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是张贤亮《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第二部（第一部是《绿化树》），据说是因为《绿化树》的单行本曾被放在新华书店植物学柜台出售，所以作者才将其续编《菩提树》改成现在这样一个哗众取宠的名字。

这部中篇甫一面世，便在波诡云谲的80年代的中国社会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一时间聚讼纷纭，争鸣不已，进而持久地牵动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开启了此后身体叙事的闸门，引导出诸般的学术命题，由其引起的反响不逊于《洛丽塔》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乃至后来，这部小说的篇名成了意指丰沛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公共话语。作者后来在回忆这部小说时说到：“后来很多人都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当代性文学的开端，甚至开玩笑地说我是中国当代文学性描写的鼻祖。正因为我试图冲破‘性’这个文学禁区，整个1980年代对这部小说有不小的非议和争论，据统计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论文章加起来竟然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多倍”。1988年10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书选取了全国报刊1985年10月至1986年9月发表的有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各种观点、各种角度的评论文章44篇。许子东对“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价值阵营的重组有过这样的表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后，人们饶有兴味地发现，具体的不同的批评意见与‘左’或‘右’、‘解放’或‘保守’、‘老年’或‘青年’，‘类’的批评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乱了。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一向立论严谨历来注重文学社会效果的老评论家，却对张贤亮的‘性描写’表示理解乃至支持，而不少锐意更新观念激烈卷起新潮的青年评论工作者，居然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道德倾向皱起了眉头。……一部文学作品，怎么会引起这样‘混乱’的争鸣呢？在这样复杂碰撞的交错的批评中，张贤亮小说本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许子东《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应该说，作为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作品，它引发的争议也是多重的。其聚点大抵指向两个向度：“政治隐喻”与“肉体隐喻”。许子东在写于1988年10月的《张贤亮笔下的“畸形屈辱感”》一文里这样评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么另一半呢？张贤亮的回答似乎是：‘政治’。把‘政治’和‘女人’（革命和爱情）扭在一起并寻求其最佳组合方案，本是‘五四’以来很多中国作家一直想做一直在做的事。张氏的独特之处，是将两者都推到‘屈辱’的极端（政治犯+性无能）并绞在一起打个结。在现实生活中互为因果，在结构意象上互相隐喻”（见许子东《呐喊与流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黄子平则从“灵与肉的搏斗”这一视野观察：“灵与肉、必然与偶然，这是张贤亮的创作中‘艺术——哲学’思考的两大焦点。这两对范畴时常交叉、叠合，既折磨着又安慰着他笔下的主人公。当属于灵的、属于必然的东西占上风的时候，它们仿佛凝定为信念的两根支柱。当属于肉体的、偶然的东西充分地展现的时候，它们更象是翻滚着的感觉的漩涡，也是思想的漩涡”。（见黄子平：《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汇报》1985年10月7日》

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所暴露出来的男权意识和性别歧视观念，曾经为批评家所关注，特别是南帆为此作过的批评颇有代表性。

时过境迁，蓦然回首，一位批评家在变化了的语境里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这部作品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一是在于张贤亮写到了性，二是在于写到了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离异等问题。一个道德感和身体虚弱感相当强的民族，是不大忍心看到这些东西的，尤其是经过了十几年不能谈性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争议之所以过去或不了了之，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是文学性争议，大家讨论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见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

进入90年代以迄新世纪以来，围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本解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由当初的文学批评作品争鸣进入到更为深切更为广泛的学术研究。伴随着这种研究的不断深入的是这部作品从“名作”到“经典”的正典化的过程。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集体撰著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一书，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列入其间，从文学史意义上重新发现它的意义。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个“说不尽的”症候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