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壮:中国宪法学言论自由观的再阐释

——与徐会平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 次 更新时间:2018-02-26 14:05:05

进入专题: 宪法学   言论自由   个体自由   政治自由   法条竞合  

孟凡壮  

  

  

   摘要:  对我国宪法第35条性质的认定,仅通过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难以得出确切结论,更为妥当的解释路径是回溯到这一条款制定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将宪法第35条解释为源自人民主权理论的政治自由条款既符合历史上制宪者的规范意图,也符合强化对国家公权力民主监督和制约的客观目的。我国宪法第41条属兼具个体自由与政治自由双重属性的复合性条款。在涉及对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检举”的规范适用中,宪法第35条与第41条属法条竞合,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规则,优先适用宪法第41条;未能落入宪法第41条规范领域的政治言论在宪法第35条的保护范围之内。通过对我国宪法第51条“概括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加以严格限缩,能够确保政治言论的宪法保护强度。宪法第35条与第41条之间的规范交织与相互协作构成宪法上言论自由保障的规范基础。

   关键词:  宪法;言论自由;个体自由;政治自由;法条竞合

  

   2016年4月,《学术月刊》刊发了徐会平先生的论文《中国宪法学言论自由观反思》(以下简称:徐文)。[1]该文对我国宪法第35条与第41条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解释,认为宪法第35条在性质上属于基于人权理论的个体自由条款,宪法第41条是一个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政治自由条款。这一解释方案颇具新意,让人耳目一新。然而,仔细读来,笔者在深深敬服作者学养的同时,也发现文章的观点有过于极端甚至牵强之处。学者对宪法条款进行学理解释,意在探求宪法条文的语义表达及其规范性意义,宪法解释这一事业假定了有良知、负责任的解释者在寻找宪法的真实含义或最佳解释。[2]基于此理念,笔者不揣浅陋,试与徐先生商榷一番。

  

   一、将我国宪法第35条解释为个体自由条款难以成立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徐文在区分个体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础上,[3]认为该条并非是源于人民主权理论的政治自由条款,而是以个体利益为指向和依归的、源于人权理论的个体自由条款。其立论依据如下:其一,该条款采用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的句式,这是一种以个体对权利和自由的拥有为重点的表达,旨在强调言论自由对个体的意义;其二,该条是个体自由条款可以从其受我国宪法第51条限制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因为我国宪法第51条是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以下拟逐一分析上述两个论据。

   徐文第一个论据运用文义解释方法,涉及对“公民有言论……自由”的理解,认为这是一个以个体对权利和自由的拥有为重点的表述,因此条文中的“自由”应当解释为以个体利益满足和实现为指向的个体自由。从字面含义的一般性理解角度分析,这一解释具有合理性。然而,任何语言都不可能像符号语言那样精确,仅通过语言用法本身不能获得清晰的字义,而是会有或多或少的意义可能性即意义变化的可能性。[4]条文规定无论多么详尽,都无法穷尽现实生活所展示的无限多样性,相对于条文的实际适用,条文本身总是呈现给其适用者一种“开放结构”。[5]根据不同的语境,当言及“公民有言论……自由”,人们可能是基于保护个体利益的意向,也可能是以政治生活参与为指向,还可能兼而有之。因此,仅通过分析宪法第35条的句式难以得出该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是以个体利益为指向、源于人权理论的个体自由条款。

   徐文第二个论据运用结构解释方法,试图通过分析宪法第35条与第51条之间的体系关系与意义脉络推导宪法第35条的性质。徐文的论证可归纳为一个三段论推理,逻辑大前提为,宪法第51条是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逻辑小前提为,宪法第35条受第51条的限制;结论是,宪法第35条是个体自由条款。徐文从学界通说和制宪者原意两个角度对小前提“宪法第35条受第51条的限制”加以论证,笔者不持异议,但对于逻辑大前提“宪法第51条是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徐文并未明示推导过程。实际上,宪法第51条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规定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概括限制条款,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历史解释的角度,都难以推导出其限制的“权利和自由”仅指个体自由。从文义解释角度分析,“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既可包括个体自由,也可包括政治自由;从制宪历史的角度分析,宪法第51条制定过程的讨论中并未区分该条限制的“权利和自由”属于政治自由还是个体自由。宪法第51条是我国现行宪法修改过程中新增加的条款。1981年,我国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在宪法修改稿中增加了“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权利。任何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也要依照法律给予制裁”这一条款,[6] 1982年的我国宪法修改草案第48条将其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草案中的此规定为现行宪法第51条所采用。我国宪法之所以增加上述规定,其意在确立自由和权利的宪法界限。1982年4月22日,彭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权利。国家保障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犯,但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这种自由和权利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犯罪活动。”[7] 1982年11月,彭真向全国人大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时再次强调:“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8]可见,宪法第51条的制宪规范意图在于确立“自由和权利”的宪法界限,并未对“自由和权利”的属性加以区分。因此,将宪法第51条解释为仅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难以成立。在上述三段论推理中,“宪法第51条是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这一逻辑大前提不成立,那么“宪法第35条是个体自由条款”这一结论当然也不可靠。

   综上所述,对现行宪法第35条性质的认定,仅通过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难以得出确切结论。由此必须引入其他解释方法。

  

   二、我国宪法第35条应解释为政治自由条款

   在法律解释的实践中,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解释方法总是处于独立、主导的地位,而不具有辅助意义,哪一种方法则完全处于辅助地位,各种解释方法总是相互为用的。[9]由一般的语言用法获得的字义,构成解释的出发点和界限,若字义存在多种意义可能,可通过法律的意义脉络确定规范的含义。假使依法律的字义及其意义脉络仍然有作出不同解释的空间,则应优先采纳最能符合立法者规定意向及规范目的之解释(即历史的目的论的解释)。[10]魏德士强调指出,任何解释首先都是一个历史的研究任务,只有对规范产生历史和历史的规范目的进行解释,才能使客观规定的要求内容具有可能的清晰性。[11]对宪法第35条性质的解释,[12]即探讨该条款到底属于保护个体自由的条款还是保护政治自由的条款,其本质是在探求该条在当前我国宪法规范体系之中具有何种标准意义的问题。在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难以得出确定结论的情况下,回溯到该条款制定与变迁的历史过程,无疑是探求宪法第35条性质的重要途径。

   我国宪法第35条源自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以下简称:“五四宪法”)第87条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规定。而“五四宪法”第87条源自1954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五四宪法”初稿第80条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规定。为探究该条款的规范宗旨,需要详细研究立宪资料中记载宪法起草工作者规范意图的讨论记录。“五四宪法”初稿第80条的起草过程的讨论记录显示,该规定被宪法起草委员会视为政治自由条款。1954年5月6日至22日,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对“五四宪法”初稿进行了深入讨论,针对第80条,田家英指出:“言论、出版等自由,恐怕要加以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不好加保证。因此,准备分两款写,第1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公民在享受这些自由的时候的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第2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随后,胡愈之提出:“宗教信仰自由,是否可另列一条,因为公民的意义搞清楚了,政治权利的意义也就搞清楚了。所谓政治权利,一是选举权,一是言论、出版等等的自由。信仰宗教自由,不是政治权利,另列一条好。”周鲠生也提出:“宗教信仰自由还是单列一条好,言论、出版等自由是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基于上述讨论,田家英提出:“这一条就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公民在享受这些自由的时候的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宗教信仰自由另写一条,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3]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的上述意见被《宪法草案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修改意见》所采纳,最终形成“五四宪法”第87条。[14]

   针对“五四宪法”第87条,许崇德教授指出:“1954年宪法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都是公民表达意见或者发表政见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除了派遣代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种基本的形式外,人民应该有直接的自由权利对于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表明态度。否则的话,假如没有表达意见的政治自由,不能对国家机关提出积极的批评和建议,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将无从谈起。所以,宪法第87条的规定是我国的权力属于人民的一种体现。”[15]韩大元教授指出:“宪法第87条的规定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具体体现。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指的是我国人民有权对国家和社会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讨论各种问题,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权对国家机关活动提出批评。”[16]可见,许崇德教授和韩大元教授都认为“五四宪法”第87条是源自人民主权理论的政治自由条款。这与制宪者的规范意图相契合。

   现行我国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条款继承了“五四宪法”第87条的政治自由属性。针对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条款的性质,许崇德教授指出:“宪法的哪些规定应属于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范围,这个问题似乎是不容争议的。因为人民法院往往要宣告剥夺某个已被判定为犯罪的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的内容必定是确定的。不然的话,在执行的时候就会出现困难。政治权利的内容包括: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普遍认可的观念。”[17]许崇德教授的这一观点极具说服力,一方面,许崇德教授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成员深度参与了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18]另一方面,将宪法上的言论自由解释为政治权利是出自全国人大的权威解读,具有高度的民主正当性。早在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的《刑法》第54条中就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纳入到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范围之中,1982年我国宪法施行后,刑法继续沿用这一条款,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

此外,将宪法第35条解释为政治自由条款,也符合强化对国家公权力民主监督和制约的客观目的。我国宪法将基本权利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之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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