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江 娄雪雯:中国现代转型与费孝通的思想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1 次 更新时间:2018-10-18 21:34:06

进入专题: 费孝通   国家转型   现代性   乡土中国   差序格局  

陈占江   娄雪雯  

  

   内容提要: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实现有机接榫和富有张力的平衡是费孝通终身关切且致力回答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费孝通从城乡关系、中西关系和族群关系三个维度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探寻和质询,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费孝通去世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巨变,其思想遗产亦随时势之变得以继承和激活。本文通过对2005-2017年费孝通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在总结和把握费孝通研究新进展和新趋向的同时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一定程度地实现对费孝通思想世界的勾勒和呈现。

  

   关键词: 现代性;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文化自觉;思想世界

  

   一、引言

  

   2005年,费孝通走完了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费孝通于跌宕多姿、悲欣交集的生命历程中所累积的近千万文字以及凝结其中的丰厚思想倏然进入了历史。综观费孝通一生,从青年时期主要关注乡土重建与文明转型到第二次学术生命时期侧重研究乡村经济与边区开发,直至在耄耋之年倾力寻求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其思想画卷随着中国现代转型的持续推进而徐徐铺开。然而,在研究主题的转换间却始终隐伏着费孝通一以贯之的思想关怀,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陈占江、包智明,2015)。这一所谓的“费孝通问题”既是费孝通终身对中国现代性的探寻和质询,亦是中国现代转型必然面临的思想拷问和实践困境。

  

   费孝通去世后的十余年间,其思想不仅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反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传递出清晰的回响。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2005年之前以“费孝通”为主题的论文为532篇,而2005-2017年间的相关论文则高达1196篇。同样,以“费孝通”为主题的非连续性出版物亦于2005年之后显著增多。费孝通研究分布的学科领域逐渐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扩展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而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概念亦已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词汇。可以说,自2005年以降,费孝通研究的热度抑或费孝通思想的影响无不呈遽增之象。于此过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传统文化的热度有增无减。费孝通一生“寻求富强”的宏愿似乎昭然可期。然而,社会秩序和心态秩序的双重裂变所引发的诸种危机无不表明,中国现代性依然深陷于“古今中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荷戟彷徨。置身中国现代转型的复杂语境,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推进费孝通研究显然更多地基于当下的社会困顿而非仅因费孝通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苏力,2007)。

  

   毋庸赘言,费孝通思想深深嵌入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转型,而费孝通研究则是基于现代转型的新情境所进行的思想矿藏采掘。事实上,无论是费孝通还是费孝通的研究者都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过渡人”(金耀基,2017:77)。准此而言,本文系统梳理2005至2017年间费孝通研究相关文献的旨趣,不仅在于总结和把握费孝通研究的新进展、新趋向并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抑且试图以中国现代性为经、以费孝通研究文献为纬,在经纬交织中勾勒和呈现费孝通的思想世界。透过费孝通的思想世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触摸或窥测我们的历史命运、现实处境、时代关切和思想焦虑。

  

   二、城乡之间: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

  

   众所周知,费孝通的生命历程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具有高度的时间重叠。在人生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交汇处,中国现代性的寻求和质询成为费孝通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费孝通终身致力于为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寻找内生性动力和可能性出路。在他看来,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必然在城乡关系中展开,而城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和形貌。从城乡关系这一维度出发,费孝通提出的一系列命题、观点、论断、理论为思考中国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农村经济思想的再发现

  

   费孝通自述一生的研究围绕《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两篇文章展开,而这两篇文章的共同主题即为“中国现代转型”。为了减缓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苦痛,费孝通青年时期即投身于农村研究并提出以城乡关系和谐、社会渐进转型为旨归的乡土工业思想。毋庸赘言,现代转型是一个乡村不断减少、城市相继扩张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乡村作为城市化的资源供给地并试图以乡村的“自然”消失来实现城市的扩张。顾峻(2006)从费孝通乡土工业思想中挖掘出批判上述现象的思想资源。在他看来,费孝通的乡土工业思想隐含着以乡村为本位渐进实现城乡一体的“乡村内生城市化”道路,而这一道路应当成为中国的制度选择。显然,理想照进现实需要历经曲折探索。某种意义上,彭南生、金东(2010)的研究梳理了这一历史。二者将乡村工业化思想-小城镇思想-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内在演变与现代转型的具体过程进行关联性考察,呈现出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某种可能与现实困境。

  

   相比于前者,李金铮(2014)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阐发更为系统。在对费孝通关于农村人地关系、土地分配、农业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等思想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李氏指出:费孝通在人地紧张这一国情约束下所提出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与结构性矛盾,而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与大多数学者将目光停留在“经济”层面不同的是,潘建雷(2015)则将目光转向“社会”,把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纳入到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考察。在他看来,积极发展乡土工业是中国现代转型避免巨大震荡的路径选择。一方面,植根于农村的乡土工业可以推进农村的渐进式转变,减少旧要素的阻碍和新技术、新组织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相较于集中化、规模化的城市工业,乡土工业可以抵御来自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并降低因原料地与生产地分离而来的成本。王俊敏、王晓琳(2016)则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江村合作经济90年变迁的考察,反思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具体实践之间的距离。二人指出,费孝通强调乡村工业化应以农民的主体性、技术与组织的互构性、乡村外部与内部的协调性为基础,而中国现代转型所引发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和功能性失调日益侵蚀乡村经济合作的土壤。

  

   (二)小城镇理论的现实回响

  

   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理论是其早期思想的延续。该理论主张城乡关系是一个连续体,小城镇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发挥着“中间体”和“蓄水池”的功能。费孝通认为,积极发展小城镇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与乡村的紧张相克,防止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双重驱动的社会转型所可能引发的城乡失衡与断裂。小城镇理论提出后曾一度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小城镇发展亦经历短暂的辉煌。1990年代以后,小城镇发展遭遇危机而城市迅猛扩张,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和乡村陷入双重危机。费孝通于80年代的隐忧不幸成为现实。2012年,在发展危机的倒逼下,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被渗透到新型城镇化战略之中。几被遗忘的小城镇理论重新引起关注。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李培林(2013)指出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问题多发、乡村建设乏力等问题面前更加彰显该理论的历史预见性,小城镇依然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须将面对的大问题。沈关宝(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从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吸取教益,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经济的体系化良性运行为核心,最大限度地减低高速现代化和城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丁元竹(2014)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中考察费孝通小城镇理论演进的轨迹并试图激活费孝通思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核心思想包括城镇发展必须把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产业和解决就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应发挥市场在城镇资源配置和布局中的决定性作用等。费孝通将小城镇视为减轻中国高速现代化过程中诸多震荡的阀门,主张城镇化建设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观,这些思想对当前和今后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仍具重要的启迪意义。奂平清(2016)则认为所谓“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停留在将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蓄水池的思路上,缺乏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形势、进城务工人员的保障、农村家庭的割裂与农村社区的衰败等问题的整体考量。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不应再把小城镇当作乡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载体,而应着力践行费孝通晚年的多元城市化思想。

  

   (三)社会变革思想的再阐释

  

   费孝通的农村研究和城镇研究的最终旨趣在于为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寻找出路,而其学术遗产承继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现代转型所遭遇的困顿和彷徨。费孝通去世之时正值中国现代转型处于新的历史关口。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口,费孝通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赵旭东(2008)着眼于农村社会变革的当下困境与未来方向,指出以国家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农村社会变革无法跳出“过公”与“过私”的两端摇摆,惟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轨结合方能为农村社会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传统“乡土中国”已然终结的时代背景下,王小章(2015)撰文指出:费孝通的社会变革思想立足于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非农村社会形态,中国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城镇的转型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亦是经济的转型、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在“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这一语境中,陈占江(2016)在考察乡土重建理论产生的历史情境、时代命题、思想背景的基础上,将费孝通的社会变革方案概括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这一方案的三个关键要点为:一是接榫传统与现代、融通中西的时代关切与问题意识;二是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内在肌理,社会改革应秉持总体性、嵌入性和主体性原则;三是以乡土工业为经济基础的渐进性变革,旨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构成的和谐共生。

  

与前述语境化地解读费孝通思想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回到费孝通的著作文本重新阐释费孝通的社会变革思想。王铭铭、杨清媚(2010)在《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间不仅发现费孝通思想的前后变化而且从中绾出一条费孝通关于社会变革思想的逻辑线索。费孝通社会变革思想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变革和相应的社会道德构建须并行不悖。李荣山(2016)通过考察费孝通第一次学术生命中成熟期的作品,认为其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的理论假设,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相配”或“位育”是变革的应然之途。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再到《乡土重建》,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始终围绕着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交织展开,并逐渐从侧重其中一个面向转向二者有机结合的整体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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