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移民群体与地方社会——20世纪年代后期的武汉同乡会述论(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17-07-26 2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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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乡组织是以地域乡土观念和同乡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它在帮助同籍移民在异地的生存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缘此,在前近代和近代中国的一些通商大埠及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都不难见到它的踪迹。传统的同乡组织多称为会馆,也有称为公所的。对于会馆、公所之性质,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这些争议主要体现于对会馆、公所的职能区分和结群标准中同乡与同业的“复合性”的不同意见上。(2)本文将作为参照性关注的是同乡性会馆、公所及会馆、公所的同乡特征。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同乡会馆、公所在民国时期逐渐趋向衰落,与此态势相反的是新兴的同乡会组织在上海、武汉、天津、北京等地大量涌现。这些同乡会组织在促进移民群体自治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地方社会的变迁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传统的会馆、公所,对于民国时期的同乡会则缺乏考察,地域上也主要集中于上海。(3)本文将根据武汉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武汉同乡会的资料,对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武汉解放期间的各地旅汉同乡会做一综合性分析。

  

  

   汉口在华中地区呈网状辐射的商路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在明清时期就已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来自同一地区的商民主要是商帮为寻求商业上的相互保护及生活中的互相帮助,建立了很多商人组织。据《夏口县志》所载,汉口开埠前可知建置年代的会馆、公所即达46个,多以地区命名,如新安公所、徽州会馆、江苏会馆、福建会馆等。所谓“一省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4)就是清代汉口商人组织林立状况的真实写照。这其中大多都是商业性的行会组织,但同乡性会馆也不少见,有的则兼有同业与同乡两种特征,即罗威廉(WilliamT.Rowe)所言之“复合结构”。(5)到汉口开埠及至民初,会馆、公所的发展呈现出整合与分化的趋向。一方面,一些地域性的会馆、公所间出现联合现象,如湖南商帮在已有辰州公所、宝庆会馆的情况下又于1863年联合建立了“湖南旅鄂全省团体”。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同业团体与同乡团体的分化趋向。根据虞和平先生的统计,在1840年前汉口共有会馆、公所20个,其中由同乡各业工商业者组成的有10个,占50%,由同业者包含既同乡又同业者亦占50%,照这一统计,此时期同乡关系在移民群体的结社标准中处于优先认同的地位。而在1840—1911年间,汉口的会馆、公所数量已上升到71个,由同业者组成的达67个之多,占94%,而由同乡者构成的仅占6%,这既是“组织的专业化,是社会分工发展的标志”,(6)同时同乡团体与同业团体间的明显分野,也表明会馆、公所的“复合结构”在逐渐走向解体。

  

   汉口的同乡会馆、公所在1911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内的具体演变与运行如何,由于资料的缺失,很难作系统而细致的考察。但根据零星的材料及笔者所查阅到的关于1940年代后期武汉同乡会的档案也可大体上把握这一时期内武汉同乡组织演化的脉络。宋钻友在对民初的上海同乡组织的研究中认为“近代上海两种不同形式的同乡组织一度曾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在同乡会馆、公所衰落的同时,同乡会大量涌现,对会馆公所在同乡移民群体中的传统地位构成威胁。”(7)从现有资料来看,民国时期武汉的同乡组织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一方面是传统性同乡会馆的衰落,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新式的同乡会组织兴起。据统计,至1949年4月,汉口的会馆仅剩宁波会馆、黄欧会馆、陕西会馆、岭南会馆等8所左右。(8)而同乡会则在迅速增加,在敌伪统治时期的1941年,“已成立及在筹备中者,计有十三个单位”,到1942年已增加为15个。(9)到1946年又上升到26个,(10)到解放前夕,武汉同乡会的数目达到44个之多。(11)从上述数据不难探知民国时期武汉同乡组织的演变趋势。但与上海等地相比,武汉同乡会的发展又有着自己的特点,上海等地同乡会的发展高潮大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而武汉同乡会的迅速增长则在1940年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到武汉解放这一时期内。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公有制和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建立,同乡会与同业公会等组织很快走向消亡。

  

   1940年代后期武汉同乡会的普遍创设与发展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这是由武汉九省通衙的中心地位和战后的恢复重建所造成的。武汉作为华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来对周边地区具有深远的渗透力和强劲的辐射力,吸引着各省的商人、劳工、学生等来此经商、谋生、求学。到20世纪前半期,武汉的这一地位益发重要,这也使武汉的移民数量和城市人口迅猛增加,1930年汉口人口首次突破百万,1935年更达130万之众。武汉沦陷后人口一度锐减,抗战胜利后又逐步恢复,到1948年约为116万人。可以说,武汉人口的增殖“主要来源不是本地区人口的自然繁殖,而是外地商贸与其他劳动者的移民和流注。”(12)在抗战胜利后,大量战时内迁的商号、工厂、学校、机关重新迁回武汉进行恢复重建,这就为同乡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社会基础。其二,是移民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同乡会的成立与传统会馆、公所一样仍是基于一种“同乡”的文化想像。所谓文化想像并非是指真实记忆中的共同生活中的联系,而是“同在异乡为异客”的人们透过乡音、乡俗等文化符号产生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社会动乱、战争频仍的近代较封建时期甚至变得更为强烈,从而为割断了家乡的血缘联系到陌生都邑求生创业的移民个体提供了相互联结的通道。从这一方面来说,同乡会的成立在情感动因及现实需要上与会馆、公所仍保持了承继,强调“联结乡谊”的根本目的也在于“谋同乡公益”。同时,如前文所析,会馆、公所日益侧重于同业范围和经济利益对于迅速壮大的同乡移民群体和这一时期严峻的社会生活环境来说在组织和功能方面都显得过于狭隘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武汉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接着又是三年内战,经济衰败和社会动荡使移民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建立不分业别、功能广泛的新式同乡会,为同乡在就业安排、职业培训、慈善救济等方面提供帮助成为必要。其三,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下,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完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民间的“慈善会”、“善堂”等组织来作为补充,有限的制度保障也很少关注于到异地谋生的普通民众。在这种情况下移民群体自办同乡会以服务自身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其四,同乡会在客观上在帮助政府稽查与管理外来人口、维护城市治安、解决都市贫困等方面的功能也为国民党政权所重视,并颁法令加以规范与引导。(13)在敌伪统治时期甚至还专门颁发了《各省县旅居武汉特别市区域内同乡会组织通则》,规定“同乡会应受特别市政府社会局之监督指挥。”(14)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继承了对同乡会的法律控制,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也是对同乡会的法律承认,这就使同乡会能够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得到合法发展。对这方面的内容下文将做更加详细的剖析。

  

   这一时期同乡会的发展不但体现在数量的迅猛增加上,而且与上述时代背景相呼应,在建立的途径上有新建、重建与整顿重组之分。新建是指以前没有在武汉设立同乡会,这时因旅汉的同乡增多而有设立的必要。如湖南沉属五县原本“依附永属公所,集会议事”,到1948年,因旅汉人数增多,“依各县旅外同乡至超过法定人数后例有同乡之组织”,申请成立了沉属五县旅汉同乡会。(15)重建是指在1945年以前即已有同乡会存在,因在抗战期间人员大量散失或会所受损造成组织停顿而在抗战胜利之后又予以恢复。湖南旅武汉同乡会“自二十七年秋武汉沦陷后,所有湘籍旅武汉人士均随政府先后迁徙大后方。泊至三十四年秋,武汉光复以还,湘籍人士陆续来到武汉……”,故而“准备举行会员登记,并另定期召集会员大会,选举理监事,正式恢复。(16)另外如英山县旅汉同乡会等皆在此期恢复。另一类则为整顿重组,主要是针对敌伪时期未能迁离而仍在伪政府之监控下活动的同乡组织而言。这些都体现了此期的武汉同乡会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某些特点。

  

   按各省县旅汉同乡会的地域分布来看,仍以本省内各县市所设的同乡会为多。以1946年统计的26个同乡会为例,湖北省内县市旅汉同乡会共14个,超过半数。到1949年这一趋势更为明显,省内县市基本上都设有旅汉同乡会,甚至连与汉口仅一江之隔的汉阳也不例外。(17)这反映了武汉对于省内各县的经济辐射作用更为强大。外省旅汉同乡组织从规模上来看则以湖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为胜。有些地区是联合建同乡会的,如两广旅汉同乡会是由广东人和广西人共同建立的。湖北的荆门、当阳、远安三县因“地相毗连……民情风俗社会治安以及人民经济生活均成唇齿相依之势”,所以联合发起荆门、当阳、远安三县旅武武昌同乡会。(18)可见除了利益的共同性外,共同的历史认同与文化想像仍是联合的前提条件之一,不是完全以行政区划为标准。

  

  

   罗威廉在论述19世纪汉口移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商人组织在汉口自治中的作用时以为“中国会馆兼有同乡、同业组合的双重特征”,(19)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会馆、公所对会员身份的双重认同问题。从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同乡会组织来看,双重认同的问题基本上不存在了,行业组织与同乡组织的分野使同乡会成为全体同乡的组织。大多数同乡会对人会资格没有严格限制。山东旅汉同乡会规定“凡山东同乡,赞同本会宗旨者,均得为本会会员。”从会员名录来看,其中包括政界人士20人、商人100余人,另外军界人士200人。(20)大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加入同乡会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该类组织的性质,军界人士参与同乡会组织应该是民国时期的新现象。河南舞阳县旅汉同乡会规定“凡籍隶舞阳,不分性别,取得国民身分者得为本会会员。”在162名会员中,既有商人、政界人士,也包括学生和农民,(21)无业别限制。少数同乡会对于会员的身份限制较严,如台湾省旅汉同乡会要求“有正当职务者由同乡二人以上之具保方得参加本会为会员。”(22)

  

传统的同乡会馆、公所大多范围狭小,机构简单。新兴同乡会在组织设置上走向规范化与制度化。各同乡会大都建立了以会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为主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会员大会由全体会员组成,是同乡会的最髙权力机构,主要职责在于选举理监事,决定经费及理监事会不能解决之一切事项。理事会是主要的办事机构,理事由会员大会选出,再由理事中互选出常务理事若干名,另外于常务理事中选出理事长掌握大局。监事会由会员大会选出监事组成,行使监督之责。理监事会还都选有候补理、监事以为人事补充。这一组织建构与民国时期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如商会、农会、同业公会的组织系统基本一致。在组织系统的运行中,选举原则得到了一定贯彻。不过,从各旅汉同乡会的理监事身份来看,一般仍由具有相当知识和社会经济地位且在同乡中享有较高威望者担任,有的还是颇具实力的军政长官。如湖南永属旅汉同乡会理事长王中柱毕业于中央军校,曾担任过师长副军长等职,时任兵站总监。常务理事卢自励毕业于国立湖南大学,时任湖北高等法院会计主任。(23)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同乡会中亦相当普遍。山东同乡会第一届理事长王天鸣是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参谋长,其他包括常务理事和理事共14人中,10人为工厂或旅社经理,另4人均为现役军官。(24)河南同乡会理事长蒋虎志时任武汉行营总务处处长。(25)大量军政长官尤其是军事将领担任同乡会的领导是这一时期同乡会组织的一大特色之一。这与传统同乡会会馆往往由官绅主持是同一道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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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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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城市史研究》2005年第2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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