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张贤亮——在“孤独”之域游移和摆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2 次 更新时间:2018-10-19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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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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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走了。


像说别的人物一样,说的是作家张贤亮走了。今天的张贤亮已不是作为一个劳改22年的寻常“右派”,不是从一个政治异类归来落入凡尘之海销声匿迹的一介百姓,而是连番用血性作品让万众注目,燃亮80年代中国文坛,并给中国文坛继续留下话题的一个作家。而文学是“新时期”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其面相;文学是“新时期”的引擎,也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的思想律动和精神气象——呈现了“新时期文学”的品格。因此,说张贤亮其实就是说张贤亮创作或称张贤亮现象——某种程度是说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文学文化气象和中国精神,那一段“中国时光”,自然会说到张贤亮自己及其作品,说到他意识到和未意识到的创作意念与他的思想艺术高度,说到他“意念”与他创作的反差。


正如张贤亮所说,他的命运就是民族的命运,所指当是他“归来”之前所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和他“归来”后一段灿亮的文学进击。其实他后来的趋于停顿和寂寥同样是民族命运的折射。他在文坛灿亮十年也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灿亮十年,那么,这“十年”的前和后,他的被“处理”、被埋没(包括他创作的止步和停顿)、由一心为文到分心经商,创作上趋于寂寥,不正折射文学和国运的波浪起伏?不正印证张贤亮创作中一个相伴随行,同时与我们民族现代进程息息相关,没有随张贤亮逝世而退场的“孤独”主题?


张贤亮的艺术世界不经意地敞现了“孤独”之域,他不经意地在“孤独”之域中游移和摆荡。


2


像许多读者一样,我一度沉湎在张贤亮作品和对他亮相的广泛报道中,他成了我的“身边人”,我以为很了解他——他像归来的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高晓声、鲁彦周等,都有着相近炼狱者的精神底色和文学表达,他在“归来一代”作家中是个坚实而具有高度的存在;但是从他逝世才涌现的他诸多情形的披露,表明他即使在涌喷的创作中,真实的自我尽情宣泄(在“归来”作家中他最为突出),同时有所藏匿,他抖露创作雄心,同时也流露恐惧,不经意触碰深刻主题和精神意象,让人感觉到社会思潮涌动中,在八面来风——“创作自由”的氛围中,他的文学“标高”已然在胸,呼之欲出,接着就是矜持、顾盼、保留甚至退缩,一颗孤独的心灵在作品中匍匐和游荡。


他坐拥自己可以面对、可以深入而出色表达的“孤独”,“孤独”于他是一种生存境况精神状态,是陪伴他的主题或精神意象,他始终厕身其中(在作品中)游移摆荡。


然而,他毕竟趁着80年代的时代“大风”,推出了他的血性作品,抵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如同陈行之说的,“一个人也许无法超越时代的对他的局限,然而他却可以站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点上去。就文学意义来说,张贤亮做到了,他站到了那个最高点,而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对新时期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张贤亮比很多人——甚至包括目前某位同是‘右派作家’并被称之为大师的人——站得都要高。他值得我们珍惜。逝者张贤亮活过,创造过,并且用作品划出了一条可以被人们感知的曲线,也就算值了吧!”(《悼念张贤亮》,共识网2014/9/28)


正如雷达就张贤亮逝世接受采访时(2014/9/28网易)所说:“张贤亮是当代文学领域很重要的一位作家,他在80年代的‘伤痕’‘反思’文学浪潮中发表了多部重要作品,比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该体现其价值。”“他的小说对当时的文坛具有启发意义,包括对性爱的描写,对政治内涵的挖掘,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极左势力下的精神状况和人生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拓宽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领域。在反思历史的深度上,对后辈的作家也影响深远。”


不过,现实却是,很多90后年轻人没有读过张贤亮的作品,有的甚至也不知道张贤亮其人,当然不可能品味由他迸发的,也属于我们民族的“孤独”之魂。后辈作家倘若反思历史,也不会反思到其“孤独”层面。这也就表明,后来人在光华宏亮的世景中对我们民族(连同乡土)的“孤独”浑然不察。


可以说,遗忘如潮,才一二十年,与其说90后年轻人,不如说我们整个社会,在“傍晚”却忘了“清晨”,当然更忘却了子夜,遗忘成了我们社会和民族的常态。人们也许知道哥伦比亚—拉丁美洲由作家马尔克斯揭示的“百年孤独”,却对我们民族的“孤独”毫无感觉。然而,“遗忘”并没有让人们活得轻松而步履轻捷,而是活得内心发沉而举止轻浮,口口声声“酷”的张扬里却相伴着谁也不愿碰的“无奈”,卿为酷狂的内里却是寸心苍凉——对90后来说,“苍凉”出自对光鲜亮丽权钱称霸现实的无奈,而不是出于生命生活来路的自我检视,出于我们民族今天为什么呈现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的沉吟。应该说,作为一种美学范式,“苍凉”非我们民族之累,也是我们民族精神建构的必要元素,“苍凉”后面是与“孤独”相连的博大和深远。有大西北辽阔苍凉垫底,张贤亮作品就涸漫着这种美学之光。90后离这样的苍凉渐行渐远。


我还想说的是,张贤亮以他真正炼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在80年代中国文坛奇峰突起,他决定以“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为总题目拓进他的创作,“性·政治·知识分子”是其内容构成和精神指向,对中国以往(包括“十七年”)的文学是个突破,虽伴随争论,终为当时的语境所容纳,但是,既然是突破,就说明原来的限制性语境依然存在,而且会对张贤亮产生作用,这就是时代的局限。这时,时代的局限必然潜入他心灵,化成他创作的自我给限或叫自我择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就是他的选择,因而,“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被获赞誉的同时,也隐现着他自己知识和思想修养的局限(尽管他的思想属于前沿)。对他而言,还轻忽了他文学的激扬语境中所爆发的思想——创作主题火花,如“孤独”主题(意象),所以,“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让他享誉中外文坛,也局限了他的继续创作,他与“孤独”主题始终处在摩肩接踵的状态。加上后来语境生变,他也就“告别”了他开始意识到却没有深刻意识到的可能刷新时代(也是他自己)高度的这一主题。他“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创作里,呈现辉煌,也显露后继乏力,就是说,他自拟的宏大构思既玉成了、也局限了他。


于是,张贤亮陪伴“孤独”,却成了一个“孤独”之域的摆荡者。


3


我以为,雷达上述后一段评述——“对性爱的描写,对政治内涵的挖掘,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极左势力下的精神状况和人生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即“性·政治·知识分子”——既针对张贤亮作品的特点,同时也点出了80年代文学思想艺术上的丰实内涵和突出特征,这些内容正是80年代文学和时代精神的有机构成,当然也是其血肉和灵魂,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点”的文学显现。


多少年后,当人们谈及20世纪80年代,很可能只是用 “改革开放”、“激情飞扬”、“启蒙”、“人的解放”一类笼统性字眼,而不会用富有质感的、有着具体行为特征意义的文学词语,这样,“80精神”很可能像今天所强调的“理想”“信仰”坠入普泛化和空洞化,而导致“80精神是个筐,龙马跳蚤往里装”。在“两头真”的人们那里,社会主义“理想”“信仰”与“民主”“自由”是一致的,且有鲜活的人生和社会内容,而在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理想”“信仰”,倒是因为现实原因而规避“民主”“自由”,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概念更多地体现为即时政治正确的表达,而成为缺少与每个人情感命运相连具体内容的口头禅。


因此,所谓“在反思历史的深度上,对后辈的作家也影响深远”,离开对张贤亮作品上述内涵的了解与体察,作家的深远影响也无所附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犹如一条大河,张贤亮是个有机的、不能忽视的存在,其“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其文论,还有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对后来的读者和社会有所激活作用而延续,由此可见,在宏观意义上,“性·政治·知识分子”——张贤亮的思想和主题即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


《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的“未完成”有这么两种情形:一是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在确定总主题之下,每部作品有清晰的侧重点,逐步完成;二是既定总主题之下,“性·政治·知识分子”的内涵发掘殆尽,作者必须找出新的主题,但是作者不是静坐书斋苦思冥想,动荡的、让作者无从把握的现实让作者分心,他嗅出了现实中说来就来,他极为熟悉的恐惧,于是他从自己苦难经历中搜寻“恐惧”的场面及其心灵汇聚于笔下,1989年的《习惯死亡》就是这样催产的。


写《习惯死亡》之前或之中,张贤亮多次出国出境进行文学活动,大大扩展了视野,又有了现代派文学的体认, 比如法国杜拉的《痛苦》《情人》《蓝眼睛黑头发》等中篇小说,从其“爱情的虚幻、死亡的阴影、希望的迷濛、面对生存绝境的苦闷——这位女作家文学创作的主题”,到其意识流和心理的刻划,以及表现形式和艺术韵味(当然通过翻译的文本传导),都能在《习惯死亡》中找到影子。在张贤亮先期的《灵与肉》,主人公拒绝随阔绰父亲去国,宁愿留在贫穷的土地上,“(秀芝)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尚贯穿“子不嫌母贫”即爱国主题,而在《习惯死亡》,“那驴车声虽然是我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但我不留恋,我没有想着随它而去。在这个世界上我呆在任何地方都无所谓。”性爱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青春、激情和美,当然也是亢奋的沉沦,而在《习惯死亡》,贯穿着“恐惧”情愫,“恐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性爱后的虚空让人想到死亡来袭,即使性爱也挽救不了、却同样导致死亡,“完了!”以高分贝在书中屡屡呈现。


[叶开在张贤亮逝世的撰文《张贤亮:心灵贫乏时代的先觉者》(爱思想2014/10/2)佐证了我这一看法:1985年《收获》杂志发表他的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他正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中心”住访,那时突然听到消息说,国内又要“反右”了(其实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奏),将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刀,各种消息传得满天飞,很吓人。国外友人多劝他留在美国,申请“避难”,避遭受新的人生灾难。在那混乱时刻,又刚脱出牢狱之灾不久,张贤亮面临的抉择可谓艰难。但他却能以中国方式化解: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爱国主义声明”,向当局表明自己不会“叛逃”的心声。由此,他在波峰中安然行舟,而有机会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共振,并成为一名不断出新的“异行者”——他的行为总是出人意料,但又在停在的安全路途。]


“恐惧”与“孤独”相连相通,但不等同“孤独”。可以说,“恐惧”是人的生理情感意义上孤独的极致体现,它或许与民族命运的“孤独”有关,亦无关。


4


应该说,张贤亮最有资格最有本钱和本事书写“孤独”——中国式的“孤独”。


处在创作高峰期的张贤亮触碰了“孤独”主题,可它不是在其小说而是在其文论中明朗化。我一度以为其文论在其小说之下;在我最近读到他写于1987年的《我的倾诉——台湾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序》,方知道他思想和理念高于其小说所具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后期,张贤亮的创作理念抵达了时代的制高点,而其跟进的小说也呈现向着这一高度挺进的精神意象,其思想艺术却有着明显的反差。


《我的倾诉》是篇张贤亮短期离开大陆语境奇妙的文字,它由①准备好的演讲词(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还细心地将它译成了英文);②受到在场的别国作家即兴演讲的启发而改变了主意,采取“我就和李欧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说相声一般,我说一句,他译一句”,说了一番话;③1987年10月18日,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的一次文学讨论会上,受会场氛围的感染和感动,张贤亮讲了“我为什么要写作”一席话——组成。显然,①较含蓄,比如“由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多变而造成了这一代中国作家自身的复杂,因而使我们的作品无不具有多重性和多义性。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个谜,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这足够后人去解析的。”而②③直抒胸臆——在境外正规的文学场合,他即兴式的言说出于内心——由来有自的思考。比如②,“虽然我身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在黎明鸡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边有任何一种女人……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出来。”比如③,“‘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李按:实际生活中还包括性幻想)。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即是说,这样的文学场合,张贤亮放浪形骸,道出并明确了在大陆现实语境中的所思: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在他缘由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了功名利禄),他仍觉得孤独,就在这种中外作家欢聚一堂的场合,他心中的“孤独感”更为强烈。此时此刻,他未必意识到,他体味到并书写的“孤独”超过“唯物论者的启示”,更应该是当代中国的文学高度。


这种“孤独”,不像西方存在主义意义个人性的孤独,也不是像知青作家以及后来的青年作家所效仿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主义色彩的孤独。叶开在《张贤亮:心灵贫乏时代的先觉者》披露,张贤亮坐牢都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一次判多少年坐满,他是“屡教不改”、“三出三进”——两次逃跑被抓回,第三次自己逃跑在外无法生存,自己回去的。他失去了人生最好的22年——21岁身陷囹圄,43岁重获自由身,“青春期”葬送在劳改生涯中。张贤亮的“孤独”之域既宽广又深远,他反复遭遇并咀嚼的孤独既是身体的,也是精神的,既在被囚禁的劳改场所,也在大西北这样的广袤大地。他感受到而且要书写的孤独感源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体验,充满了中国大地的血肉气息,是现代中国的孤独灵魂,完全是“中国方式”和“中国气质”。


现代以降,中国步入“孤独”之中,“孤独”是现代中国的核心意象。可以说,他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写作,都是“孤独”意象的更迭与汇聚,都是“孤独者”辗转反侧的孤独之吟叹,都是朝着灵与肉的“孤独”展开或掘进的,但是作者明确的却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主题,因而,他总是在“孤独”之域游移摆荡。


于是我们能够感知,“性·政治·知识分子”是张贤亮“孤独”的“形而下”展示,而“孤独”则是其“性·政治·知识分子”既是形下也是形上的提升,以他自己为原型的唯物论者的启示,从外在情感到内在心灵,就是“孤独”的产生与延绵。它提升到了民族和人类的精神层面,也就具有“世界眼光”。不过张贤亮这系列作品尚差火候。


5


1980年代张贤亮梅开二度的创作,“孤独”就形影相随,是其作品流动的血脉和灵魂。他可以写作即可以倾诉了,倾诉着孤独,倾诉中再现孤独。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头一段——


……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辉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白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古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稍纵即逝的、把握不住的感觉,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而人却无法解释它,因为人不能认识自己……太阳即将沉落,黑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的还有那个梦。那个梦也许是那个内核的外形。


可他却驶向了“唯物论者启示录”的方向。当然,从微观意义,时代的局限汇聚于张贤亮而形成其自身的局限、既定文本的局限,他既是一种“井喷”状态下的高速写作(有编辑部等着他续写的小说内容以排版付印的说法,足见读者等待之热切),他作品里有索尔仁尼琴(许子东说张贤亮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质素,而他所愿意师承的却是阿·托尔斯泰,要写一部总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所谓“血水里泡三次、硷水里泡三次”)的系列作品。(他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多篇作品就发散着俄罗斯文学的气息。)仅此题目可识见张贤亮的文学抱负和雄心。以这样的态势,他也就与“孤独”主题失之交臂。


“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作品显露了他的局限性,这个“孤独”的摆荡者退隐其中。


唯物论就是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须知,在那个年代,“唯物”跟“唯心”这些本来是中性的用词,却在我们的现代汉语里面,政治化而变调了,在现实生活中盛行的是变调的唯物论,它体现为奉承最高领袖的旨意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强强调“革命意志”即“斗争意志”(“鸡毛可以飞上天”),属于“大道理”,而对于由轮番政治运动造成的全民贫困状态,其应对基本生存自然归入了唯物论,那只是基于生存线挣扎的意识活动,属于“生存唯物论”。陷于“生存唯物论”的社会只会导致并延续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


其实,年轻张贤亮接受的,一代中国人所接受的唯物论,有着苏联列宁斯大林时代“唯物论”的基因,后者同样有一个被遮蔽的政治劫难和大面积饥饿的社会背景,张贤亮承接阿·托尔斯泰,也接受了其人的局限。“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代表性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主人公的“理性化处理”就是明证,当然构成了张贤亮的缺限。张陵、李洁非批评说:“章永璘的全部困顿来自作家在塑造他的时候受着理性化倾向的约束。这种倾向在哲学上属于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它曾支配中国作家的创作达三十年之久(今天也并没有绝迹)……我们的文学也喜欢把‘理想’凌驾于生活之上,把关于人的抽象定义凌驾于人性的现实形态之上,从而忽视并贬低了生活的实际过程的意义。这一点成为我国文学实践其现实主义艺术使命的根本障碍,作家关于人的真实性的理解,老是以他头脑中希望的某些原则为标准,而不是以自在的生活实际为标准。”(《两个章永璘与马缨花、黄香久》,见《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


实践证明,阿·托尔斯泰的主题在苏联也没有得以延续,而是被个人化的萧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延续下来,他们承接俄罗斯文学传统,但属于也坚持着另一种精神向度。


对这种变调的唯物论“这样一种集体的篡改,会对你的脑袋带来什么伤害。”“爱讲这些大道理,恰好是因为你上当了。”(杨伯商昌宝邓军海《谁糟蹋了汉语》,《粤海风》2014年第3期)张贤亮同样不能幸免。他之“时代的最高点”,就在于他以一个因政治获罪而落入社会最底层监狱——落入监狱最底层的身体和精神炼狱经历,以中国知识分子角色把“生存唯物论”(口腹饥饿性饥饿)演释得淋漓尽致,把“性·政治·知识分子”这一时代也是我们民族现代化演进的主题明朗化也明确化了。但是,张贤亮也受其“大道理”伤害,体现在他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创作,他借鉴阿·托尔斯泰,可以把基于口腹饥饿性饥饿的生存唯物论以出色表达,在此基础上上升到政治层面思索,也是独辟蹊径;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当时是个失败者)所受到的流行“唯物论”的伤害必定反映在政治层面的思考之中——作品里形象的刻划(理性化处理)之中,而且必定难以维系《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的持续书写,他沿着阿·托尔斯泰方向的“可能辉煌”也就会无法着落,发表于1989年的《习惯死亡》就显现了难以为继的艰涩。现实的驳杂不测、情感的繁复通过现代派艺术手法涌现, “你”“我” 的“孤独”被恐惧和焦虑所淹没,换言之,“孤独”只是单向度地体现为恐惧和焦虑。


6


在更普泛的意义上,文学新时期的1980年代,许多中国作家已经反思。


写过《青春之歌》名声大的杨沫,她在该书“初版后记”(1961)的第一句话就说:“断断续续经过六年,把这书写成之后,我确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之感。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什么能比完成了一件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艰巨任务更快乐的呢?”这就说明,她必然按照“要求”来写作。晚年杨沫在1986年出版了《青春之歌》的“姊妹篇”《芳菲之歌》,她在日记中云:“过去政治运动多,还必须参加,占了多少时间!一个反胡风,一个反右,一个‘文化大革命’,夺去了多少艺术家的生命不用说;活下来的,最好的时光全内耗了,无谓地浪费掉了……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浪费——公式化、概念化、抹去个性、抹去个人创造新意的作品比比皆是,这又耗去一个作者多少宝贵的时光!”(刘卫东《论杨沫的“晚年写作”》,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


联系张贤亮,我们可以把话说得细一些。


倘若没有“1989”这道槛,张贤亮《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也难以维系,因为“唯物主义”政治化的语境,同样伤害着在社会最底层的他,这种伤害体现为给他不合时宜的思索不经意地自行套上枷锁——从现在所披露的我们诸多杰出思想者(如顾准林昭)的思想历程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在张贤亮,在数十年大陆把“唯物主义”定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从他的生存境遇,他体会并思辩人们趋从的走向民间的“唯物”其实是最高领袖的“唯心”、“唯意志”,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认为存在一种科学意义的“唯物”,并反复从官译过来的马克思《资本论》寻找并认定这种“唯物”,其实他是从其酷砺生存中形成并深化其思索,在这点上,他与整个民族——那些保持基本良知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内心感觉和思索有着同一性,即建立在“生存唯物论”基础上的同一性,但是,他们同样被当时的语境给限制了。


张贤亮写《习惯死亡》并没有预料“1989”这道槛的到来,与“1989”历史转折也扯不上关系,但它倾情书写的恐惧和死亡,一方面是他“性·政治·知识分子”精神探寻的继续——“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的继续,另一方面却似乎准确地预测并再现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煎熬。他回到“生存唯物论”的基点,于1990年代创作了《一亿六》,90年代的“金钱渴望”(致富)取代了50、60年代的“粮食渴望”(基本生存),这也说明他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小说创作已走到尽头;与之相伴随的“孤独”本来有个金钱之下人的孤独民族的孤独的主题走向,但在《一亿六》里只剩下“孤独”影子的影子。


所谓“时代的局限”在我们中国的界定就复杂多了,一是原本意义上的“局限”,就像空气、阳光、水和地球对人类的制约一样;二是具体语境即南枳北橘的制约;三是各人不同的生存境遇的制约。显然,当时的炼狱者张贤亮背负着多重制约。即使后来中国语境的改变,他生存境遇的好转(“踏上了红地毯”),而且他反思的力度和深度超越了别的作家,这种制约仍会在他的创作中暴露出来。从他90年代以后满腔热情地投身商海打造西北影视城,做他自己可以把握和实现的事业,就是其“唯物”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无可非议,也说明他被“唯物”粘住了,文学创作——精神探索不能维系,“孤独”作为潜在主题始终没能浮出水面,而他在“孤独”中游移摆荡由来已久。


张贤亮也就展示了一个“孤独”之域摆荡者的搏击与归宿。


张贤亮以他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孤独”主题。这一主题在现当代中国尚未完成,它在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性。对于后继者,张贤亮依然是最好的“源头”。


2014年10月1日-6日


[载2014年10月23日(上海)文学报·新批评。]

[载(台湾)新地第30期(2014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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