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 林美云:包世臣与19世纪早期中国的农业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17-06-05 09: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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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林美云  

   包世臣与19世纪早期中国的农业改革——罗威廉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包世臣(1775-1855)出生在安徽泾县,曾家世显赫,后不幸中落。其父是位乡村塾师,在父亲晚年患病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协助管理家里的菜园,以卖菜收入支持家庭用度。父亲去世后,他曾利用家族关系得到过一个普通战地指挥官的职位,参与平定西北白莲教的战事。他聪慧有加,且善自学,参加乡试,一举高中。不过此后参加会试,十三次都名落孙山。直到晚年,才因朋友荐举出任江西新喻县的县令。虽仕途潦倒,但包世臣无疑是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者和时政分析家。

  

   除以书法家和书学研究者知于今世外,包世臣还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呼吁抵抗外国入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则更重视他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漕粮改革和两淮盐政改革中的作用。这两场改革可能被视为“私有化”——由政府或准政府官员承办转向由合约私商办理,包世臣因此被一些当代学者视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

  

   在整个成年时期,包世臣一直在不同的文章中阐述自己的农政思想。就如他在其他领域倡导的政策那样,他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得越来越务实谨慎。他对大幅提高帝国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越来越感到悲观,这或者与其日感衰老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半个世纪以来清朝农村经济与社会情况不断恶化的趋势。

  

   核心观点

  

   现代往往将包世臣的政策观点与西方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比较予以解读,但也许用中性的“功利主义”来描述包的立场更符实际。他坚决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一直强调减轻税收压力和农业人口的其他负担,并持续地、真切地、急迫地提倡维持“国力”的重要性。

  

   罗威廉(WilliamT.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东亚研究项目主任。他198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清代汉口的两部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中的冲突和社区》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挑战了过去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城市缺乏社会共同体的论断。

  

   他的著作还包括《拯救世界: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七个世纪的血雨:一个中国城市里的暴力》《中国的大清帝国》等。

  

   人口和生产力

  

   包世臣在中青年时期始终相信清朝农业经济的生产率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并坚信按照他的方法可使经济快速回归健康状态。他对数字有强烈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清朝经济的量化分析,不逊于最精细的经济分析师对“乾隆盛世”的观察。他说:“天下之土养天下之民,至给也;人多则生者愈众,庶为富基。今天下旷土虽不甚多,而力作率不如法。”面对同代人洪亮吉对于人口膨胀恶果的担心,包世臣重申了一个经典的儒家治国信条:以人胜天。

  

   在青年时期的乌托邦式著作《说储》中,包世臣通过一系列数据指出:内地或者说是北至长城、西至嘉峪关、东到大海、南至西南边境的可直接课税征役的王治之地总共3600平方里,或者是6,868,800,000亩。假定其中40%是山、水、城镇和村庄,总共大约有4,121,280,000亩可耕地。在人口方面,自从清帝国摆脱多年以来的军事破坏,人口在盛世中迅增到7亿。如果排除工匠、商人、军人和其他非农业人口,每个农民平均有5亩土地,实际净产出约8担。

  

   把包世臣的数据和预测与现代学者郭松义关于晚期帝国人口和经济的研究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郭用1812年的官方统计是791,525,000亩,转换为市亩共有1,050,436,000亩,也就是不到包世臣估算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郭估计1812年的人口为3亿5千万,是包估计7亿的一半。郭估计的每年每亩的谷物产量略低,但他的统计中每个农民单产更低。最重要的是,在郭看来,在包世臣写作年代1801年的数十年之前人均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并且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继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但包世臣对此多有忽视。

  

   将私产与饥荒救济相关联

  

   包世臣声称自己崇信私权。他关于私人财产方面最引人瞩目的观点是将之与自然资源和饥荒救济政策相关联。

  

   包世臣在《说储》这篇专题论文中论述了盐业垄断问题。盐为“天地之藏”,是属所有民众的公产,在集体利益方面应该由国家管理。他结合关于自然资源集体所有权的讨论,主张建立分散式的私人商业管理模式:商家通过竞标方式来获得配盐合约,这比交付给世袭的官方盐商更为高效。这一建议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两淮盐税改革成功采用。如此,既可以通过竞争使消费者低价购盐,也可以给商人带来更多利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盐税收入。

  

   第二个重要的政策领域是供应。在这方面包世臣关于私有产权的坚持有所妥协,特别是事涉处理饥荒问题时。在青年时期,他写过一篇以保甲制度为题的文章,试图把这种古老的制度变成财富再分配的渠道。根据家庭成员的人均耕地面积、牲畜拥有量和其他因素,家庭被发放类似于“等级标签”的门牌。富室被要求根据其等级来储存粮食:富室三年、小康之家两年、上户一年、中户半年。每个家庭在这些数量以外的粮食都可以出售以保证当地市场的适当供应。

  

   在正常的状态下,财富再分配是在亲属中进行的。如果富户接济穷亲,将会被称为“义户”,这一荣誉标识将会被刻在其门牌上。那些吝啬而不遵劝服的富户将被蔑称为“不友”,如果连续几年如此就会面临被逐出社区的危险。在荒年的第11个月,县令将发布“制钞”给最贫困的家庭,授权他们向富裕邻居寻求贷款或谷物。包世臣还准备将这一计划扩展到更高层面,将县进行分级,州府长官在需要进行分配救济时就可以将县纳入进来。包世臣称这种制度为“派给”。

  

   然而,在实践中无论是基于顾问还是管理者的角色,包世臣的措施都因为不够彻底和过于理想化而面临重重困难。在1814-1815年,当他的第二故乡南京遭遇饥荒时,其财富再分配理论首次得到检验。

  

   嘉庆16年7月24日,两江总督百龄在南京钟山书院召开会议讨论包世臣“率富抑贫”的计划。出席的有翰林秦承业、尚书方葆岩、布政使、盐运使、南京知府、把南京城和郊区分开的上元和江宁两个县的县令。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救灾计划。第一,盐运使从盐仓中拨出15,000石盐在当地市场平粜。第二,百龄命令省财政部门拨出60,000两向城外运河边的32个大米加工厂购买粮食。最后,还决定全面动员富户义赈。劝捐成效显著,城中四个巨富之户直接捐赠100,000两,其他100户富人最终每家捐赠近5,000两,共募集177,000两。

  

   但从一开始这个救灾计划就为一些问题所困扰。在谁负责这个救灾计划的问题上,地方官员邱树棠认为应按“民捐官办”,而其他人认为“民捐民办”更为妥当。后在方尚书的斡旋下达成妥协,将27,000两直接委托给两位县令,余下的150,000委托给由24位由士绅组成的委员会分配给乡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谁有资格接受救济。官员们有的认为应该救济城市居民,至于外来乡民应该自行离开,自谋生路。包世臣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声称“四乡为城之本”,外地来的饥荒难民在城里应该得到直接救济,而不是阻止他们入城。最后,他的意见得到执行,据统计有89,000位农村居民和其他9,000位难民得到救济。

  

   农业与商业

  

   在他早期的文章《农政》中,包世臣运用所知的所有农业实践知识来具体规划帝国农业持续发展的愿景,意在争取让官员们了解农村人口面临的潜在危机,增进官员们的农业知识并参与农业实践。农政,要由政府自身行动开始。包世臣引用《论语》、《孟子》中诸多关于政府必须尊重农时的著名论述,并将“先王”视农业为“本政”与晚近统治者的大意疏农相比较。帝国利益受损易带来铺张浪费、农业技术低下、忽视礼制等问题,同时也可看到不少农耕定居家庭流离失所,变成“寓民”。地方官和文人毫不关心农业,他们大多数根本不知如何务农,不知稼穑艰难,只耽于文字游戏和空谈性命之学。正如该文中所提到的农业专家,“不以为小民治之”。

  

   包世臣认为,指导农业是官员的职责所在。官员应努力了解当地耕作习惯(“土风”),但不必事必躬亲去带领百姓如何地尽其利。种地必须因地制宜,应作稻田的不应改成旱地。有迹象表明本土大宗商品价格似乎不正常:例如粮食廉价但火柴昂贵,牲畜丰富但服装稀缺。在这些情况下,官员们深厚的知识和土风经验就有用武之地,将有助于纾解“民困”,强化“国脉”。

  

   包世臣一直强调农为百业之首,但不能被理解成贬低商业。他的主要忧虑不是农民弃农经商,而是担心他们成为“游民”。他经常使用“四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这一术语来表明商人和工匠在清代多部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纳税相对较少)。他认为农业并不是单纯自给自足的,相反,它还是商业市场和经济作物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在冗长的《农政》手册中,他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蚕桑、养种、树植和畜牧等业的描述不厌其详。在《说储》中,他提出应该废除国内所有关卡以便所有商品能流通全国,“均货便农”。

  

   然而,包世臣不同意赋予农民选择农作物和分配土地的完全自由。他断然反对将潜在的生产性资源用于罪恶的烟草与酿酒业。以前的治国者和改革家对此也多有类似批评,包世臣则用数字对此作了阐释。他指出中国烟草原本仰赖进口,到16世纪开始在国内种植。过去几十年内只有20%-30%的人口在使用,如今无处不在。他计算每天每个抽烟者要花费不少于7到8个铜板,十个人的大家庭每年就会花费几十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生产粮食的土地转而种植烟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一块种植烟草的土地需要约50个工作日,而稻田仅需8-9个工作日,旱地或棉花地需12-13个工作日。据此推算,种植烟草需花费的劳动工时是稻谷的六倍之多,这还不包括收获之后的加工时间。

  

   酒在古代仅用为礼仪或药用,如今在苏州这样的富裕之地酒香遍地。包世臣继续计算用于酿酒的谷物数量(包括大米、高粱、小麦),并与苏州成年男子每天消费的酒和粮食进行对比。据其估计,苏州成年男子每天平均消费的酒是大米的7-8倍,大约是小米的2倍。喝酒也等于是在消耗粮食,仅此一县,浪费粮食的数量就十分惊人。应该像过去一样,加强对私人造酒业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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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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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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