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大历史观与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23 次 更新时间:2024-05-26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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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  

 

大历史观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所谓大历史观,概言之,就是强调从历史的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宽视野,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抓住里程碑式的历史节点,重在认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趋势,以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围绕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刊发了诸多重要成果,发挥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刊物对于中共党史及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在纪念《历史研究》创刊7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大历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谈些看法。

一、大历史观的核心要义

近年来,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聚焦具体问题、深探社会生活和地方经验的同时,也产生不同程度的碎片化问题;在着力还原历史本相、讲好历史故事的同时,不同程度忽略了意义阐释;在立足扎实史料开展实证研究的同时,不同程度忽略了从历史长时段、宽视野把握历史规律……而大历史观恰恰可以起到纠偏作用,它提醒人们,历史学不仅要求真,而且要以史鉴今,要有意义解读、理论升华。

当然,对大历史观的倡导和热议,还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曾有过辉煌历史,但近代以来却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为摆脱屈辱地位,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展开挽救民族危亡的探索,但均以失败告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先后完成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终于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奇迹何以产生,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破解中国成功的密码,离不开对历史的深入考察,尤其离不开大历史大逻辑,这是大历史观备受青睐的重要原因。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党员干部讲的,但对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从大历史观出发,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有过诸多重要论述,其核心要义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领会。

首先,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史贯通起来,在充分肯定党的历史奋斗翻开中国历史崭新一页,铸就中华民族新的历史里程碑的同时,彰显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不是和中国传统告别甚至决裂,而是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与时俱进地光大中华文明。这一点,恰恰是之前中共党史研究关注不够、亟须加强的。

其次,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人士的探索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在充分肯定党的奋斗彻底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命运、中国发展道路的同时,实事求是地看到近代以来工业化的起步、国民教育的发展、国家治理架构的探索等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作用。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辛亥革命30周年前夕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庄严宣告:“对于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誓与全国一切革命真诚志士一道,誓与全国人民一道,继续奋斗,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再次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对于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接续性、继承性的研究,无疑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再次,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立足历史长时段审视、评价具体问题。党的第一份历史决议总结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延安时期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奠基立业、筚路蓝缕、发展壮大,但也犯过“左”和右的错误。于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成为决议的重中之重。党的第二份历史决议总结的是新中国成立后30余年的历史。在这个阶段,党带领人民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绩,但社会主义事业并非一帆风顺,也出现了曲折,尤其是十年“文革”留下极为沉痛的教训。于是,实事求是看待历史,既充分肯定成绩,又不回避失误,成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特点。与前两份历史决议不同的是,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立足更长时段,回望党的百年探索和奋斗,系统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体现出党在百年征程中不断臻于新的成熟。

最后,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置于人类历史发展尤其是世界现当代历史、置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看待。从胸怀天下、矢志于“赤旗世界”,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阐释;从中国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改变了战后国际格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给因苏东剧变而陷于低谷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不断探索,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交出的历史答卷。

总之,大历史观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深刻揭示出党的历史是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的有机统一,必将为党史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二、建构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共党史叙事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独特贡献予以明确概括。简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如何将这些命题转化为学术课题,从大历史观出发进行学理化阐释,无疑是党史学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共党史,探讨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彰显出中共党史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资政育人作用。例如,深化中共党史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可以很好地把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有机结合起来。进入近代,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陷入被动挨打的苦难境地。复兴中华文明始终是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之路的中国先进人士的梦想。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化探索前后相继、不断推进,构成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探索的出发点或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两步走”战略。“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确定,关涉中国启动社会主义改造的动因和结果,关涉苏联的榜样作用,关涉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认识,关涉经历革命战争、矢志建立新中国的那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都是从现代化视角研究党史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从大历史观出发,理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关系,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背景、指向和意义,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远见卓识,才能深刻理解党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的深远历史影响。也只有从大历史观出发,才能系统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从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从共同富裕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两步走”战略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空前广泛,成就有目共睹,基于实践的理论建构日益清晰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充分汲取人类文明先进成果,同时深深扎根中华大地,吸吮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是对已有文明形态的融通和超越。这一宏大的历史过程、多线条交织的历史图谱,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影响。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40年为尺度进行“丈量”。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后,是第一个40年。这一时期,不仅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同样汹涌澎湃,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由一国扩展至包括苏联、东欧各国,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拉美的古巴等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中期,是第二个40年。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启动改革,但举步维艰、曲折坎坷,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标志,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由此,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个40年亦拉开大幕。从苏东剧变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是一个40年。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唱主角的40年。在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之际,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更关键的是,中国没有因为苏东剧变停下改革开放的脚步,而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方针,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创新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尤其是在新时代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使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在21世纪高高飘扬。由全球视野出发,打开历史长镜头,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发展,深入解读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历史密码,无疑为中共党史研究拓展了新领域、提出了新任务。

三、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特点和规律

从大历史观出发,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史,能够产生更有历史纵深、更能反映时代特色的新认知。放眼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命题。进而言之,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为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阶段性十分明显。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长征结束。这个阶段主要是学习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尽可能应用于中国实践的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是延安时期。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中国化的理念。第三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作出一系列探索,并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第四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改革开放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念深入人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不可分的统一体。事实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便体现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同样反映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以往探索的理论成就和经验总结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到达一种新境界。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空前熟谙,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空前丰富,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及其特征的认识空前深刻,更重要的是对基于实践成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空前增强。中国共产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资格更有能力向世人宣告,新时代新实践新经验的理论升华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在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基础上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诸多契合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从无意识、不自觉的结合,到尝试、探索结合之路,再到高度自觉和主动的结合,进而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实践及其理论总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意义日益凸显,尤其是和发达国家普遍陷于经济低迷、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现实相比,和照搬西方发展模式而陷于社会动荡甚至战乱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谓“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共产党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及其背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以新时代为起点,回溯历史,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复杂历史图谱和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回应现实关切、着眼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体现。

四、发现党的建设大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与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密不可分。以党的百年历史为坐标,深刻认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连续性、变化性,以历史经验总结为党建实践提供镜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党的建设整体布局的演进,到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历史渊源、新时代实践及其意义;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到正风肃纪、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中共党史学科均可以进行深度的历史梳理与分析。由于党建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大历史中发现大逻辑便显得尤其重要。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形成了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为突出特色的“三大建设”框架。历史地看,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在党的建设上作出两大创新性贡献:一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创造了整风这一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新要求的党建新思路新途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启了执政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内涵和高度历史自觉的命题。二是赋予制度问题以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定位。“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三是把党风建设提到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并作出全面部署。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标志着党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认识和实践进入新阶段,达到新高度。回顾世纪之交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方面作出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探索和贡献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深刻认识;二是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自身已经成为领导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建设的党。因此,要不断加强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形成了党建新布局。具体而言,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党建主线,以及围绕这条主线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明确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党建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理念和决心,以党风廉政建设为突破口,开启了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正是在深刻总结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党的领导、自我革命、政治建设、初心使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正风肃纪、制度建设、反腐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向崭新境界。

总之,大历史观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拓展了新领域、提出了新课题,激发了新的学术增长点。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努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共党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共党史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理论探索和自身建设的伟大历史,知识体系建构涉及诸多方面,对该学科重大问题的研究不可或缺,这也是本文讨论大历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创新的本意所在。

(作者杨凤城,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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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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