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你与赣南互为记忆

——艾雯在赣南的文学之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0 次 更新时间:2017-05-05 14:37

李伯勇 (进入专栏)  



著名文化学者李辉在2013年《上海文学》和《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念念在兹 章贡合流》一文,文章主要写大画家黄永玉在上犹、信丰和赣州工作过——在赣南的轶事,涉及1940年代蒋经国主政赣南时,赣南各县办报的情形。李辉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恰好人民日报有个《大地》副刊;他写《章贡合流》之前还到赣南的上犹等地查阅档案资料,见上犹《凯报》有个《大地》副刊而惊喜。当然上犹的《大地》杂志已是1940年代中期的事了。


黄永玉先生1940年代在上犹《凯报》工作过,创作过不少漫画。2014年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徐红梅《黄永玉的马年生肖画:欢快时沉吟处》一文和90岁黄永玉作的一幅画马的漫画,画上有段黄先生题款,其中有“我几十年前在江西上犹报馆下乡采访”的文字。《凯报》寓抗战胜利凯旋之意,副刊原名叫“凯声”,1944年元旦改版后,更名为“大地”。也在这一年,后来成为台湾著名女作家的艾雯,躲避战乱,辗转进入上犹《凯报》社工作,任资料室主任兼“大地” 副刊主编。


赴台后的艾雯曾这样回忆她和黄永玉在上犹《凯报》社的经历:黄永玉是我在江西上犹《凯报》的同事,那时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来加入我们的报社(当时他才二十一岁),担任美术编辑,我是副刊主编,他常为副刊刻刊头、插图。他那时的外号叫“黄牛”,是一个活泼开朗热忱慧黠的小青年,很会讲话,也很会逗人。他才华洋溢,当时有木刻在报刊发表,已小有成就,另外还会水彩、剪纸、雕塑、写作。勤快的他口袋里总是放了一块木头和刻刀,和人讲话时,就摸出来边讲边刻。他为我画过一张水彩速写(他自己不甚满意,在画上写了“艾雯呀:黄牛画像  抱歉之至”)。另外,在我编报时,(他)当场剪了一帧剪影,倒是颇为神似。


上犹县政协2015年出版了一本《黄永玉与上犹》,上面录有黄永玉当年为《凯报》年轻编辑艾雯画的一帧剪影(照片①),还录有黄先生为艾雯画的一张水彩速写(照片②),附有艾雯一席话:“在画上写了‘艾雯呀:黄牛画像 抱歉之至’(民国)34.11.4”(此画编者收集自台湾)。


黄永玉现场创作的剪影,艾雯一直珍藏着。在2009年出版的《老家苏州》一书中,艾雯将该剪影的照片放在了书的扉页,剪影上有黄永玉的落款:“艾雯/       黄牛刻  一九四五.十”。


一位起步于江西文坛,一度弄潮赣南文学,投入发展东南文艺运动,女作家艾雯及1940年代赣南文学报刊的“灵光一现”,已经呼之欲出了。


台湾文讯杂志社出版的十卷本《艾雯全集》这样介绍艾雯:本名熊昆珍,江苏苏州人,1923年8月11日生,2009年8月27日逝世,享年86岁。抗战期间曾任档案图书管理员、江西上犹县立《凯报》资料主任兼《大地》副刊主编,投入发展东南文艺运动。1949年以军眷身分来台,笔耕不辍。


年轻的艾雯在1950年代初的台湾“成为前现代主义时期的重要作家”, 诚如陈芳明2012年在为《艾雯全集·总论》的《艾雯和战后台湾散文长流》所说,艾雯的第一本散文集《青春篇》“曾经在那苍白年代抚慰多少受伤心灵。”


晚年艾雯的脚步已在她的家乡苏州踏响,2000年10月首届艾雯青年散文奖颁奖仪式在苏州举行(陆文夫、范培松等列席)。艾雯终身对文学的持守,她的创作贯穿“青春和爱的歌唱”(刊于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第4期上的阎纯德以此为篇名),都与她在赣南这段人生冶炼和文学奋斗分不开。



艾雯于江西有缘,她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意外》,时年17岁,此文1941年参加《江西妇女》月刊征文,得小说组第一名,便取“艾雯”为笔名。想不到不久她就深入到赣南山城和乡村,做文字工作,她在写作中发现了自己,在思考中认识了自己,在接受时代的考验、生活的挑战中,建立了自己。


《艾雯自述》写道:1937年初春,我们一家四口随着父亲欢欢喜喜去江西钨处(赣南大余县)上任。不料几个月后日军侵略我国,战争爆发。1940年夏天文弱书生型的父亲又因忧愤交集,遽然急病去世,温馨的家庭顿时失去支柱。年轻的我辍学就业,挺起柔弱的肩膀来承下了奉养母亲、幼妹的生活重担。她大余钨业处的图书馆一站就是5年。(照片③)


晚年艾雯在《赣江水流不尽》一文说得更详细:1944年初夏,大庾(大余)告急,钨处派我押了几十箱图书疏散到上犹。《航程》一文艾雯回忆幼时在老家苏州的令人神往的“坐船”:“篷船房舱里有洁滑的地板和明净的玻璃窗,橹声伊呀,一路披柳穿荷地顺着潺湲的河流轻疾转进。”接着叙写了在赣南水上的航程,详细地回忆了由大余乘船到上犹的情形。可见赣南生活对她烙印之深情感之深。


1943年前途未卜惶悚落寞却一身朝气的艾雯是乘船进入上犹的。


大余与上犹(还有南康和崇义)同属古时南安府(辖四县),从大余出发,水路还得顺流向北先到蓉江(南康),到三江口掉船西行,溯流而上,水流湍急多了,得用竹篙,辅以拉纤,水上情形跟苏州完全不同。由于日冠迫境,大余钨处紧急疏散,其时她父亲去世,“航程是陌生的……我感到惶悚,但母亲的坚定又使我变得刚强。”


她在《航程》这样写道(其时她并不熟悉赣南地理):山城与山城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蜗牛一般的帆船(他们乘坐的是运钨的货船),水程竟走了三天五天。我们开船的第二天便开始下起雨来,篾篷遮盖得严严的,局促在狭隘的船舱里听雨滴或紧或疏地敲着篾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有时雨小一点,我便耐不住打开舱门,走到船梢站着,河上就似扯起了一层绢纱,两岸的景物全笼罩在迷濛的雾绢里。河面却变得更辽阔了,水流湍激而黄浊。(掌舵的告诉她“又是上游的山洪暴发了”。)约莫在水上游荡了五六天,在一个三岔口(三江口)拐了弯(便进了上犹江),在一个小镇(唐江)歇下来。


这时她又听见赣县沦陷的消息。再逆水而上便进入上犹境内了:


河上开始回荡着拉纤人单调而沉缓的歌声,七八个一串背着绷紧的纤绳,在田岸上,悬崖边,弯着腰一步一挪地挣扎着,眼看船将贴近山崖,立刻又收起绳索落在船舷上,换上竹篙,斜插进水里,用胸前那褐色的疤印抵住篙杆,脚便挺住了篾篷,竹篙直了,船迟缓地进行着,于是低沉的歌声又从十几个喉咙里唱出来,从河心一直飘到田野。


白帆扯起来了,风送着,船像一支出弦的箭似地笔直行驶,水清澄平静。了无一点涨水的痕迹,洗出两岸的稻禾丛树青翠欲滴——年轻的心是载不住忧虑的,一时间我又神驰于周围的景象里,每天,空间才现出灰蒙蒙的曙光,我就钻出船舱,掏起清冷的水洗去一晚的窒困,然后打开发辫在晓风里慢慢梳理,一面守着朝阳上升。当万千条金蛇窜出薄薄的晓云,在平静的水面追逐、交缠时,船已起碇半天了。两岸景物一路悠缓地舒展着,瞩望前面,远远的山峦正亲切地向人环绕而来,回顾后程,渺茫的山和田在身后合抱围拢,这时,恍然分不出身在景中抑是赏景的人!


上犹江景让她眼睛一亮,心地一振。她文学事业的风帆悄然升起。赣南现代文学的鸽哨即将由这位青春女子——文学赤子吹响。



由于艾雯经常投稿,赣州报社(曹聚仁曾做过赣州《正气日报》主笔)的副刊主编介绍她进了上犹的凯报社,凯报社长周鼎带着浓醇的乡土气息,和霭亲切一如长者。他问她做记者还是做编辑,她“哪敢跑新闻”,选择做了编辑。先负责资料,不久又兼编副刊。艾雯这样回忆上犹的《凯报》:


“(我)疏散到较偏僻的上犹县待命时,却由于投稿副刊主编的介绍,意外地进了《凯报》社。”那时的“新赣南”,地方不管怎么偏僻,经济不管怎么穷,也都是一县一报;报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新闻、政论和副刊。开始她负责数据,不久又主编副刊。“我是个孜孜不倦、勤奋尽责的小园丁,经常让小小的园地花草茂盛,生气盎然,新的工作开拓了我新的境界。”


当时闽浙一些地方尚未沦陷,因为与外界隔绝,反而使那里人文荟萃,各种报纸的副刊繁荣一时,文艺运动蓬勃发展。艾雯也拟订编辑方针,提高作品水平;为让“(大地)副刊”成为纯文学刊物,她相继开辟了“诗艺术”、“文坛”、“文艺评论”、“民间”、“大家看”等三日刊或周刊,积极参与发展东南文艺,以“大题小做”为名,发表各类“针对现实、反映社会,警惕民心,鼓舞士气”的文章。更有艺术编辑黄永玉配合创作木刻刊头,小小刊物,亦称得上图文并茂。


因当时时局颠沛,艾雯在上犹的编报和生活也继续颠沛。在《凯报》工作刚刚开始,她又随报社撤退到离县城百里的偏僻的平富乡,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月:1944年底,日寇依然疯狂,逼近赣州,上犹全城居民不得不撤退。艾雯回忆说:“报馆的图书及器材均用木筏运走,我带着小脚的母亲和幼小的润妹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地避难到离城八十里营前镇,接着又进入山坳的平富乡。那时,每人准备一小包米和衣服,以备随时躲入高山深谷。报纸在稍作安顿后,便在一座无人的学校内开始印行……直到1945年8月15日收音机里播出敌人投降的新闻,我在大家狂喜欢腾之际,忍不住独自攀登屋后常去的红土山上,热泪盈眶,振臂高呼:‘我们胜利了!’”(阎纯德《青春和爱的歌唱》)


在《赣江流不尽》一文,艾雯这样回忆:新的工作更开拓了我新的境界。那时闽浙赣一带未曾沦陷的区域,周遭与外界隔绝,形成孤立。东南一角人文荟萃,各报的副刊也蓬勃一时,热烈地展开发展东南文艺运动,由于邀稿,可以接触到一些成名的作家和许多充满热忱投稿的年轻作者。我是个孜孜不倦、勤奋尽责的小园丁,经常让小小园地花草茂盛、生意盎然。为均衡和提高内容水准,试着拟订一套编辑方针,让主副刊《大地》成为纯文艺作品,陆续又开辟了《诗艺术》、《文谈》、《文艺评论》、《民间》、《大家看》等周刊或三日刊。方块取名为“大题小作”,针贬现实、反映社会、警惕民心、鼓舞士气。在当时当地还颇有点感召力量。及止到一九四四年底,敌人(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进退失据,终于步步迫临这偏僻的一角。报社同仁及机器翻山越岭避入山坳。在一座未完成的空校址内稍作安顿又印行出报。我在黯淡摇曵的油灯下看版面、校定文稿,手摇印报机在亮晃的竹篾火把下不停地转动着。一卷卷印好的报纸用空白竹纸伪装,送报的天不亮就挑着箩筐,翻过丛山、穿过田野,送去敌后的城镇乡村,直到打败顽敌,我们第一个白纸黑字,印上抗战胜利的消息。


八年战争隔绝,亲属家族亡故去世、流离失所,无从探听联系。我不知如何才能让母女仨离开那交通极不便的山城,更不敢贸然辞去工作返乡寻亲,只得仍留在工作岗位上。一九四六年与朱朴结婚,次年生下女儿恬恬。一九四九年春,一家五口同赴台湾。


图书馆五年唤醒我、启发我、充实我,使我步上写作的路,报纸副刊三年,增加我珍贵的阅历,拓宽文艺工作的范畴,在学习发挥才能时肯定了自我。我是那样由衷地喜欢那两份工作,愿视为终身职。但当我辞职来台时,却只是一名无业的眷属。……


凯报社从上犹县城撤退到偏僻的平富乡,艾雯带着母亲和妹妹,租住在农家。母亲种起了蔬菜,喂养鸡鸭。她一边编报刊,一边写作。这一段生活,艾雯的这样说:


上犹《凯报》日出四开一张,后改三开、对开。却也设备俱全,自电讯、编采、排版、印刷到发行,一贯作业。报社设在唯一的大街尽头,紧靠红土山崖公路预定地,是一般新赣南模式的速简建筑,楼下编辑部宽敞明亮,只是脚步稍快便震得桌上茶杯叮当……原先的负责人是中大学生赶着暑假开学,匆促离职交代不清。我只有参照管理档案的方法……自订规范,很快便进入状况。且能浏览群报副刊,也是乐事。


冗长的战争造成了不少游牧族,流亡学生和失乡青年……总编辑就得多编几版,便将副刊《大地》交给我,一时兼三职:资料室主任、副刊主编,而原来的机关一直没有遣散我……那时江浙赣一带未沦陷的东南角,人文荟集……各报副刊蓬勃一时,还展开了发展东南文艺运动。编副刊让我接触到更深广的层面,认识许多爱好文艺的年轻作者和少数几位名作家……我像一个每天配一桌佳肴的主妇一样,有方块、散文、小说、诗、评论,设计版面、更换刊头,强调特性的所在不是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领导读者的趣味……我每天要排字房送五六张纯副刊单页亲自寄给当刊作者。过些时也寄几张给久未来稿的作者催稿,留一份装合订本,计划编一套大地丛刊。选副刊好文章印行,可惜只出版了创刊号《祝福》。……作学相长,自己觉得充满了信心和期许,是责任使人长大,苦难使人成熟。


敌寇从湘粤赣边区大举南犯……全城(上犹)立刻宣布紧急疏散。报社指派我一名挑夫,黎明前仓促上路,目的地营前镇,离城八十华里全是崎岖的乡道田径,还必须翻越一座名十二碑(十二排)的山,母亲是小放小脚、润妹年幼,我一向体弱……别人一天走完的路我们竟万分艰辛地走了二天……


赣南诸城尽失,上犹是唯一未遭遭蹂躏的福地。由于迫切需要,报纸就在平富乡一座未完工的小学内复刊。消息来自收音机,稿源断绝,只能东拣西剪加上自己动笔,印好的报纸用箩筐挑进城……更有认白纸伪装,悄悄翻过山头散文入敌后……编印报纸是我们生存现代的唯一凭据,直到胜利的喜讯来临,那花费国家民族多大代价的胜利!大家欢跃拥抱又热泪盈眶。我独自奔上红土山峦,振振高呼:“我们终于胜利了!”……当晚,我在牛舍旁的小茅屋里,挑亮灯盏、振笔疾书胜利感言……白纸黑字,我们第一个印上历史的证言。


上犹(赣南)编刊和乡居生活艰巨而清苦,凯报社识才,对年轻的她是信任的,她发挥出浑身解数,赴台后却成了无业的眷属,赣南的生活倒亲切起来,她在赣南练就的文字功夫和生活毅力为她人生“再出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艾雯是在《大地》杂志(照片④)生死存亡时刻接手的。


《大地》乐于刊载能反映现实,具有战斗性、富有精神品位而文笔生动、简洁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建设性的文艺理论、文艺评论以及泼辣、幽默、针砭黑暗、阐扬真理的杂感等作品。新上犹出版社应运而生。


《大地》一时名家荟萃。如在《大地·第一期》(1946)就有黄牛(黄永玉)、骆宾基、徐中玉、野曼、李白凤的作品,有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黑暗中》《小和尚的寂寞》;《大地·第二期》就有黄炎培的政论《求民主的到来》,有许杰的文艺评论《文学的有用与无用》,有绿野的诗《明丽的流水啊》,有艾雯的童话《小草子》,有莫泊桑的小说《伞》,以及“广州文讯”“大地龙蛇”(短讯)。像《大地》徐中玉的《民众语析论四题》,还配黄永玉的木刻画。黄永玉还给许多作品配了木刻画。如第1期《大地》刊出第2期目录(加粗字是原有的,黄牛即黄永玉)(照片⑥)


《大地》积极地与外地文艺刊物互动,除正文,如《大地》第1期广告页刊登了“现代文学译丛”苏联梭尔齐瓦著,黎烈文译《最高勲章》、莱蒙托夫《囚徒》、惠特曼特辑等文讯,刊登了“新世纪文艺月刊一期要目”(有茅盾《五十年代的是人民的世纪》、何家槐《雪莱小论》等文章)。《大地》第2期以重要位置介绍国共两党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分析评论文章。《大地》编者语说:除了不脱期,每一册里,希望皆能收到若干篇第一流作品,以酬读者,这里并谢谢许杰先生,徐中玉及野曼先生,他们将会经常为本刊作稿并介绍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作家撰文。


《大地》副刊很快成了中国东南片的文艺名刊。由于办出了品位,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主流大报认可这份县办报纸,互寄报纸。“凭着我们不变的决心与热情,在诸般困难中”,《大地》巍巅巅又站了起来并维持下去。她认可《大地》的已有定位:在这东南与大后方文化交流被阻断的今天,副刊更负起了过去大时代文艺时期所负的任务:尽量地刊载纯文艺性的作品,以发挥文艺的战斗性和充实东南的文艺阵容(照片⑤),接着又印了纯文艺性的《大地文艺丛刊》。


她还计划,《凯报》为达报刊杂志化之旨,陆续出刊两种:一为专供老百姓阅读的《人家看》周刊,一为综合性的副刊《民间》,要是可能的话,还想开辟一块以供一班爱好文艺的青年学子学习,研究的园地。这样一来,《大地》就可以依照原来的编辑方针,不是迎合而是引导读者,成为纯文艺性的读物。纯文艺性是一个目标。


从《大地》1946年第1、2期的作品、版式和所登各地文讯,既可见其胸襟气度,可见它为外地(东南)作家和读者所关注,足可证明它成了一块耀眼的文学绿地,也是当时一块文学高原,她办刊的初衷实现了。


应该说,这样的认知和信念、胸襟和布局,是大手笔。由于抗战胜利,由于《大地》有基础,由于她年轻充满朝气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而且她有创作“纯文艺”的实践和底气,她不为小山城封闭环境所困,高举起纯文艺的旗帜,顺应了新时代文艺的客观要求,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凭借这些文艺刊物,白话文运动风风火火地展开。小山城的《大地》跻身于全国一流文学刊物行列,兄弟刊物愿意让《大地》代为宣传。《凯报》由于办出了品位,当时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主流大报认可这份县办报纸,互寄报纸。


不经意之间,艾雯辛勤耕耘的《大地》传导并树起了莫泊桑、雨果、巴尔扎克、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海明威……这些现代文学的标高。



抗战胜利,战火又起,时局继续纷乱,艾雯用了较大精力编《大地》月刊,仍坚持写作。她在上犹顺风顺水扯起了文学风帆,在上犹生活6个年头,而且在上犹结婚生女,妹妹(润妹)在县中读书,当丈夫来到山城问她“有没有意思去台湾”,她第一次坚决地拒绝了,她是耽于上犹的安谧。过了一个星期,丈夫又踅回来要她走,终于她“收拾起惜别的心情,在一路欢乐度新年的气氛中,默默地踏上了征途。”(《这一年》)1949年春到台湾后,她成了纯粹的写作者,所写文章的内容多与赣南有关(与赣南相关的散文就有三十多篇),文气就与在赣南的生活体验相关。可以说,她成为1950年代初台湾一道亮眼的文学存在,是接了赣南的地气的。恰恰在台湾她的边缘化生活,让她有时间满怀热情一篇又一篇书写在赣南的那一段生活,让赣南有过的现代文学景观广为人知,也给赣南留存了珍贵的文学记忆。


1949沧桑巨变,《大地》副刊所展现的文艺景象风云流散,戛然落幕,而艾雯于1950年代初台湾文坛崛起,其文烙着赣南的温度,保留了40年代赣南记忆。赣南人也从她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植入了40年代的乡土记忆。


她在1949年3月写于台湾屏东的《从赣南到台湾·告别山城》写的:1949年初,“当家家都在忙着迎接一个欢乐的旧历新年,我们却得整顿行装,去饱受旅途的风尘。”“别了,上犹——这寂寞的山城,五年寄居不能说不悠长,虽然那止水般静寂的环境和单调沉闷的生活,忍不住教人厌倦,但那种忘世纪的清静和安详,别处怕是难以领略了。尤其是曾经让步们躲过战乱,在流离颠沛中度过一段苟安的日子,更让人难以忘情。而握别相处数载的同事和友好,黯然伤情,几不能忍禁,别了,寂寞的山城,愿你永远保持着宁静和平。”


1951年8月她写的《山城忆》对赣南山城萦怀情牵。当她在山城工作和生活时,感到封闭和郁闷,她甚至诅咒过,事过境迁,却成美好的回忆:尽管岁月埋葬了年华。时光带走了无数的梦,在有生之年,当你从烦嚣俗虑中获得片刻宁静,悄悄地用思想的翼尖拨开时间的尘封,你将惊奇那些与你生活有过密切过往的事物境遇,依然那么清晰地保存着,就似一部崭新的拷贝……我缅怀着山城,那曾经消磨掉我十年岁月的山城。


她把工作过的大余和上犹连成一体;大余和上犹山乡就是赣南的山乡——


一座毗邻着一座,仿佛是密密的蜂窝,城镇全嵌在这群山丛中,万壑争流,千岩竞秀。就是那一环青嶂,阻挡了外界的骚扰与进展,保留着山城那种忘世纪的静谧和安详。河流载负着历史的忧郁,这山绕到那山地蜿蜒潺湲着……古老的渡船缓缓地引渡着两岸行人,橹声咿呀,桨摇频频,刹时搅乱了水底云天。树影晃得满河绿色,白云碎成朵朵棉絮,须臾间又浑凝成一片,分不清天上水底。


层层的梯田刚从山麓直翻耕上山峦,满山遍野嫣红的杜鹃和雪白的茶花,更给朴素的山城增添春色,夏天里一片馥郁芬芳的柚子花,弥漫在空气只熏得人沉沉欲醉,收获的季节更到处是累累的果实和黄灿灿的稻穗……而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山城逗留的日子也不多,当温暖的骄阳从万山岭上直铺泻到大地时,人们便又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了。


山城的居民勤俭,刻苦而朴实,他们从不奢望丰衣美食的享受。穷富一样地操劳作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他们一直保守下来的生活规律,清静的街道上,代替红绿灯的是一排苍郁的树木,皎洁的明月有时比古旧的路灯还更光亮……山城,山城,你的静谧朴实和十年寄居的那份感情,使你在我记忆之城占着庞大的一角……如今,第二次更惨酷的战乱,却驱使我离开了苦难中的你。竹幕沉沉,凭谁寄我这份惆怅!


《青春篇》是艾雯1950年11月在台湾的屏东所作,刊于1950年1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后来她不忘寄文给她的上犹“粉丝”,可见她对上犹的感情,对在上犹(赣南)这段文学之旅的珍惜。


正如这里我突然明白了,艾雯1950年代的散文集《青春篇》等作品一版再版,且多种版本(第6版后又出新版),是呼应了随军迁去台湾的数十万大陆人(不少赣南人和南方人)的思乡之情,人们在她的作品里回忆起生我养我的乡土,恋乡的惆怅之情得到抚慰。艾雯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她以乡土山城回忆的写作抚慰自己,不期然也抚慰万千来台的大陆人。她凭藉在赣南积聚的人生底气和热情,很快地写出《青春篇》这样伴随台湾新一代成长的文学作品。


正如陈芳明所指出的,广阔的华文世界里,白话文在战后跨海引渡到台湾,终于获得开花结果的天地。“从政治结构来看,那是一个戒严时期,所有的精神出口都遭到封闭……正是从这样艰困的角度来年,艾雯写下的每一篇散文,简直就是在贫瘠的土地弯腰播种。每一颗种籽容纳着她的漂泊心境,也揉杂着她所感受的台湾风土人情。对艾雯来说,她自苏州到赣南,自赣南的大余到上犹,自上犹县城到偏僻的乡村,又自大陆到台湾,这种多重奏的漂泊,既是她个人的,也是我们民族的。她整个散文书写的演变,无疑是如何把异乡转化为故乡的心路历程。在她灵魂深处其实有两个故乡,一个是苏州,一个是台湾。 “她的文学心灵,不断浮现双乡的意象,其中彰显了强烈的时间感与空间感。”“背对着一个回不去的故乡,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艾雯总是有能力与毅力,写出她如何与当下的环境相互对话。即使在小小的海岛上,她也一直过着飘荡的生活……不同乡镇的风情与人情,时时出没在她抒情的笔下。”


不过在我看来,艾雯文气深处和灵魂深处,在接触深度的意义上,赣南乡土是她的精神故乡。


2016年3月初稿

2016年10月定稿


载《百花洲》(文学双月刊)2016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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