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江:旧邦新命: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

——以费孝通早期著述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1 次 更新时间:2016-08-16 11:56:14

进入专题: 乡土重建   费孝通   社会有机论  

陈占江  

  

  

   [摘   要] 在西方的冲击下,近代中国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解组和严重失调的总体性危机。深受功能主义方法论和费边主义理论影响的费孝通提出了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该方案主张在秉持总体性、嵌入性和主体性等原则的前提下,从重建乡土工业出发进行渐进式改革并以此推动中国现代性和新型文明秩序的构建。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情境中,费孝通的现代性方案未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换。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却折射乡土重建方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诊断始终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乡土重建方案及其立基的问题意识、沿循的思想路径、擘画的理想图景、提出的历史命题有待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大历史”中予以完整性地重温与再思。

  

   [关 键 词] 西方冲击;乡土重建;社会有机论;现代性方案

  

   20世纪30—40年代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10余年间,费孝通撰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民族志作品和《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之理论性著作,陆续出版了《初访美国》、《重访英伦》等域外随笔和政治杂论。这些文字会聚了费孝通对“旧邦新命”这一历史命题的系统思考,构建了一个以乡土重建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激流中,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想饱受批评甚至一度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20世纪80年代以降,青年费孝通的学术思想被重新发现。“乡土工业”、“双轨政治”、“差序格局”等概念成为解释乡镇企业、基层政治、“三农”问题、新型城镇化、中国人行动模式等问题的重要学术资源。在这种资源利用中,有学者将费孝通的一些概念装点进自己的论著中,或对之不断地建构、误解乃至扭曲;亦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青年费孝通的某一文本、概念或研究主题,对之进行义理阐发、脉络梳理或理论扩展。前者工具化解读不仅未能进入费孝通思想的内在理路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问题意识的真正价值,而后者分立式诠释在解构青年费孝通思想体系完整性的同时亦模糊了其核心旨趣和总体关怀。

  

   毋庸置疑,青年费孝通所处的时代与当下不可同日而语,“乡土中国”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早已发生深刻裂变。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费孝通在最具激情和想象力的青春岁月和风云激荡的大变局时代中所忧思的“旧邦新命”这一历史命题却至今仍未完结。在古今中西间蹒跚前行的中国现代化所呈现的乱象与病象、挫折与曲折、困顿与彷徨已然折射出青年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诊断始终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准此而论,青年费孝通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乡土重建方案所立基的问题意识、沿循的思想路径、擘画的理想图景仍有待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大历史”中予以完整性地重温与再思。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为分析进路,通过对费孝通早期著述(1949年之前)的系统阅读及其历史情境、时代精神、社会思潮对个体化的思想生产所可能的影响的深入考察,试图勾勒和还原青年费孝通的思想世界,以此敞开被遮蔽的思想价值、激活我们的问题意识。

  

   一、乡关何处:西方冲击下的中国忧思

  

   晚清以来,西方的冲击引发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解组和严重失调,而传统城乡一体化的断裂和城乡背离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受到的侵蚀尤为深重。面对西方机器文明的挑战,中国农村经济表现出空前的脆弱和颓势。1911—1933年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出现大幅度逆差,大米进口增加十倍、棉花增加十四倍、小麦增加万倍,其结果是“谷贱伤农”。 中国连续发生的大面积水涝、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危机。仅1934年的水、旱、蝗虫等灾害所受损失总数即在十亿元以上,受灾人数为国民总数的三分之二。农村经济破产引发了亘古难有的秩序危机。“民国改建迄今,无岁无地,不苦兵祸。始则拥兵自卫,继则争地以战,终则不戢自焚,破坏国家,糜烂社会。”[1]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普遍贫困化成为失地、失业、离村、饥饿、死亡、骚乱、暴动、民变等社会问题的温床,约束和规范农村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的乡土伦理随之瓦解。中国农村危机可谓是经济破产、社会失序、政治混乱和文化失调的整体性崩溃。

  

   中国农村的整体性崩溃引发了知识界的普遍焦虑,“到民间去”、“拯救农村”的呼声一时间响彻云霄。1920—3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风起云涌,各种乡村实验区总计达千余处。[2]乡村建设运动主要集中于教育、信贷、灌溉、卫生、交通、技术和良种推广等层面。其中,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晏阳初认为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不在于经济与政治而在于“人”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患有“愚、穷、弱、私”四大病象,这四大病象乃为民族衰老、堕落和涣散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平民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由此达致民族自新和再造。梁漱溟则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严重失调和社会的全面崩溃而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的行为也在破坏乡村,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3]131所谓“新的礼俗”某种意义上即是在新的处境中完成创造性转化的礼治秩序。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一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在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与乡村建设派主张渐进改良所不同的激进革命的道路。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旅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农工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4]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和领导下,农民运动从要求减租减税到抗租抗税再到打倒地主豪绅直至最终没收地主土地。这种往而不返的激进运动所引起的震撼远远超出了知识界。

  

   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民运动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关于中国出路的两种主张,即改良和革命。改良派主张立足中国实际、从农村的具体问题入手,以温和渐进的方式寻求农村复兴;而革命派则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内部的阶级结构和外部的殖民体系,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真正挽救农村于崩溃。由胡适、杜亚泉、千家驹分别担任主编的《独立评论》、《东方杂志》和《中国农村》就乡村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刊发了大量文章,激起了“中国农村的出路哪里”的大论战。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论战接续了晚清时代的“体用之辩”、五四前后的“东西文明论战”、1920年代的“科玄论战”和1930年代前后的“社会史大论战”。从“体用之辩”到“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之问,持续绵延的“思想战”不断形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具有高度的“态度同一性”,即希望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自新自强,但在“究竟以什么文化及其价值为准则或目标确立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的变革方向”[5]1292这一关键议题上却聚讼纷纭。无论是偏于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还是趋向保守的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学中源论抑或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西调和论和中西会通论均是知识分子在西方冲击所引发的中国危机这一历史情境中重估中国文化、寻求民族出路的智识努力,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民族情感和危机意识的影响而“罩上了一层非理性的铁幕。”[6]238这层铁幕无疑会妨碍人们客观认识中国文化而无法使其“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7]433

  

   立志为中国文化找出路的青年费孝通苦于从当时的书本和课堂中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而当时一般论述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缺乏正确观念。[7]431在吴文藻、史禄国、罗伯特·派克、A.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等名重一时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影响下,费孝通逐渐确立了以农村社区为观察对象、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视角认识中国的研究理路。[8]在费孝通看来,只有“到实地去”才能在激变的社会中获得真知识、摆脱西方话语的宰制以及避免无谓的论争,也只有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视角才能洞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脉动和“乡土”文明的现代命运。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尝试性地运用跨文化比较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特性、政治运作等进行了深入论述。无论是民族志作品还是理论性著作抑或域外随笔和政治杂论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即是“乡土”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命运。

  

   费孝通的这一学术旨趣最初在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得以完整地展现。在这部跨越文野之别、从异域迈向本土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志中,费孝通以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为调查区域,全景式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呈现了西方冲击下中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陷入崩解和失调的过程和图景,深刻分析了乡土重建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和挑战。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敏锐地发现了这本书的关怀:“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9]278事实上,“是西方化还是灭亡?”这样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在费孝通那里似乎并不存在。费孝通坚信,“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中国的未来前景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10]69问题在于,现实让这一愿景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中国改革者试图直接转渡西方社会制度的实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解组,而各种形式的“复旧”实践则无助于中国危机的化解。费孝通深感“在这年头,‘左’、‘右’都似有出路,又似乎都不是去路。”[11]57

  

在寻求中国现代性与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双重历史语境中,费孝通深入考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并试图从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动力和可能性出路。费孝通发现,中国既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纯粹的农业国家也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农业手工业相分离,其农村经济结构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相辅共生的结合体。农工相辅的经济结构既是中华帝国人地矛盾较为突出却又能够持续运转的根源也是其在西方机器文明冲击下顷刻陷入危机的病灶。正是基于这一发现,费孝通认为中国工业化乃至现代化之路并不必然需要沿袭西方模式。同时,青年费孝通所处的时代既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病伴随着帝国主义扩展和世界大战爆发而集中显现的时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而致城乡结构失衡、贫富严重分化、矛盾冲突尖锐的时代。在上述语境中,费孝通初步提出了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即通过以农民合作为基础、以公平均衡为旨归的乡土工业重建渐次复原中国社会的完整性以及实现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转化。这一方案表面上与时代潮流严重相悖,但它所涉及的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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