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 郭萍:情感与自由——蒙培元先生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 次 更新时间:2017-07-13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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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郭萍  

  

   摘要:儒学与现代自由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个焦点,构建了“情感儒学”的蒙培元先生对这一问题也颇为关注。他基于“情感儒学”的立场,指出情感是一切价值之源,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正是由情感决定的,而不是由认知决定的。仁爱之情表现为知情合一之时,便是个体化的精神自由,而发挥到社会政治层面便是政治自由。精神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当今社会应当弘扬精神自由,发展政治自由。

  

   关键词:情感儒学;仁爱情感;精神自由;政治自由

  

   蒙培元先生简介:

   1938年2月9日生,甘肃庄浪人。196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6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郭萍:蒙先生,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此次访谈。最近的一百多年,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您认为中国社会发生的这种现代转型,除了西方入侵的外在刺激,是否有中国社会自身的内在原因?这对于您的儒学建构有怎样的促动?

  

   蒙培元:我认为有内在原因。这就是中国社会虽然封闭,但是从耳闻目睹中知道西方已建立了近现代工业社会,而中国当时还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落后于现代工业社会,而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是内在原因。

  

   但是,现代工业社会也有历史的局限性,比如破坏生态,造成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生态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甚至是人类的生死存亡。现代工业社会更是“人欲横流”的社会。人的物质欲望不断地扩张。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个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人与人之间缺乏互相关照,冷漠无情,这都是现代社会带来的严重问题。

  

   我的儒学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针对这个问题并且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极富侵略性,他们想把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首先进行军事侵略,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接着是经济上的侵略,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发展他们的经济;再次,文化上的优越感使他们又进行文化侵略。中国也相应的首先进行军事抵抗,失败了就转而发展经济,也没成功,找来找去,发现根源在文化,于是进行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革命的表现。中国人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能解决问题,结果却没有成功,于是加派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现代科技以建设中国。但是,文化革命更重要,因为文化是体现一个国家民族先进与否的首要条件,也是基础条件。孙中山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寄希望于文化革命,于是发生了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进程说明中国人既想富强又想反帝国主义的心理状态。

  

   我的儒学研究除了看到现代西方社会消极面和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意思。我之所以强调儒学的重要性和它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和资本主义文化相抗衡,不能说中国经济落后了就连文化也跟着落后了。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哲学有过辉煌的成就,至今都具有永久价值。

  

   说中国文化包括哲学有永久价值,是指它能够救治现代文化的严重的负面作用。特别是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之下,对自然界只有掠夺,而不尽义务,乱砍伐树木,残忍地杀害动物,挥霍地球资源,制造垃圾,造成干旱化,沙漠化,空气污染,气候恶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已经使人类的生存面临空前的危机。那么,人类究竟应当怎样生存?用哲学语言说,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的问题,而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以这个问题为其理论“支点”的,我称之为“原问题”,就是“天人之际”。我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有一种伟大的生命意识、生命关怀,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人所缺少的,中国的思想家们不仅关心当时的现实问题,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解决了自然界的地位及其作用的问题,从而也就解决了“人类应当怎样生存”的问题,即“生存方式”的问题。这对现代人而言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更加特殊的现实意义。中国的“天人合一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核心是“生”的问题,自然界是有生命的,是一切生命及其价值之源。自然界不仅有“内在价值”,它所创造的一起生命都各有各的价值,有其生存的权利,人对自然界负有神圣的使命,关爱万物,保护自然,由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是人类最理想的生存方式,人的创造性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人文化成”、“参赞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的境界。中国哲学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就应当有这种自觉。

  

   郭萍: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诉求。我们知道,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就是为了开出“民主与科学”而建构的。不过,民主与科学本身还是很表面的内容,您认为在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是什么?中国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反封建”是为了冲决专制的“网罗”,实现个体独立自主,“反帝”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这实际是中国人对现代自由的诉求。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民主与科学”的背后是“自由”观念?

  

   蒙培元: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就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当时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就是这种要求的极端表现。但是全盘西化受到了批判,认为它是一种不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

  

   “科学与民主”正如你所说的是很表面的内容,所谓“科学”,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因而分出主体和客体。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科学的任务就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对人自身的认识也是被当作自然界的对象来认识的。所谓“民主”即是政治上的民主,就是多数人决定一切。西方社会的民主实际上是由金钱控制的,带有商业社会的特点。

  

   当然,科学与民主还有积极的方面,我并不是否认科学与民主。科学的认识论在西方有悠久的传统,近代以来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变,更加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就科学认知而言,我们需要学习。民主不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唯一能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学习的。你所说的现代新儒家是为了开出“民主与科学”而建构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你问我认为科学与民主背后支撑的观念是什么,我回答你:背后支撑的观念是自由。你所说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反封建是为了冲破专治的罗网,实现个体独立自主,反帝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对现代自由的诉求,这是对的。为什么说科学与民主背后是自由呢?因为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科学与民主。相对而言,自由是一种权利,科学与民主是一种工具,有了权利才能实现工具的意义。

  

   自由是人的天性,连动物都要求自由,何况人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分东西方。西方有“不自由毋宁死”之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自由的追求,《庄子》中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儒家所谓的“鸢戾于天,鱼跃于渊”,都是对自由的追求。陈献章甚至提出“自由”的概念,他的诗里头有“自由身”。儒家所说的“乐”也有“自由”的意思。孟子用水之“源源混混”、“盈科而进”来比喻人之“有本”,这里的“有本”就是自由的根本。

  

   郭萍:我记得您曾在《情感与理性》一书中提及传统儒家和道家的“自由”观念,并指出那是一种精神自由,是从修养和境界意义上讲的。而近代以来中国人所争取的自由,乃是一种社会政治权利。不知您对后一种意义上的自由作何理解?这种作为社会政治权利的自由与精神境界上的自由之间有什么关系?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所说的自由,正如你所说,是精神自由,是从修养和境界意义上说的。但是这种自由必须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由于古代中国是专制集权社会,这就使自由只能停留在精神境界而不能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这一现象正是儒家和道家提出精神自由的目的,具有批判现实社会的意义。自由本来是一种权利,不过有古代与近现代的区别。精神自由是具有永久性价值的,它是社会政治自由的基础,我认为现代自由应当继承过去传统的精神自由,弘扬传统的精神自由,并作为社会政治自由的指导。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传统的精神境界的自由并不矛盾,恰恰相反,传统的精神境界上的自由包含着现代意义上的自由。

  

   自由是一种价值,价值是由情感决定的而不是由认知决定的。情感决定价值是我的想法。认知是中立的,无所谓价值与否,情感是有喜好和厌恶的,而喜好和厌恶是出于情感理性而不是经验意义上的情感。所谓情感理性是情感自身所具有的理性精神,不是认知理性与情感结合的那种意义上的理性精神。好恶情感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情感决定价值就是这个意思。

  

   社会政治权利上的自由是必要的,现代社会需要建立这样的自由。但是社会政治权利的自由是建立在精神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精神自由无所谓社会政治权利上的自由,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仁爱之情表现为知情合一之时,便是个体化的精神自由,所谓“知”就是“是非之心”,所谓“情”是“好恶之心”,虽说二者合一,但是有层次之分,情含有知,但知不含有情,这说明良知是一种情感,情感达到极致时,便是至善。无滞、无固,千变万化,这就是自由。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说明情感决定理智。若在社会政治层面便是政治自由,当政者若有良知,便能自由地处理一切事物。所谓应接万事万变,这就是社会政治自由;凡政治版图上的老百姓还在良知的指导下,自我做主,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也是社会政治自由。总之,精神自由是社会政治自由的指导,这是无疑的。

  

   郭萍: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依然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自由的诉求依然是当代儒者所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而您的“情感儒学”是通过继承发展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而创建的现代儒学理论,那么,“情感儒学”是否也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应?您创造性地提出的将仁爱情感作为儒家的本体性观念,这是否也就意味着您是以仁爱情感作为现实的伦理规范和制度建构的根本依据?那么,“情感儒学”可以为现代社会政治自由问题提供一种怎样的儒学解释?

  

蒙培元:我的情感儒学正是对冯友兰先生新理学的继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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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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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Camilla 2017-07-17 14:09:31

  儒学才不以人为本呢。
  儒家最爱干的就是把好的东西都揽过来说成是自己的,坏的东西都是别人的。最近这种趋势非常明显,看看黄玉顺他们写的东西,马上就要把自由说成是儒家的发明了!

李博阁 2017-07-14 07:52:27

  儒学自古以来乃自由本善的荒漠,而反对自由化却有孔儒的根源。尽管名义上有自由甚至自我否定批孔,也是比自由前和批孔前的自由少,即总是在自由之外看到自由,就像盲人感到光明一样。
  其实,精神自由乃是不依赖于他者,至高无上的创造者,而自由创造的结果带来杂多的必然性,派生的选择性,才是选择性自由,进而要求政治民主。在楼主这里自由是由情感决定的,就像自由创造者是由必然性和被造物决定的一样,其仁爱无非是被造物的仁爱和动物的仁爱,即相同必然性的仁爱和排他的仁爱,因为没有相同的被造物。所以我说,儒学的自由在儒学之外,自欺欺人而已。

严雅晖 2017-07-13 17:20:52

  抄袭李泽厚“情感本体论”的思想!

narudo 2017-07-13 10:48:58

  哲学家不能杜撰,必须尊重事实,你就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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