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隐没的风景

——满姑和她的养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5 次 更新时间:2019-02-11 14:42

李伯勇 (进入专栏)  


[出处:李伯勇散文集《九十九曲长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


有太多的主角到最后是不幸福的,

可是他却赋予他们胜利者的姿态……

胜利无关乎幸福,

反而与自我认同,

一种使他们完整无缺的内省较有关系。

——[伊朗]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一  遗嘱上的情感热流


满姑李祥春和姑父尹钟荣逝世多年。因1949前后——90年代中期一直是满姑当家,在当地人印象中,不叫尹家,而叫李祥春家,也表白了当地人对缺乏男人应有气慨的无能姑父的鄙夷。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却用了“尹家”这个名称。在那个政治运动频仍的时代,在台上批斗与在台下真实评价同一个人往往存在霄壤之别,因而在生活中,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在开会场合凶狠斗某个人,可在批斗者心中又保留着对其人的些许尊敬。斥责和批斗是明晃晃的,那是“选边站队”即“面子”的需要,而心仪和敬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人心幽微难测,由此也形成一种生活氛围,凌厉中也流布着温情,满姑该是感觉到了吧,她数十年能保持不卑不亢、卑微却自尊,该是于此有关。当然更与她心中植入的文化传统有关。当代中国无数身份卑微却心地高洁的弱势人依恃这种潜在的精神热量而挺过人生难关,他们的自尊和人格既受到羞辱又得到滋养,情感即人心,让人觉得尘世中仍有希望,应该是我们社会保持最基本活力的一个精神秘密。

随着两个老人的辞世,庵背的尹家已不存在。随着庵背成了县城的开发区,竖起了光彩诱人的现代楼盘,村庄的庵背也将不存在,但“庵背”这一地名却流传,这是社会记忆的延续吧——物换人非沧桑巨变,一个地方最后落得只剩下地名,历史默默地在地名中蛰伏。任何一个简单却俗气的地名里都蕴含着深巨的历史内涵,我今天所叙述的有关满姑和她的养女的“庵背生活”也只是其中一片羽毛。对于我,阉背却始终是个沉甸甸的存在。

自然,庵背所发生的诸如满姑跟养女春莲相依为命的情感,像流水一样发生着也消失着,周围的人都视而不见,或看见了也只是过眼云烟,于是它在人世中隐没。不,物不在、山不在水不在而情感在——由于情感,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些若隐若现的沉默风景。情感——人心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视;正是情感的力量激活记忆,让过去重现——“过去”也成了未来的有机组成。

正是情感的突然触发,我叙写这样的沉默风景,那一幕幕由远而近呼啸而来。

2011年10月7日,满姑的养女春莲(大名刘敬兰)造访。春莲也60多岁了,这些年她住在广东惠州做事的儿子那里。听说尹家的村邻避开她而叫尹家亲生儿子刘××(简称A)处置尹家宅居山场等遗留问题,有人还是告诉了她,她特地回来。春莲自小在满姑家长大,与满姑满父相濡以沫悲欢与共,是她全力抚养满姑姑父,伴以两个垂暮老人最后的温暖,不是亲生胜亲生,比亲生儿子还要好还要亲。至少在表面,几十年A对满姑夫妇——亲身父母视同路人冷若冰霜,这是亲戚小圈子都知道的事实。有关满姑所遗留的一切,春莲应该是第一权利人。那天春莲拿出了90年代我父亲代写的满姑夫妇遗嘱,上面写明由春莲全权处置相关事宜,我和叔伯兄弟盖章作证。春莲又讲起满姑40年代末期(解放前)在街上的一栋二层砖房,此房尚在,曾长期做县工商局办公用房,她想搞清解放初到底是否没收。这两件事成了开启回忆的锲子,春莲回想几十年与养父母相依为命的情形,不禁啜泣,热泪滂沱,悲涌胸中。我亦怆然。

我几乎忘了自己和几个兄弟姐妹(堂兄)曾经盖章,父亲1996年2月下旬握笔为满姑姑父立的遗嘱。那时,70多岁的满姑大病一场,意识到了什么,而她似乎一直等待A认亲生父母,我父亲已对A的回心转意不抱希望,对A不认父母打抱不平,对春莲几十年全力维持满姑姑父十分赞赏,也就催促满姑,所以春节过后不久形成了这份遗嘱。

遗嘱只是简单的两三段,但开头一段重笔交待了立此遗嘱的情感原由:“我俩自四九起抚养一女刘敬兰,数十年来,我们同甘共苦,情感甚深。在我俩年老体弱之时,一直由养女刘敬兰扶持赡养至今,我俩现年事已高,为日后之事,特立此遗嘱。”是叙述,也是情感的抒发,全集中于这寥寥数语。从当时的情境,一隅山场两间破房,对已在县城置业——饮食经营还算红火的春莲,算不了什么,就是县城那栋归公数十年的破旧小楼房,能不能要回来还是个问号。往深里想,这是我父亲,是满姑姑父,也是我们这些亲人——当然包括春莲,一个情感的抚慰罢了。春莲手执这份遗嘱,就是手执一份记忆。以后不久,满姑姑父先后辞世,A也不知道他们留下了这份让他难堪的遗嘱。

如今这一纸遗嘱又一次撞开情感的门扉。不期然她的悲怆恰好跟“遗嘱”的情感相对应。我看着父亲的笔迹,父亲辞世也不觉经年。春莲这次不由自主的哭泣,我的心灵又受到一次震撼。


二  夭折的佛子

我对“遗嘱”上所指的物质内容不甚了了,却不由自主又一次追忆满姑这一家子一辈子。我油然记起自己2001年写的《瞬间苍茫——重返下放地》(发表于《上海文学》)的《油茶树下的忏悔》一章(内容有所扩充)一—


……趁着日跌西山,我一人走进一片油茶林,四周很静,蝉鸣使山更深幽。我心里一抖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我仿佛看见,一个叫佛子的少年背着一顶大斗笠向我走来,依盼地微笑着走来。三十多年过去,他还是大头大脸一副孩子模样,天真,质朴,善良,无奈。

佛子是我满姑的儿子,他死去也30来年了。

如果他不死也40大几了。如今他的家已属县城范围,他会像别的农人一样在城里打工吗?他会打工吗?他从小患有癫痫病呀。此病亦叫羊角风,本地叫猪婆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人公老患这种羊角风。我不敢设想他今天一定过得好,尽管他有一个从小改为姓刘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现在是建筑工程师的亲哥哥,但他这种顽症会耽误他一辈子,哥哥也不一定真心帮他。可能他今天仍无家无室零丁凄惨,可是他终于能看到一个不再受欺侮的新时代。

佛子怎么就降生在我满姑的这样的地主家庭呢?

我有4个长大成年嫁人成家室的姑姑,就数满姑有些文化。当年我爷爷把她许给县城附近一家富户。姑父比我的父亲大几岁,小学同班,可他凭着好的家境贪玩、逃学、厌学,是个弱智者,老不上进。他母亲当家,精明,划算,也特抠,每年能收许多地租,特别宠这个独儿子,所以有人说这是天开眼天报应。死于贪逸而生于忧患。满姑一到尹家就顶上去了,当家理事,正好成了地主分子,而姑父也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一辈子吃闲饭,不思进取,不熟谙农活,生存能力特差,到死都是满姑伺候他。

满姑生了几胎都没留住。解放前一年她又生下一胎男的,顺从迷信(当地风俗)刚三天从狗洞接出抱给附近一家贫苦农民,同时抱养了这家一个女儿(婴儿),属于调换。两家的小孩都活了。男的改为刘姓,女的继续姓刘。满姑精心带养这个叫春莲的女儿。果然,50年代中期,佛子出生了。满始终于松了口气。解放(1949)时,满姑完全可以选择改嫁,也有人这样劝她,但她没有,她怀揣“三从四德”传统思想,坚贞不二,也就是说,她有志气,认命,贫贱不移。即使在以后30年她不断的挨批挨斗,她没有后悔过,走路干活没畏缩过,她用微薄但有力量的劳作,无尤无怨,维持着丈夫,维持着这个家。这点上她比我们许多新社会的读书人强多了。60年代初,她回县城娘家看望,受到我大伯母的嫌弃与训斥,在街上指着她叫‘你这个地主婆,你不要来!”可她并不灰溜溜,静静地离开,以后仍问候大伯母。满姑把一切不快事藏心底,让其沤掉。

我记得60年代那年,我饿得慌,从菜市场走过,满姑叫住我。她正在卖凉粉——狗檬叶打成的凉粉,她叫我吃一碗。如今,那股青涩味亲切味仍在心头。为维持生活,她打霜天下水塘捞田螺。满姑自己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她同样体现出中国女性的一种承受力和韧力,一种宽待和自强不息。

在这篇文章,我记的却是佛子。由佛子而稍稍涉及我这位满姑。因满姑我浓郁着对佛子的歉疚之情。

60年代初,佛子大约八九岁,他喜欢到我家玩,很有礼貌。肥头大耳的,身上的肉并不多。他是满姑最大的希望。养女春莲读小学,跟满姑的感情很好。我听母亲说过,满姑希望抱在刘家的儿子长大后能与春莲完婚,不过这个儿子对亲爷娘十分冷漠,从不叫一句爷娘。此时刘家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了,他很会读书,学习冒尖,考上了赣州市一所重点高中,趋利避害已在这年幼的生命上体现出来,跟亲生爷娘断绝一切关系。满姑这一希望十分渺茫,幸好春莲始终待他们亲热,视他们为亲生爷娘。那次佛子在我家玩了大半天,突然跌地,口吐泡沫,双手紧紧地抓住凳脚,嘴唇发白,脸色灰青,着一层土灰。我们都慌了。母亲说他患了猪婆癫,躺一会就好。果然一会儿后他醒来了,又亲热地叫我们。现在我才明白,那时他怕我们嫌弃他、拒绝他,表现出主动的亲热。

文化大革命开始,满姑家更惨了。更多的批斗落在满姑头上。连读中学的春莲终于害了怕,回到亲生的娘家,她这种特殊身份加上有文化,大队安排她在大队碾米坊开票或在大队代销店做售货员。此时满姑的大儿子回乡(刘家),对亲生爷娘依然冷绝,撞上也不打招呼,可以揣摸他内心藏着恐惧与自卑,但他长期自觉地保持着这种对亲生爷娘的冷绝,以路人相对。

这种情势之下,佛子的凄惶状可想而知,爷娘不能厮守他而给他连续的温暖,而渴望亲情渴望温暖渴望一个安全的家是一个少年的生命本能。周围许多少年向他吐口水,斥责他是“地主崽”,甚至推他、打他。可以想见,当他经历一场羊角风发作后,他渴望亲情的生命之火更强烈了。

此时在县城的我家也风雨飘摇。父亲被揪。我和弟弟作为知青下放龙头,紧接着母亲带着几个妹妹跟着来。街上居民大多下放,一条街空荡荡的,而贫宣队一些队员大摇大摆进城,他们挑选最宽敞舒适的房子,身上镀着革命的神圣光圈,没付什么代价就成了城镇新宠。

1969年深秋一天的下午,背一顶大斗笠的佛子突然出现在下放地——我家的面前。显然他是操近路沿途问路自个儿翻过一座大山找到了我们。操近路龙头到县城30多里,得翻成10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浓郁的崎岖山路。他亲热地叫我们,脸上露出轻松和微笑。我大吃一惊。

当时,我并不是惊奇佛子竟能找到我们,而是耽心他的到来使我家乱上添乱,雪上加霜连夜雨,让当地人知道我有这样一门脏亲戚,我还能抬头吗?就是说,尽管我处境险恶,在学校在县城我已是个失败者落魄人,但内心深处仍想出人头地,进人叱咤风云革命者的行列,其时我已“没有希望”,但我怀揣政治希望,认为自己还存希望,能投入已经无情抛弃我的政治圈,就像尤凤伟《中国1957》所写的:许多右派都认为自己冤枉而别的右派一点不冤枉,他们对革命对领袖从来就忠心耿耿,认为别的右派都比自己的罪责深重。所以受着革命的批判和抛弃,还是故做多情地靠近革命,献媚献忠心。谁也不会从心里认可自己被革命排斥抛弃这一现实。我觉得佛子的突然出现破坏了自己的前途(希望),心里生气,满脸不高兴,我甚至恼怒于他。我怎能理会此时此刻他的寻求亲人慰贴的心情呢?怎能理会他小小年纪离家来找我们的企盼心情呢?我跟他无情的亲哥哥是一样的。

我压下声气责怪他不该来。母亲好生地招呼他,被他能寻上门而感动。当时我悄悄对母亲说,我们一家才来;而这个大队是狠抓阶级斗争,是全县的典型,我们没必要自找麻烦,让他吃过饭回去!母亲不同意,说佛子走了这么远这么久,住一晚才好,要不满姑会怪怨的。我又说,佛子发猪婆癫怎么办?当我这样一说,自己倒更意识问题的严峻和严重,更执己见。母亲犹豫着,但她必须听从儿子——她比别人更能察觉我下放前已处境不妙,便安顿佛子吃饭,开导他回去,待家里“站稳”之后再来。

佛子多想留住几天呀。其实这是完全可以的,我过于险恶地估计了此地形势,不,我过于痴迷自己的加人革命阵营的希望,好像佛子在这里多呆一刻,我尚存的“希望”就灭绝一分,他离开,我的“希望”的太阳就会穿云破雾地浮现。我要他尽快离开的心情焦灼着。

吃过饭我带他上路,他亲热地向我们一家辞别,他并没有显现怨尤与哀伤,微笑着,仿佛他此行仅想看我母亲一面,看表兄妹一面,他如愿以偿。每走一步,我的心就轻快一分。我对一些露出诧异神情的人示意这个小亲戚有癫病。此时我是个恶人,恶人行恶总能找出堂堂正正的理由。我是个受害者;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这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现实——精神现实。

我同他来到马上要翻山的山脚下的油茶林,一打山路穿过油茶林。他亲热微笑地叫我“老表”。在今天看来,我仍感觉出这句称呼有太多的内涵——一个没进学校门的双重弱势乡村少年的由衷表达。渴盼亲情,渴盼呵护,渴盼亲密渴盼沟通,渴盼被当作正常人相待。他年幼可被社会放逐得太久。在陪着父母挨斗的时候,他低着头,人的社会的暖意消失殆尽;在他独自一个流浪的时候,既要躲着身边少年唾弃的羞辱,又悄悄地寻觅着可以栖息心灵的亲情,他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我家,但被我凶狠地斩断。

当时我却再生恐慌,担心他不会回去,或者过一两天他又会找上门来,他是满意此行的。我却打心里不愿他再到回来,不愿再见到他,我认定他是个只会带来晦运的家伙。

他是无助无邪的弱势少年,是依然相信亲情的乡村少年,而我也认为自己是社会的抛弃者,希望渺茫的弱者,其实,我已被社会毒化——心灵跟那些胡作非为的强势者一样歹毒。我受人斗人、人毒人的文化浸染了十几年,心已成狼了。我鸣不平含幽怨,是基于我的家庭背景捆住了自己而进不了强势者行列,我被强势者击败一颗心仍希望成为这样的强势者,如此失意而怨恨,佛子成了我的发泄对象。我踹他背上的大斗笠一脚,凶横地说:“你要是再来,我就打死你!”他没有回答,默默地走远,消失……我这句话也消失了,不,一定砸在他幼小的心上,也烙上我的心头,它是不会消失的!

当时我确实觉得送走佛子感到痛快轻松。事实证明,即使佛子不再来,我也没运交华盖,很快地,1970年元月,我被当作“现行反革命”(他们认定我参加了一个实际不存在的九·三O反革命集团)遭到穷追猛斗,遭到命运的辛辣嘲笑。

那句话在我心头第一次重现,是将近一年之后。在农村的我们听见了佛子在县城的上犹江落水而亡的消息。我心里立即内疚了:自己亏待了这位表弟。一天下午,流浪的佛子又从县城回家,经过大桥时跌入水中,有几种说法,一是周围几个学生追撵他,他越栏跳入水中;二是被几个中学生推人水中;三是他羊角风发作坠入水中。这个来到世间才十多年的少年,没有真正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就匆匆走了,至死他没有怨恨也没有学会怨恨,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他爷娘没向他灌输怨恨和以牙还牙的思想,自始至终都以善良弱者出现。他可以依凭疯癫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然而他没有。这种“恶的家庭”倒出现了这样的良善人。可见,良善也是一种选择,更须一种持之以恒的默默持守。

我的心被震撼了。倘若有人在桥上推了佛子一把而使他落水致死,我那次踢他的罪孽不会比前者差!当然,在那个年代,谁也不会去追究也无从追究,满姑又一次默默地认同了命运。

后来母亲给我说,满姑对我们那次没留宿佛子略有抱怨。满姑是对的,应该抱怨和谴责,佛子是她最后的希望。我想,那次留他住十天半天让他怀揣温暖,也许能躲过这次厄运。

后来父亲“解放”了仍在教书,所以我能不时听见满姑的消息。她依然健朗,顽强地生活着,并不是我估计的那样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丧魂失魄。满姑理解这个改姓刘的儿子,咫尺相见如同路人不闻不问,倒是满姑常回头看着自己这个儿子的匆匆远去。满姑和姑父家得益于养女春莲。她读了初中,可以革命的名义与满姑一刀两断不再来往,然而她没有。她在代销店辗米坊总是暗中接济满姑,比如,她把一小筐米(上面盖细糠,米里塞几块钱)悄悄放在一个隐蔽处,晚上满姑悄悄取回。春莲以这种方式报答带养之恩。亲生儿子不认他们,而带养的女儿时时接济他们,这是命运和人间给满姑的安抚。这样,两个老人平安地捱到时代的转折生活的彻底转机。

(80年代末,满姑姑父近70岁,春莲承包大队一间店饮食,满姑全力以赴不知疲倦地帮衬。姑父衣着整洁,生活全由满姑料理。这时,姑父再不能忍受亲生儿子不认父母,耿耿于怀,准备诉诸法院。大家劝他算了,法院判了但他还是不认又怎么办?法律解决不了情感问题。由于长期的回避和冷漠,他已铸就了冷漠父母的情感面,况且,不像一些港澳台回来的拥有体面和厚资的年老亲人,年迈的双亲只会带来无穷的负担。——这是后话。)

几年前,满姑突然病倒而亡故,姑父生活失态,不久投水而死——跟他小儿子去了。自己那句话就频频在我心头泛起了,我悔对佛子也悔对满姑。虽然我没当面向满姑认错,但我明白,这是我一生的过错!

今天,我立在下放地的油茶林中,心头又涌现那句话,内疚而苦涩。这是我重返下放地融景生情涌起的跟下放地乡亲无关的一件事,一种忏悔的心情……

我发现,在漫长的风雨岁月里,满姑和下放地许多底层一样,从未以受难者出现,而我这个文化人却一度认为自己是受难者,许多报复就缘于这种动机。显然,报复历史到头来必定报复自己。

我永远记住下放地那片油茶林。


在写《重返下放地》这篇子文章的当时,我便意识到“满姑是一部长篇小说”, 纵然也写了组成环境因素的几个亲人,可笔力放在我对佛子由决绝到忏悔的精神历程的展示上。当时我有“好好写满姑”的念头,可我以后没再回到满姑这一主题。事实上,我对满姑家的了解十分有限。何止对亲人,对自己父母同样缺乏了解,弱势的亲人和父母他们自己也不愿说,是在那个年代普遍性的精神症候。

但上天又一次给我机会——春莲的造访与倾诉让我又一次回到满姑这一主题。我又获悉了有关满姑家更多的情况。从她这次对满姑深情的点滴追忆,我对她们在长期逆境中建立起的母女之情有更多的感触和理解。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良知和信念仍如隧道中的桃花灿然开放,而且由满姑默默地传导这个养女。

那是一幕幕真实存在过的人间风景。


三 为佛子再添一缕笔墨

这次造访,春莲又沉重地提到了死去的弟弟佛子。也就不期然证实了,前些年我写《油茶树下的忏悔》,对佛子“渴盼亲情,渴盼呵护,渴盼亲密渴盼沟通,渴盼被当作正常人相待”的心理的把握是准确的。听春莲说,佛子上了小学,成绩优秀,班主任慨叹:“家庭成份不好的子弟格外会读书。”其实还应加上,自尊和寻求自尊是人生的动力,意识到自己逆境的少年更加努力奋发。由于文化大革命,佛子离开了学校。此时春莲为划清界限也回到同一个村的娘家。佛子悄悄对她说:“我希望到一个不受欺侮的地方。”一次,佛子跟队里一个邓姓同龄小孩起争执,邓姓父母大怒,父同子一道按住佛子,硬是用石头敲掉了佛子的两颗门牙。佛子回家跟母亲即我满姑说了,母子抱头痛哭一阵。满姑并没有把此事告诉给春莲。

佛子落水几年后1979年夏天,满姑已卸了“地主帽子”,一天到春莲承包的大队(村)代销店,正好到了一批马兰瓜,满姑招呼大家吃瓜,其中一个正是那个邓家女人,此人喜滋滋乐得免费招待,这时满姑记起了受苦的佛子,气从心底爆发,一手夺过那个女人手中的瓜,说:“我女儿的瓜不是你吃的!”那个女人狼狈地退走,大概此人仍以为吃满姑的理所应当。事后,满姑告诉了春莲,春莲才明白弟弟这一遭遇,气愤地说:“夺得好!要是我在前,还要给她一个耳光!”(这次春莲说起这件事又禁不住哭了。)满姑内心一直盛有这个受尽侮辱的儿子啊。其实再弱势的被侮辱者很难泯灭惨痛的记忆。

由“佛子”,我们淌入了满姑和养女春莲的情感世界。


四 亲情·温情·感恩之情

1951年土改,满姑31岁,姑父29岁。他们家的财产被没收,合家住在朱家祠堂。没多久,他们又先后被撵到一个叫棚下和庵背的山旯旮。每况愈下,无穷无尽的义务工落在姑父母头上。当时,如果一方坚持,春莲和A是可以再调换回到各自娘家,可是,俗话说孩子不是生亲而是带亲的,正如尹家喜欢春莲,刘家也喜欢A,两家都舍不得。但恶劣的情势还是让他们进行了一次再调换。应该说再调换的主动权在刘家;小小的A和春莲都哭得凶,仿佛在抗议他们命运的又一次颠扑。满姑出于真正传后的心理,又把儿子送回刘家而接回养女,刘家也就顺其自然(刘家兼有重承诺和重男轻女的考虑吧)。在春莲懂事后,满姑多次对她说:“把他(儿子)带回来,他肯定会被搞死。”就是说,儿子虽被抱走,在刘家长大,满姑心目中一直藏有这个儿子,仍尽自己所能为他避风挡浪,满姑似乎意识到了尹家遭受的大扑腾还在后面。

但是,满姑没有轻慢这个女儿,把春莲视为己出,极尽力量抚养。满姑为的能对得起刘家,对得起这个与家里共度时艰的女儿。这个女儿成了满姑实实在在的希望。

春莲也倔强——她有倔强的“本钱”,纵是她冲撞别人,别人也不会斗她,只会放她一马,因为她不远的娘家不但成份好,而且有个善治小孩疳积、有相当名望的奶奶。

当时,出于“女儿是别人家的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贫苦农家也很少送女儿上学,但满姑执意送春莲读书。可母女俩想不到,上学同样充满辛酸和坎坷,但也会遇“幸运之神”。

1958年春莲跨进学校门比别的学生年长一两岁,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她家也是一样的,她懂事早。最初几年,满姑凭着在娘家学的女工底子,给人打鞋底换生活费,每双几角钱,有的一块钱,她在昏黄煤灯下熬通宵。这一幕幕春莲看在心里,白天她像别的农家小孩到溪沟里捕小鱼虾,弄到街上(到街上只两三里)卖,有时摘野菜卖给队里的猪场,挣几个钱贴补家用。

此时村里像全国各地一样办食堂,规定各户不交蔬菜就不给饭吃。由于居无定所,满姑无法种菜。这意味着不仅春莲会失学,而且满姑一家挨饿。这时学校来了个陈老师,他被划了右派份子从赣州学校贬到此地,春莲鼓起勇气跟他说了实情,他非常同情,叫她悄悄到学校菜地摘一担菜送到村里大食堂。她照办。她能继续读书了,还为家里解决了难题。回家她跟满姑说了,满姑感动地说:“我们要记住人家的大恩大德!”

春莲知道陈老师处境不好,沉默寡言,也许出于别人举报,陈老师突然被调到另一个乡下学校。春莲惘然若失,终于搞清楚陈老师调去15里外的黄沙乡小学。满姑不声不响,举锄在队里拔了花生的地里垦挖了一整天,收获了半升花生,漏夜炒熟,由春莲送去。春莲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找了大半天才找到陈老师。陈老师感动而吃惊,小小年纪的人这么有良心。春莲说是母亲要她这么做。陈老师噙着泪水说:“你母亲是好人啊。叫你母亲要保住身体,有身体就有希望!”(1979年陈老师平反,做赣州某中学校长,他专程来看春莲母亲。)

60年代大饥荒,尹家更不可幸免。此时满姑又有了一儿(佛子)一女(玉子)。从风水角度,是春莲给尹家带来了好福气好景象,满姑对春莲更是恩爱有加。满姑常常喝饭汤,而把干饭让给婆婆和春莲。婆婆主动绝食,把生的希望让给后人,她要满姑把孩子带大。春莲心里记着这一幕:母亲要撬开婆婆嘴巴灌食,婆婆就是不张嘴。婆婆就这样“病”死,为延续尹家香火而视死如归。满姑13岁出嫁到尹家,婆婆放手由她当家,把延续尹家香火的希望寄托于她,婆媳深情由此建立。春莲在读书,长身体。满姑传承家风,坚持只喝饭汤,干饭留给春莲吃,把春莲视为尹家的希望,当然也是她的希望。贫穷苦困没有拆开两母女,而是两人的心灵融为一体。纵然别人如何贬斥满姑,说满姑罪恶深重,春莲就是从心里认同这个母亲,知道母亲顺从着命运,顺从着社会,却宽容,善待人,坚韧生活,保持自尊,决不自暴自弃。

春莲读小学时断时续。在队里满姑家是不许卖柴卖农产品的。她12岁,悄悄到10里外的大姨妈(养母的二姐,笔者的二姑)那里割柴,然后挑到30里外邻县的龙华圩卖,所得几毛钱她欢喜不尽,往返数十里的艰辛也就不在话下了。

春莲背着家里贩薯苗到25里的中稍圩卖,一斤能赚两分钱,一次能赚七八角,她把钱交给满姑贴补家用。一次在中稍圩,不慎被队上一个贫农社员看见,此人向税务所长报告,所长逮住春莲说:“地主还能卖东西?”没收了她的薯苗。情急中她看见了一个同学的妈妈也在税务所,底气骤增,反而质问所长:“谁是地主?你睁开眼睛看看!”同学的妈妈也给她作证不是地主。她把薯苗要了回来。

每次赶圩傍黑回来,春莲累得不行,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满姑用热水给她洗脸洗脚,招呼她睡下。

虽然躲躲闪闪,劳苦困顿,情形还不是最糟的。可政治空气一天比一天绷紧了。

1965年春莲却以好成绩考上了县初中。满姑高兴,要她读下去,可家里拿不出钱交学费——才四五块钱,家里无法解决。春莲只有到娘家求助。在卫生部门工作不久的大哥为她能考上县中而高兴,悄悄给了她10块钱。学费也就解决了。她的学习她的表现都没说的,可一涉及家庭出身,好事好处就于她无缘。她把真实情形告诉给班主任蔡仙珠、何敬老师,她们同情她,悄悄给钱给粮票。一元八角的,三两斤粮票,多么起作用啊。春莲把钱和粮票偷偷给满姑,满姑一再叮嘱她要记住人家的大恩大德!

春莲要进步,也注意在表面上跟满姑“划清界限”,心里却记挂着家里,有时把老师给的钱由在学校任教的李家舅舅(笔者父亲)转交给满姑。李家舅舅感叹地说:“你这么小就这么有良心!”


五  心系养母·秘密通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城乡,满姑遭批斗受侮辱成家常便饭。春莲书读不成了,甚至在家也不能呆了。她害怕极了。求生求安全是人的本能,回娘家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退路。满姑担心她真把亲儿子换回来,恳求她:“你可以住回你娘家,可他不能回来,他一回准没命了!”在当地满姑家没姓氏家族做依傍,只能任人推向苦难的深渊,惨境中的她依然肩住黑暗之门,让儿子A留在安全之所。

春莲还是选择回到了贫农成分的娘家。

生父一家对春莲的惨淡遭遇心怀内疚之情,不是调换,春莲就不会如此既受苦又受罪了。比较起来,生母待她却有些冷淡。不过她还是在娘家住下来了。生母派人到满姑家挑她的口粮,不付款。真正说起来,春莲回娘家犹如新入一枚楔子,刘家对春莲的态度也有些微妙,毕竟从小离开,她呆在刘家非长远之计。何况,身在曹营心在汉,她时时记念着满姑——满姑仍是她情感的重要支柱。植于内心的诚挚情感能够抵御任何漂亮而凌厉的政治宣传。别人当满姑是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而她从心底认可她是善良的母亲。春莲对养母的“倾斜”被生母觉察而产生不满。

春莲生母所在的生产队不同意她把户口迁回来,很现实的一个理由,就是怕“扯薄单被”——队里本来就人多地少,迁回一个强劳力意味着大家的口粮往下拉。但还是迁回来了。

春莲在刘家,就没人说她是地主女儿,她的腰杆子硬一些。她亲奶奶是个享名的治小孩疳积的能手,生意好,有人脉,奶奶会悄悄给钱。但是,跟满姑已经建立的至深感情是不会消散的,反而会因为离开而更加强烈。就是说,春莲心底的良心未泯,她通过一个叫朱才娣的本队亲戚,悄悄捎钱给满姑。

还是凭着刘家的好背景,春莲因初中文化而鹤立鸡群。她是大队综合厂(社办企业)零售员合适人选,也正好规避了继续落在刘家的尴尬。1969年她进入了综合厂,先在辗米厂开票。她有了一点工资,更有了自己的空间。这期间她在尹家的弟弟佛子被人推到河里淹死,妹妹玉子草草出嫁,家里只剩满姑两夫妇。她知道,即使成分好,一些农家女孩子也不可能读初中的,也就更加感念养父母。但她又怕别人举报自己“没划清阶级界限”,只有用电影里革命者地下活动的方式,背地里跟满姑讲好联络“暗号”,深夜送米。

晚上有时她把半袋米送到满姑窗下,敲敲窗子就走。她有时米面上故意撒些粗糠,把有的社员没钱辗米用来抵数的鸡蛋藏在里面,将米袋放在某坟墓前。晚上她也害怕,约了既是亲戚又同情她的女友一同去,跟起来摸黑走路的满姑打上照面也装着不认识,咳嗽一声离去。她悄悄叮嘱满姑:“你们千万别说出去啊!”有时满姑担稻谷来辗,她不打招呼,公事公办,趁人不注意往米里塞几块钱。满姑抑制不住激动,又不敢对别人吐露,还是悄悄告诉了教书的娘舅。当时我在乡下几次听父亲说起,对春莲的义举顿生敬意,又一次琢磨“天无绝人之路”的人生至理。春莲的义举也让满姑看到并享受到了生活的希望,实在也是老天给她惨淡命运的回报。

春莲在综合厂接触的人多了,来招工的人对她中意,最后因家庭成份而作罢。因家庭成份她的婚姻也迟迟未能着落。但是她接济养父母没有中断过。她一直呆在大队综合厂,不期然又为以后独立承包经营打下了基础。


六  主角A:离场·返场

这篇散文写作的时间拉得长,前后延宕了好几个月。一个原因,如开头说的,满姑所在的庵背划入了县城规划区,土地山场的出让费提高了许多,满姑家能获得三万元补偿,迁坟(满姑和满姑的婆婆的坟)还能得到若干补偿,而当地村里却以A是满姑的亲子做了全权代表,把春莲撇在一边。春莲住在广东儿子那里,经济上过得去,有人把情况告诉了她,她非常气愤,一场争执——两相较量不可避免。在春莲,与满姑数十年相依为命的一幕幕涌上心头。表现的是金钱之争,谁多谁少,深一步就是权利之争,也就是按照满姑遗嘱处理,再深一步就是情感良心之争。一般人都忽视了情感——由情感催发的正义与公平的呼喊。

我理解春莲“我就是要争这口气”的表白,她一口应承要负责迁坟之事(相关补偿远远不及迁坟的实际费用)。我以为,如果按遗嘱,由春莲作第一权利人,由她按比例(如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等)分割这笔款项,事情不难解决,但也存在争执的可能,因为A毕竟是满姑的亲子,法律会顾及血缘关系的。春莲考虑倒比我老到,她甚至把上法院打官司也想到了。于是我倒想在或判决或调解告一段落后,再完成这篇文章。

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就是我听着春莲几乎一上午的回忆和倾诉,她的心泉滔滔,实际上已偏离了钱款的主题,不期然又让我知道了许多事关满姑的生活行状,我油然记起多年前“要好好写满姑”夙愿,觉得终于到了续写满姑的时候了。当然春莲的倾诉是时空紊乱的,她讲起某件事我不由设想当时的大小环境,尽管这样,我对满姑他们一些行为也不是立即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而我仍对当时他们的一些举止进行反复咀嚼。这就影响文章不能一次性顺畅完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一度忽视了A同样是“满姑风景”的主角。

数十年A不在满姑生活的现场,却同样是“满姑风景”的有机成分。以前我对A是忽略的;春莲这次所针对就是满姑的亲子A。我终于明白,完成这篇文章涉及到A。事实上在满姑1949后四十多年的生活中,A虽不在他们身边,却像个影子相伴,A始终在满姑的生活和情感中存在,成了满姑压在心底的希望。A一些“不在场”行为也构成了满姑的故事,决不是因这次“利益争执”而成了我关注所在。满姑是传统女人,脑子里始终充斥传统观念,不管A对他们的态度如何,他们心中都盛有这个改姓的儿子。从社会角度,A也是扭曲的社会意识的一个产物。因而我发觉,原来我迟迟未续写这篇文章,或者说没有进入“满姑的风景”,是A“未入场”之故。

此时此刻,A已呼之欲出。

这里仍有必要对A做一番介绍。A1966年赣州重点高中毕业,也因文化大革命回到家里(刘家),虽然填表可以填写响当当的贫农,当地人都知道他的真实“来路”。问题倒不是有人当面鄙夷他抖他的老底,而是他自己不由自主“对号入座”,自居卑微。A内心深处充满自卑,为人处事也就低调和谦恭,遇事反复掂量,筑就城府自我保护。他以此融入刘家融入社会。他比春莲更有政治头脑,对政治语境更为敏感,知道怎样“彻底划清界限”,同时让人知道他“彻底划清界限”。他坚定地不认也不见亲生父母,偶尔撞上他早早绕道。他也不认街上的娘舅。亲生父母家发生的一切变故他置若罔闻。他没做农村干部,也没招工进城。正好城关乡组建建筑队,他进这样的社办企业正合适,能发挥文化专长,他也干得不错,成了能独挡一面的工程技术人员。自然,他能读书——到赣州读高中,回家能进社办企业,能结婚成家,都是“刘家”给他带来的,他感激刘家,时时事事突显“刘家“的印记。而刘家老人也待他视为己出。

然而,他与亲生父母的关系并不是不说、不见就能永远回避的。

正如当年满姑对春莲负责,把春莲当作儿子和女儿,春莲也对两个老人负责,负责老人晚年生活,还为老人送终。上世纪80年代满姑家生活大有好转,有点自耕地,满姑还经常到春莲店里“帮店”,站柜台,做杂事,尽其所能。春莲也结婚成家,夫家就在县城。

那时A已是镇建筑队设计工程师,可他从未在庵背尹家露过脸。可在满姑夫妇的内心深处,一直记挂着这个咫尺天涯的儿子,他们为儿子成家“做事业”而自豪,儿子改姓也还是他们的儿子。时局变化,冰雪消融,蛰伏心灵深处的认子念子的想法终于探出头来。他们一厢情愿地想,现在不再讲阶级成分,儿子不应害怕,他会、也应该认亲生父母。他们多想儿子近前叫他们一声爷娘!满姑心细,生怕春莲产生 “我待你们这么好,你们还是要找儿子”的怨尤,找了合情合理的道道:看着春莲维持他们几十年,也希望儿子尽一点责任。满姑对春莲说:你也成家,生儿育女,不要老是由你负担。女儿再好,嫁了人,满姑决不会跟着去春莲夫家的。

满姑以己度儿子,认为儿子心里盛着亲生父母。她深明大义,不把儿子的冷漠放在心上,知道感情靠培植,不要等待儿子上门认爷娘。


七 母子间延续“昨天的冷战”

确实,儿子“有后”是满姑希冀的一个果实,可她没能意料,这一果实苦涩难嚥。A结婚,生儿育女,都没有告诉满姑夫妇,满姑完全理解儿子的避嫌之虑,可乐滋滋的,心里念叨;我做奶奶啦,有后啦。80年代改革开放,他们与儿子亲近的机会终于来临。

1981年A做了新房,算是乡土人家一桩人生伟业,准备做圆屋酒宴请亲朋。满姑夫妇已打听到了,虽儿子仍疏远和拒绝他们,没正式传递信息,可他们全力以赴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精心喂养了几只大线鸡,准备了两担自己生产的稻谷。人说“鬼不打笑脸送礼人”,儿子对亲生父母的礼是不会拒绝的。这样的场合应该是亲生母子走拢的极好机会。

对于A,社会的变化没变化的种种特征融入了他的成长过程,都在他心上留下烙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应变能力。A在生活中的待人接物,总是显现他的某一个侧面。对也好错也好,就是蛰伏数十年的恐惧,以及由恐惧带来或形成的疏远、冷漠和拒绝,都化成了他真实的情感和清醒意识,在弃绝父母上一条路走到黑。他的亲生父母仍是他的恐惧之源,因而不能用“虚伪”“做作”这类简单的字眼来指称A。

在读书——个人成长上,尤其能在远离家乡的赣州重点中学读书,可以相信,A以好成份自誉自炫自我庆幸,在日常生活中有好心情。A服膺阶级斗争这一套理念。也应该说,阶级斗争理念极大地伤害了社会,同样也伤害了那些社会骄子,也伤害了那些真心改造的弱势者。A身上体现为“两面性”。虽然不再讲阶级斗争,但这一套理论竟在A身上根深蒂固。在A并不体现为他以红色后代自居,当然,而是出于恐惧——恐惧是他主导性的深层心理。这么多年,政治运动总是隔几年又来一次,开头上面讲得好好的,可以提意见谈看法,马上就变了脸,大搞秋后算帐,揪出反面典型,他才不会轻易上当受骗呢。何况,按政策解放前两年他就在刘家,他身上贫农的烙印是清晰的,加上他完全融入了刘家(得到了刘家大人的悉心喜爱),从未与亲生爷娘接触过,没落下把柄,对手未能扳倒他,他就可以放手做事业,至少能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他怎能理会亲生父母心中一直盛有他呢?在周围人比如他家属的不断提醒下,他反而滋生这样的考虑:亲生父母老了,丑了,想亲近自“明摆着,于是他一颗心又警惕了。思来想去,只能把对亲生父母的拒绝坚持到底了。可他嘴上不说,保持沉默,几十年他就是沉默着过来的,再说,他是读书人,生活在乡土环境是,知道认父母是做人的大道理,“嘴上拒绝”会惹人耻笑。于是他选择了“顺从乡俗”,把亲生父母当作来恭贺的客人。

乔迁那天,他和他的家属没有拒绝亲生父母担着礼物登门祝贺。

这天一个早,满姑姑父本来打算担两担稻谷,因年老体弱实在担不动,就担了三箩自己生产的稻谷,用鸡笼带了几个大线鸡,蹒跚地走了三四里路到刘家祝贺。果然没遇到拦阻。A依然沉默,没叫一声亲爷娘,不冷不热,可妻子露出笑脸。满姑以这种方式公开认这个儿子,看来效果好。姑父没一点大庭广众中与人相处的经验,依然自惭形秽,送礼后自个儿回了庵背。满姑开了心花,把刘家当作自家,忙开了。

满姑做厨是有一套的;她在厨房忙了一个穿心夜,毫无倦意。她哪知道儿子正考虑怎样开口叫她离开呢?

A夫妇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让满姑得寸进尺——上中午这顿正席,她不能在盛宴中出现。女人家不好开口,别人也不好说,只有他对母亲下逐客令了。等到宾客盈门宴席即将开始,A简洁地对满姑说:“你回去吧!”

言简意赅,无须解释。在满姑却是晴天霹雳!

满姑很快冷静下来,明白自己仍是儿子的累赘,她遵从子意,双眼噙泪挑着空箩,黯然离去。她实在想不通,儿子怕倒脸,他们两个老的可以呆在厨房不入席呀。但满姑还是想通了,又一次理解这个做人做事和立世不容易的儿子,觉得不要给儿子添烦添乱。

这次满姑却在亲子面前落魄了。她一辈子落魄,却不失内心的尊严。以前逆境,她把仅存的尊严捂得紧紧的,现在探头挺胸,尊严也开始写在脸上。这种尊严不是与人针锋相对还人以颜色,而是庄强自敬,在逆境中不乱方寸,以静默相对。她察觉儿子身上的霜冷之气,儿子不要两个又老又丑又贫的老人了!如今不比先前了,她不能罢休,要儿子认做公家教师的娘舅,可A就是不吭声,也不去。他好像要把划清界线进行到底,把满姑连同娘舅视为虚无。

满姑与儿子A以特有的形式继续着这场“昨天的战争”。

春莲知道老人受到儿子冷遇,说了一句:“我说了我会抚养你们,你们不要去那里,这是讨贱呀。”

满姑仍不甘心。一次她到镇建筑队,向儿子讨几块钱。A搞房屋设计,有一份工资,见母亲寻上门,就赶紧打溜,避而不见。他已决计不给钱,否则开了头,老人没完没了,不断给钱,家里女人会骂,他有一千一万个理由不负担不搭理这两个老人。于是他跟亲生父母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一边做事,一边还得提防生母蹿到办公室。建筑队一个负责人看得过意不去,淡淡地说了句:“你就给你母亲几块钱呀!”——这是不是“人在做,天在看”的一个每每被人忽视的寻常反弹呢?

满姑对儿子加剧了失望。姑父嘟哝说:“小子敢不认爷娘,到法院告他!”

春莲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劝他们不要上法院:“法院就是判了他要赡养,他不认你们不给钱,又能怎样?我会赡养你们到老的!”

何止赡养,春莲还得花钱花精力处理尹家别的事情。90年代初,满姑嫁到离县城25里乡下的智障女儿玉子被丈夫折磨,一次头破血流,事情闹到满姑家,春莲叫了一些亲戚,一行人到那里声援玉子。后来春莲叫玉子丈夫到县城找事做,由她出资,他挑酱油卖,家境慢慢转好。

满姑内心慈怜却倔强,有一份力发一份光,努力减轻春莲的负担。她对人夸奖春莲,其实也是对儿子的失望。与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如说一家水土养一家人,春莲才是属于两个老人真正的果实。这时春莲承包了村里的饮食店,满姑也就在店里帮助收拾和张罗,一身不邋塌,不给人留下吃干饭的忌嫌。深夜满姑就提着豆巴子(一种小食)到街上卖。一次一个顾主给了10元,叫她这么大年纪别去卖豆巴。春莲也叫她别去。

满姑又悄悄去学校的鱼塘里拾田螺,人老体瘦,裤腿捏到大腿根,她自己倒不觉得凄惨和难受,可在中学读书的春莲女儿认出是外婆,哭着对妈妈说:“不要让婆婆捡田螺,水这么深,万一淹死怎么办?”由于春莲的影响,子女对满姑关心体恤。榜样是无形的,春莲年轻的子女开绽孝义之花。

1994年五月县城一场特大龙卷风,满姑的小土屋受重创,幸亏这个村小组集体投了房屋保险,还能得到若干补助,不过前后周旋运作,修建,都是春莲出钱出力。在旧房修复之前,为方便送衣物和照料,她把两个老人安排在她新买并以每月70元价格出租的县城农贸市场的一套房子居住。满姑做事为人着想,尽力帮助别人,农贸市场的邻居都说她的好。

这一切,A怎会知道?他也无须知道,他跟亲生父母早已如同路人。


八  寄生性姑父最后一段人生路

满姑那一辈人都缺乏保健意识,认为能吃能做就成,从不去检查身体,能挺就挺,对身体出现的不祥征兆毫无警觉。1996年满姑脑溢血中风,只有卧床,春莲叫当医生的哥哥弄的药。若满姑有变故,依附满姑过日子的姑父肯定好景不长。这也就显示,尽管两个老人对A失望,不再向A讨生活,可日后仍有可能跟A扯上关系,A仍在满姑姑父——尹家隐性的视野中。

春莲的亲父看着女儿全力负担尹家两个老人,而A不闻不问,实在看不过去,开口叫A准备了一副棺材。A照办。这又等于说,子女认不认父母是一回事,而社会会以一种方式叫子女不得拒绝,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A的内心深处也认可这样的文化传统。也许这也合A隐秘的心愿,现在由养父出面,他为亲母尽一孝心也就出师有名,别人再找不到攻讦自己的把柄。这又说明,A其实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做人做事的分寸,但在别人看来,他是忠于刘家而不是尹家。

遗嘱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我父亲看得较清,他明显地赞赏春莲而鄙夷A,对A的无情绝义不满,督促满姑姑父立遗嘱,那年春节后不久,他亲自握笔,因而就有了开头所交待的那一幕。我父亲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娘舅家对春莲数十年如一日赡养满姑夫妇的赞赏和谢忱,当然也以满姑娘家的角度,认定了这一事实。

不久,满姑去世了。

姑父处世和自立能力差远了,从小,家有慈母,后来家有满姑,由于不更事和弱智,几十年家里受到的各种冲击由满姑顶了,再困难,满姑也维持他的生活。什么事他都推说“不知道”,养成唯唯诺诺,口齿不清,毫无能耐。别人都看不起他,可满姑一直视他为丈夫,为尹家的男人。固然他免受了做尹家第一个斗争靶子的煎熬,但活得窝囊。他一辈子老老实实,不会乱说乱动,怕树叶砸破脑壳,纯粹一具行尸走肉,实在是“寄生”——消极生活的结果。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并没有把他改造成发散新社会气息的“新人”,而是加剧了他的消极即寄生状态。在那个年代产生了无数的精神寄生者,没有自己的情感和认知,在一波波时尚的政治话语下,只会发泄动物般的激愤。姑父的寄生首先是精神寄生,他寄生于满姑,只不过最卑微不为人理会罢了。最不可能产生寄生的家庭恰恰产生了一个寄生者。满姑认命却始终保持生活的尊严和信心,并把尊严和信心在养女春莲身上开花结果,可满姑恰恰容忍了姑父这样的寄生者。当然满姑从不会把姑父看作寄生虫,只看作前世姻缘现世摆渡人生的伙伴,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这个伙伴,她命当如此。如果不是满姑,他早就殁了,怎能活上70多岁?

由于性别和环境,春莲与满姑亲密无间,但跟姑父就有阻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面说的姑父的寄生无能,满姑一去,姑父生存问题就暴露了。姑父原先也有病,以前有满姑料理,这时姑父几乎成了一个痴呆,只是吃三餐饭,病相日显。春莲有自己的家庭和生计,也顾不上了。一种不平再次涌现心头,A总得负担一阵吧——其实包括春莲家庭的社会都有要A也承担的看法,于是她把姑父送到A家。

春莲此举自然得到了刘家亲人的首肯,就是说,在刘家这个自然村子——小社会,都认可了。这实际上又认可了A是尹家的亲骨血。A是不能也不会公然拒绝的。实际上,A对满姑姑父的了解不会比春莲差,他同样在心里认同满姑,而对没任何价值的姑父只会更加鄙夷和冷漠——这种鄙夷和冷漠很快在家属身上体现出来。

A的家属只是嫁到“刘家”而不是尹家,对满姑姑父没有一点情感基础,加上趋利避害本能和势利考量,她对满姑姑父的冷淡和拒绝而毅然决然。在那次做屋宴席,对担礼前来的满姑的默然接受到由A出面叫满姑开宴之前“回去”,在背后有这个女人的态度起作用,就是说,A尚有几分犹疑(怕引起人指责),家属要他“坚决拒绝”。现在,丑陋病态的姑父突如其来住进刘家,A的家属心里十分反感,可同样碍于周围的“目光”,不好发作。姑父的到来打乱了A家的既有秩序,也等于把A跟生父关系的一面展示在世人面前。A因工作不可能留在家里,而家属是不可能承担看护的职责的,但他们没有立马把老人赶出门。

于是A展现了另一种意义的隐忍和沉默。

其实这也是A单独与生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A利用这个机会,向老人打听尹家的财产,比如满姑有没有留下金银,春莲在农贸市场置的房产是不是尹家的钱。这宁可看作是A家属的主意,或一些村民的想法,但是这种提意也触动了他隐秘的心思。当时社会上流行“刮台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人带来可观的钱财)和过去的财佬(地主资本家)启用埋藏已久的金银——的说法,许多人把这些反动家庭的人很快起身——没钱变有钱归结于他们埋藏了金银财宝,所以A和家属也会怀疑,春莲办店和置房产一定得了满姑姑父的金银,但他们不愿和无法了解,数十年一贫如洗居无定所的老人,大半辈子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尤其是满姑在更加看重感情的同时把钱财看得很淡。在这个问题上,姑父态度倒是明朗,一口否认春莲置业是靠了尹家的钱,尹家没钱。

我还悟出A想藉此抚慰家属、平熄家属一肚子不快的内心考量。要是姑父承认了资助春莲置业,就等于挑明这个痴呆老人还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家里接下老人是合算的。但是姑父的坚决否认让A失望,A只有继续沉默。

应该说,姑父在A家,A略有收获,这种收获只属于A一个人的精神收获。这也说明,A尽管对尹家疏远和冷淡,可无法阻挡自己对尹家不去了解。他时时逃避尹家又情不自禁关注和琢磨尹家,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尹家在街上还有一幢有可能要回的房子。A的所谓精神收获,简言之就是彻底知道尹家有价值而老头子不具有价值,此时,春莲被排斥在尹家之外。

A家把老人关在一间屋子,一天送三顿饭。那时老人被粗暴地批斗过,但没遭遇这样的囚禁,他嘟嘟哝哝地发泄不满。老人神智时而清醒时而不清。A家想尽快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出于有心或无心,有时空了几餐没送饭,有时给的馊饭菜,而老人怀疑饭菜放了毒。再说,这个做了一辈子尹家男人的寄生性老人,怎能习惯刘家呢?

不过几天,A的家属便安耐不住了,口出怨言和烦言。这时智障的女儿玉子得知父亲在哥哥家,来探望,A的家属更是气从心来,决不让她进门,举勺向她“泼尿”,意即压邪气和秽气,拒绝姑父家的人看望。真是个泼辣的乡村女人。这也可见证,A的家属其实是知道A及其生父家的底细的,她是嫁给能干的刘家的A,怎会自讨烦恼负担尹家老人呢?

终于,姑父逃离刘家,这是他自行逃离。

一天深夜,下着雨,姑父恍惚地走到城里敲春莲的门。春莲看他一身淋湿了,吃了一惊,接他进来。她立即明白了个中原由。她拿丈夫的衣服给老人换,安排老人吃饭。老人对她说:“你好!你好!”——老人用最少的言语表达自己最现代最丰富实在的感情。

姑父可在县城春莲夫家也不是长久之计,也没别的更好的办法,春莲第二天又把老人送去A家,却受到A家拒绝,不让老人进屋。此时A家有了拒绝老人的充分理由。

这样,春莲又把老人带回到农贸市场满姑住过的房子。

也许春莲早有预感,这房子还没有租出去,正好做了两个老人的最后一站。现在转为春莲送饭,料理姑父的生活。春莲和丈夫三餐送饭。有时春莲忙不过来,就委托熟人送茶饭。老人告诉春莲,A待他不好,还问他有没有出资帮她置房置业。老人的精神状态好转,食量大,一次能吃10个包子。姑父不同满姑,满姑头脑清醒善待邻居,受左右邻居的欢迎,而姑父不会、也不具备与邻居沟通的能力,农贸市场虽然熙熙攘攘一派喧哗,可姑父只有面对孤独,自然他想得最多的是死去的满姑和佛子。

姑父痴呆的病情恶化着。以前他很少与人交流,现在更是无人交流,也无法交流。他常常神情恍惚,脱衣脱裤,可他仍认识春莲,一见她,重复地说“你好、你好!”谁也不知道,恍惚中的他在打捞记忆,记忆满姑,记忆幼年不幸落水的佛子,可怜的佛子当年也是被人推入这条河的,可爱的佛子天天在这条河上游荡……

1997年盛夏的一天,姑父从农贸市场的二楼跳下,摔在水边(农贸市场座落上犹江边)。他一定看到了佛子,佛子却离他而去,他要追!春莲赶来,老人竟然没有受伤。周围的人非常惊奇。把老人安顿好,春莲回自己家里去了。一会儿,她又接到口信,老人又不见了,大家找了许久,去老人常去的河边寻找,一直找到凌晨2点,老人没有投水的迹象。老人是不是摸黑去了庵背?第三天纷传下游的仙人陂水泊浮起一具尸体。春莲立即判定是养父——老人遁水找满姑和佛子去了。

一个老人的临终——姑父在生命最后的恍惚时刻,在他面前一定出现了让他振奋的亮光,亮光处有他患难与共的老伴,有他那个可爱的儿子,咫尺天涯,他要去寻找。一辈子他胆小怕事心存恐惧,这次他却英勇决绝视死如归。喧哗热闹的世界于他没一点吸引力。

但是,姑父的死肯定与A有关。A当然听到了老人失踪的消息,他同样肯定水中那具尸体就是生父,却不由自主再次陷入“两难”。 他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无从否认他是死者的儿子,行动上却表现出他与死者没有关系。他没哀伤哭泣,持续着对亲生父母——尹家所形成的疏远和冷漠,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一边按照习俗(如给白布),出钱请人打捞;一边通过刘家亲属,把死者当作一般的社会人,由县民政局出钱火化。火葬场的人问A:“死者是你什么人?”A回答:“别人,不认识的人。”骨灰盒上无名——没写姑父的名字。

A以这样的方式为生父送最后一程。

A可以不理在世的生父,更可以不认去世的生父,但他的内心世界,避免不了与双亲的情感纠缠。从为人之子的最低限度,可以说他为双亲做了点什么,以一个最中性的说法,人无法摆脱原罪或原色,A无法摆脱“原色”。

“原色”是A在很长时间想摆脱而不能的心理负荷,可他终于从“原色”寻找或等待到了某种现实利益的理由。谋利逐利是人的本能,何况A多多少少为双亲付出过,在双亲皆逝去、人们回到正常社会正常生活的今天,他可以把这种“付出”放大,把自己对双亲的感情表现得让人感到真实可信。比如A说曾经多次偷偷给钱,只是不为外人所知罢了,反正子知母知,他也无须做给外人看。又比如在那个年代他不与亲生父母接触,那是“客观环境不允许”。别人听了只会点头,也就等于认可了A尚有良心。但对于笔者,则不以为然。A在当时只要哪怕多做一点点,满姑姑父的心就不会这样伤心和凄凉,就会感到莫大的满足!对满姑姑父那辈人来说,生活的、人生的期望值或幸福的指数并不高,开始心揣儿子,晚年则希望儿子认父母;也可以说很高,满姑姑父至死都没实现这个梦想。其实,满姑姑父就是“文化传统”的结晶与体现,他们的思想行为浸润着文化传统的汁液,他们晚年认子念子的愿望并未逸出文化传统的视域。

满姑姑父没有“绝后”,但他们永远失去了儿子,却有幸拥有一个胜过儿子的女儿!

果然,A悄悄以满姑亲儿子姿态出现了。这就决定了有关满姑的风景尚未最后落幕。


九  纠结·社会道义

A是个很用心思的人。满姑姑父作了古,A的精神煎熬不再,他跟尹家跟娘舅家更无关连。然而,有一年——连续几年的大年前夕,他得体地踏进县城我家老屋,看望垂暮的亲舅舅——我的父亲。爷爷名下四兄弟只剩我父亲一人了。数十年A第一次认了娘舅。我父亲开心。可以说A搞建筑事业有成,在工作上是有一套,如日中天。多年来我同A同在一县城,撞面不打招呼,记得满姑问过我“A可会叫你?”她叫儿子要认娘家亲戚,可他一直缄默,颇有“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之慨,或“他本来就是路人”的倔强。但有一次街上相遇,他破例地叫了我声“老表”,我也以“老表”回应。联系他不认不理会的智障的亲妹妹,他大概因我父亲是个退休教师、我是崭露头角的作家的缘故吧。但也不尽然,2004年11月我父亲去世,他就送了奠礼,还对我入棺的父亲行跪拜礼。我猛然记起,1963年秋在县中任教的父亲一次在家里欣慰地说,这×石狗(乳名)考上了赣州重点中学!

多年以来,A不听满姑要他认娘舅的嘱咐,不等于他不关注有关这个娘舅的情况,包括满姑与我父亲情感特笃,我父亲悄悄接济过满姑,他应该有所了解。满姑姑父——血亲至亲在他心目中尚未被彻底抹煞。

在中国这样的情境,人要忘却自己的来路几乎不可能,因为有太多的机缘和诱因,让你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即使时局险恶,你已通过偶然的机缘与不祥之源一刀两断,你可以目不旁视走自己的路编织自己的幸福,你主观上也是这么坚持的,但抽刀断水水更流,诚如你无法割裂昨天和今天,你无法截断自己的血液,你回避、冷漠甚至反叛,恰恰显示这样的连结和存在。所谓人间道义就是这样形成并延续,即便是个大恶人,其内心都还有道义的存在。A的内心道义尚存。

总是缘由现实利益的关注而触发,A未忘自己的来路即尚存道义之心。

A登门看望我父亲的那时,肯定不知我父亲已给他亲生父母让写的遗嘱,我父亲也没提起此事。他们短暂的交谈中一定提到了街上尹家那幢老店,A显然另有所图。在那个时候,庵背的一切都不值钱,只有街上老店有经济价值。A想通过我父亲了解这幢店房的来历和历史演变。只不过在极小的范围,A提出这件尹家的事就说明他承担了尹家继承人角色。也许我父亲当时想到了这份遗嘱,只是认为外甥认舅是一回事,而作为满姑财产第一继承人则是另一回事,于是也就避而不谈遗嘱之事。

前年有一次,我与A相遇(他总是骑摩托赶路),互相打了招呼,他还请我到他新的单元房坐了一会,家境不错,几个子女也努力。他讲他现在的生活,一句也没扯起满姑和姑父的事,颇有“忘掉过去,一心向前奔”的洒脱轻松。他大概认定我对满姑所知无多,像他一样对满姑——尹家不感兴趣。他哪里知道,我比他更清楚满姑姑父心中的创伤,知道他们心中的希骥,知道A在他们心中的份量以及失望。

与过去了断并非易事,过去总会以某种机缘让过去重现。由于满姑姑父,春莲,A,我,各自相关家庭,又在21世纪过了10年之后相纠结,那是现实利益的纠结,更是情感的纠结。


十 “一代风景”落幕

承接开头,那天在春莲离开不久,A来到我家。他已从村里得知:春莲不同意他做尹家第一继承人,她要做完全的继承人(至于她会不会让一点利益给A则属于另一件事),而且得知当年我父亲代满姑姑父写了“遗嘱”。春莲毫不含糊地排斥了他。

在A看来,我父亲和我们都瞒着他,他无比失望。他不像春莲那样激动和悲怆,而是声色不动,说话斯文,有板有眼,成竹在胸。他感叹地说:“我实在不知道我母亲留了遗嘱。”我把遗嘱(复印)给他看,他不语,随即又怀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显然他是有备而来。他指着遗嘱说,几个地方“遗嘱”两个字笔触细,不像是同一个人写的。这等于说,我们篡改了这份遗嘱。这就意味着从法制角度,此遗嘱有可能遭到否定。我立即确定他已经过了细致的法律咨询,也就是说,他是尹家的第一继承人,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他态度的冷静与春莲的悲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强调这遗嘱确是我父亲写的,简述了当时相关人盖章的情形,而且亮出支持春莲的立场。他大概没有预料我会如此率直,连暗示也没有就直奔主题,轻声说:“我也给了钱给我生母的,但没必要找证人,我父亲投水而亡,我捡(买)的白布,安排人去水里打捞和处理,我还得为我尹家奶奶迁坟。”就是说,他坦承了自己的尹家血缘,还认了尹家亲奶奶,那个毅然绝食死于1960年饥馑的奶奶给他的印象是正面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他的世俗考量:时下做阴风水(做祖坟、做坟)、做阳风水(择地建房、择日迁居)非常火爆,世人把做官和发财的成功看作是祖上阴德的显现,要延续官气和财气也得靠阴风水,因而不能怠慢先人之坟。

但是,利禄滔滔,现实利益至上,包括A自己——更不要说其家属和村民,都不由自主地搅入这场与尹家有关的权利人之争,表现的是金钱之争,把那种幽秘的道义情愫给压下了。村里当然知道A的真实来路,如此来路只是构成一种事实,这样的事实不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贬斥作用。还是村里那些人,早些年对满姑批了又批,对尹家百般刁难侮辱,恨不得尹家在庵背彻底消失,就不知道满姑有个能写会算的儿子么?足可证明,那时他们对A是不以为然的。可现在,A在房屋设计和建筑上有一套,是个能人,他们做房什么的请别人就不如请A,本乡本土靠得住嘛,A成了他们有用的人。从经济从人情,A都乐意肋一一臂之力,所以他们对A也高看一眼了。不须A进行通融,村里有足够的理由站在A一边。A对此形势有足够的判断。

A沉默着匆匆离去,我记起半个小时之前,春莲追忆佛子的情形。佛子说:“我希望到一个不受欺侮的地方。”A——佛子的亲哥哥已跨入了一个不受欺侮的时代,成了一个不但不受欺侮还受人尊敬的技术精英,如佛子在世,他会把继承权全让给佛子吗?

春莲向镇司法所做了书面报告,希望先做调解,不成上法庭打官司。

此时村里许多人都签字戮手印证明春莲长期赡养尹家两个老人。满姑的女儿玉子这件事上不含糊,说她不会争,全由春莲处理。这等于说,A与春莲的争执社会化了。

据说,春莲去找村里,他们表示可以提出一九、二八、三七这类悬殊的分配比例。显然,A也去找过村里,或者说村里有意给A通气,他们甚至会以血缘找到相关法律的对应点,认定A是法定的继承人,可他们也承认春莲所讲的事实。

镇里要村里先出示意见,村里却犹豫了好一阵,出现了两种意见。

后来村里却出具了A与春莲共享即平分补偿款的调解书。这就说明,村里的主事者充分掂量了A在现实中对他们的“有用”,且有法律依据,而不怎么看重春莲这个早已嫁出去的女儿,更不用说他们能够理解春莲的情感和正义了。他们或直接或间接粗暴地对待过满姑,自然对春莲与满姑生死相依的情感毫无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村里道义阙如,数十年的政治运动,接着而来的赚钱运动,维系村里的,就是现实利益,趋利避害的考量。村里一枚公章就能涵盖人的情感,证明持恒的人间道义吗?

春莲当然不同意,看来要打官司了。

这时刘家发了话,协调再协调,不得打官司。刘家对春莲和A都是不能忽视的存在。对刘家来说,春莲与A打官司,就是刘家自己的官司,不管哪方胜负,都是自家抹黑自家,刘家无法承受这样的衰气。从情感上,刘家对这么多年春莲在尹家的坎坷——所受的欺凌伤害,心有戚戚焉,而A是得了刘家诸多好处,因而他们对A出来争执是不满的。这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天在看”的社会道义。刘家又是发话,按二点五与七点五划分,春莲得大头,A自然无话可说,春莲只是一声太息。

2012年1月上旬达成和解协议。我对春莲说,你已经赢得了道义!

春莲承揽了为满姑和尹家先人迁坟,已择地,等天气转暖就动工。

2017年12月,长住惠州子女家的春莲和丈夫回上犹,25日他们带着小孙子到我家聊天。我又得知,近年兴起续修姓氏族谱热潮,A想归入尹家而找了尹家修谱人,但遭到了拒绝。显然,这些年A待亲生父母的行为举止,尹家刘家——世人都看在眼里,只是保持沉默罢了,就是说“天”——世道人心在看着。终于机会来临,尹家人慨然把A排除在谱外,完成了一次打抱不平,或者说完成了一次承接传统的正义的宣判。这还表明,不必任何付出,A终于借此回归生命的“原色”,宣示自己的真正来路,春莲不能阻挠,但是他没有料到跨不过尹家这个坎。

同处乡土的刘家及别的村民也对A疏远多了,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城市化——马元已是县城的一部分,村民成了城市居民,村人也在县城的别处置房,A在刘家的“痕迹”急剧地消退,而无法摆脱自己来路纠结即乡土情结的A同样不能免俗,为自己为后代计,他要认祖归宗,却失败了。当然,这种失败不会招致任何影响,对年轻一代可以不屑一顾,但对穿行几个年代,由乡而城的A,个中滋味会“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成为终身的梦魇……

我执意写满姑,可这不是满姑的长篇小说,而是满姑的纪实,展示了有关满姑家的一幕幕风景——心灵流向,中国文化传统独特的承续风景。我写出了一个受侮辱人家——两代人的情感及其变迁,写出了那个年代幽秘却是接通地气的情感。小人物——弱势人心灵的扭曲或异化或净化或提升,皆在其中,能够让人感受到文化传统河流的温情涌荡。掩卷,我情不自禁又一次回味这些隐没的风景……

2011年10月15日动笔  2012年12月18日初稿

2017年9月16日正稿  2017年12月26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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