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一个生产要素的数量相对固定且稀缺时，它带来的额外收益就具有“租”的性质，这是穆勒和马歇尔发展出的“准租”理论。纵观现代市场经济，那些高收入也具有明显的“租”性质。其原因在于，市场权力在碎片化过程中滋生出日益增强的放大效应，这使得现代市场结构呈现出日益显著的等级化特征，市场竞争则具有日益强烈的数量性而非价格性。同时，在等级化的市场结构中，岗位或职业所处的等级越高，其数量就越少；相应地，竞争的数量特性就越显著，所获得的收入也就具有越强的“租”性质。就此而言，这些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它根植于市场体系之中；相应地，就无法通过诉诸市场深化或市场竞争来消除“租”，反而会创造越来越多的“租”，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
一、引言
大体上，收入通常被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大基本类型：其中，收入源自人的活劳动支出，利润是过去劳动（物化劳动）的报酬，地租则是非人类的自然要素所获得的报酬。从起源学上看，“租”概念和“租”理论源自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等人对土地收益之属性的界定，但随后“租”的内涵和外延就远超越了这一层面。事实上，当一个生产要素的数量相对固定且稀缺时，它在生产过程中就会带来被称为“租金”的收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现代市场结构呈现出日益增强的等级化特征，就会衍生出各式“租”现象；进而，当越来越高的“租”为特定的少数强势者占有时，就会造成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正因如此，随着市场的等级化发展，我们就需要突破将收入分为工资（劳动收入）、利息或利润（资本收入）和租金（自然资源的收入）的传统三分法，而是从等级中发现高收入所带有的“租”性质，无论是高的工资收入还是高的资本收入。诺德豪斯就写道：“（租税）理论已被应用于高收入个人（如棒球运动员和商业大亨）的收入。不论税后收入上升（就像过去20年那样）或下降（如果对亿万富翁征收财富税），这些高薪人士都会努力工作。”[①]
同时，已有的理论已经表明，租金不仅对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毫无帮助，而且还会排挤真正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进而对社会经济带来扭曲。譬如，高额的明星收入严重挤压了制作资源而导致影视作品的质量下滑，高额的企业高管收入挤压了研发和生产成本而降低了产品质量。相应地，“租”意味着收益来源不是劳动贡献而是价值转移，而且对“租”征税并不会对经济运行造成扭曲（它通常既不会改变相关者的行为，也不会影响相关产品的供给）。因此，当我们将某个高收入归为“租”时，这就为我们观察和评估社会现象并推出相应政策提供了有益视角。为此，本文致力于对这些高收入的“租”性质进行学理性论证：通过剖析市场竞争过程来洞察市场等级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进而由等级化市场来揭示高等级产品或劳务市场所具有的数量性而非价格性，最后由市场竞争的数量性来考察现代市场经济中广泛呈现的“租”现象。显然，这一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我们可以认识到那些高等级行业中的高收入所具有的“租”性质，由此揭示出现代社会引导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第二，我们可以洞悉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迅猛拉大的重要原因，由此为面向共同富裕的对高等级收入征税提供合理的理论支持；第三，我们可以洞悉数字经济或人工智能时代所有权高度集中乃至出现金字塔型的社会基础，由此来调整经济学科的议题关注以及研究重心。
二、“准租”理论及其现代发展
为了系统剖析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租”现象，我们首先需要辨识“租”的内涵。克拉克曾界分了资本和资本物：资本是对所有形态生产工具的抽象，它是绝对流动的，进而在生产过程中也就具有永久性（不会毁灭）；资本物则是具体形态的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毁灭而转换为其他形态。正因为资本具有绝对流动性，它的收益就是平均性的；相反，由于资本物难以流动，它的收益就具有个别性。所以，克拉克将资本货物所赚得的各个收入额的总和称为“租金”，而将永久资金所赚得相当于这个资金本身的百分数称为“利息”。[②]为更深刻地洞察这两种收入的差异，就要从“租”的定义说起并由此来界分其性质。为此，这里从学说史角度对“租”理论的现代发展展开逻辑学的梳理和解悉。
（一）穆勒对地租的泛化解释
现代经济学对广义“租”的认知大体可以追溯到约翰•穆勒，他借鉴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而提出，不同的个人才能所带来不同的收入中就含有“租”的性质，因为人的不同才能就相当于土地的不同肥力。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与土地之间的相似度要比资本与土地之间的相似度更大：一方面在于人的素质与耕地的质量都存在天生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于这两者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无法消除。基于“租”的维度，个人才能所获得的收入就可以冠以“才能租”名称。这一理论发展有助于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理解。譬如，在资源稀缺的当下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利用入学考试等筛选掉一批（才能平庸的）人，而不是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均等地分配给每个国民以使他们能够同等地享有教育资源。这是为什么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涉及第二级的“才能租”问题：教育资源连续追加投资在某些更具潜力的人身上可以带来更多的回报。又如，在人口不断集聚到城市的情形下，地产商宁愿选择在狭窄的中心城区盖起越来越高的高楼大厦而不是选择到郊区在更广土地上进行开发；其原因也就在于第二级的“位置租”：在政府规划的CBD上不断追加投资能够给地产商带来更多的收益。
正是基于稀缺性维度的理解，“租”概念就呈现出不断广化和泛化的趋向。譬如，约翰•穆勒将由专利权获得的额外利润也称为租金，其理由是，“享有专利权的人便可获得额外利润，其数额等于新方法优于老方法的程度。这种额外利润实质上与地租相同，有时甚至就以地租的形式出现；专利权获得者有时允许其他生产者使用他的特权，但使用者每年必须向他缴纳一笔费用。只要专利权获得者以及那些被允许使用专利权的人没有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全部需要，最初的生产费用既然是生产一部分产品的必要条件，就仍会支配全部产品的价值；专利权获得者就能继续收取地租，地租额等于新生产方法使他享有的利益。”[③]也就是说，一种新生产工艺与旧生产工艺之间的比较类似于肥沃地块同贫瘠地块之间的比较，两者都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由此使额外利润具有地租的性质。同时，约翰•穆勒还认为，某一生产者或商人凭借高超的经营才能或高超的业务安排所得到的额外利得也类似于地租，其理由是，“某一竞争者相对于另一竞争者来说所享有的有利条件，无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获得的，无论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还是社会安排造成的……都会使享有这种有利条件的人无异于收取地租的人。”[④]穆勒对地租和非地租更一般的看法是，“工资和利润是生产的普遍性要素，而地租则可以看作是生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素。有利于某些生产者的差异，或有利于某些条件下的生产的差异，可带来一种利得，这种利得虽然……不叫做地租，但却受与地租法则完全相同的法则支配。”[⑤]
那么，这些“租”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本上可以归咎于数量的有限或控制。约翰•穆勒写道：“之所以要为使用土地付出代价，只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若空气、热力、电力、化学力及制造业所使用的其他自然力都供应量很少，并可以象土地那样被垄断和占有，则使用它们也得支付租金。”[⑥]正是基于数量有限的视角，我们就可以理解固定资本所得收益的性质。譬如，“在地租这一名称下，通常包括许多种支付，这些支付，不是对于土地本身原有力量的报酬，而是对于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报酬。（因而）有些著述家以为，这种额外增加的地租（是资本支出的结果）应当被看作利润，不应当被看作地租”，[⑦]但穆勒却认为将之称为地租才是恰当的，理由是：“资本一旦支出，改良措施一旦完成，则已经改良的土地，其地租与未经改良的土地一样，受同样的法则支配。肥度相等的土地，不论其肥度是天然的或人为的，都产生相等的地租”；相应地，“真正投在土地改良上的、无须周期更新的、只是一次支出而可使土地增加永久性生产力的资本，其所得的报酬，完全失去了利润的特性，而由地租的原理支配”。[⑧]推而广之，约翰•穆勒还认为，“某些商品即使在最为不利的生产条件下，也能产生地租；但只有当它们的供应量暂时绝对有限，因而它们能以稀缺性价格出售时，它们才会产生地租。”[⑨]譬如，专利权和高超经营才能就是稀缺的。更进一步地，这些才能之所以会稀缺，又可归咎于不同个体所受教育的差异。由此，约翰•穆勒进一步将“租”概念运用到个人才能上。他写道：“在目前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所有高级脑力劳动或需要知识的劳动都享有垄断价格，其高于普通工人工资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为获得从事熟练劳动的资格所支付的费用、招致的麻烦和损失的时间所应得的报酬。”[⑩]
在约翰•穆勒的指引下，费边主义者肖伯纳和西德尼•韦伯就将地租理论扩展到将“高级个人”的“能力租金”也包括在内；由此，他们不仅抨击了财产收入，而且批判性地反思了高额的劳动收入。譬如，企业家报酬就是如此。不过，这一观点却遭受了主流经济学人的否定和反对。譬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就认为，费边主义者的才能租金学说忽视了土地供给的固定性和人口可变性之间的差别，进而抹杀了他们所宣称的工资与其他收入的道德伦理差异。[11]如何更好地加以识别呢？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绝大多数低等级的劳动确实已经不再稀缺；但另一方面，被一个社会列为高等级的劳动却依然呈现出显著的稀缺性。正因如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大多坚持劳动和土地及资本在很多情况下都并不稀缺，却依旧把企业家才能视为稀缺的。[12]譬如，奥地利学派就强调，企业家之所以能够获得高报酬，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家才能是稀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的高报酬也具有“租”的性质。只不过，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倾向于将归功于稀缺性的“租”视为合理的，由此不仅极力推崇企业家的作用，而且极力为企业家的高报酬进行辩护。与此不同，肖伯纳和西德尼•韦伯则指出，很多专业人员和艺术家所获得的丰厚收入恰恰是收入不公的表现，其原因在于：（1）少数人通过迎合有钱人的怪念头而致富；（2）这些才能主要是有钱人的子女“垄断”教育的产物。这一认知也广为其他社会思想家所接受。譬如，布尔迪厄就认为，“最隐蔽的、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是“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13]甚至法经济学先驱波斯纳在为遗产辩护时也指出，“我们也很难看出为什么遗产就比与生俱来的智力和精力更不公平。”[14]
（二）马歇尔的“准租”概念
在纯经济理论上对“租”理论的现代发展做出关键性贡献的是马歇尔。马歇尔一方面借鉴穆勒的思想而将“才能租”转化为“经理工资”，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发展出一般意义上的“准租”概念和理论。马歇尔的分析逻辑如下：第一，马歇尔认为，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地租的存在则源于其稀有性，同时，由于任何土地均存在不同的利用方式，因而一切地租都是级差地租；第二，马歇尔发现，只要将某一生产要素的数量予以固定，而将其他要素应用于这种数量固定的要素，便会普遍存在地租现象。事实上，马歇尔就将地租概念从农村土地延伸到城市土地，进而考察了城市地租。在马歇尔看来，城市建筑物的租金是一种合成租金，由基地租金和地上建筑物的租金所组成。为此，马歇尔提出“准（地）租”的就是指供给短期固定的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也就是说，“准租”取决于价格的短期收入流，源于要素的固定性；而且，像地租一样，“准租”也是由产品的需求决定，而不是由“准租”来决定价格的高低。在图1中，面积P’E’EP就是准地租。
图1准租的衡量
按照马歇尔的“准租”理论，“租”概念就可以适用于任何生产要素。譬如，这可以表现为卓越人士所得到的极高收入，医生的收入就具有准租性质。马歇尔写道：“某人因拥有特殊天赋能力而来的那部分收入，是对他的一种赠品；从抽象的观点来看，和其他自然恩赐赠品如土地所固有的属性的地租相似。……律师、工程师或商人由于他的天才而得的高额收入，非与许多其他人的失败相较不可；而失败者在青年时似具有相同的前途，所受的教育和立业机会都一致，但是，他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相对于该服务的成本却比成功者要小些。最有能力的企业家一般都是那些获利最多的人，而同时他们所做的工作，反而极其低廉；如果社会把这种工作交给能力较差，索价较廉的人来做，则无宁等于浪费，如同把一块贵重的金刚钻交给一个工资很低而技术恶劣的人加工一样。”[15]再如，一些学者将出生在一个富裕国家或者富裕家庭而获得的公民身份溢价视为租金，因为仅仅凭借这个出生就可以享受不同的生活水平。正是存在这种巨额的公民身份租金，国际上就存在着规模庞大的移民现象。[16]同样，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之所以可以取得经济飞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垄断了大陆与世界其他各地之间的转口贸易，这种收入本质上也具有租的性质。
正是基于马歇尔的分析，“租”理论就沿着两方面做了拓展。第一，在“租”的产生要素方面进行拓展。原先的“租”源于自然要素，马歇尔的“准租”则拓展到非自然要素，是“从人类已经制造出来的生产工具中获得的收入”。这有两点意义：一是，支付给资本品的服务价格非常类似于支付给自然要素的服务价格；二是，这种分析特别适用于短期并且其适用性随所讨论的问题所涉及的时间不断延长而递减。第二，在“级差地租”的适用要素方面进行拓展。李嘉图的“级差地租”是从土地报酬递减推出的，马歇尔利用报酬递减规律而将李嘉图地租概念一般化。事实上，只要将某一生产要素固定，而将其他生产要素应用于这种固定的要素，便会如同连续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一样产生边际报酬递减。克拉克就指出：“如果我们把租金解释为级差的产量，那么劳动的收入和资本的收入就是租金的两个类型。”[17]对此，熊彼特认为，“克拉克正是采用这种方法，找到了通向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道路。”[18]由此可见，马歇尔的“准租”主要是对李嘉图提出的第二形态级差地租进行拓展：在固定设备上不断追加投资生产要素时所出现的租金。
当然，尽管马歇尔等人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延伸是建立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来解释“准租”现象，但是，报酬递减规律并不是产生“准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一般来说，产生“准租”的必要条件是资源的稀缺性和固定性，资源不具稀缺性的报酬递减现象并不会产生“准租”；与此不同，产生“级差租”的必要条件是固定资源存在质量差异且这种质量差异具有持久性，没有质量差异的报酬递减现象也不产生“级差租”。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刻地审视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的等级化发展使得那些高等级的商品、劳务、技术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具有明显的稀缺性，由此就会带来具有“准租”性质的收入。譬如，基于马歇尔的“准租”理论，我们可以深刻认识现代市场经济中那些高层管理者和名牌商品所获得的高收入和高价格。长期以来，企业主或企业高管所获得的高额薪水通常都以优势管理的工资形式而被计入成本，但实质上，这种由优势的商业才能所产生的边际内剩余根本上是一种“能力租金”，只是以一种伪装的级差工资形式出现；[19]进而，这种级差工资又根基于不均衡的市场权力之中，并且随着市场权力的分化而拉大。
总之，任何稀缺性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这个额外收益就具有“租”的性质。譬如，不同个体或资本的利润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异，也就在于特定的个体才能或资本设备是稀缺的。沿着这一逻辑，要解决“租”带来的收入差异以及不平等现象，根本上就需要消灭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譬如，就由“才能租”而言，肖伯纳和西德尼•韦伯强调，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手段是普及教育。更早的约翰•穆勒则指出，“社会改良的崇高目的，应该是通过教养，使人类适应于将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结合起来的社会状态。”[20]按照这一逻辑，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个体才能的接近，“租”现象就会日趋消失，收入差距也就会不断缩小。穆勒也乐观地宣称：“任何产生地租的重要商品都决不会长期出现这种情况，也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除非它们是矿产品（例如煤炭），已接近于枯竭”。[21]然而，现代社会所给出的现实情形似乎恰恰相反：现代社会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大大拉大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需要对特定生产要素之所以具有稀缺性的根源展开更为深入的剖析：这些稀缺性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人类社会一系列制度设计来维持或强化这种稀缺性，由此就利于特定人士攫取巨额的“租”。这充分体现在等级制市场体系中：等级越高的商品或岗位，数量通常就越少，而且呈现出累退制的特征。为此，接下来致力于剖析由无节制竞争所塑造的市场体系之特征，由此来理解那些高收入何以潜含着“租”的本质。
三、社会职位的等级化与岗位租
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于为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的高薪辩护，认为他们的收入是其创新和承担风险能力的报酬，而这种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础。但这种解释面临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意识的挑战：具有创新和承担风险能力的企业家通常占社会总人口的一定比例，相应地，企业家才能不仅是相对的，而且相对比例也是稳定的。既然如此，企业家以及企业高管所获得收入的比重为何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攀升呢？这一悖像反映出，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的高薪并不完全是源于其所创造的价值增加，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价值攫取，即来自对分工收益的不成比例占有以及占有份额的不断增加。由此就要思考：企业家和企业高管所占有的收益份额为何会呈持续而快速的增长之势？根本上，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的推行所导致市场马太效应日益凸显的结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竞争不仅导致商品等级化，而且导致劳动等级化；同时，等级之间的差距还呈现出日益显著的锦标赛制特征，等级越高，数量越少。[22]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劳务等级间的工资差距拉大还是商品等级间的价格差距拉大，它们都根基于同一机制：权力碎片化衍生出了放大效应并由此塑造出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相应地，无论是从劳务的高工资还是从商品的高价格中所获得的报酬，它们都具有相同性质：高等级的劳务和商品因其固定且稀少的数量而获得高额“租金”。因此，要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深层原因，一个基本视角就是，剖析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创造的“租金”。为深刻认识这一点，这里就社会职位的等级化及其带来的岗位租作一深入的考察。
（一）岗位等级化和“岗位租”
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深入考察，可以发现这样两点：第一，等级化并不是社会领域或政治领域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第二，等级化也不一定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无节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带来了产品和劳务不断升级的等级化趋势，高等级产品或劳务就凭借其有限制数量而可以获得高额“租金”，而且，等级越高的产品或劳务所获得的“租金”也越大。为说明这一点，这里重点剖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务竞争所导致的岗位等级化以及带来的“岗位租”现象。
首先，权力碎片化衍生出放大效应而导致决策权不断集中。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资本的持续积累和分配不均，这就会导致市场权力的两极化发展，进而造成了个人之间的能力差异；同时，随着权力的分散和碎片化发展，那些相对集中的权力就会获得更大比例的决策权。这样，那些拥有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特异性）的强势者就可以控制更大比例的资源，进而取得收入分配规则的制定权。关于这一点，运用夏皮罗-舒比克权力指数可以得到严格的逻辑分析。[23]这里借助一个现代股份公司的投票情形来做具体解析：在一个大型股份有限公司中，会有股权占一半的（小）股东通常不参加股东大会，而参与会议的（小）股东往往又有一半没有其个人定见而成为沉默多数；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大股东往往只要掌握剩下股权的一半（即全部股权的1/8）就可以取得公司运营以及收益分配等的决策权。这显然反映出，在权力日益碎片化的市场经济中，累进制的锦标赛定价体系往往更容易产生和推广。相应地，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明显地体现为：一方面，第一名与第二、三名之间的绩效差距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等级之间的报酬差距变得越来越大。[24]
其次，高级岗位的数量受到明显控制而产生“岗位租”。正是在碎片化权力的放大效应作用下，个人之间所占有的资源就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进而借助对这些资源的占有就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租”；尤其是，一个岗位所处等级越高，其数量通常就越少，由此就会产生出越高的“租”。穆勒就写道：“办事员工作的艰苦程度不及砌砖工的十分之一，而其工作同砌砖工的工作一样容易学，其工作的不稳定程度也比砌传工要小，办事员一般都是终身职业。因此，办事员的报酬较高，看来部分是由于垄断的关系，即其所要求的那种较低的文化水平，尚未普及到足以产生相当数量的竞争者的程度，部分是由于受旧习惯残余的影响，即要求办事员必须具有薪水较高阶层的服装和仪表。”[25]一般地，我们可以将由稀少且固定的岗位所产生的“准租”称为“岗位租”。由此可知，企业高管所获得的高额薪酬在很大意义上就属于这种“岗位租”，这种“岗位租”是他们凭借被放大的市场权力所创造的，如借助制定对其有利的分配规则等。
事实上，“岗位租”通常就决定于高级岗位的决策者所制定的分配规则，相应地，“岗位租”大小也就体现了权力的集中度，进而在现实市场中又体现在权力碎片化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强度。这可以从当前社会现实得到充足的经验支持：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快速普及，个体间的能力差距就呈现出不断缩小之势；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呈现出日益显著的金字塔结构。为何会出现这种悖像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了权力碎片化趋势，而权力碎片化又会滋生出权力的放大效应，由此使得企业高管们拥有越来越大的企业决策权。皮凯蒂就写道：“这些报酬通常是由上级领导确定的。最高层的收入是由高管自己或者公司薪酬委员会定的，而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薪酬几乎与大公司高管层的薪酬水平相当……既然无法准确估计每个高管人员对公司产出的贡献，那么在此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意性，而且依赖高层关系和个人的相对议价能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26]正是通过对市场权力结构的深度剖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的等级化发展，认识到现代市场中劳务工资和商品价格所呈现的日益显著的锦标赛制特征。
显然，锦标赛制定价体系本身就体现出收入与劳动投入和产出贡献之间的不一致性，进而也就反映出现代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的高薪中所嵌入的明显不合理性。以苹果公司的工资结构为例：首席执行官库克（T.Cook）的年收入约为5100万美元，其他几位副总裁的年收入大约为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销售人员戈尔森（J.Golson）在三个月之内售出了价值75万美元的苹果产品，但只获得11.25美元的时薪。那么，我们能够说他们的边际产出如此之大吗？不能。因为正如科姆洛什指出的，“这是一种联合产出：没有库克，苹果公司就不可能生存；但同样，没有戈尔森这样的推销员，公司也无法运转。”既然如此，两者的收入为何如此之大呢？根本原因在于，库克的岗位属于顶级岗位，这种岗位数量有限并且受到严格保护而免于外来竞争。科姆洛什写道：“库克的工资受到保护，免受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尽管许多人愿意以更低的薪水来做这份工作。在找人接替库克工作的时候，苹果公司不会登招聘广告，不会寻找有竞争力的出价，没有拍卖商会去寻找出价最低的竞标人。”[27]高管高薪的不合理性还可以从广泛存在的企业利润与高管工资之倒挂现象中窥见一斑：随着在企业改革中薪酬体系日益呈市场化发展，中国企业就普遍出现高管薪酬与企业利润之间相背离的明显趋势。[28]这种倒挂现象不仅出现在国有企业中，而且普遍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尽管利润和股价呈现双下降趋势，但一些企业高管的薪酬却在不断飙升。明显的例子是：雷军在小米年利润只有50多亿元的情况下却可以独自获得99亿元的奖金，刘强东在京东年亏损50亿元的情况下却依旧获得36亿元的奖金。[29]
（二）由“岗位租”到“职位租”
上面分析的“岗位租”主要是指同行业中的岗位等级化所带来工资差异，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等级化趋势不仅体现在同行业的不同岗位之间，而且还体现在不同行业之间。正是由于行业之间呈现出等级化的发展趋势，那些高等级行业的就业数量就会受到明显控制，由此也就会产生出日益增长的“租金”，我们将之称为“行业租”，或者更广泛地称为“专业租”。为便于读者清晰地认识这一点，这里以三个典型例子做一解析。
例1.一般来说，从事金融业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知识和技能，大多数知识和技能都是在职业中通过“干中学”而掌握的，而且很多人都是通过辅修课程或MBA教育获得金融知识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轻松地跨过金融业所需的知识门槛，更不要说时下有大量的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学习金融。显然，按照竞争规则，金融领域的工资应该会下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但现实却是，金融行业的工资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急速上升。据统计，目前金融部门雇员的工资却比其他能力相当雇员要高50%-60%，而在20世纪50-70年代并非如此。例如，美国金融业人士在最高收入人群中的占比从1979年到2005年几乎翻了一番。又如，英国金融业人士的人数尽管仅占最高收入1%人群中的1/5，但占据了该人群收入增长的60%。[30]由此就要思考：金融行业的工资为何能够高居不下甚至不断上涨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业所设定的正式岗位是数量固定的，这些岗位的专业设计排挤了大量的竞争者，从而使得该行业的从业者都可以获得不菲的“专业租”。譬如，在日常生活长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银行通常只开部分窗口办理业务，以致银行总有很多人在排队；更为甚者，银行中的职员数量通常还会少于既有的柜台窗口，从而导致窗口的闲置。这一现象显然是普遍的，如医院里的挂号窗口也是如此。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这就涉及“租”的攫取。事实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供求理论，银行完全可以以更低工资招聘更多职员，这不仅可以降低储蓄的排队时间，进而也可以提升整体社会的福利水平。但是，银行更倾向于招聘少量职员，通过职员的数量限制来维持职员的较高工资，进而将排队等社会成本转嫁给那些低收入的储户。
例2.随着影视制作科技的迅猛发展，演员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接受长期的演技训练，这是“小生”和“小花”们通过包装而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原因。显然，按照竞争规则，演员的薪酬也应该大幅下降。既然如此，那些“流量”明星尤其是“顶流”们的薪酬为何反而呈现不断攀升之势呢？根本上，这与一线演员数量的相对固定有关。究其原因，大多数人的记忆和注意力是有限的，耳熟能详的往往就那么十几个最多几十个人；相应地，为大众所熟识的那些少数人就成为一线演员，他们成为关注的目标。正因如此，那些得以进入演艺行业并占有那些少量岗位的演员就可以获得不菲的“专业租”，而那些获得“一线演员”之地位和岗位的人则更是可以获得巨额“岗位租”。正因如此，对时下一些艺人来说，不受媒体关注远比绯闻流传和不雅隐私曝光更难以忍受；进而，这些关注背后通常就是资本的操作，资本在演艺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正是由于人们的记忆和注意力是有限的，相应地，随着现代通讯和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将越来越多的艺人纳入统一平台上，原来分散的行业收入就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明星身上。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以前有很多地方明星，一些戏班走街串巷也可以生存，而这些团体和个体在现在几乎已经绝迹；相应地，在西方社会，美国好莱坞的明星几乎已经取代很多国家的本国明星，美国几乎赚取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大部分娱乐方面的支出。
例3.“专业租”和“岗位租”在当前社会更为充分的体现是时下的网络直播业。薇娅在2020年因逃税被罚13.41亿元事件出来之后，这些网红通过直播带货所获得的收入就真正令人惊叹了。[31]他们何以能够获得如此巨额的收入呢？是做出如此之大的贡献了吗？显然不是。更主要原因是，原来分散销售的收入在互联网机制的作用下集中到了这些少数网络主播身上。[32]其基本逻辑是：（1）互联网将原来分散进行的销售日益集中到全国性的统一平台上，个人付出同样的销售努力就可以获得全民的关注并获得远大于以往在实体店前台的收益；（2）由于记忆和注意力的有限性，那些由资本运作的少数网红主播就得到人们的重点关注，他们的销售业绩也就大幅上升；（3）随着他们展示出强大的销售业绩，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和产品来邀请他们带货；（4）直播带货的产品也逐渐从初期以原来不知名的网红产品为主转向了品牌产品，因为品牌产品如果以其知名度而不愿意请网红主播带货的话，他们就会推销其竞争对手的产品；（5）随着这些网络主播销售业绩的不断提升，他们就开始对厂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如要求更高的佣金，要求更低的售价；（6）由于那些顶级主播能够对其销售产品给出市场最低价，他们的销售业绩就会进一步增加；（7）受网络销售的挤出，没有这种优势的其他销售者的业绩就会不断下降，传统的销售平台尤其是实体店更是歇业倒闭。由此就可以洞察网络带货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1）网络主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收益，而且这些收益还在向少数顶级主播集中；（2）厂商通常会因省去了不少销售成本而得益，但同时也可能会因向网络主播输送利益过大而受损；（3）消费者因获得了折价产品而受益，但这种受益很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带货产品的价格在当其他销售平台（如实体柜台）完全消失之后可能再次回升；（4）损失最大的是传统的销售人员，他们的销售业绩不断下降，甚至会失业而不得不寻找其他工作，而且往往是收入更低的工作。进而也启迪对当前国内所致力推动的统一大市场进行反思：统一大市场固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而提高经济效率，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租金”的提升和收入的集中；相应地，为了缓解统一大市场所带来的负效应，就必然制定能够避免收入显著扩大的相应制度安排，如对租金的额外征税、最高收入限制等。当然，不同市场之大统一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是不同的，这也就需要我们对不同市场的特性进行辨识，进而对不同市场的大统一趋势采取差别性政策，一味地鼓与呼并不应该是真正的学者所为。
最后，需要指出，无论是“岗位租”还是“行业租”或“专业租”，它们都体现为人们从事特定职位的工作所获得的报酬，从而可以统称为“职位租”。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各领域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证券银行、石油电力、经济管理、IT研发等行业还是演艺界抑或是文化体育界，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通常都可以获得相对于其他行业的“行业租”；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中处于高等级的演员、歌手、球员、律师、医生、作家、专家、政客以及带货网红等，他们更是凭借岗位数量的稀缺性而获得高额的“岗位租”。从这一意义上说，“职位租”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广泛存在的，充盈于众多的劳务市场以及产品市场中。同时，无论是“岗位租”还是“行业租”，其大小在不同时空下通常又存在很大差异；进而，这种差异通常与社会锚定值相联系，关乎一个社会的认知水平和价值信念。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企业家和企业高管以及文体明星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何以能够获得如此高薪或“岗位租”。市场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信息的膨胀和选择的多样化，进而滋生出了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此时，市场主体在面对数量巨大的选择集时就需要收集、评价和处理庞大芜杂的信息，而理性的有限性则导致他产生出怀疑、焦虑乃至恐惧的心理。显然，正是这种情境为市场产品的等级化提供了基础，因为它有助于市场主体将大量选项排除出去而做出快速的选择，此时的权衡和比较就局限于同等级的岗位和行业之间，进而就会将这些“岗位租”或“行业租”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
四、认识市场“租”的权力基础
《企业能力、职位租与高管高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机制》一文表明，一些新型企业主和企业高管日益高涨的薪酬根本上不是源自他们自身的高超能力，而是源自高等级职位所自带的“租金”；其原因则在于，市场竞争并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设定的那样完全是基于价格的反应，而是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数量”特性。[33]纵观现代市场的发展趋势，众多领域的竞争都呈现出日益增强的数量性而非价格性，这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的岗位竞争中，而且体现在行业之间的职业竞争中，甚至体现在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之间。其深层原因就在于，随着无节制市场经济的发展，激烈的市场竞争造成了社会分化，进而带来了市场权力结构的不均等；同时，市场权力在碎片化过程中滋生出日益增强的放大效应，这使得少数强势者进一步获得不成比例的权力；进而，市场权力与心理效应相结合就推动了现代市场的等级化发展，这包括产品的等级化和价格的分层化。正因如此，现代市场结构就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等级化特征，这不仅体现为商品和劳务的等级化，而且造成了行业和产业的等级化。显然，在等级化的市场结构中，岗位、职业、产业以及产品所处的等级越高，它的数量就越少；相应地，由于数量的相对固定且稀缺，高等级的生产要素就会带来高额的“租金”，这就是广义的“准租”。
事实上，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社会大众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相应的工作能力将会不断趋近，人们在社会生产中付出同等努力所做出的贡献也会越来越接近。相应地，基于劳动支出及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相一致原则，人们所获得的收入就应该不断趋近而不是拉大！更不要说，按照斯密的相等优势原理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一价定律，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各行业和各岗位的工资水平也会不断趋近，进而使得社会收入差距呈现逐渐缩小之势。但现实呈现的情形却是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却呈现出不断拉大趋势，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以往的人类历史。同时，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不同等级的岗位之间，而且体现在不同行业的职位之间，进而还表现为同一行业的各企业之间以及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利润差距上。这些都反映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拥有竞争优势的市场主体，与其说是那些天资聪明以及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如说是那些集中了大量财产（金钱权力）的权势者，是他们不成比例地占据了高等级的职业和岗位并攫取了大量的“租金”。正因如此，由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往往就被视为是富人得势的社会，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经济也成为富人得利的经济；其中，由于市场交换带来的分工使得参与分工的弱势者也可以获得某些分工收益，但其所得收益份额要比强势者小得多。由此才会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所创造出的财富获得了极大的增长，但社会底层所获的财富根本不成比例，所支出的必要劳动时间也没有相应的缩减。
所有这些都表明，要真正理解和认识现代市场经济中日益拉大的个人收入差距或企业利润差距，根本上就在于洞察市场经济中所制造的“租”现象及其所根基的权力基础。就此而言，本文给出了深层而系统的逻辑思考：首先，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竞争根本不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市场权力碎片化衍生出的放大效应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等性，进而造成市场结构呈现出不断拉长且强化的等级体系；其次，等级化的发展造就了市场竞争的数量性而非价格性，而等级化和数量性竞争为高等级产品和市场创造出了不断膨胀的各类“租金”；最后，这些“租”通常又为越来越少的强势者所占有，由此就导致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且快速地拉大。譬如，在欧美高校中，随着教师工会的衰落，那些所谓的名教授就控制了学院决策的权力，进而也就制定了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分配规则，乃至收入分配越来越呈现出锦标赛制特征。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宣扬下，中国高校正在将这一体制发扬光大：垄断少数岗位的一级（或二级）教授或讲座教授攫取了越来越大的岗位租，从而使得同一高校内部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租”的创造和占有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进行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当然，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会说，通过推进信息机制建设来深化市场经济正是为了降低和消除数量限制进而促成“租”的消散呀！问题在于：第一，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理想而想当然地把现实市场经济视为是基于纯粹价格竞争的经济；第二，现实市场无论如何深化都不能完全消除掉数量竞争。[34]
总之，通过对市场机制以及市场竞争结果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流行观点的两点认识：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断强化的是数量竞争而非价格竞争；第二，市场竞争带来日益凸显的数量性特征根植于市场权力碎片化的放大效应。这反映出，市场竞争不仅不能消除“租”，反而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租”；相应地，纯粹市场经济下的收入分配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正因如此，本文的分析就为当前中国社会面向共同富裕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夯实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其理由是：（1）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已经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构成了越来越大的障碍；（2）源自“租”的高收入根本上不是劳动支出或贡献的产物。事实上，一个国家究竟应该向什么征收税收以及又应该征收多少税收，这些根本上就与社会收入的性质及其对究竟发展的影响有关。就此而言，经济学说史上自重农学派的魁奈到古典经济学派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父子直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等人都主张征收地租税，其原因就在于：（1）地租不是来自人的劳动贡献，从而征收地租税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2）地租的大小源自市场的需求而不是相反，从而征收地租税并不会提高生产成本和产品的市场价格。本文的研究则将这个“不劳而获”的“租”从土地要素拓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从而就为现代社会基于收入再分配的财政税收政策以及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本文载《新型“租金”与现代收入分配机制：等级化市场孕育出的“租”》，《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
[①]诺德豪斯：《绿色经济学》，李志青、李传轩、李瑾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203页。
[②]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0页。
[③]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1页。
[④]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2页。
[⑤]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2页。
[⑥]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页。
[⑦]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81页。
[⑧]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82页。
[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3页。
[⑩]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2页。
[11]勒布、穆尔：《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吴珠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81页。
[12]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13]布尔迪厄：《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194页。
[14]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1页。
[1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0页。
[16]米兰诺维奇：《全球不平等》，熊金武、刘宣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16页。
[17]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9页。
[1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74页注释。
[19]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
[20]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页。
[21]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3页。
[22]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心理-权力框架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审视》，《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
[23]朱富强：《博弈歹计和困局破解》，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年版，第83-87页。
[24]朱富强：《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权力框架》，《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5]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38页。
[26]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27]科姆洛什：《重新认识经济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基础》，郭荣星、郭昌雷、杨书等译，文汇出版社2022年版，第163页。
[28]例如，2013年央企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招商轮船年亏损21.84亿元，而副董事长黄少杰的年薪为124万元；酒鬼酒年亏损3668万元，而董事长赵公微的年薪为91.24万元。同时，长城开发2013年净利润2.30亿元，董事长谭文鋕的年薪是365.63万元；宝信软件2013年的净利润为2.90亿元，董事长王力的年薪为93.90万元（《央企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排行榜 企业亏损照拿高薪》，http://www.qlwb.com.cn/2014/0826/192219.shtml.）。
[29]《公司亏掉投资人上百亿，他却拿走36亿奖金，马上娶小20岁的网红》，http://www.sohu.com/a/250002572_189130.
[30]班纳吉、迪弗洛：《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张缘、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300页。
[31]据报道，在2020年1月1日到2021年9月26日期间，薇娅的净收入达29.213亿元、李佳琪是24.122亿元、辛有志是14.55亿元、冯提莫是13.218亿元、李子柒是13.105亿元、papi酱是10.552亿元……（《中国网络主播收入排行榜出炉》，https://3g.163.com/dy/article/GL7VKJ3O0552AIKM.html.）
[32]在很大程度上，薇娅们只不过市场等级化中顶级体现的一个符号。市场的顶级体现之所以是薇娅而不是夏娃，这通常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是由于先入优势，或者是因为资本加持，或者是因为其他特定偶然机会。
[33]朱富强：《企业能力、职位租与高管高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机制》，《财经研究》2020年第3期。
[34]朱富强：《市场失灵视域下的政府功能》，《人文杂志》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