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与争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22: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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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银  

  

   国际格局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议题。对国际格局的性质和走向的判断,对于中国这样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国际政治理论问题,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国际格局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系统的分析、讨论。中国学者包括政策界人士认识国际格局的方式,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也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了解中国学者如何看待国际格局,以及如何就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展开辩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学者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学者思考国际问题的方式。

  

一 中国学者认识国际格局的起始和演化


   (一)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讨论的最初阶段

  

   1978 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加强对国际社会的了解。据统计,1978 年有 13 名副总理级领导出访约 20 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提高了社会各界认识和了解国际社会的兴趣。

  

   国际格局是影响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因素,无疑会很快受到国际关系研究界的重视。中国学者在学术文章中讨论国际格局,可以追溯到20 世纪 80 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时期。起初,中国学者是在与当前颇为不同的含义上使用“格局”这个词的,之后,“世界格局”“国际格局”逐渐变为含义相对稳定和明晰的术语。

  

   与国际格局最接近的西方国际关系术语是“国际结构”,但国际格局本身是一个具有一定中国色彩的概念,这个色彩一开始比较浓厚,后来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熟悉,中国学者在使用国际格局这个词时变得更加严谨,并使其内涵逐渐变得稳定和集中,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微妙的演变过程。

  

   在汉语的使用中,“格局”具有格式、布局、局势等方面的含义。把“格局”与“国际”组合在一起,则它既可以指国际关系的总体结构、布局,也被用于说明国际关系的宏观态势。起初,一些中国学者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国际格局、世界格局之类的概念的。

  

   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查到的最早使用“格局”一词的国际关系文章的发表时间是 1979 年,梅荣在 1979 年撰文讨论当时的西欧形势时,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国际斗争的总格局中,现在西欧处于什么地位?”两年之后,武仁、朱实分别撰写文章,讨论国际体系中是否形成了“联合抗苏的格局”,他们所说的格局,不过具有宏观的形势、局势、态势等方面的含义。北京大学的梁守德 1986 年撰文认为,格局“通常指结构、式样、规模”,“国际政治格局主要是世界各国之间形成的一种结构、具有的规模,及其相互关系”,据此,他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是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60~70 年代是三个世界的格局,80年代则形成东西南北关系的新格局。

  

   这种对格局一词的广义使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逐渐发生变化。学者们此后在使用国际格局时,越来越倾向于更为狭义和严格的用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陈乐民在 1984 年撰文,提出“当前世界格局仍是‘两极’格局”,“今后国际局势的主要倾向是紧张对峙”等观点,对“世界格局”与“国际局势”两者进行了明确无误的划分。此后,学者们使用的世界格局一词除了少量的例外,基本上不再具有世界形势、世界局势的含义。而关于格局内容的讨论,也转向“两极”还是“多极”等更为集中的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季寅1987 年撰文认为,“当今世界格局,一言以蔽之: 两极格局削弱,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世界走向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从两极格局到多极世界是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目前世界正处在从两极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历史时期。”在季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后来读起来似曾相识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多极化趋势的部分。季寅认为,在军事领域,当时依然是两极格局,在政治领域,多极趋势有重大发展,在经济领域,多极格局则已初步形成。这样一种分领域阐述世界格局的做法,在后来也被不少学者沿用。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性质的认识是,世界存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但这是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对“两极格局”的说法又普遍感到不太满意。外交学院的谢益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认为,“两极”并不能概括世界格局的基本情况,但“多极说”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两极说”的问题,在于它不能包括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联合,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两极说”所无法有效反映的现实。同时,谢益显认为,“多极说”不能成立,因为美苏之外的其他国家都不足以构成一极。无疑,谢益显在当时对“极”的概念已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的论证中存在的多少有些混淆之处在于,认为“两极说”必须解释国际体系中的所有重要事实,但实际上,两极只是各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国际背景。

  

   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学者对三个世界理论表现出很强的偏爱。当时讨论国际格局的文章,比较普遍地提到三个世界理论,认为它能够反映两极之外其他国际力量的现实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存在一种“三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如俞源在 1987年撰文认为,战后初期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立的基本格局,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基本上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政治格局,“至今,这个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这类观点特别强调中国作为其中一员的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在 20 世纪70~80 年代具有很大影响力。以这样的观点为背景,中国学者的认识很容易过渡到对多极化趋势的强调上。如兰州大学的汤季芳认为,“向三个世界方向发展(如果要说多极世界,那就是这种特定意义下的多极世界) 是战后国际变化的新意所在”。这体现出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后谈论多极化时的一个重要区别,此时部分学者心目中的多极世界,其实是一种以三个世界分别为一方的多极世界。

  

   中国学者对多极体系的偏爱,在对国际格局讨论的初期阶段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学者们乐意综合和总结关于多极化趋势的种种政策,他们也潜在地认为多极化在价值上是一种更为可取的状态。杜小强在 1987 年撰文认为,“两极论重意识形态,多极论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两极论突出一国的国家实力,认为国际政治即‘实力政治’,有实力就可以为所欲为; 多极论认为各国的国家行为必须考虑共同的道义因素和尊重国际公理”,“两极论重军事力量,多极论重经济、科技实力和友好关系,强调各国和平发展的意义”。“两极论反映两超的战略利益,多极论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杜小强的论述清晰地反映了20 世纪 80 年代不少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思维,就是并不认为国际格局只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结构的体现,而是赋予国际格局许多它本不具有的价值取向,特别是认为“两极论反映两超的战略利益,多极论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直接把对国际格局的判断与观点持有者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立场取向相联系,反映了当时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容易出现的把实然与应然混合为一的倾向。如果接受这样一种逻辑,那么中国学者似乎就有义务支持“多极论”了。就像杜小强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多极论既是一种对客观形势的评价,又是一种鲜明的国际政治主张。它反映了我们对多极化趋势的支持和赞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多极论的主张在客观上与中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目标,以及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外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政策思路是高度契合的。如果多极化确实是国际社会存在的发展趋势的话,那么它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中。

  

   (二)冷战结束的转折时期,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看法

  

   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到 1991 年年底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重大变化,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格局。可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一个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学者们对这一国际格局变化及其后一个时期国际格局的认识,具有以下一些方面的特点。

  

   (1)对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对经济因素重要性的强调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声音。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一种“世界政治和军事的优先地位下降,国际关系重心进一步向经济方面倾斜”的基本趋势。苏联的解体被视为过于强调军事因素与霸权争夺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学者从重大国际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方式和取向; 另一方面客观上把对经济因素的强调推到了更高的水平上。

  

   对经济因素的特别强调这样一种普遍化的思维,既受到中国从 1978 年开始大力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

  

   1992 年,邓小平在历史性的南方讲话中,对于当时中国国内存在的关于发展道路方面的争论,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即“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生产力的标准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对于中国学者在判断国际格局时,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也产生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强调经济因素本身自有其道理,经济实力始终是衡量大国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与其他国家学者相比,中国学者把对经济因素的强调提到了不寻常的高度,认为它是一个对国际格局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相比之下,军事因素的作用则受到较明显的低估。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韬光养晦”政策的长期实施提供了某种思想和观念基础。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分析国际格局的性质时,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济维度看待国际格局,使有时中国学者所说的国际格局实际上变成了国际经济格局。这样一种倾向,使不少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实力、总体实力变得相对更为强大的事实。对经济视角的偏爱也使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初,在不同的和变化的国际实力对比结构下,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话语和论调总体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

  

(2)苏联解体的一个客观后果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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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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