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着手编辑这本分为“沧浪纪行”、“亲情长相忆”和“故土长短调”等三卷非虚构散文集《乡愁，如月光流淌》，正是我刚刚从自己的长篇散文《不经意镌刻的旷世乡愁》（作家艾雯笔下国难、家难和赴台后对大陆山乡回望所凝结的乡愁）探出头来，发现自己这数十年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非虚构散文，也可以用“乡愁刻录”来概括。像当年艾雯一样，我不是为诉说乡愁而是基于缅怀与回望而起笔的；只不过我重点写的多是5、60年代以降的生活场景人事变迁，犹如戏场，今天连舞台也不复存在了，随感而记，恰恰构成了不叫乡愁的乡愁。广袤的乡愁其实包含着人生如梦的人生叹惋的，它如滔滔江河先我而存在，而我分析台湾作家艾雯对于赣南（上犹）1940年代的“乡愁”，其实是把不被我感知的“乡愁”向以前延伸了,我的创作汇入了世纪乡愁。

　　 这三卷中有的文章有着很浓的随笔和田野作业意味，一些篇什可以互换，但我还是按内容作了大致的分卷，也就是展示我的几个基本情感面及精神创伤，汇集起来就是展示了我与时代和时代与我——时代烙印的个人化书写，也不经意汇入了乡愁之河。若干有着创作谈与随笔意味的文章，其实也记录了我特定的生活场景而富有生活和人生的气息，展示了自己或别人（在世和不在世的乡友）或短或长的一段故事，同样构成了“乡愁”之一翼。这样我笔下的乡愁就跟艾雯笔下的乡愁就有很大的区别，她是外在型回望型的，而我是内在型即乡土生活型以及以此为基础进行回望的。

　　 也跟后面我提及的鲁迅笔下的乡愁相区别，最大的特征就是，我辈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命运与农民农村一道谱写了乡愁，我自己就是乡愁的一个零件或音符，因此，乡愁于我辈不是外在的感叹——不是乡愁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更不是当下为旅游促销的广告词，我们及同代亲友都是乡愁的有机组成。

　　 从广义即时代之场民族之场的意义上，鲁迅艾雯等数代作家都是乡愁的见证者，从狭义即生活之场人生之场意义上，我辈则参与了乡愁的浇铸，当然也是乡愁的见证。不管是外在即“局外”（如鲁迅和艾雯），还是内在即“局中”（如我辈），殊途同归，都记录了乡愁。

二

　　 若有所思，我又读了鲁迅写于1921年的《故乡》（1956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顿然感悟日本留学回来的鲁迅，要把家搬到都市，与家乡和乡友告别所引发的感怀，这不正是乡愁吗？鲁迅非虚构地记录了乡愁。这么说，升腾于中国土地上的乡愁已历经百年，一代代作家厕身其中以一己之乡愁进而展示了广袤之乡愁。奇崛的倒是，我辈以乡愁之局中人而镌刻了乡愁。

　　 恰读《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从书中作为注解的贺桂梅的评点（P10）说：“历史与个人是完全一体的，个人被历史左右，而历史呈现为个人的喜怒哀乐。这里的困惑不在于个人能否进入历史，相反在于个人能否从历史中挣脱出来……（老钱）主要表现为个人情感与大历史的紧张呼应、交融与角力……他的生命故事是相当精英化的，是始终作为时代‘弄潮儿’的生命体验。”这里，我像当年钱先生作为底层的一员——个人被历史左右，却非弄潮儿姿态，所书写的乡愁是不经意的，而当人意识到从历史中挣脱出来，以全球化现代化为参照，书写的乡愁则是经意的，或叫精英式的。显然，像鲁迅、艾雯等又可视为“精英式乡愁”，而我辈（包括钱先生）从生活历程思想历程来说，则先后有着“不经意乡愁”和“精英乡愁”的递进关系，“精英乡愁”则有着个人从历史中挣脱出来的意味。

　　 应该说，鲁迅、艾雯表达的是“精英乡愁”。自然，我辈和上上辈鲁迅（1920年代），与上辈艾雯（1940年代），因历史情境不同，所叙写的乡愁而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着明显乡愁赋形的写作先是普泛状态的乡愁，而递进为“精英乡愁”。近年梁鸿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所表达的也是精英乡愁。

三

　　 今天在我解读《故乡》，跟我自己数十年前（1960年代）作为中学课本（必修）、作为下放农村（1970年代）后的精神读物（自行选择），又是不同的。又如现在（2016年）我引用鲁迅的下面这段话，因为自己也步入暮年，加上写作经年，更感到了年华飘逝生命如歌的意味，更富有个人情感与大历史紧张呼应的意味——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

　　 “我们的船”我理解成“我们的生命之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退向船后”，我理解成时间或是我们凸凸凹凹的人生经历湮没于我们生命之中，我仍在走我的路。至于“害怕起来”正是对大历史的紧张呼应(这种“紧张呼应”竟延绵百多年的数代中国作家，实在是中国的精神奇观)。当人偶然地来到世上并过往于天地，环顾而检视，眺望，便引发了乡愁。谁不希望并期待有新的为我们所未经的生活即好日子？在这动荡的世纪，对于每一个人，所过的都是未经的生活；作为社会生活，我们无法选择，只有面对和承担。我们更幸运的，是生命延续而能够回望并诉诸表达。

　　 但是，对于“害怕”，在鲁迅乃基于一种悲悯和预感，由于年龄阅历等原因，有的产生的害怕属于后怕，可我辈数十年接受的“那是万恶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化教育，弃绝还来不及呢，何谈“乡愁”？而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辈作为当事者，倒愿意为逃避城里的纷扰而奔赴乡村，何况当年最高当局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其时我们不觉得害怕，倒有一种解脱之感。与上世纪上半段知识青年纷纷挣脱山乡投奔革命相比，乡村成了我辈解脱即躲避现实的一个寄托所在。在乡下，生活在继续，时代依然无可回避。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每道坎或叫炼狱，身边看客（乡民成了看客）睽睽的场阈之下，我倒产生过短暂的害怕，随即坦然起来，虽是受苦吃苦，也不那么惊惶失措了。从人的心理分析，大概是恶运当头，自己因一下子“悬空”，更加自我渺小而感无助，而油然产生害怕。乡村是我不能再退却之地，此实在的生存让自己抛却惊惶。鲁迅也不是衣锦还乡，也是身经世事（包括家事）的险恶，当然怀抱希望，也就与乡亲辞别，趁夜乘船离去。我辈亦与闰土们不同，闰土们是麻木，我辈是想麻木而不能——20世纪的知识人能够从现代书籍中领略“现代风”，从而在乡下由“被看”悄悄转为“睁眼看”。

　　 当年在农村的我，神情落定还有一个的理由，就是我已经在乡下了，总不致开除球藉吧，“乡下”成了我最后的退守之地，当然到了这一地步，也无须叫“退守”的，就是做一个唯念三餐即唯“现实”是举的土里刨食者吧，人到了这一地步，那些革命者权势者不会再投一眼，自己反而获得安全的小空间，重新打量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重新挺立起来。当年在城里焦头烂额的知识分子愿意到乡下，恐怕就基于这样的心理（可处境好转他们就立即离乡村返城），要说害怕，我辈乃是“不堪回首”和不堪前瞻的后怕。

　　 还有个不能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年龄。在我，少年不知愁滋味，其时因人生碰壁而生发的悲天悯人之愁，其实轻薄，当时局柳暗花明一闪现，有过的“愁”已不见踪影；倒是父亲母亲为我担忧——他们对处境和事态更为悲观，目光凝结在子女身上，对子女的害怕和悬忧窝在心里，于是“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即因希望无望（想到儿子从此一蹶不振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而害怕，跟鲁迅的心情恐怕是一样的，但有精神层次上的差别。

　　 ——从已向现代转型的日本回来的知识者鲁迅，似乎更看出了乡土前景的黯淡——乡土希望的虚妄，而害怕起来了。他的乡愁有着深广性，但还是因身处局外而“外在”。

四

　　 我毕竟在山乡生活出来了，就是说我在乡土站起来了，成亲（1972年）、成家（1973年）、做房子（1975年）、跟当地建立了某种联系，与乡民结成生活共同体（社员们选择我做生产队长），在下放地戮下深深的痕迹，后来握笔写作，回城（1980年），进厂矿（1981年）和县城单位（1984年），我更成了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向思想精英转化），但是，写作长篇小说《恍惚远行》（2002年）之前，自己的作品有批判和鞭挞，也夹有怨诉，却与“乡愁”对不上号，此著写作临近结束，我才强烈地意识到洇漫的乡愁。正是写作让我捕捉并定格于乡愁，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感受到了浓浓乡愁，从而呼应了时代，当然也终于感知了鲁迅笔下的乡愁。不管我写的是城镇还是乡村，皆无目的而合目的记录了这个时代的乡愁。置身县城，无法跟山乡隔绝，一不小心就淌进了乡愁。某种程度，我辈的写作确实可叫作乡愁写作。

　　 尽管进城多年，我总是自发地重现过往生活的阳光和月光，念起下放地那些熟悉乡友及其子弟的命运，他们在城里或在所在的乡镇建了房立了业，确如鲁迅所说，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就是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乡村散户，他们过的也是“未经的生活”——享受着各种农业补贴，乡村继续涣散和荒芜着，他们无法返回故乡——更准确地说，他们只知道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空壳化的故乡，而无从回到能抚慰心灵的实在故乡。当然不少人归于打工潮城市化；其实在政治运动不断、折腾不断的大集体（人民公社）年代，乡村的磁力和内聚力被一遍又一遍淘洗，乡村主人们逐渐放弃主人的职责，另择高枝——这高枝已与乡土无关，也与城市无关，更是他们的一种盲动，或叫无法着落的梦想，或叫青天白日下的梦游，也叫希望的虚妄，对他们来说仍是所未经的新的生活。不过我也知道，在一些进城成功者的光环之下，掩盖着许多在城里失败却不想返乡的贫困者凄惶者，他们属于城里的第三第四世界，同时又是乡村的边缘人。他们背着土地而在城里颠沛流离，遭际令人吁唏，其命运展现了乡愁的另一种成色，或叫乡愁城乡漫漶。他们想象的和正在过的，都是未经的生活。

　　 应该说，21世纪的乡愁有多种面相和成色，我的作品有不少这样的情境和身影。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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