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漫长的鲁迅时代

——抵达“真实鲁迅”之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1 次 更新时间:2017-04-17 01: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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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吴中杰《回归真实的鲁迅》(《文学报·新批评》2016/9/22)和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比伦比》,以及吴小攀《刘再复的鲁迅研究》(《粤海风》第五期)是有见地富有思想力和精神信息的好文章。

  

   吴文以“人文鲁迅”为基点,缜密地剔抉了自鲁迅1936年10月逝世后的八十年春秋,林林总总张扬“真实鲁迅”的文章里,“人文鲁迅”与“招牌鲁迅”相互纠缠不已的两股社会思潮——众多研究鲁迅的文章可归于这两大类,人文鲁迅是抵达真实鲁迅的唯一通道。

  

   这不但因为现代人可以用人文视角评判文事和文人,更重要的,是鲁迅本人在留学现代转型的日本(境外)之后,用现代人文情怀对中国文化传统与人事时事的观察与感悟,“人文”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标识,是比较靠得住的抵达真实鲁迅的路径。当多年流浪海外的李泽厚刘再复以其境外感悟重新寻找“真实的鲁迅”,当年鲁迅“隔江观火”这一潜在的国情考察与存在感喟也就有了旷世呼应,自然也延伸了探寻“真实鲁迅”的新路子。

  

   探寻“真实鲁迅”是中国漫长现代转型的的文化现象,中国的鲁迅时代是漫长的。

  

   要是细究,犹如白色是一种颜色,“人文鲁迅”也是一种“招牌”,但这是与权势无关而与人文探寻和文势有关,与鲁迅所处时代的人文状态有关的招牌。所谓人文探寻,就是在怀疑和批判中,发现并尊重人及其价值,所谓文势,就是基于个人化的观察与独立思考,在既定语境下对人文境遇的深刻体察中,对研究对象有着精神共振而呈现的生命气场——上述文章就彰显了这样的生命气场,显然,“人文鲁迅”背后正是中国现代转型,如今仍未完成的时空迁延,而“招牌鲁迅”基于某种权势做背景,或渴望得到权钱的青睐,以神化和教义化的鲁迅为利器,充斥造神和居高临下训斥“假想敌”与“娱乐化鲁迅”的意味,突出“鲁迅在转变”和“转变中的鲁迅”,也是以展现“真实的鲁迅”而出现的,它把鲁迅当作没有体温的各种衣料不断进行重新组合,如此“招牌鲁迅”,正如吴文所说,“弄得人们对鲁迅也很反感”。因此,“招牌鲁迅”其实无视真实的鲁迅,只把鲁迅当作一块敲门砖,却起到了“驱逐鲁迅”和“鲁迅过时”的效果。

  

   当然,以“不是鲁迅时代,应该走出鲁迅和超越鲁迅”这种与时俱进的时代情境,也会厌烦“鲁迅话题”。应该承认,鲁迅是鲁迅时代的精神面相及其汇聚,也还是鲁迅之后百年我们社会的精神面相,客观上我们仍无法绕开“鲁迅”这一巨大存在,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自然又会滋生出“探寻真实鲁迅”这类精神命题,于是探寻真实鲁迅成了超越鲁迅的一个扔不掉的拐杖或叫途径,由此推及我们社会已成常态的诸种精神样式,我们的许多所谓“走出”或“超越”,总是陷入“回到真实(人和教义)”这一循环的思维圈套,其中却只有“人文路径”较为靠谱,比如沿“人文鲁迅”之途,所揭示的“真实鲁迅”方能与新时代的人的心灵共振,方能找到并确立作为精神原点的鲁迅,这种原点既是鲁迅的,也是我们民族的,与每个国人的心灵息息相关。

  

   鲁迅是全球化之下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原点。

  

   与“鲁迅话题”相比照,《红楼梦》研究也是个欲说还休常说常新的话题,虽然文革中有从阶级斗争理念阐释《红楼梦》(只是昙花一现),它有着相对纯粹的文化研究特征却是社会的一种共识,而不会在真假曹雪芹上纠缠不已。大家明白《红楼梦》属于另一个消失的时代,它叙写了中国传统年代的世态炎凉和一切皆空的哲学感悟,即《红楼梦》话题并不具有急切的现实性,它至多属于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文化招牌”,而没有形成社会公共话题的“招牌红楼梦”(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样的研究曾做过革命批判的招牌之用),而“鲁迅话题”历经百年仍具强烈的现实性,“人文鲁迅”“招牌鲁迅”纠缠不已,表明“鲁迅话题”的源头及不断变化的“现实”中,由“鲁迅”所涵盖的社会思想话题仍在骚动奔突之中,应该积累积淀而没有或无法积累积淀,在“鲁迅”上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我们的社会共识仍处于一种撕裂状态。

  

   二

  

   探寻并回到“真实鲁迅”的呼声并未减弱,根本的原由还在于,当下的社会、思想和精神情境与鲁迅的时代相近,即我们尚未走出鲁迅时代,比如国民性建设(批判),就像钱理群在《1949—1976:岁月沧桑》后记说的,“大陆知识分子以致普通民众的某些观念,思维,情感,心理,行为方式,形成新的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而且影响至今”,这种“新的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跟鲁迅时代所揭示的国民性血脉相承,并没有质的改观,却烙有新的时代的质素。比如新近提出“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所折射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跃起的姿态。诸如激进的、掀翻铁屋的、复古的、维持现状的、左翼、右倾、封建、颓唐的、背叛的、孤绝的、才子加流氓、敌人的明剑、朋友的暗箭、中庸、无产者、资本家、丧家的、山大王、奴隶总管、国民性、亭子间、象牙之塔、大众、个人、铁屋子、人血馒头、横站、中间物、海派、京派、商家、官家、赵家、过客、暗夜、荒寒等等,都与转型时代的中国境况、人文精神盛衰及基于人文的感悟相关联,且不说对它以新的揭示,就是以批判而言,感受最深,批判最深刻的仍莫过于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认为的。鲁迅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精神原点”。

  

   国民性批判应该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文化命题(比如我们已经能够接受柏杨《丑陋中国人》的讨论),可它仍是我们社会的现实话题,而现实话题在我们意识形态化的国度,必然引伸出禁忌和雷区,如果以鲁迅为精神圭臬或为招牌,势必激发“人文鲁迅”和“招牌鲁迅”的对峙,这样的对峙恰恰反证我们现实中挥之不去的精神纠结。

  

   鲁迅以他的怀疑和批判性写作与韧的战斗张扬了五四精神,昭示了中国传统人文的现代转型或面临转型,人文质素成了社会精神的新生面,人文鲁迅成了一面旗帜,成了不可忽视的中国现代转型的巨大文化存在,也终于成了当时在野的毛泽东的一张统战招牌,当然,由于毛的叛逆性格与当时遭受党内外夹击的语境和处境,毛对鲁迅的尤其是硬骨头精神的崇高评价,正如吴文所分析的,毛是出自真心——包括对其战友、同事、得力助手以及社会贤达的评价,毛当时都有真心的一面,即他与鲁迅有着心灵共振,但他作为政治家,“一切服务他的政治”即“一切成为他的手段”,是他的最大考量,又有着“招牌”即一时功利的考虑,所以当处境一变,他可以完全置他有过的评价而不顾,或者说,由他的笔杆子(比如周扬、陈伯达、胡乔木)做出符合他意图(如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权威诠释,这些笔杆子其人其文后来也被他丢弃,足见“招牌式研究”可以“合法地”进行张扬,却因其内涵常常变化而维系乏力,不能形成有机的文化积淀。于是,对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无法绕过的鲁迅,对其有着伟人白纸黑字盖棺论定的评价,只有走“曲解”一途(在既定官方看来是唯一的正解),由是按照既定的政治需要(连鲁迅夫人许广平也不能免俗),把鲁迅打造成“思想转变”的革命作家,把了解鲁迅并张扬其“发展论”的胡风萧军们打进冷宫(其实胡风“发展论”也有着浓厚的招牌意味)。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者鲁迅,受特定情境影响和推动,他的思想当然是生长的、变化的,但作为公共话语的“鲁迅思想转变”其背后有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制肘,跟真实鲁迅了无关系。打着某种旗号而所作所为南辕而北辙,也许是一种只有在中国盛行的文化现象。由于政治的内容不时而变,鲁迅的“思想转变”也就永远在路上,“招牌鲁迅”也就时时翻新,但居以悬浮状态,“鲁迅”也就难以形成中国百年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难以向“文化范式”转化。

  

   三

  

   把一个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存在且发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及其典藉视为思想原点,后来的工作(包括后辈)就是围绕这株“大树”做无尽的诠释,要使自己的“诠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作者阐述主题)有力并存为正宗,非得拔高美化“大树”的某一方面,也势必遮蔽另一方面,曲解也就发生了并延续,纵然有一点几点自己的思想感悟,也被自己所操刀的曲解给掩盖了,所以,中国难出原创性思想者和作家。所以还得回到真实的鲁迅,汲取其巨大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人文鲁迅是抵达真实鲁迅的一条确切之路,由此《回到真实的鲁迅》仍显现新意和深度。

  

   我觉得,鲁迅百年之后的今天,“回到真实鲁迅”的旗帜依然猎猎,正是基于对社会现状精神现状的忧思。在学术意义上,是对“鲁迅研究”的现状不满,或叫渴望对“鲁迅研究”的超越;在社会意义上,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精神现状(包括国民性延续并异变)不满,还呼吁学人(知识分子)重建道统意识。20世纪初鲁迅留学日本归来,中国没什么改变,或正酝酿改变,他以求变中的日本为借鉴建立了全球视野,以人文之火烛照了国人精神上的荒寒,这方面,我们又得承认,鲁迅是继承以司马迁《史记》所确立的道统大于政统和学统这一传统,并向着现代人文转化(其道统有着现代人文内涵)的第一人。从而我们又发现,数十年以来,我们所奉行的是政统高于道统更高于学统的思路,“招牌鲁迅”便是这种思维的文字结晶。因此,“回到真实鲁迅”又有着“回到有价值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建立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又拥抱世界的新道统的意味,这又是“现实的触发”,鲁迅这一精神原点有了新用场。

  

   四

  

   有趣的是,跟《回到真实的鲁迅》的同一时间段,李刘对话《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比伦比》,以及吴小攀《刘再复的鲁迅研究》,也属于“人文鲁迅”研究路子。由于李泽厚和刘再复是怀揣“鲁迅”上路的;这种“上路”,既是他们的生活之路,也是他们的思想之路学术之路;他们一直在追寻“真实的鲁迅”——以展示真实的鲁迅心路为己任,鲁迅是他们重要的、安身立命的思想精神资源,他们的“生存”可以视为思想文化的生存,由于骤变的时代境况,他们从境内漂泊境外,他们对“真实鲁迅”的探寻也延迁到境外,不期然获得了当年鲁迅拥有的境外视角,由于地域不一样,他们的鲁迅研究也就呈现出新意和新的深度,既是他们在境内各自“鲁迅研究”的延伸,也是反拨,也呈现他们同中有异的分野。

  

   李泽厚和刘再复是鲁迅研究的大家,他们历经着漫长海外(不是在转型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更不是在朝鲜那样的封闭国家,而是在准现代的欧美国家)流亡的孤独经历,一次次回望祖国,重新感悟鲁迅。他们的中国视野中已然揉和着全球现代情境,并不是他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持的中国视野所能比拟的,认识“真实鲁迅”获得了新的视角,但也表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他们仍为“逼近真实鲁迅”所纠结。

  

显然,“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有着真实鲁迅的内涵,但又是李刘的夫子自道——精神独白,是他们鲁迅研究新的价值取向。换言之,研究鲁迅有素的李刘,基于和拥抱现实仍须争斗,仍在寻找“真实的鲁迅”。可李刘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说不上分道扬镳,但也昭示着同在“人文鲁迅”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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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夜啸夜啸 2017-04-22 09:53:07

  人性是普遍的,人性的表现却是独特的。普遍的人性囊括了每个族群的每种表现,从这些表现中提取最本质的相对于非人(性)的特点,并加以规范的叙说即是人性的定义。从这种定义再来演绎族群特定的人性,即可寻找民族发展由来去往。所以,民族性的本质其实来源于民族的观念文化。鲁迅深刻揭露的中国落后性实质便是传统文化的落后性。鲁迅的不足只是其偏于揭露疏于建设的不足。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上,我们应能清晰辨识当今传统文化沉渣泛起的混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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