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风云未淡定的怀念——我与张贤亮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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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早晨的阳光投映东窗,《当代》编辑发来微信,聊起当年人文社风起云涌的那一批作家,她问我:“你与谁的交往最深?”

我脱口而出:“张贤亮。”

张贤亮,这个八十年代闪亮中国的名字,堪称文坛巨星。由他作品改编的电影《牧马人》《肖尔布拉克》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人们已经把他的形象与作品中那个因受屈辱而伟岸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了。

那时没有网络,但张贤亮无疑是中国作家中“粉丝”最众多最热烈的偶像级人物。

我与他有过一段交往,他对我倾吐过精神的历史、作品的原型,我们有过真诚的直达心底的讨论与质疑。我,一个当年刚刚离校的女学生,而今跨过岁月波涛,珍藏着这段交往。

在这个早晨,张贤亮从我心海深处闯来,充盈在春阳的明暗之间。

是怀念他的时候了。风云未淡定,让他的声音再一次回到世间吧。

那时我刚从北大毕业,到天津文联,单位通知我,冯牧来了,要我去见见。

天津,在民国时是北平大人物的后花园。有几条幽静的马路,连绵不断的欧式花墙,行人可以看见里面的喷水池和优美雕塑。遥望那些隐秘的别墅,难以想象出其中奢华。我循着门牌号找到那个院子,大概只属于中等规格,是个招待所。

一进门,看见客厅中央,冯牧被作家们包围着。我没上前。

我那个时候初出道,不喜欢与作家们扎堆儿。而人家也认为我惊世骇俗,言语举止、穿着都不合群。其实没有什么过节儿。只是我觉得,他们与我想象的不一样。读他们的作品,都是以真诚和苦难名世的。那个时代的作品,就是这个底色。一接触,怎么都是华袍丽容,仿佛养尊处优之辈,谈吐也模拟风雅,走样了!

现在想,作家们也不易,要适应时代和自己的新身份,做了很多功课。

我欣赏着墙上的油画,顺脚走进卧房。门是敞着的,里面洗浴间也是敞着的。我一看,非常精美的地方,水龙头金灿灿的,厚毛巾叠得整齐。于是进去,把洗浴间的门插上,趁机洗个澡。

那时,我还住在办公室里,没有宿舍,一任漂泊。

有人走进卧房,听见水响,敲门了。我喊道:“别敲!我在里面洗澡,一会儿就完了。”

这人回到客厅报告了冯牧,众皆惊讶。等到我头发湿漉漉地走出来,众目睽睽,都在看我。我说:“冯老,我看您这儿好,就在里面洗了个澡。”

他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又继续沙发那一圈的谈话。大家对我一向留有见怪不怪的余地,时代宽容,自由度很大。我走到靠门边的椅子上坐下,整理自己的头发。

有人谨慎地推开了门,一条缝。我说:“找谁啊?”

外面一个高大的男子,穿着寒碜,神色拘谨,不像文坛的人。他在门缝外说:“冯牧同志是在这儿吗?”

“哦。”我拉开门,让他进来。他看见沙发那儿的人群,没有上前去,也和我一起坐在门边的椅子上了。我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张贤亮。”

嗯?我不由得打量他。他的中篇小说正在风靡全国。

这个中年男子是有些气魄,隐藏着一股彪猛不驯。他穿一条“的确良”裤子,中缝有像刀片那样的直线。早就不时兴穿这个料子和样式了。他显然刚从不发达的西部来,还把这当作场面上的衣着了。

我说:“看见没有,隔壁有乒乓球室,咱们去打乒乓球吧?”

他说:“我不会。”

我说:“还有其他的游乐呢。”当时这叫“康乐室”。

他说:“我都不会。”

我生气了,说:“那你会什么呀?”

他说:“我会翻墙,偷土豆。”

我愣了,随即哈哈大笑。果然不同凡响。

后来他说,看见我穿一身浅蓝色的运动服,头发乱蓬蓬,脸蛋红红的,一股朝气,使人轻松,他就选择与我谈话了。

他说:“我就住旁边,要不我们上我那儿去?”

我说:“那不好,我是专程来看冯牧的,一会儿他肯定要过来说话。以后吧。”

几天后,我到这个招待所看望张贤亮。他屋里春意盎然,郁风坐在那里喝茶,还有珠影厂的戴咏素,都是优雅女士。华丽的地毯,又厚又软。房间里的拖鞋已经被两位女士用上,我把鞋脱了,就赤脚坐在地上了。她们都是我的长辈,我觉得坐在地上比较舒服。

郁风夸我漂亮,说以后要给我画个像。而今红颜已逝,我还一直等着呢。

张贤亮介绍,戴咏素是戴望舒的女儿。我来劲了,马上说:“《雨巷》!”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生都喜欢这个,它复苏了人们对优美意象的追求。

戴咏素说,她这次也要找我,珠影厂对我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很有兴趣。这篇小说后来青影厂张暖忻也要,她们是同学,戴咏素让给她了,最终拍成了《青春祭》。

在一个文化复苏的温馨年代,随便一个场合,就会遇上那些著名人物,他们与我这个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人平等交往,似曾相识。人与人心灵间的冰雪在融化,春天来到我们中间。

张贤亮看过我的小说,大家都是《当代》的作者,每一期都会通读一下。

他说:“你的语言比我强多了!”

我说:“你在小说里加进那么多黑格尔哲学干什么?卖弄啊?”

他正色道:“我认为是必需的,因为那是我劳改时候唯一的精神寄托。它使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张贤亮告诉我,他之所以会来到天津,就是因为最初在宁夏拍板“解放”他的那位领导,调到天津了。

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子,当时的愿望,就是成为专业作家。我是为了这个离开北京到天津的。

他勉励我说:“你一定会成为专业作家。这个宣传部部长可以‘解放’我,一定也能‘解放’你。”

在中文系,我是一个爱好哲学的学生,一入学就到哲学系听课。黑格尔是我知青时代就读过的。张贤亮总说黑格尔,我告诉他,那些都是陈旧的东西了,现在世界哲学新思潮一波又一波。“你知道波普理论吗?不知道吧?我一进大学就读李约瑟,后来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是以人类的心灵史的发展来划分阶段的。现在是萨特,存在主义。”

张贤亮听得一愣一愣的,他表示,如果有机会,想去北大听课,延续他的哲学爱好。我承诺给他介绍哲学系的同学。

在他离津的时候,我已经被天津作协聘为“合同作家”,我只要每年拿出作品,完成任务,就享受“专业作家”的待遇。我无所谓,很快天津作协也觉得无所谓了,因为他们认为已经物超所值。后来就没人谈起这个合同了。

从此不用上班,获得了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我跟张贤亮说,我很快会赴京写作,住北大勺园,在那个熟悉的氛围中,我会写得顺。他说,他回宁夏不久,也要来京。我们约定,他的信寄勺园留交我。

在北京又见面了。我总是当面评论他的新作,大概当时没有人会对他这样。我认为他们那一代人,对苏联文学的模仿太重了,从思想主题的发现,到人物性格,到风景语言。张贤亮、叶蔚林、蒋子龙都有这个痕迹。我一篇一篇地对照出苏联小说的模子。

当年我们文学78级同窗高贤均订有全年的《苏联文学》,所以四年来我们都在阅读和讨论苏联小说,太熟悉了。我以为,越是喜欢的东西,创作的时候越要避开它。不能让别人在我的作品中找出那些世界名著的痕迹。

那时候,张贤亮对外面的社会还是一无所知的,他会问我:“你说我能不能当省长?”

那时文学热门,他受到很多领导的接见。

我说:“不能。你就是有写作的才能,并没有当省长的才干,资历也不行。”

他又问:“你说,我到北京来好不好?”

我说:“不好。你适应不了北京文坛,会惹出很多乱子,给自己和大家找麻烦。现在你的弱点毛病都被作品的才华压盖了,大家欢迎你,隔一阵来开个会挺好。但如果你到北京来生活,情况就会变。你的头脑已经不适应现在了。”

他惘然,有点不服。

我在文坛人眼中是一个惹事的人,可是在张贤亮面前,我成功地扮演了他的良师益友。这个比我大很多的男子,其实内心有很多脆弱和需要补课的问题,他无法向别人求教。因为我是一个与文坛若即若离的孤立者,所以我们成了红尘知己。

我从不去他下榻的酒店。他身边媒体云集,飞红绕翠。张贤亮也很快穿着入时,气宇轩昂起来。我们在人文社附近的中小餐馆见面,享受谈话的乐趣。

我对他的现状冷嘲热讽。他经常声明,他的理想并不是当一个作家。

当年的人很喜欢管别人的事情。去吃饭,服务员要关心我们的年龄,故意向他提问:“您多大岁数?”这是提醒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其实我们不是他们想的那种关系。

张贤亮不想服从他们的眼光,他站起来,走到餐桌外面,那里铺着地毯。他脱了皮鞋,光脚站在地毯上,伸直了腰,双手举过头,然后弯腰手掌着地,连续三遍,把服务员镇住了。

他在表示,他还年轻。我给他鼓掌。这是他最可爱的地方。

他还想去北大上课,还想看我推荐的那些书。他不服气的是他的年华就这样少了一截。

张贤亮是一个睿智的人,他追求坦率的交谈。他对我讲了他的真实经历,让我震撼。我至今认为,他真实的经历,比他在小说里写的那些更有价值。由于他出山以来的各种顾虑,关于文坛与大众的接受程度,他对故事进行了加工变形,符合那个年代的口味,留下一些“自虐”的余音。但是如果他写出真实的自己,将是世界级的名著。

我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做比对,张贤亮的素材本来是那种灵魂级的珍品。

在苍茫的大西北劳改农场,一位英俊青年到这里接受惩罚。他是那么纯洁,无法与这里的粗鲁、无知与混沌为伍。当他脱衣下河游泳时,劳动着的女性都情不自禁地走上河坝来看他。因为她们没有见过这样经学校体育训练出来的健美身躯。

有一天,农场突然宣布,劳改犯人们要配对,男女同居,形成暂时家庭。

张贤亮说,农场认为,这使得犯人好管理。人干完活了,有一个窝。漫无尽头的劳改生涯,有了模拟正常社会的温馨结合,省得胡思乱想,争风吃醋。

这种特异的生活,它是不可复制的,但它又是可以理解的。

那些女犯都想跟张贤亮过,因为他年轻、文雅、健壮。而他认为她们中没有一个是令自己心悦的。他也不能违章,最终与他配对的那个妇女有文化,还说得过去。

但张贤亮偶然得知,有农场干部与这位妇女有染。愤怒之后,他冷淡了那个配偶。

当他们都将被释放的消息传来,那个女人把他的箱子扣住了。她说:“你不是每天都在写吗,我知道这是你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出去后,你不要我了,我就把它交上去,让你重回监狱。”

在一个夜晚,等那位伴侣睡觉后,他悄悄地抱着自己的箱子,走到后山,将那些本子取出,烧毁了。

到分别时,这位伴侣却对张贤亮说:“放心吧,好好生活,你是有才华的人。以后你媳妇坐月子的时候,我会来伺候。”

张贤亮说:“她真的来了,把产妇照料得非常好。其实,她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我不由得叹道:“这个女的,可比你那个《绿化树》什么的要深厚感人得多!你写的东西,仿佛就是中国男性在背负着时代的十字架,现实是女性也在其中啊!这个女的,也很难得,最终人性没有磨灭。你应当写她。”

他说:“可是如果不是她要挟,我也不会把我那一箱子哲学笔记烧了。”

我说:“没必要再为那些烧掉的笔记耿耿于怀。你那种封闭的学习,不过是对自己脑子的体操训练,所以你现在才能有这样的喷发。但作为哲学,你已经落伍很多了,那些东西不可能成为哲学产品,你烧掉它获得自由,是对的。”

他望着我,说:“是吗?”

我说:“你可以释怀了。想你的文学创作吧。”

她与他都重返正常生活,又有了尊严,也有了相互的怜悯。这让我感到,最初她的威胁,不过是想留住男人,她不会真的诬陷他的。他们在那个时代的遭遇,无数次地令我想到普希金的《致凯恩》:有了眼泪,有了灵感,也有了爱情。

在劳改农场,居然可以展开这样一小角人性空间。这个创举真当载入史册。这样别人无法经历的故事,又有强烈的感染力,可谓文学素材中的一座宝库。

我把自己知青时期写的一首诗抄在宾馆的信笺上给他看:

那席卷世界的思想之力,

在天空聚集乌云,

我看到,一个伟大英雄的幽灵,

几缕小儿女的柔情。

灵魂曾经一千次地屈服

怒火,又把这屈服的假象烧光!

他说:“我这一辈子总要回到哲学的,那是我年轻时候的志向,我真正热爱的是哲学。”

当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招来很多非议时,我对他讲:“你不能说得文雅温和一些吗?那么直愣愣的,横空出世。”

他说:“我就是要刺激他们,这般假道学,他们不需要女人吗?这在哲学里是站得住的。”

在他的血管里奔流着华夏男儿的热血和对生命的严肃追索。这是他独特的形象。

那天,桌上有一盘橘子。他一面请我吃,一面取了一个,剥开,撕成小瓣,又把小瓣的皮撕开,现出晶莹的果肉。

我说:“你这个劳改过的,吃橘子还这么讲究?”

他说:“我儿子最爱吃橘子。我给他剥橘子吃,一瓣一瓣喂他。他不要他妈妈喂,只要我。”

流露的父爱使他瞬间变得天真骄傲。稚嫩的儿子,令他犹如拥有了万物。

过几天他就要回宁夏。想儿子了。

“我要带我儿子到田野上捉蛐蛐,答应过他的。”

这人间天伦,对于他来得很迟,但终于来了。

我说:“嗯,在男女之间,你已经看不到真诚了,也就不美了。”

他一愣:“让你说对了。”

在他的内心里,对过去,对现在,还有太多没有理顺的东西。依靠强大的才气和意志,在混沌中,张贤亮完成着他对那个时代的文学使命。

等到《肖尔布拉克》发表,我有种感觉,就是他不再只挖掘自己的经历了,他把他的那些感受与对大西北人的爱,都投放到这篇小说里,放在这些苦难的、比他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根子还是西部。离开西部,他就会失根。

有一次他对我说:“大西北的美和历史,给这个国家的贡献,就像一个人要有脊骨一样。”

我说:“你以为我们西南的草民,还有江南的秀才,就没有脊骨了?”

他说:“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不要故意拧了。”

我说:“当然,你现在写到我们知青的苦难了。我就是知青,感谢啊。”

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无论南北,都会被迫地将自己的豆蔻年华抵押出去。

张贤亮这种对比他年轻一代人的怜香惜玉,与他的生活态度是一致的。他还给我讲过一些年轻女性迷恋他的事情,都是带着一种疼惜的语气:“她太小了!”

每想到这些,我觉得,他在内心里是有一座道德界碑的,他对纯洁女性是爱怜的。这是中国男子传统的风度。而对于那些狂蜂浪蝶似的人,他是从内心里看不起的。在他的感情里,有鲜活的人性,还有哲学的审视。这形成了他小说特有的魅力,也是他这个人的魅力。

后来我去了新疆,再回到勺园,看到一封他给我留的信,告诉我他来北京的时间地点。我把那封信给人文社白舒荣大姐看了。他已经回宁夏了。我写了一封信寄过去。我说:“等你到六十岁,我会来宁夏看你。”

人世颠簸,后面的岁月不再从容。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张贤亮的讣闻,不由惊悚。

记忆的长河留下几幅定格画面:

其一,西北荒漠的暗夜中,隐蔽的山丘背后一团火光冲天而起。那是一个视哲学追求为生命的知识分子,在焚烧他的黑格尔哲学笔记。那些燃尽的纸页,曾是陪伴他枯寂岁月的无言情侣。

其二,青绿的郊野上,一个中年男子在熟练地捕捉蝴蝶、蛐蛐,取悦身边的那个幼儿。

…………

张贤亮,最终与《牧马人》里的角色一样,回归他的西部,那片赐予他苦难与文学灵感,还有家园眷恋的土地。他天资过人,早悟出不离不弃的真谛。比起很多离根的人们,张贤亮是圆满的。

我喜欢去发现。从我最初的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到对西南联大的寻觅,以及《中国布衣》的写作,都志在展示那些被正统文本忽略与遗漏的内容。张贤亮给我讲过的那些被时代与文采压盖的真实经历,存放在一个比他年轻的作家的心里。他是告诉我,人性若在反抗中失却了自我,失却了同类与同情,这才是真正的绝望之境。人性的脆弱与救赎,使我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

我以为,张贤亮在其小说中宣扬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原罪”,并非他的本心和本色,而是他在文学“求生”路上的一种妥协。苦难使他成为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人。

他是睿智、杰出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让自己饱受压抑的生命,借由文学之力爆发出炽烈的火焰,照亮大地。

杜诗曰:

才力应难夸数公,

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

未掣鲸鱼碧海中。

那个以文学之笔呼风唤雨、激动国民之心的时代,永远令我们怀念。

2021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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