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金君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19-06-22 23: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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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金君达  

   内容提要: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文借此时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外交加以总结,以梳理四十年外交重要事件为研究方法,结合外交事件和四代领导人讲话,指出四十年外交的延续性和演变过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精神,以及和平与发展两大国际主题都贯穿了四十年外交历史。随着世界走向多元化,中国外交开始更多有所作为,并在近年增加了旨在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提出合作倡议的新内容。习近平主席的理念与邓小平外交原则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应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而提出。中国四十年外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外部环境,避免了重大外交事故,可以称得上成功。

   关 键 词:中国  外交  改革开放  China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reform and opening-up

  

   金灿荣、金君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1-8页。

   JIN Canrong,JIN Junda,"China's Diplomacy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Pacific Journal,Vol.26,No.10,2018,pp.1-8.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距今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时间。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我国的外交工作者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做到了少犯错误、抓住机遇。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基本上与里根推进新自由主义,权力格局从双极转向“一超多强”,全球化快速深入推进的世界趋势同步进行,因此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外交也可以看作是世界全球化的时期;当今美国特朗普政府力推民粹主义政策,肆意对外发动贸易战,预示着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阻碍重重的瓶颈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也随着近期中美贸易战浮出水面,这可能带来外部环境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的外交进行梳理,总结各个时代的外交特点、传承性和变化趋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既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外交的一些共性,也有与新国际环境和中国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创新。缕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外交工作的脉络,梳理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对于认识习主席的一系列外交新思路、理解新时期的和平发展道路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外交政策的综述

  

   中国的外交工作分为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四部分,其定性基本可总结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国际舞台”。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外交工作又加上了“一带一路”等主动加强国际参与的内容,但上述内容并没有变化,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条。

   (1)对美外交是大国外交的核心。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世界格局从冷战时期的两超对垒变成了“一超多强”,中美合作的动机随着苏联威胁的下降、台湾问题反复被炒作而从事实上的盟友转向竞争,随后在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又维持了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改革以来的中美关系遭遇了多次风波,但总体而言控制住了风险,抓住了合作机遇,避免了美中两国直接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风险快速上升,中美关系由“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变成了“一定好不到哪里去,但未必坏不到哪里去”,因此需要格外重视。

   (2)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以合作为基本主题,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首先是中俄关系,中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并于1996年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中国加大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尤其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对俄国施以援手,双方的经济往来也日益密切。其次是中欧关系,中欧互动体现了“突出经济合作,避免政治冲突”的外交原则。虽然欧洲国家的政治姿态、特别是部分国家的干涉主义与我国立场相冲突,中国与欧盟仍然于1985年签订《贸易与合作协议》,又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召开中欧峰会,以双边贸易促进外交关系。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维护自由贸易上存在相似目标。最后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曾经随着日本对华贸易投资热潮而快速升温,但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和东海领土争议影响了21世纪的中日关系,日本重新军事化(即“国家正常化”)的努力也使得中日关系中对抗因素增加。尽管如此,两国在区域合作、避免地区冲突等方面仍然存在合作机会。

   (3)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基本平稳,除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外,并未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一方面,中国反对区域霸权,例如越南在七十年代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为区域化做出努力,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与日、韩、东盟的金融合作,反恐大环境下与中亚国家、俄罗斯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以及近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虽然中国与多个周边国家有领土争议,但在具体事件上双方均保持克制,避免了冲突升级。

   (4)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又称南方国家)的联系随着全球化推进而不断加深。首先双方在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经济体系改革方面有共同诉求,其次双方的经贸活动,包括民间经贸往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加深,最后我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从参与南南合作到主动提出倡议,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驱动力。

   (5)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标志性事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国际组织愈发紧密的联系是中国改革的结果,也是深化改革的推进器。在国际争端中,中国也更多地使用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在争取道德制高点的前提下合理合法地争取权益。

   总体而言,以上成绩单保证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避免了与世界大国的冲突。中国人口庞大,国内条件多样复杂,还在推进快速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与此同时,我国是世界大国中领土争议最多、最复杂的国家,还有台湾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难度。在全球化的四十年里,世界其他大国均做出了国内或国外的重大战略失误:美国在赢得冷战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军事、经济上的绝对优势频频干涉别国内政,21世纪更出兵阿富汗、伊拉克两国;这些海外扩张消耗了美国的大量资源,也损害了美国的政治声誉,同时在美国和盟国之间制造了裂痕。而欧洲部分大国跟随美国进行国际干涉,在“阿拉伯之春”中更对利比亚等国采取军事行动,直接导致难民大批涌入欧洲国家,极端右翼则借助难民危机、恐怖袭击频发的社会混乱制造国内政治分裂。日本与俄国均面临经济问题,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泡沫造成经济停滞,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对国家财政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俄国则在西方经济学家建议下实行“震荡疗法”,几轮改革导致国家财富被少数寡头瓜分,国家经济也陷入日益依赖能源出口的“资源陷阱”。此外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推进经济自由化,提倡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在内的措施,这些政策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遭到广泛质疑,也给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造成了经济危机。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做到犯错较少、比其他大国犯错少、不犯大错就是成功。

  

   二、邓小平同志与改革开放外交的总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转变,而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一系列指导纲领的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将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作为新时期的主题,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并对中国先前的外交工作做出一系列具体调整。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思想,在四十年后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外交思想首先是基于对国内外局势的清醒判断。1979年的世界局势从两超对峙朝多极世界过渡:在尼克松任美国总统时,美国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说,将美国与苏联,西方阵营的欧洲和日本,以及中国均称为世界大国,以此孤立苏联;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在尼克松任期内开始缓和。中美虽然一度非常接近,但两国关系也受到第三方博弈的影响,例如七十年代中期美苏通过核裁军缓和关系,延缓了中美建交的速度。美国1979年1月与中国建交后,很快就在4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其间中美两国在反对越南区域霸权等问题上采取了默契的政治态度,但两国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不到四个月。在此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由意识形态挂帅逐渐转变为不结盟的外交。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属于国际社会中非常独特的案例,体量很大,拥有核武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经济水平落后,属于发展中甚至不发达国家,技术、军事水平也全面落后于美苏两大国。中国必然是世界多极政治中的一极,这种影响力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重要遗产。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中国应以国内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简单概括就是“少说多做”。

   邓小平外交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是去意识形态化。其次,外交以经济为主,保证改革开放外部环境。再次,中国的外交是多边、不结盟外交,不主动介入外部矛盾。最后,中国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并争取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治理。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冷战造成西方对我国进行封堵,我国外交一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与美国关系开始缓和,与苏联的矛盾则随之上升,“一边倒”的结盟外交开始转变。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反共意识形态强烈的美国总统里根试图推动台海两岸“双重承认”,而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时罕见地反对“两个中国”,这些都说明以意识形态区分阵营或者过度依赖单一大国都不是我国外交的出路。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上提出,中国的外交应坚持独立自主,推行全方位外交。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在开放的、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中国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为了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中国一方面需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通过改革和开放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认识到“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②,在处理好与欧美大国关系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多边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当中国面对潜在冲突,邓小平认为除非它干扰了现代化或者统一大业,中国仍应保持低调,有节制地使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苏双方均缓和了双边关系。苏联方面,在勃列日涅夫1982年塔什干讲话之后,两国相互释放友好信号,以黄华外长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为契机,改善了双方关系。在八十年代,万里、李鹏两位副总理也前往苏联参加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位领导人的葬礼,以此为契机改善了中苏两国关系。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提出要解决中苏关系“三大障碍”(苏联通过蒙古、越南、阿富汗对中国形成的三面包围),这些障碍终于在戈尔巴乔夫任期里得到改善。在中美关系方面,里根竞选时以强硬的反共姿态著称,上台后很快推动了《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当时苏联对美国的威胁还在,更由于我国领导层和外交人员的谈判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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