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江:现代性的他者:“传统”与“中国”

——以马克斯·韦伯和黄仁宇为讨论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0 次 更新时间:2017-08-30 21:43:16

进入专题: 现代性   马克斯·韦伯   黄仁宇  

陈占江  

  

   内容提要: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的马克斯·韦伯和作为中国文明之子的黄仁宇两人之间有着诸多的思想交汇与分歧,这种交汇与分歧、共通与差异的背后不仅彰显着知识社会学的一般逻辑,而且有着亟待挖掘和深究的学术意涵。韦伯和黄仁宇均将传统与中国视为现代性的他者,韦伯所作的前提预设、提问方式和具体观点为黄仁宇无意识地接受和承袭。以西方为本位和中心的韦伯由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侵蚀了其秉持的价值中立原则,而黄仁宇则由于不能走出历史的困局而不自觉的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重新理解韦伯、认真对待黄仁宇成为新时期新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现代性;他者;传统;中国

  

   马克斯•韦伯(M.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图林根(Thüringen)的一个贵族家庭,被奉为西方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学术界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黄仁宇(1918-2000)生于中国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以“大历史观”(macro-history)闻名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及华人史学界。韦伯和黄仁宇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判然有别。二者似乎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然而,作为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之中且各具一定代表性的学者,两人之间却有着诸多的思想交汇与分歧。这种交汇与分歧、共通与差异的背后不仅隐伏着知识社会学的一般逻辑,而且蕴藏着亟待挖掘和追究的学术意涵。

  

   “生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的韦伯(2007:1)认为,“在研究世界史时,必然且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朝着(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的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象,这到底该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呢?”韦伯一生探究的主题,即,何以西方能够而东方却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史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作为中国文明之子,黄仁宇长期旅居海外却有着浓厚的“故国情怀”,其所有著述都在追问中国何以未能像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中国命题”。就探究主题而言,韦伯和黄仁宇有着共同的学术交集;就文笔性情而论,二人均具有沉静而忧郁的卡夫卡风格;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二人皆主张价值中立(value free)。二者在思想上具有交汇和共通的同时更多的是分歧和差异。本文的旨趣与其将韦伯和黄仁宇放在同一面向上进行简单的比较,毋宁在于反思和追问韦、黄二人在学术上产生一致和歧异之处的深层原因。

  

   一、资本主义与现代性

  

   众所周知,现代性的兴起标志着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的断裂和转向。自此之后,“现代性”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和逻辑起点,并在学术话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马克斯•韦伯、马克思、涂尔干(E.Durkheim)、齐美尔(G.Simmel)等古典社会学家植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实践,从中探寻现代性的历史动力、发生逻辑及其复杂构造等问题,对现代性议题作出了异彩纷呈的论述。古典社会学家关于现代性的论述视角各异、取向有别,但在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上却大体一致。在检讨古典社会理论的基础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将“现代性”界定为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后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制度与模式。从空间上,现代性主要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为内核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制度模式;从时间上,现代性则是与西方上古、中古世纪等所谓“传统时代”相对立的一个“新的时代”。在吉登斯看来,对现代性论述最丰富、最深刻、最具影响的社会学家中,韦伯毋庸置疑是其中之一。韦伯把现代性问题置于基督教传统中来理解,并通过将其置于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时空框架中完成对现代性的表述(汪晖,1997a)。在韦伯那里,现代性与理性(rationality)近乎是同义语,而资本主义则是现代性的担纲者和表征者。

  

   韦伯一生著述浩繁,其所有研究的起点均在叩问和质询资本主义缘何独独在西方而非东方发生这一问题,也即所谓的“韦伯命题”。然而,讨论资本主义问题首先面临的一个困境即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澄清与界定问题。一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Braudel)(1997)所言,资本主义是一个言人人殊、聚讼纷纭的历史概念,其含混和歧异导致不同学科、不同学者之间对话的艰难。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韦伯并不否认世界历史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的企业,甚至某一程度的资本计算的理性化,根据我们所知的经济文献,确曾存在于世上所有的文化国度: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西洋中古以及近代。”(韦伯,2007:6)所有类型的资本主义具有一个共性即“营利”,然而区别在于以怎样的目的和方式追逐利润。韦氏认为,掠夺性、战争性、投机性或冒险性的经济行为不具有理性更不具有普遍性意义,而在欧洲近代出现的市民的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和平而理性且有着特定伦理内涵的社会形态。韦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即是探讨近代资本主义缘起的一本书。该书以宗教伦理变迁为经、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为纬,试图寻找和勾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进而从经验和逻辑上判定资本主义起源及其动因。

  

   理解近代资本主义应从韦伯浓墨重彩予以建构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理想类型(ideal types)出发。在韦氏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诸如珍惜时间、讲求信用、钱能生钱、勤奋节俭、小心诚实等箴言可以形象地说明资本主义精神,但资本主义精神与其像富兰克林所说是一项立身处世的生活技术,毋宁说是基督新教所倡扬的一套系统化的生活伦理和价值承诺。由新教伦理孕育和催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化、系统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样式。具而言之,资本主义精神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追求金钱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既非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亦非一种罪恶;第二,利润的赚取永无止境,既不受生活水准需求的限制,亦不受限于传统的满足感;第三,用以追求的手段与传统的运作模式二者皆不具丝毫神圣不可更动的性格,它们随时可被更改变革;第四,努力工作被认为是一种责任和道德义务;第五,强调纪律与控制,着重“为经济上的追求而奋加进取,并具有系统且持续不断的理性的忠诚工作态度”(杨庆堃,2004:339)。资本主义精神培育出了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理性经济系统,且这种理性经济系统逐渐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即是近代西方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不外乎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追求利得,追求一再增新的利得,也就是追求‘收益性’”(韦伯,2007:5)。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不等同于无止境的营利欲反而要对非理性的冲动予以抑制或加以理性的调节。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理性的簿记制度、法律与行政的理性结构等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

  

   显然,韦伯将理性视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并将理性确立为西方固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他看来,“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具有普世性和理性形式的包括资本主义、科学、艺术、建筑、国家和社会组织等文化现象,而“东方”则是现代性的对立面以及传统、落后、野蛮、非理性的代名词。同时,韦伯将资本主义抑或现代性与传统社会或传统性完全对立起来。一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披着‘伦理’外衣、受着规范束缚的特定生活样式意义下的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必须相搏斗的对手,是人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样一种感觉和作风。”(韦伯,2007:34)申言之,理性化是一种反传统、“去传统”的持续过程,现代性的增长抑或理性化的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无法阻遏的世界潮流,必将冲决传统主义的堤坝而一往无前。由此可以发现,“东方”和“传统”成了韦伯建构的现代性的“他者”(the other)。如果说韦伯将“东方”和“传统”建构为现代性的他者是出于论证策略的考量,那么这种考量完全是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和判准的基础之上。

  

   作为东方文明之子的黄仁宇早年从军、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梦想破灭之后赴美研习历史,终以“大历史观”和独特的叙事风格闻名于学术界。黄仁宇的作品纠缠于古今中西之间,核心关怀在于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中国命题”,试图通过历史的比较分析为中国人揭开这一集体心结并寻求可行的现代化方案。黄仁宇的理论起点和韦伯一样建立在现代性抑或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这一基础之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问题时黄仁宇面临着和韦伯一样的困境即资本主义概念历来充满歧义和含混,论者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概念加以讨论和界定。黄仁宇(2006:191)在详细分析英国这一通过工业革命崛起为当时强国并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范型”后,对资本主义作了初步界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这一定义将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视社会与国家为一体两面。黄仁宇(2006:493)继而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经济体制之功能,它使资本广泛流通,经理人员量才适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支配。”在韦伯的视野中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组织模式更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而黄仁宇则更注重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的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相互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以农业组织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黄仁宇,2007:127)

  

在黄氏看来,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其根本特征在于能够进行“数目字管理”,而实现数目字管理离不开相应的经济组织、法律体系和文化观念。资本主义“首先必须承认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具体表现为“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佣,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力之能及。”(黄仁宇,2006:31)上述三个条件的实现全靠信用,而信用的维持则必须以法律以及法律制度作支撑。这一切具备以后这个国家才可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一个国家能否在数目字上管理自己的土地、税收、军队、管理、行政、司法等,在黄仁宇看来乃为资本主义区别于封建主义的本质之所在。黄仁宇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将历史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的“国家社会结构”:“农业组织”为主的社会,配合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两者是以“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相连接;“商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则配合一种“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两者以“注重加速交换”相连接。第二个层面则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者间的相互支持,作为“以商业组织做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架构”,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化社会(邱澎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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