膨胀和资源的有限稀缺根本上都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因而就应该且可以诉诸社会性政策来加以克服和解决,由此也促使我们就可以在实践层面提出更为全面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诉诸社会性政策来缓和“资源的稀缺性与欲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紧张,正是现代经济学需要关注的根本课题。就此而言,可以回顾下奈特的相关分析:“经济学研究的各种主题中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没有争议的莫过于人的需要。然而,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恰恰是对此提出疑问:是否人类的需求应该被当作研究数据?这些究竟能不能被视为科学的数据呢?人类的需求作为经济推理的出发点,是经济科学所研究的整个变量体系中最大的未知数。究竟人类的需求是否是研究数据,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作为研究数据呢?……我们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学的研究动机——作为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动机——‘需要’和‘欲望’是否可以被当作科学意义上的事实。或者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准’是否适合科学描述和进行合乎逻辑的研究。因为它的内在属性和定义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它就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数据。一门科学必须有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它必须研究‘保持不变’的东西。否则的话,即使得出了结论,也将可能被随时推翻,那么便没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了。经济学总是把需求和动机当作事实,因为在研究人类活动的一段时期之内,需求与动机易于阐释并且充分稳定。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角度上,人类的生活被视为一个不断满足需求的过程。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生活便是一门经济学。……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把人类的需求当作科学研究数据的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不止一次的质疑……(如贝茨•克拉克就)观察到,推动经济活动的需求与经济活动所要致力于满足的需求都是经济学活动过程自身的产物……迄今为止,我们主要强调了人的需要事实上是不稳定和容易改变的,并通过商业活动得到满足。常见的反对观点认为(如凡勃伦),人的需要的不断膨胀是不幸的,产生更多需要是有罪的……从享乐主义的观点看,即从生活的经济哲学观点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32]根本上,需求之所以不稳定,就在于其中嵌入了深深的社会伦理,从而使得需求以及相应数据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稳定的事实。

六、结语

资源并不是给定的,很多今天对我们有用的自然资源在古代社会却是无用的;同时,资源也不是稀缺的,因为“稀缺”资源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创造新的资源。一般地,资源的数量主要取决于这样两方面:(1)对既有自然禀赋的使用,这主要取决于人类的技术能力;(2)新资源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人类的劳动投入以及劳动的有效性。德格雷格里写道:“有了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体现于其中的技术,资源创造就能够持续,而适应就不再依赖偶然的生物学变化……我们使用技术把一个地区变成可居住地,制造衣物、居所、食物和材料,这些方式只能被称为资源创造,把过去无法居住的一个地区变成可居住的地区,只有通过资源创造才能做到。”[33]在很大程度上,资源稀缺性假设及其衍生出的资源配置问题根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静态思维,而人类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恰恰是动态的。就此而言,经济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既定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是资源的创造问题。那么,新资源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布莱恩•阿瑟指出,现有技术或新技术往往都是已有技术的组合,而最终则是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捕捉和利用;[34]基于同样的道理,现有资源也是对已有资源的组合,并最终来自于物质和能量,因为物质和能量是宇宙守恒的。

当然,已有资源要转换成可以被利用或更为高效的新资源,就需要借助人的劳动和技术,由此就导向了技术进步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技术水平的提升根本上是人类劳动的结果,而人类劳动的时间在一定时空下又是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是“劳动时间”,是劳动时间制约了劳动数量的投入,并进而决定了使用既定资源的能力。李斯特很早就指出,“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价值,可以从它对时间重视的程度来看,再没有比这个更准确的标准了。”[35]事实上,人类稀缺的时间通常需要在劳动和闲暇之间分配:如果劳动时间过多,就会牺牲人们的生活福利;如果劳动时间过少,就会影响社会的财富创造。显然,古代社会更多的劳动时间投入在劳动上,而现代社会则越来越重视人的闲暇;相应地,在现代社会,为了将大量的自然禀赋转换成人们可以利用并创造财富的资源,就需要更好地安排和推进劳动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从数量有限角度将资源看成稀缺的,但最为稀缺的资源是劳动或劳动时间;相应地,稀缺性劳动或劳动时间的配置才是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课题,而这正是古典经济学所集中思考的。由此也引发我们对经济学走向的反思: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定义为探究稀缺性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学问,但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经济学却是探究资源(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以实现富国裕民的科学,经济学之父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书名就表明了这一点。

本文主要内容载《论资源的使然性而非实然性:重审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性假设》,《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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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富强:《现代消费理论三大基本假设缺陷:兼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②]朱富强:《劳动价值论与市场竞争何以联结:引入使用价值实现程度的解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③]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5页。

[④]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⑤]转引自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⑥]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0-371页。

[⑦]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1页。

[⑧]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332页。

[⑨]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丁德良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⑩]从这个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本身不是金山银山,只有得到合理使用才成为金山银山。

[11]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1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9页。

[13]这种观点可以推广到煤铁矿、石油等所有自然资源上,它们在没有被开采出来之前是天然资源,而一旦被开采和利用时就结合了人类劳动而成为物质资本。

[14]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65页。

[15]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16]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17]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第125页。

[18]参见张俊山:《对经济学中“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思考:兼论资源配置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9]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20]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第5页。

[21]朱富强:《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22]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4页。

[23]海尔布隆纳:《经济学统治世界》,唐欣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4]参见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焦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25]多德:《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熊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26]“Chinese Factory Worker Can’t Believe the Shit He Makes for Americans”, Onion, 15 June 2005. https://www.theonion.com/chinese-factory-worker-cant-believe-the-shit-he-makes-f-1819567885.

[27]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1页。

[28]科姆洛什:《重新认识经济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基础》,郭荣星、郭昌雷、杨书等译,文汇出版社2022年版,第38-39页。

[29]科姆洛什:《重新认识经济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基础》,郭荣星、郭昌雷、杨书等译,文汇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页。

[30]参见朱富强:《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章。

[31]朱富强:《经济内循环下的消费政策:兼论供给侧管理的效用原则》,《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7期。

[32]奈特:《弗兰克•奈特文集》(卷一),R.B.Emmett主编,王去非、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3页。

[33]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第350页。

[34]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页。

[35]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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