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 林美云:包世臣与19世纪早期中国的农业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7 次 更新时间:2017-06-11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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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林美云  

包世臣与19世纪早期中国的农业改革——罗威廉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包世臣(1775-1855)出生在安徽泾县,曾家世显赫,后不幸中落。其父是位乡村塾师,在父亲晚年患病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协助管理家里的菜园,以卖菜收入支持家庭用度。父亲去世后,他曾利用家族关系得到过一个普通战地指挥官的职位,参与平定西北白莲教的战事。他聪慧有加,且善自学,参加乡试,一举高中。不过此后参加会试,十三次都名落孙山。直到晚年,才因朋友荐举出任江西新喻县的县令。虽仕途潦倒,但包世臣无疑是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者和时政分析家。


除以书法家和书学研究者知于今世外,包世臣还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呼吁抵抗外国入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则更重视他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漕粮改革和两淮盐政改革中的作用。这两场改革可能被视为“私有化”——由政府或准政府官员承办转向由合约私商办理,包世臣因此被一些当代学者视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


在整个成年时期,包世臣一直在不同的文章中阐述自己的农政思想。就如他在其他领域倡导的政策那样,他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得越来越务实谨慎。他对大幅提高帝国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越来越感到悲观,这或者与其日感衰老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半个世纪以来清朝农村经济与社会情况不断恶化的趋势。


核心观点


现代往往将包世臣的政策观点与西方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比较予以解读,但也许用中性的“功利主义”来描述包的立场更符实际。他坚决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一直强调减轻税收压力和农业人口的其他负担,并持续地、真切地、急迫地提倡维持“国力”的重要性。


罗威廉(WilliamT.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东亚研究项目主任。他198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清代汉口的两部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中的冲突和社区》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挑战了过去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城市缺乏社会共同体的论断。


他的著作还包括《拯救世界: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七个世纪的血雨:一个中国城市里的暴力》《中国的大清帝国》等。


人口和生产力


包世臣在中青年时期始终相信清朝农业经济的生产率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并坚信按照他的方法可使经济快速回归健康状态。他对数字有强烈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朝经济的量化分析,不逊于最精细的经济分析师对“乾隆盛世”的观察。他说:“天下之土养天下之民,至给也;人多则生者愈众,庶为富基。今天下旷土虽不甚多,而力作率不如法。”面对同代人洪亮吉对于人口膨胀恶果的担心,包世臣重申了一个经典的儒家治国信条:以人胜天。


在青年时期的乌托邦式著作《说储》中,包世臣通过一系列数据指出:内地或者说是北至长城、西至嘉峪关、东到大海、南至西南边境的可直接课税征役的王治之地总共3600平方里,或者是6,868,800,000亩。假定其中40%是山、水、城镇和村庄,总共大约有4,121,280,000亩可耕地。在人口方面,自从清帝国摆脱多年以来的军事破坏,人口在盛世中迅增到7亿。如果排除工匠、商人、军人和其他非农业人口,每个农民平均有5亩土地,实际净产出约8担。


把包世臣的数据和预测与现代学者郭松义关于晚期帝国人口和经济的研究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郭用1812年的官方统计是791,525,000亩,转换为市亩共有1,050,436,000亩,也就是不到包世臣估算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郭估计1812年的人口为3亿5千万,是包估计7亿的一半。郭估计的每年每亩的谷物产量略低,但他的统计中每个农民单产更低。最重要的是,在郭看来,在包世臣写作年代1801年的数十年之前人均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并且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继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但包世臣对此多有忽视。


将私产与饥荒救济相关联


包世臣声称自己崇信私权。他关于私人财产方面最引人瞩目的观点是将之与自然资源和饥荒救济政策相关联。


包世臣在《说储》这篇专题论文中论述了盐业垄断问题。盐为“天地之藏”,是属所有民众的公产,在集体利益方面应该由国家管理。他结合关于自然资源集体所有权的讨论,主张建立分散式的私人商业管理模式:商家通过竞标方式来获得配盐合约,这比交付给世袭的官方盐商更为高效。这一建议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两淮盐税改革成功采用。如此,既可以通过竞争使消费者低价购盐,也可以给商人带来更多利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盐税收入。


第二个重要的政策领域是供应。在这方面包世臣关于私有产权的坚持有所妥协,特别是事涉处理饥荒问题时。在青年时期,他写过一篇以保甲制度为题的文章,试图把这种古老的制度变成财富再分配的渠道。根据家庭成员的人均耕地面积、牲畜拥有量和其他因素,家庭被发放类似于“等级标签”的门牌。富室被要求根据其等级来储存粮食:富室三年、小康之家两年、上户一年、中户半年。每个家庭在这些数量以外的粮食都可以出售以保证当地市场的适当供应。


在正常的状态下,财富再分配是在亲属中进行的。如果富户接济穷亲,将会被称为“义户”,这一荣誉标识将会被刻在其门牌上。那些吝啬而不遵劝服的富户将被蔑称为“不友”,如果连续几年如此就会面临被逐出社区的危险。在荒年的第11个月,县令将发布“制钞”给最贫困的家庭,授权他们向富裕邻居寻求贷款或谷物。包世臣还准备将这一计划扩展到更高层面,将县进行分级,州府长官在需要进行分配救济时就可以将县纳入进来。包世臣称这种制度为“派给”。


然而,在实践中无论是基于顾问还是管理者的角色,包世臣的措施都因为不够彻底和过于理想化而面临重重困难。在1814-1815年,当他的第二故乡南京遭遇饥荒时,其财富再分配理论首次得到检验。


嘉庆16年7月24日,两江总督百龄在南京钟山书院召开会议讨论包世臣“率富抑贫”的计划。出席的有翰林秦承业、尚书方葆岩、布政使、盐运使、南京知府、把南京城和郊区分开的上元和江宁两个县的县令。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救灾计划。第一,盐运使从盐仓中拨出15,000石盐在当地市场平粜。第二,百龄命令省财政部门拨出60,000两向城外运河边的32个大米加工厂购买粮食。最后,还决定全面动员富户义赈。劝捐成效显著,城中四个巨富之户直接捐赠100,000两,其他100户富人最终每家捐赠近5,000两,共募集177,000两。


但从一开始这个救灾计划就为一些问题所困扰。在谁负责这个救灾计划的问题上,地方官员邱树棠认为应按“民捐官办”,而其他人认为“民捐民办”更为妥当。后在方尚书的斡旋下达成妥协,将27,000两直接委托给两位县令,余下的150,000委托给由24位由士绅组成的委员会分配给乡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谁有资格接受救济。官员们有的认为应该救济城市居民,至于外来乡民应该自行离开,自谋生路。包世臣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声称“四乡为城之本”,外地来的饥荒难民在城里应该得到直接救济,而不是阻止他们入城。最后,他的意见得到执行,据统计有89,000位农村居民和其他9,000位难民得到救济。


农业与商业


在他早期的文章《农政》中,包世臣运用所知的所有农业实践知识来具体规划帝国农业持续发展的愿景,意在争取让官员们了解农村人口面临的潜在危机,增进官员们的农业知识并参与农业实践。农政,要由政府自身行动开始。包世臣引用《论语》、《孟子》中诸多关于政府必须尊重农时的著名论述,并将“先王”视农业为“本政”与晚近统治者的大意疏农相比较。帝国利益受损易带来铺张浪费、农业技术低下、忽视礼制等问题,同时也可看到不少农耕定居家庭流离失所,变成“寓民”。地方官和文人毫不关心农业,他们大多数根本不知如何务农,不知稼穑艰难,只耽于文字游戏和空谈性命之学。正如该文中所提到的农业专家,“不以为小民治之”。


包世臣认为,指导农业是官员的职责所在。官员应努力了解当地耕作习惯(“土风”),但不必事必躬亲去带领百姓如何地尽其利。种地必须因地制宜,应作稻田的不应改成旱地。有迹象表明本土大宗商品价格似乎不正常:例如粮食廉价但火柴昂贵,牲畜丰富但服装稀缺。在这些情况下,官员们深厚的知识和土风经验就有用武之地,将有助于纾解“民困”,强化“国脉”。


包世臣一直强调农为百业之首,但不能被理解成贬低商业。他的主要忧虑不是农民弃农经商,而是担心他们成为“游民”。他经常使用“四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这一术语来表明商人和工匠在清代多部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纳税相对较少)。他认为农业并不是单纯自给自足的,相反,它还是商业市场和经济作物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在冗长的《农政》手册中,他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蚕桑、养种、树植和畜牧等业的描述不厌其详。在《说储》中,他提出应该废除国内所有关卡以便所有商品能流通全国,“均货便农”。


然而,包世臣不同意赋予农民选择农作物和分配土地的完全自由。他断然反对将潜在的生产性资源用于罪恶的烟草与酿酒业。以前的治国者和改革家对此也多有类似批评,包世臣则用数字对此作了阐释。他指出中国烟草原本仰赖进口,到16世纪开始在国内种植。过去几十年内只有20%-30%的人口在使用,如今无处不在。他计算每天每个抽烟者要花费不少于7到8个铜板,十个人的大家庭每年就会花费几十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生产粮食的土地转而种植烟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一块种植烟草的土地需要约50个工作日,而稻田仅需8-9个工作日,旱地或棉花地需12-13个工作日。据此推算,种植烟草需花费的劳动工时是稻谷的六倍之多,这还不包括收获之后的加工时间。


酒在古代仅用为礼仪或药用,如今在苏州这样的富裕之地酒香遍地。包世臣继续计算用于酿酒的谷物数量(包括大米、高粱、小麦),并与苏州成年男子每天消费的酒和粮食进行对比。据其估计,苏州成年男子每天平均消费的酒是大米的7-8倍,大约是小米的2倍。喝酒也等于是在消耗粮食,仅此一县,浪费粮食的数量就十分惊人。应该像过去一样,加强对私人造酒业的管控。


包世臣一直鼓励沿海贸易以促进农产流通。众所周知,在道光年间他作为顾问曾拟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即通过商船海运将漕粮北送京城。的确,在20多年前的1804年,他就提出从大运河转向海运的方案,好不容易消除关于成本过高的担心,又因顾虑“盗贼”、“风潮”等因素推迟。值得庆幸的是1815年他开放沿海商业农产品贸易主张在苏北的海州得到实行。


国内沿海贸易之外,海外贸易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面。包世臣一度反对海外贸易,要因在于保护国内的纺织生产者,还在于防奢。不过到了1820年,包世臣明显削弱了对海外贸易的批评,转而认为鸦片进口是帝国面临的最邪恶的敌人。烟草和酒是对“本富”的巨大浪费——其出产需投入大量劳力、土地和肥料;鸦片则是对“末富”或金钱的浪费。“外夷”生产和出口鸦片到中国,是为杀死国人。尽管朝廷明令禁止,但在最近几年里鸦片之害已经几乎蔓延到帝国每个角落。仅在苏州城里,就有超过100,000名吸食者,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是4两。假设每个吸食者每天在鸦片上花费大约0.1两,仅仅这个城市每天就要花费10,000两用于鸦片消费,一年则达惊人的三四百万两。按帝国整体计,全国的城市每年鸦片耗费达至1亿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垄断的盐课和关税收入合计每年不超过4千万两,所以流失到外夷的白银超过了国内税额的两倍还多。因为银是中国国内交易的主要货币,国内银矿出产有限,白银外流直接导致国内市场的银根紧缩。这实际上是“虚中实外”——中国的实际财富被掏空,外夷反藉此而致富。到19世纪30年代,包世臣更加尖锐地指出,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所导致的银贵钱贱问题引发了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包世臣在补救措施中并不打算削减对外贸易,其主张变得更为平和。事实上,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他有段时间曾在粤海关充任顾问。在一些书信中,他观察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趋势。他仍然提醒反帝官员和学者们,外国进口商品会冲击本地手工产品的市场需求。这次的商品不再是新奇的自鸣钟表或简单诱人的鸦片,而是由工厂出产的量多低廉的必需消费品。包世臣观察到这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民的副业收入已经完全依靠棉纺织业,他们赖此纳税及弥补家庭开支。近年以来,外国机织棉布已经充斥中国市场,本地手工织布的价格几乎削减了三分之二。他哀叹道,江南家庭棉布手工业已经名存实亡,棉花商很少到农村去进行交易。虽然包再次寄望于税收和货币改革来力挽时艰,但是开放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


税收和货币改革


1801年白莲教运动结束之后,包世臣游历江南,他为农民背负苛赋重税的痛苦所震惊。他回忆说,人们宁愿选择“尝死”来抵制税负的重压。这次经历在他一生中都挥之不去。游历后,他写下一篇关于农业管理的长文,认为纾解农民困境最紧急和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减轻农业税。


在《说储》中,包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是将国家财政的来源由农业转向商业部门。他的计划呼呼每年减少10,000,000两的土地税。在包世臣一生以实用为特征的农业改良主义中,削减农业税负是他最为重要的目标。他相信“生财之大道”是尽量不要干涉私人的、生产性的活动,尽量通过无形之手使公私得利,民财富裕。他对民众身负重税深表同情,但他在税收改革中从未寻求以损害国家利益来造福民众。他认为税收和货币改革应该同时进行:上利国,下利民;利国便民;或像本世纪末的改革家冯桂芬的预测——利民同时亦可富国。


在19世纪20年代,包世臣曾与平湖知县赵林甫讨论这些问题。包世臣了解到漕粮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政策难题,也是最难改革的。困难不是在于起因不明:正是腐败的地方官员抽走了下自百姓上至国家的税收(以及漕运系统工人的合法收入)。问题的存因亦非法律不完备,而只是五百年来积习滥用所致。亦非无解决之道:即使没有采用包世臣所提出的海运方案,只要建立更多的屯田并避免地方官员干预就可以省去许多花在腐败上的开销,也可以有效降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税率。问题在于,这需要一部分优秀官员加以协调并做出英雄式的努力来兴利除弊。


包世臣一直极其关注税负上升与货币管理不当的关系。1820年,他写道:在久远的黄帝时期就发明了货币,以之为调节余缺的手段,从而厚植“民财”。然而,现在银根倾斜,铜钱兑换使之产生负面作用。在农业商品化不断增强的时代,农民深受恶化的价格剪刀差之害:他们用铜钱来计算开支,而商人用白银进行交易。这样,尽管白银只是“末富”,谷物是“本富”,但后者的价值却受到前者的重大影响。官员的职责应是努力明智地把银与铜的兑换率控制在1:1000左右。


后来,包世臣更趋于把货币失衡与税收负担问题相联系。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他写下对货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的专论《银荒小补说》。包指出,帝国里许多地方的农民虽然用银来评估税收,但实际上是用铜钱来进行支付。尽管银与铜的标准兑换率是1:1000,但市场比率达到1:1630,税吏经常使用1:1800或更高的兑换率。因此,农民所支付的税收价格并没有真实反映出银铜兑换率的扭曲状况,且越来越受税收负担的压榨。包世臣益发认为取消银的货币地位是可能的。他主张发行纸钞来解决不断恶化的银铜兑换率。1846年,在长江下游市场上的银和铜兑换率约是1:2000,他还补充说官员在征税和漕粮时的兑换率可能高达1:3000,远超过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迫使农民放弃农业。他坚持认为政府应以铜币作为唯一的记账货币并主张引入纸币,但在1845年道光朝廷认为这可能会影响白银稳定,排除了这些方法。


终其一生,包世臣都是在建议他人如何进行各种农业改革。1838-1839年,他在64岁的时候终于得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机会去真正推行自己的政策,他得到江西一个候补知县的职位。新喻县虽被归类为易治而富裕的“兼优”类地区,但在1838年全然名不副实。当地民众和各种上级官员如地方官、漕运官员、布政使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地方发展备受困扰,已经多年拖欠漕赋。农村有产者反对高出数倍的用费和漕规,银铜比价状况也极为糟糕,关于税收和商业诉讼的案子积压如山。当地一些精英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协助平抑银铜比价膨胀的基金,但目前就如何分配认购款项争论不休。负责税收的皂役令人厌恶并常遭遇暴力抵抗。当地民众不满的一个特殊原因是文庙被当成了漕粮的收纳仓库。当地两位生员万国俞和胡尚友发起请愿以解雇漕运使,布政使作出回应称他们为“漕棍”并下令将其逮捕。


包世臣寻求以调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他显然未能全然解决新喻县面临的最严重的两个财政问题。他把地方精英们捐纳的基金和县公库资金存放一处,多次尝试与之协商重新分配原来的捐赠,但无济于事。一旦他本人去职,省级官员就可以掌握钱款并随意支配。更糟糕的是万和胡这两个“暴徒”,包多次试图引导他们到衙门且承诺会将其案情公正上陈更高部门,但他们拒绝服从还逃到邻邑。省里的官员恼羞成怒,转而采用暴力手段解决此事,直接派军队到新喻县将二人逮捕入狱,至少万是死在狱中。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人所在村庄大约有三百户农家的田地被烧为焦土。


总结


在开头,我就提到现代往往将包世臣的政策观点与西方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比较予以解读,但也许用中性的“功利主义”来描述包的立场更符实际。这至少包括三方面:第一,坚决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第二,与18世纪中期的治世能臣一样,他一直强调减轻税收压力和农业人口的其他负担。第三,较有创新意识的是,他一直持续地、真切地、急迫地提倡维持“国力”的重要性。


1846年,包世臣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试图总结自己的事业生涯和政经大略。朋友说自己十分赞同包世臣用坦率的方式去鼓励人们逐利,但在当时的文人风气中,专注于此会被认为是过于琐碎和毫无价值的。包欣然承认“言利”是其一生中关注的最重要的主题。关于如何减少“公费”、如何根除“陋规”、如何发挥“地利”,这些都是关于利益的说辞。同样,盐政改革,漕粮海运,许多政策多由包提出由他人来予以实施。还有采用钞币作为缓解银荒和手段,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复宣讲,但未获采纳。他甚至还呼吁建立地方的行政基金,避免朘削人民。他主张努力救济饥荒,以免人们抛荒土地。这些政策看起来都是大公“利他”,实际上也是在“言利”。在每一个政策领域,他发现一个共同的障碍:不法官员和其他奸人在窃取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他所设计的每个政策本质上都期望能“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


众所周知,包世臣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政策提出者,但他在具体实践中,无论是1814年在南京城充当处理饥荒问题的顾问还是1838年在新喻县处理当地财政问题,差不多都是一个失败者。他沉迷于数字,在清朝中期没有任何其他政策分析者与之匹敌,但他达到这些数字目标的方法是漫不经心的。公平而言,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可以通过精心管理而持续提高的基本信心是错位的。


包世臣的成年生活和研究论著跨越两个主要危机时期: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乾嘉过渡时期(这一代改革家有洪亮吉、严如熤、陶澍和稍后的魏源)和19世纪中期的大叛乱时期(这一代的胡林翼、曾国藩和稍后的冯桂芬)。在半个世纪的著作中,他一直表现出对农民的同情并考虑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在后一个问题上,后世改革者比前代改革者思考更为深刻,包世臣多少领先于他的时代。他同样不断努力根除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中间剥削者。这也是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们长期关注的问题,此类事务在19世纪中期一直困扰着他们。如果说包世臣在著作中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的话,从“嘉庆中兴”的急进年代到苦苦支撑的晚年阶段,他年青时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其实在逐步消逝。在1846年的著作中,他发现民生困苦和国计枯竭比以往更甚,每况愈下,日益严重。尽管曾拥有深远的影响力,也有一些政策得到成功的实践,但到19世纪中期此类问题仍屡见不鲜。他所担心的问题并未变得更好,只是变得更糟。


翻译:林美云  魏文享(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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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汇报 》2014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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