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霸国”时代的“亚洲故事”——以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与其弟子的革命辩论为中心[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22-03-19 15: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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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海外,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十余年间,保皇改良运动和共和革命运动的主要根据地都在海外。此一期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思想文化变革都蕴育着巨变。引领当时思想风气和政治意识的士林领袖大都在海外游历或者流亡,是这一时期非常特别的氛围和态势。在此一时期形成的思想习惯和格局,对此后中国社会和思想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关键不在于海外游历本身,而在于康有为所说的共和革命意义上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酝酿、发生与推进。康有为从1899年梁启超、欧榘甲等弟子的“十三太保”事件开始,即深刻感受到了共和革命浪潮的酝酿和冲击,敏锐意识到“大变将至”。革命派也是在相近的时间点达成“革命行动”与“革命理论”的结合。1899年6月,正是在梁启超家里,因遭缉捕经台湾到日本避难的章太炎与孙中山第一次会面。[2]这一次会面是短暂的,但却是革命派的重要时刻。从这一次会面开始,革命派有了自己的理论建设,开始在思想文化上确立“革命”的正面价值,从而改变了社会变革的动力结构,即康有为所说的从“变自小民”转变为“变自士夫”[3]。此后十余年,“革命辩论”成为这批流寓海外的中国知识界核心人物的中心问题。而最初的革命辩论,是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弟子之间发生的。

  

   君主立宪派和共和革命派同时流寓海外,都以华侨作为各自运动和相互辩论斗争的主要基础,意味着中国共和革命本身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展开的。辩论辩论双方都习惯于通过观察和理解世界来建构自己的思想视野,讨论中国变革的道路和方向。他们几乎在所有的讨论里,都会纳入对世界各国的观察、分析或辨析。他们对于世界结构及各国状况的分歧和辩论,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辩论的重点和基础。

  

   此一时期的一个重要遗产,是思考中国问题的世界视野的普及化。中国遭遇“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之后,一直需要解决如何重构全球视野的问题。共和革命酝酿的十余年时间,中国知识界的核心力量寓居海外,确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政治辩论主要在海外展开(意味着建立共和国的新政治的中心在海外),这一时期的革命辩论大大刺激了有关世界的知识积累,基本完成了基于实地考察和大量阅读的世界视野的建构,特别是形成了在世界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的习惯。如果建立共和国的新政治的中心在国内,这一思考习惯的形成则要困难得多。辛亥革命之后,新政治的中心转移到国内,没有再出现知识界核心人物整体性流亡的情况,海外不再是政治变革策动的中心,但从世界视野出发思考中国问题的习惯,在此后国内的政治和文化进程中一直得以延续。

  

   本文以20世纪初共和革命辩论开端时刻关于印度近代亡国史等“亚洲故事”以及霸国秩序的讨论为中心,重点梳理康有为分析全球时势的方法论,及其亚洲论述与霸国秩序论述,兼及欧榘甲、梁启超等康有为倾向革命的弟子和章太炎等革命派理论家的对抗性论述,并由此探析康有为的内在分裂和矛盾,尤其是一方面批判“霸国”及霸国秩序,一方面顺应霸国秩序,希望中国成为少数霸国之一,主导亚洲,并将少数霸国结成联邦视为走向大同的道路。

  

   康有为的革命辩论与全球时势分析

   就共和革命浪潮兴起而言,康有为与革命派(包括倾向革命的部分弟子)之间的辩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些辩论第一次将“士夫革命”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士人阶层之前。在康有为这里,共和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固然是辛亥革命,但他首先感受到共和革命浪潮的冲击并做出强烈反应,并非武昌起义的爆发,也并非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的问难,而是在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之后,梁启超等弟子与孙中山等革命者密切往来、商量合作,倾向革命并挑战康有为的权威。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899年“十三太保”劝康有为退休事件。

  

   根据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冯自由《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集》,康有为1899年2月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交往密切,逐渐倾向革命。当年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欧榘甲、梁炳光等十三人连署上书康有为,劝其谢事退隐。其中明确提出共和革命的主张。康有为怒不可遏,立即勒令梁启超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又令欧榘甲赴旧金山任《文兴报》主笔,康门弟子称这十三人为叛徒。[4]到1902年,经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之后,清政府下令变法,但只是虚与委蛇,光绪帝仍然无复权之望,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把持朝纲,施政如故,于是不少保皇党人对清廷感到绝望,认为无可救药,如梁启超、欧榘甲、徐勤等人主张激进,实行革命自立。欧榘甲以“太平洋客”为笔名,写《新广东》一书,主张广东自立,力斥满贼清贼;亦有美洲华侨致书康有为,力主忠义保皇不如铁血行动,以革命排满救中国。康有为在《致欧榘甲等书》中严厉指出,“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5]

  

   “十三太保”劝康有为退休事件以康有为将梁启超和欧榘甲这两位核心人物调离日本而告一段落,尚未引发师弟子间的论辩。从这一事件到1902年康有为和梁启超、欧榘甲等弟子就是否走激进革命道路问题公开分裂,有两年左右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以美洲和东南亚海外华侨为主要依托,康有为领导了组建自立军兴师勤王的筹备工作,[6]但康有为已有心力从事著述。自1899年10月听说母亲劳太夫人在香港患病,康有为从加拿大经日本归港省亲,期间清政府试图行刺康有为未果。恰逢旅居新加坡的华侨商人、诗人丘菽园(《天南新报》创办人)汇赠千金,邀请康到新加坡避难,他遂于1900年1月27日离港南游新加坡。此后到1900年7月,康有为在丘菽园、林文庆等人和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帮助下匿居新加坡。在此期间,为了逃避清政府刺客的追杀,康有为不得不经常胆战心惊地东躲西藏。自1900年7月26日起,康有为在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安排下,避居马来亚的丹将敦岛和槟城(即槟榔屿)等地,直至1901年12月7日(光绪辛丑年十月二十七日)前往印度东北部的山城大吉岭。在丹将敦岛和槟城,康不用再东躲西藏,亦无时事相扰(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牺牲之后,康有为不再用力于武力勤王),居住环境也极为安静,在这一环境中,康有为完成了两部释经著作,即《中庸注》(1901)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7]),开始从理论上回应革命思潮的兴起和挑战。他的为革命思潮所吸引的弟子们,即是这些释经著作首要的“隐含读者”和对话对象。在印度期间(至1903年5月),康有为一边游历休养,一边埋头著述,除了前述两书外,还完成了另外四部经书的研究,即《礼运注》(1901-1902)、《孟子微》(1902)、《大学注》(1902)、《论语注》(1902)。[8]康有为这一时期集中释经,是其阐释和发明儒学的第二次“高峰”。就其一生著述来看,康之释经有两次“高峰”,此前的第一次是戊戌变法之前八年内,写就《新学伪经考》(1891年)、《春秋董氏学》(1893至1897年)和《孔子改制考》(1892至1898年)。与第一次释经相比,第二次“高峰”时期康有为的释经有了重要的变化和调整,它们是在理论上对革命思潮的回应。

  

   在1901年底至1902年初赴印度大吉岭期间,康有为就途中所见写成《印度游记》,这是康有为写作长篇海外游记的开端。1902年正月,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主张教不必保,也不可保,明确表示了与康有为不同的意见。这年春夏间,保皇会员(包括康有为弟子)中有不少人纷纷主张“革命”、“自立”,梁启超、欧榘甲提倡最力。梁启超在四月给康有为的信中说: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其(按:欧榘甲)《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满纸。……岂肯背师之人哉,……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 [9]

  

   1902年6月,康有为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以下简称“答华商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以下简称“与梁等书”)两封长信,与弟子们和美洲华侨讨论革命诸问题。这两封信在内容上有重叠之处,“答华商书”全面论述康有为对于革命主张的观察和意见,“与梁等书”则集中论述革命自立问题。其中“与梁等书”论述革命自立主要讨论了印度的案例,形式上接近游记中的论述。这些信写于《印度游记》完成之后,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弟子第一次就革命问题的公开辩论。

  

   当时这两封信合印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到1918年,康有为再次将此两信辑入《不幸而言中 不听则国亡》(上海长兴书局)一书,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康有为1902年5月在印度写下这两篇长文的时候,尚未开始在欧美的“深游”,此前他在欧美国家中还仅到过加拿大、英国等少数几个。但到已经结束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归国之后的1918年,他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大的调整和改变。康有为在《不幸而言中 不听则国亡》一书后撰有几段跋语,严厉批评了梁启超和欧榘甲等弟子,再次重申了自己十五年前的基本看法:

  

   近廿年来,自吾愚妄无知之门人梁启超、欧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至今各省分争若此,此则梁启超之功也。欧榘甲作《新广东》一书,流毒至今。今《新广东》如其愿矣,而新广东分为七政府,生民糜烂,则欧榘甲之功也。……统合十余年来各新学者之说,拾欧美唾余,高谈革命、自由、共和、联邦一切之论,自以为知新得时,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奇谬大愚,发愤以亡中国而已。……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子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10]

  

   这两封长信堪称开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著述新阶段的标志性作品。从“十三太保”事件开始,革命问题成为康有为思考的中心问题。康有为从一直相濡以沫的弟子们的问难、挑战和分化中所感受到的革命思潮的冲击,比从此前交集不多的革命派那里所感到的冲击,甚至会强烈得多。[11]

  

   梁启超等弟子在“十三太保”上书时提出的共和革命主张,以及当时在海外华侨中兴起的革命主张,对于康有为而言并非完全是异己的。康有为在流亡之前的《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阐释“三世说”,已经明确地以民主共和来解释太平大同世,事实上委婉地指出民主共和作为“公理”,是人类也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如他在“答华商书”中所说,“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12],“今之极新极异之说,吾廿年前皆已穷思之,然而不敢张言之也,……”[13]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对此也并未太加掩饰,因此当时多数士大夫对他挑战君民大防颇为不满,认为康有为想做“民主教皇”的人不在少数。但总体上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蓝图,是希望清政府通过逐渐扩充民主制度建设的自我变革,提供中国走向太平大同世的基础。

  

光绪帝领导的清政府给他提供了最有可能性的政治空间,是他的政治根基所在;在光绪帝在世之时,放弃这一政治基础而另谋他途,不是康有为的政治选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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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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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史评论》第十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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