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概念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53 次 更新时间:2024-04-12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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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  

 

“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本身并不是韦伯第一个提的,而是他的那位《文献》编辑同事松巴特首先提出来的。大家在阅读过程中会看到韦伯对松巴特的研究的评论。1902年,松巴特发表了一部很大部头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在里边已经采用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并做了阐述【1】。 韦伯“沿用”了这个概念,但他在用的时候只取了这个表述,实际上要用它表达的意思以及整个的研究思路都是和松巴特不一样的。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松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阐述的批评和回应。而在这个过程中,韦伯发展出了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独到理解。这是大家首先要知道的。

其次,大家还要注意韦伯如何使用“精神”(Geist)这个词。实际上,在《新教》的德文原著中“精神”一词都是打了引号的。大家看正文下面有个译者注,是新英译本的译者卡尔贝格加的。他说,韦伯加引号意在强调他在研究中是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这个词【2】。 韦伯是研究经济史出身,他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指涉的是经验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不是抽象思辨的东西。

另外,我们之前阅读了韦伯的《“客观性”》一文,非常重要的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文章。他在1903至1907年期间,写下了一系列方法论论文。可以看出,韦伯在这个时期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与探讨,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那么,在这个期间他做了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一个实质性研究,也就意味着一定会带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来做研究。这也是我们应该在阅读中要注意到的。所以,阅读第二章的时候,除了他的实质性观点,希望大家能够对其方法的运用特别留心下,看他是怎么来推进这个研究的。

概念与方法:作为历史个体的“资本主义精神”

有了《“客观性”》的底子,读这一章的时候就能对里头运用的方法有一定的领会。大家应该看到,这一章已经在运用《“客观性”》里论述的“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了,如作为“历史个体”的“文化实在”这一基本原则以及“理念型”概念图式的构建等【3】。 这里顺带提及下,台湾学者张旺山在《“客观性”》一文中把Idealtypus译作“理想典型”,阎译本里头则译作“理想类型”,我个人比较推崇的还是“理念型”这个早期译法。联系韦伯的历史文化科学观,我们就能知道,译作“典型”尚可接受,译作“类型”就过于社会学化,偏离韦伯本意了【4】。 这是要先跟大家指出的。

当然,如果对读《“客观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跟《新教》这个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多少有点“拧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韦伯在《“客观性”》里面讲到,他认同的“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的做法,当时他从自己的学科出发把这个叫做“社会经济学”,也就是说,他比较关注的问题是那些所谓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样的一种研究视角,他也是有祖述的,一个是马克思,另外一个是罗舍尔(Wilhelm Roscher)。马克思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批判的进路,而罗舍尔则是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创始人。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祖述的是这两位前辈。他在《“客观性”》里边也曾经提到,沿着“社会经济学”这样一种视角去考察文化生活—— 德国人喜欢说“文化生活”,因为他们是用“文化”(Kultur)来跟“自然”(Natur)相对,那么存在一个“自然科学”也存在一个“文化科学”,我们更习惯用的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韦伯在《“客观性”》里头也使用“社会科学”,但主要还是使用“文化科学”这个术语。—— 韦伯说,我们对于“文化生活”是沿着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学”的视角去看的,也就意味着是常常带着一种经济的观点去研究“文化生活”。这显然是受到马克思和罗舍尔他们的影响。同时,他也提到,如果我们带着一种经济的观点去看“文化生活”,常常就会被人误认为是一种“唯物论”观点。实际上,韦伯本人说他不是唯物主义的视角,虽然这种观点常常被误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强调经济的因素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嘛。这一点要特别给大家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随后他做的《新教》这项研究给人的感觉恰好是反过来的,好像他是唯心论的观点,是在讲资本主义的精神面向,所以很多人读了《新教》后会留下一种印象:马克思发展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唯物论的解说,而韦伯则发展了一种唯心论的解说。实际上,读过《“客观性”》那篇文章就你知道,他主张的“社会经济学”恰恰首先是要强调经济的观点。

但是,与此同时,韦伯不是一个一元论的经济决定论者。他在讲到“社会经济学”关注的现象的时候,就列了三类现象:一类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现象,还有一类叫做“受到经济制约的”现象,第三类现象就叫做“与经济相关的”现象,实际上他在这项研究里面研究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个与经济相关的现象,从而也就构成了他所谓“文化科学”或者“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韦伯说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现象,是因为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对这样一个现象发生了研究的兴趣,但并不是带着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不是把它看成资本主义经济在意识层面的反映,而是说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和资本主义经济相关的一个“文化实在”(Kulturwirklichkeit)。文化科学不是要去关注“文化实在吗”?他是这样子来关注这个问题的。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实在”,“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西方历史上,特别是到了西方的近代早期,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韦伯要做的研究就是要去贴近这个“文化实在”,去理解它,并尝试对它做一定的历史归因。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实在”,虽然是一个“精神”的、心态性的实在,但它不是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实在”,即一种物质性的实在、一个“物”,它不是那样的一个东西。可以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怎么过日子,怎么管理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的“哲学”,“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生活的“哲学”。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与经济相关的新的文化心性,或者用后期韦伯经常使用的说法,一种“经济伦理”,就是和经济相关的一种伦理态度。

对于这样的一种历史文化实在,韦伯认为我们不应该从一开始就去给它一个清晰的定义,不应从一开始就去界定什么叫做“资本主义精神”。通常我们讲到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对研究对象做一个清晰的界定,给出一个操作性定义,通过定义才能明确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然后,我们才从这个定义出发,展开后续的研究工作。韦伯则说,“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所指涉的是在西方早期现代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实在”,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去历史的一般性概念。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不能从一开始就想当然地先提出一个定义,而是要到历史现实当中去看我们讲的这个“资本主义精神”具体呈现为什么样子。然后,从里边去提炼“资本主义精神”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所以,可能要到研究的最后,才能真正地把握住 “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历史性的概念的内涵,它具体指涉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思路。

我们来看下文本。第二章一开始,韦伯就用了两段的篇幅扼要地介绍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路。他说“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如果有意义的话,它所指涉的对象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前面我们提到过,“历史个体”这个概念也不是韦伯创造的,而是他的一个哲学界朋友李凯尔特提出的,相当于《“客观性”》里边讲的“文化实在”。“文化实在”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独特的“历史个体”。这个“历史个体”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综合体。进而,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将其在概念上统合成一个整体。这里韦伯是要告诉大家“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历史性的概念应该怎么来形成。接下来,他指出:

这样一个历史概念,因为其内容涉及一种由于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才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所以不可能按照“属加种差”(genus proximum,differentia specifica)的公式来定义,必须循序渐进地把那些从历史现实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形成这个概念。【5】

历史概念的方法论目的并不是以抽象的普遍公式,而是以具体发生的各种关系来把握历史现实,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质。 【6】

大家特别要注意领会“历史个体”。【7】 这是韦伯探究“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方法论前提。历史概念指涉的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实在”,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历史个体”。

富兰克林的箴言:理性营利作为天职

接下来,韦伯说,既然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开始,那就先给大家一个描述性的具体呈现吧。那么,怎么来呈现“资本主义精神”呢?韦伯提供了一份18世纪中叶的文献,说它“以近乎经典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精神”。这份短篇文献就是美国人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作为过来人写给一个年轻生意人的忠告,是关于如何致富的经验之谈。【8】 富兰克林这个人被认为是18世纪后期西方世界的一个智者,不仅在北美新大陆,而且在欧洲的影响也非常大。虽然当时欧洲人一般看不起新大陆,觉得美国那个地方没文化,但奇怪的是在新大陆竟产生了一批非常杰出的思想人物。韦伯对富兰克林是非常推崇的。他小的时候就读过富兰克林的回忆录,印象深刻。现在,有了用武之地。不过,韦伯在这里要呈现的并不是作为历史伟人的富兰克林,而是作为美国新兴中小企业主、商人的典型。【9】

这篇文献的内容,大家以前可能也耳闻过,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之类的劝诫。【10】 大家看一下,就不逐段念了。韦伯提到,19世纪中叶一个奥地利作家写的一部讽刺作品《美国文化写照》(Der Amerikamüde, 1855)中就拿富兰克林的这套说辞来表现鄙俗的美国佬信仰。作家把富兰克林式的“贪婪哲学”形象地概括为:“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言语中,对这种美式的唯利是图充满了鄙夷。这样的看法在当时的德语世界很有代表性。韦伯则刻意反其道而解之,要给富兰克林“正名”。韦伯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哲学“看上去成了那种公认为有信用的诚实人所抱的理想,尤其是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个人理应让自己的资本增殖,好像这就是目的本身。” 【11】他从这里头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即里头宣讲的是一种很独特的“伦理”。如果违背了它的准则,会被视作没有恪守自己的职责。韦伯强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然而,这么讲恐怕就有人不服气。人家会说,在富兰克林之前很早就已经有“资本主义精神”了。松巴特曾经在他的书里举过一个例子,就是韦伯接下来提到的富格尔(Jakob Fugger, 1459-1525)。他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的一位富甲欧洲的商业金融大亨,天主教徒。那时候,有人跟他说,你赚钱赚这么多了,该退休歇歇了,也给别人点机会。富格尔回答说,只要还能干,他就要一直赚下去。但是,在韦伯看来,这里头体现出的“精神”并不是他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在他看来像商界大亨的这种态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商业胆略,或者说松巴特所看重的“冒险的精神”,里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伦理意涵。富兰克林的教诲就大不同了,他写的那些忠告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箴言”。【12】 就是说,这是一种关于人应该怎样过自己生活的劝谕。韦伯强调,他是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使用“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

通过对富兰克林和富格尔之间差异的辨析,韦伯实际上是要澄清他和松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的不同所在。这一点要给大家指出来,因为韦伯在正文中没有明言,而是放到了注释中。到后面,他专门讨论到松巴特。大家往后翻到192页下面那里,韦伯提到松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他区分了经济史上的两大主导原则,或者说两种心理驱动:传统社会主要是一种需求的满足原则,一种生存原则;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主导的则是一种获利或营利的原则。这是松巴特勾勒的古、今之变。韦伯则认为,获利固然重要,但获利本身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最特别的地方,因为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到获利的冲动。韦伯认为,需要看的是对获利活动的具有伦理色彩的态度,是那种把资本增殖视作目的本身、奉为个体职责的独特“精神气质”。这才是他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侧重的面向。

当然,对于如何诠释富兰克林的这封信,实际是存在争议的。有人批评说,韦伯实际上没有真正读懂这个文本。其实人家富兰克林是带着一种幽默、调侃地来写那些“忠告”的,而韦伯却当真了。(众笑)韦伯有个外甥,曾经在韦伯诞辰百年的时候出了本很有影响的传记,在里头就是这样挤兑韦伯的。他外甥还说,韦伯不知道富兰克林其实是个非常会享受生活的人云云。最近,有个德国历史学者新出了本韦伯传记,又把这个段子拿出来数念了一顿。【13】 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

不管怎样,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箴言道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性的东西。他指出,这样的一种伦理态度,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成分在里边,更不用说享乐主义的成分了。【14】 今天人们说我要挣钱的目的是什么?照现代人的理解,目的当然是要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对吧?这是通常意义上我们对经济驱动的理性目的的理解,目的当然是为了过好日子。然而,韦伯强调他讲的西方早期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呢就很不合情理,可以说是很“变态”,是把获利本身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把获利作为我们过好日子的手段。今天人们有钱了就买大房子、开豪车,满世界旅游,是吧?而那时候的人想法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些享乐主义的成分在里边,而是一定要多多挣钱,同时又要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人们认为那些生活享乐是不理性的,而要把赚钱本身作为生活的目的或者职责。韦伯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从朴素的幸福主义观点来看,就很不理性,太“变态”了嘛,对吧?营利本身成了目的了。

人从属于营利,不是本末倒置吗?听起来非常地无理性。可是,韦伯讲说,这样的经济态度又“表达了一种与某些宗教观念密切相关的情感类型”。它好像和宗教的东西有着一种若隐若现的联系。富兰克林本人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宗教信徒了。但是我们往前追溯,富兰克林从小接受的基本是新教文化的熏陶。【15】 他的父亲是很虔诚的新教加尔文宗教徒,从小就会给他灌输一些清教伦理价值。富兰克林在自传里提到,他父亲经常给他讲《圣经》中的一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当然,就这句话而言,中文的《圣经》翻译其实没能把最紧要之处清晰呈现出来,也就是第三章中要讨论的“天职”(Beruf)观念,没有在中译中呈现出来,而韦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其实是要把“天职”这个概念带出来。那句箴言应该译作:“你看见忠于天职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之前。” 【16】 这一点对于理解全文很关键,所以给大家特别说明一下。然后,韦伯接下来就讲:“在现代经济秩序中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忠于并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与表现,而这种美德正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的内容。” 【17】我们把这儿捋通了,第二、三章之间的联系就能看出来了。

紧接着,韦伯写了一段紧要的话:

要尽到天职的义务,这一独特的观念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的基础。…… 它是一种义务,是假定个人对自身职业活动的内容应该感觉到、也确实能感觉到的义务。至于这些内容从表面看上去是在利用个人的能力还是仅仅利用自己(作为资本的)物质财产,这都无关宏旨。

这样一种天职义务(Berufspflicht/duty in a calling)观念,在他看来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是其观念性的内核。也就是说,它是企业主(资本)与工人(劳动)共同分享的基本“社会伦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当然,韦伯并不认为这种观念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生成;实际上它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哺育出来的文化态度。

 

注释:

【1】参阅桑巴特(W. Sombart):《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卷第一分册,季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33页。

【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1页脚注(卡尔贝格)。

【3】参阅韦伯:《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 的“客观性”》,张旺山译,第216-242页。

【4】应该说,这个概念的翻译困境部分是由于韦伯本人造成的。他在《“客观性”》一文中最初提出Idealtypus的方法时,主要考虑的是为“历史个体”趋向的历史研究提供一种策略。应该说,这一时期(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Idealtypus的运用鲜有社会学类型的考量。但是,随着后期韦伯转向“普遍历史”趋向的社会学,Idealtypus越来越具有一般性“纯粹类型”(pure type)的意味(参阅德国学者蒙森的分析:Wolfgang Mommsen, “Ideal type and pure type: Two variants of Max Weber’s ideal-typical method,” in Mommsen (e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89, pp.121–132)。然而,韦伯本人并没有就此变化做过清晰的说明。

【5】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1页。

【6】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2页。

【7】关于“历史个体”的深度阐述,参阅Heinrich Rickert, The Limit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 Log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ciences (Abridg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Guy Oak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78-99.

【8】富兰克林这份公开信(署名“一位长者”)最初刊登在1748年出版的一部面向青年的手册《美国指导》(参阅An old One [Benjamin Franklin], “Advice to a Young Tradesman,” in George Fisher, The American Instructor: or Young Man's Best Companion, The Ninth Edition Revised and Corrected, Philadelphia: Printed by B. Franklin and D. Hall, at the New-Printing-Office, in Market-Street, 1748. pp. 375–7)。这部手册系他从英国购入,并做了一些增删后出版。

【9】富兰克林少时到波士顿给他哥哥当学徒工,在这个过程中熟悉了印刷业务。成年后独自到费城闯天下,并成为费城最成功的印刷商。参阅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edited by John Bigelow, Philadelphia: J. P. Lippincott & Co., 1869。

【10】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2-184页。

【1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4页。

【12】德文原本中,韦伯在此处使用了Lebensführung一词;帕森斯将之译作the conduct of life;阎译本则采用了“劝世”这个比较模糊的中文表达。Lebensführung是一个贯穿全文的关键词。照韦伯的用法,它具有应该怎样生活的伦理性意涵。顺带指出,在韦伯之前,齐美尔(Georg Simmel,一译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曾探讨过“生活方式”(Der Stil des Lebens)问题。他在书中已使用了Lebensführung一词,但整体上更偏好采用Lebensstil(lifestyle)这个术语。关于齐美尔对韦伯提出的论题的影响,参阅于尔根?考伯:《马克斯?韦伯:跨越时代的人生》,第169-176页。

【13】参阅Joachim Radkau, Max Weber: A Bi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pp.196-197.

【14】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5页。

【15】富兰克林少时喜欢读清教作家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等的作品。他在晚年时回忆中提到,特别是马瑟(马萨诸塞的著名清教牧师)的《论行义》(Essays to Do Good, 1710)一书影响了他一生(参阅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p.92)。

【16】此句箴言的德文原文为?Siehst du einen Mann rüstig in seinem Beruf, so soll er vor K?nigen stehen“;帕森斯的译文为“Seest thou a man diligent in his business? He shall stand before kings”;卡尔贝格的译文则为"Seest thou a man vigorous in his vocational calling (Beruf)? He shall stand before kings"。卡译显然更为到位。当然,就英文语境而言,business一词实际是非常贴切的。

【17】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6页。

【18】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6页。帕森斯将德文原词Arbeitskraft译作personal power(“个体的能力”),语意比较含糊。照文意来看,当指“劳动力”,与“资本”相对。

 

李放春,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百人计划”学者)、博士生导师。研究专长包括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史、历史社会学。

本文选自李放春:《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4年,第39-54页。作为《历史与变革》杂志系列活动之二,2022年11月4日,李放春教授在我系开展了主题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社会学》讲座,讨论内容在书中均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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