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以德:1949—1950年政府在解决劳资冲突过程中的角色调整

——从动员者到仲裁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7-03-22 17:22:55

进入专题: 劳资冲突   中共党史   社会主义改造  

丁以德  

  

   1949年初到1950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劳资冲突。中共在调查情况后,从恢复生产角度出发,调整政策,协调劳资双方关系。政府不再直接出面解决劳资冲突,而是以工会代表工人进行劳资谈判,政府转变为劳资之间的协调者和仲裁者。

  

   一、劳资纠纷的分析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建政前夕,中共已经意识到了恢复生产、改善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中共通过各种途径劝说资本家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很多资本家权衡后,留下参加新的建设事业。但解放初,各地城市在恢复生产时却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劳资纠纷现象。例如“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上海劳资纠纷“6、7两月发生2000余起。”劳资之间原本存在利益差异和冲突,但此时的劳资纠纷的增加也有时代变迁的因素在内。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恢复生产同时非常重视工人工作,要求各地尽快组建工会,依靠工人来恢复生产。1949年2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要求私营企业恢复生产时要改善工人生活。“如果工厂主不积极设法复工,而故意消极怠工,则政府将予以应得的处罚……不得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及其他待遇,过年费、年终花红等按旧习惯发给。”为迅速恢复生产,各地解放后即派出工作队进入工矿企业。工作队大致有两方面任务,一是调查了解工人状况、动员工人参加工会,组建工会。二是调查生产状况,力求尽快安排企业恢复生产。

  

   进城之初,各地政府起初将工作重心放在组建工会方面。干部和工作队因一时尚不熟悉城市情况,对资方在生产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多以工人运动动员者角色出现。他们通过宣传剩余价值和阶级剥削等理论,动员工人参加工会。出于中共自身的阶级定位和革命教育,干部们对资本家相对敌视。他们套用了农村中动员农民的经验,采取支持工人打压资方的策略。天津一位负责人后来承认,“对于资本家,我的思想上有点‘左’,认为在政治上对资本家应该冷一冷,总想先压一压,先把工人提起来,然后再来搞他。”在劳资谈判中,干部多支持工人的要求。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后来反思,“虽然我们刚刚学习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但思想上片面地记住了在全国胜利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因而有一种怕犯右倾错误的精神状态,实质上这就为“左”倾错误开了方便之门。”

  

   工人们在政治宣传的氛围中有了翻身解放的感觉。一些工人出现了报复资方的情绪,向资方提出了过高的物质要求。如天津有的工人工资竟要求提高工资到四、五倍,一些失业几年的工人要求复工。南京“永利铔厂普通工人曾要求与技工、工程师的待遇看齐。”南京“华中玻璃厂在厂名上冠以‘工记’二字,拒绝资方回厂。”如四川成都的“建成面粉厂的工人,每月每家已经有了折实单位的家眷房租津贴,还要请求修建新住宅,平均工资并不低于任何行业,还要资方增加20%。机械业个别工人,曾对一个老板开斗争会,甚至有的不准老板参加生产。”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及苏南等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状况。

  

   资本家除了要面对战乱后原料、市场和通货膨胀等困难,还要面对工人们的过高物质要求和不服从生产指令的状况。资方在极大压力下,对生产经营严重缺乏信心。一位济南商人问市委书记刘顺元,“工商业者是否会像农村的地主一样被斗争,财产是否要拿出来平分?”“南京工商业界对清算斗争还有顾虑,经我解释及事实表现后,则对我大大捧场,要求我们解决原料、燃料、运输、转业等困难,要求贷款。”无锡的荣德生感觉到,“劳方视资方如敌对,工人以商人为剥削,如何能望其协调?新政初行,此时一切尚在试验,但下级颇多趋于极端,不问合理不合理,一反从前所为,欲望过奢,进步减退。” 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到苏南后也发现了资方的忧虑,“资产阶级对我政策都有研究的,但因过去未和我们见过面,没有看到我们行动,故我来后,一般表面非常拥护,非常客气,要什么给什么,也非常慷慨,而实际上是害怕我,对我存在顾虑。”

  

   资方的忧虑进而表现为对恢复生产的消极。有的资本家暗中抽逃资金,有的资本家消极维持,准备吃光、用光,坐待关门。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考察时就发现了东亚毛纺厂已将一部分资金抽逃到香港。四川成都的裕华纱厂经理公开说,“尽这一杯水搞。”各地工厂开工不足,又产生了大批失业人员。1949年4月,“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大量的失业进而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不难看出,当时大量的劳资纠纷,除战乱后的原材料、市场和通货膨胀等现实困难、劳资之间的利益差异外,还有干部不熟悉城市状况,开展工运时的失误的因素。但各地的劳资纠纷不仅影响了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

  

   二、明确“劳资两利”: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和解决无锡“八升米”事件

  

   各地的劳资冲突和生产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1949年4月,刘少奇来到天津,调查劳资纠纷的原因和寻找解决办法。刘少奇在天津召集干部、资方、工人开一系列座谈会,了解各方的态度和劳资纠纷问题所在。刘少奇在津期间发现了资本家“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他就解决劳资冲突和恢复生产作了一系列讲话,后来称之为“天津讲话”。

  

   4月11日上午,刘少奇视察了国营天津棉纺织一厂、天津自行车厂,下午听取市委书记黄克诚、市长黄敬的情况汇报。刘少奇批评干部冷落资方的做法,要求多接触、了解资方。他告诫干部,“根据今天中国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争太激烈,劳资关系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刘少奇和工人谈话时,要求工人降低要求,维持生产;否则企业垮台、工人也会失业倒霉。“如果斗争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刘少奇鼓励资方恢复生产,但明确否认了一些资本家提出的否认剥削的要求。刘少奇告诉资方,“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你们是进步势力,才是革命的朋友,有功劳,但剥削还是剥削。”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称之为“剥削有功论”的讲话。

  

   刘少奇要求天津市注意协调劳资关系,恢复生产。刘少奇走后,天津市总工会筹委会连续召开私营企业职工代表座谈劳资关系和恢复生产问题。干部改变了对资方的态度,工人也降低了物质要求,资本家的生产信心得到恢复,企业的生产开始提升。1949年6月,“天津市新开业的厂店达1160户,歇业的只有27户。……特别是外贸,讲话之前,3月份只有83户,讲话之后,7月份达340户。”

  

   不久,无锡出现了所谓“八升米”事件,并引起了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5月初,无锡市委派遣工作队进入工厂企业,召开工人座谈会时,有纱厂工人反映工资偏低和拖欠现象。无锡市军管会和市委“当时错误地认为解决工人工资问题是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决定支持工人要求。申新三厂工人在劳资谈判中提出一元工资底薪折合白米八升的过高要求。工人原本等资方讨价还价。没料想,资方出于对市委和市政府支持工人的疑虑,竟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按当时物价水平,工人工资无形中上涨了一倍。“八升米”事件引发了连锁反应,苏南、南京、上海等地工人得知消息后,纷纷效仿要求增加工资,劳资纠纷迅速增加。各地工资不合理的增加,增加了生产经营困难。“苏南全区倒闭的商店达3000余户,约占总数的3%;工厂一度停工的500余家,约占总数的19%,失业人员增加。”

  

   “八升米”事件发生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亲自到申新三厂劝说工人。经过工作,该厂分两次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荣德生日记中记载道,“旋有指导者来,连日晓以大体。十余日后,人心稍安,然工资大增,产量减少,略有损失。幸上级主持者具有彻底改良之决心,经此变革,前途或能见光明。”其他地方也通过类似劝说工作,平息了这次风潮。造成“八升米”事件的原因大致有:一是工人提出过高的利益要求,二是无锡市委对工人的片面支持,三是资方对新政权的顾虑。这也是当时各地劳资纠纷中的共性问题。

  

   一系列问题让中共中央意识到,“向干部、工人和资本家阐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4月15日,毛泽东与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到经济政策时,提醒他们,“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

  

   1949年“五一”时,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口号。各地政府也开始调整自身在劳资之间的作用和角色。1949年8月18日,浙江省委在给关于宁波纱厂劳资纠纷处理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劳资双方直接谈判,政府居于调解地位。“一切办法均须是工人职员与资方经过直接谈判,及政府之调解,大家一致愿意,切忌把责任背到自己身上而陷于被动。”

  

   三、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界定了工会的角色

  

   中共中央调整劳资政策后,而各地在解决劳资纠纷时:一要解决对劳资双方的态度,恢复资方生产的信心。二要解决劳资之间的现实矛盾,以便恢复生产。1949年7月23日,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负责工会工作的李立三会上批评工会发展缓慢,分析了各地劳资冲突的原因,提出了结合解决劳资冲突来组建工会的新方法。这次会议界定了工会的角色,也为解决劳资纠纷的提供了思路。

  

   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李立三首先分析了劳资冲突的原因。他认为组建工会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模式。解放初,各地一般采取自下而上的模式组建工会,通过一厂一厂、一街一街、一区一区来建立工会,最后组织全市组织。他解释这种模式来源于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组织工人时需要结合满足工人的物质要求。他认为这种模式当时已不合适。因为工人追求高的物质条件并相互攀比,致使劳资纠纷层出不穷。李立三提议各地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逐层组建工会。他以天津纺织业组建工会为例进行解释。天津由市总工会给各纺织厂下通知选代表到市里开会时,决议组织天津市纺织工人工会,讨论章程,筹备各种有关事宜。各代表算基本会员,每人可以发展会员,并把入会自愿书发到各厂,进行发展工作。……先建立了厂的工会,再去组织车间,而后编小组。

  

其次,李立三提出在组建工会时结合劳资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方式来解决双方纠纷。他要求各地利用签订集体合时来发展工会,“我们订立集体合同一定要与组织工会同时并进,绝不脱节。”他举例说明如何操作,如面粉业,有二、三家闹劳资纠纷,不要忙于一家一家去解决,让闹纠纷的工厂通知别的家,组织全市的工会,讨论集体合同时提出要组织工会。否则,集体合同不好订。他还要求各地利用讨论集体合同内容时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劳资冲突   中共党史   社会主义改造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71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