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我们早就该关门了——苏俄的“政治自由”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03 次 更新时间:2017-07-20 15: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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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之日起,就把“争取政治自由”列为头等目标。追求“政治自由”还是追求所谓“人民专制”,曾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脱离民粹派阵营而自立门户的两大标志之一,后来又是区别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两大试金石之一(另一个是承认资本主义为必经阶段还是追求从传统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之作、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老三篇”中,除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讲的是哲学外,其他两篇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都以批判“人民专制”、强调政治自由为主题。普列汉诺夫当时曾一语成谶地警告:“人民专制”下的“革命”可能会造成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为了防止这个不祥的后果,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一再强调政治自由的重要。针对民粹派关于政治是否自由无所谓、经济上均贫富才重要的说法,普列汉诺夫回应:争取政治自由是我们“完全确定的政治纲领”。针对民粹派关于“人民专制”下只有“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革命党有发言权的说法,普列汉诺夫明确主张再革命的“党”也不能封别人的嘴:“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既在原则上承认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把这样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他们就不能只让那一自命为在当前革命运动时期有领导权的‘党’派来享受这一权利”。在司徒卢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宣言》中,也把争取宪政民主、争取“新闻与出版自由”提到显著的位置,该《宣言》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实现无产阶级伟大使命的第一步,并表示要“坚持不懈地使自己的全部行动都符合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在其他方面的内容都根据形势的变化做过不少更改,唯独这两条始终保留在“十月革命”前的历届党纲中。

  

“争取政治自由是我们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


   列宁那时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他指出,人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就是要坚决抛弃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列宁也非常注重出版的自由和舆论信息的公开化,他常说,只要能够发出声音,让群众知道真相,革命就成功了一半,用压制和剥夺非生产性集团的权力(如选举权、结社和出版自由等等)来限制民主是反动政府的一贯主张。

   列宁把“经常出版秘密出版物”列为革命运动核心任务之一。到“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出版了40余种报纸。列宁在革命年代有大量的文章都在抨击沙皇第三厅的政治特务和书报检查制度。列宁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所以毫不奇怪,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

  

“十月革命”后“临时性的”新闻管制

  

   但几乎在夺权后的第一天,列宁就转了调子。“十月革命”前列宁还声称不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使用恐怖手段来维护政权,但是拿到权力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该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不久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约有1000家造纸厂和印刷厂全部归为国有,1920年国营出版社的比例已达到92.4%。当时所有的商店都接到上级的通知,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根据1918年11月颁布的《图书馆和所有藏书征用办法》,私人的藏书和原沙皇机构的藏书全部充公。

   列宁解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这种说法就连以极“左”出名并得到列宁高度赞扬的革命家卢森堡也不能接受,她曾对此尖锐批评道:“只有仅仅给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而列宁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但列宁也心知肚明,这样做与革命党时期的宣传、与无产阶级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一方面说,我们的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同时他认为这样做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已的策略。列宁希望这种做法能为自己赢得喘息时间,通过喘息时间可以重新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然后再调整自己的政策恢复民主,列宁认为只有这种策略才能挽救革命。面对第二国际指责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行动唯一的积极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军国主义”时,列宁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强调情况的特殊。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多次说:“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在有人破坏秩序时”有应对的措施。这是列宁真实的想法是,把民主和专制都拿在手里,在自己没把握的时候用“专政”,在自己有把握的时候用“民主”,但是这种“有把握的”自信一直没有到来。

   这种想法是当时俄共(布)党内很多人的共同认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他们都承认,“政治垄断权”只是一种“紧急措施”,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就要撤销它,“十月革命”后取消出版自由的措施是暂时的、不得已的。所以在1918年的“出版法令”中申明,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就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消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真正的‘自由生活’不应该建立在反对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更不能建立在罪恶的基础上,否则,我们就可能用自己的双手来扼杀自由”。

  

从“临时性”管制到“长期净化俄罗斯”


   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取消“暂时状态”的“管制”的诺言成为泡影,新闻与书报检查的行政管制不是逐渐宽松,而是越来越紧。那个时候,即便是不计前嫌的孟什维克放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与他们联手反对“白卫势力”的时候,他们的出版物也被严令禁止,苏维埃政府不允许他们“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列宁强调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对“出版业”要“拉紧缰绳”,警惕那些“用写作为白卫组织打掩护”的“当代农奴主的刊物”。1922年夏天在列宁的指示下,各大城市都逮捕一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准备把他们驱逐出境。列宁批示道:《经济学家》杂志“是当代农奴主的刊物”,应予以查封,“《文学者之家》和《思想》杂志所有的作者,要么是最狡猾、最阴险,要么就是布尔什维克最凶恶的敌人把几百个这种先生毫不吝惜地驱赶出境,我们就将长期净化俄罗斯”。他还在1922年5月19日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给《经济学家》杂志撰稿的人“是最应该被驱逐出境的”。三个月以后,一百多名俄国顶尖级的人文学者被驱逐出境(他们对俄罗斯文化的贡献直到剧变以后才得到承认)。尘埃落定后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兑现“等打完仗以后”就“还原无产阶级民主”的许诺。而从此以后,第二国际和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就有了“民主社会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强制社会主义”(鲍威尔语)之分。

   因为革命后“一国社会主义”的“孤岛”生存意识,清除外患以后专政的利剑又落在了本国民众头上了,步上正常的宪政轨道已经变得遥不可及。正如时人所说,这种“强制社会主义”的落脚点是在“强制”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上:在统治者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第一政治要素,“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俄共(布)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国体制的生存对立起来,认为“多声部”的社会生活会对管理者造成麻烦。就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如果“每一个劳动者都认为自己是士兵”,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扎米亚京在他的预言性小说《我们》中概括的更形象:这个体制的实质不是从“人”着眼,个人必然会成为“多余的”,因此个体必将被毫无个性的“我们”所击败。

   苏俄内战结束后建立“全能的管理体制”就是以俄共的存在为最高准则的,所有的人都被当做“潜在敌人”和竞争对手,是需要防范的。于是管理、压制成为一种常态,对人实行“管、关、杀”,和对言论和出版物实行“查、封、堵”是最常见的政策。对待新闻出版行业自然也不例外。1922年苏俄成立出版总局,它的明确职能主要是规范和管理私人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预审各种出版著作和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等等。老百姓都知道,名曰“出版总局”实际上是“查禁总局”,它所管辖的事情甚至比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厅”还要宽泛、还要严厉,因为谁都知道伴随着尼古拉一世严厉的新闻审查的是繁荣的俄罗斯文学创作期,而在俄共的舆论控制下文化出版业是一片凋敝。比如苏俄1920年出版的图书只是沙俄1913年的1/10,而且主要还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当时判断作家的标准,就是看他对红色政权的态度,20年代只有别德内、绥拉莫维奇、马雅可夫斯基、布留索夫、勃洛克等少有的几人的创作被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是可以出版的。其他作家的创作以及沙俄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被禁”之列,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在“禁书”的名单上,如果在市面上出现这类“黑货”是要被处罚没收的。

  

经济放开,政治收紧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1924~1925年,出版总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曾经相对宽松了一两年,带有批评倾向的一些杂志如《经济学家》、《新生活》又悄然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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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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