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论民元临时工商会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7-03-30 17: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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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由民国政府工商部于民国元年11月1日至12月5日在北京发起召开的临时工商会议,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工商界的一大盛事。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府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共聚一堂,筹划振兴工商实业大计,确实是前所未有之举,人们普遍对这次会议寄以厚望。对于此次会议,一些有关的著作虽曾略有提及,但均未作详细说明。下面,我们对与此次会议相关的几个问题分别予以评述。

  

   一、“谋工商矿业改良发达”

  

   民国政府工商部为何要在当时召集临时工商会议,其宗旨和目的何在?简而言之,工商部召集此次工商会议的主旨是为了促进工商实业的发展,直接目的则是听取工商界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以便确定新的工商政策。工商部在会前制订的《临时工商会议章程》第一条即明确指出:“工商部为谋工商矿业改良发达,亟欲征集全国实业家及专门学者之意见,讨论方法,以备采择,特开临时工商会议”(1)。另外,工商部还曾发出召集临时工商会议通告,并致电各省都督及各国代表转领事及各商会、新加坡领事转南洋各商会,对此目的作了更进一步说明。在邀请工商界特别代表张謇等人参加此次会议的专电中,工商部也阐明:“本会宗旨在征集全国工商界之意见及其对于本部之希望,藉定工商大政之方针,关系实业前途,至为重要”(2)。

  

   然而,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略作具体分析的话,即不难看出临时工商会议的召开,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肇建民国以及随之出现的振兴实业热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民国元年的临时工商会议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产物。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还颁行了《临时约法》,从而在政治上摆脱了封建专制二千余年的桎梏,确立了人民结社、言论、出版以及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工商业者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在经济上,工商业者也得以更加自由地从事各项实业活动,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尤其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创造了各界共谋实业振兴的社会环境,掀起了一股新的振兴实业热潮。“政府图维于上,国民属望于下,政党斡旋于中,莫不以振兴实业为根本之前提。”(3)当时,各界人士无不认为民国的建立,是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1912年初成立的工业建设会在其发起趣旨中指明:“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4)很显然,民国建立后亟需建设的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振兴实业,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与此相适应,各界人士组织的各种实业团体在民初的短时期内也层见迭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广泛影响。

  

   正是在上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尽管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被狡猾的袁世凯所窃取,但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也仍然不得不顺从民意,对振兴实业予以重视,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5),并很快即设立工商、农林两部(后合并为农商部),先后任用革命党人陈其美、刘揆一和工商界代表张謇、周学熙为工商(农商)部总长。毫无疑问,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民国成立,革命党人和工商界代表不可能进入政府担任部长要职。

  

   刘揆一于1912年8月出任工商总长,工商界人士认为他是“全国人望所归之人,必能见信于国民”(6)。上任伊始,刘揆一在进行工商部官制改革的同时,即拟订了“选择基本产业”、“划定保育期间”、“解决资本问题”三大发展实业政策。他还特别强调“民国初立,建设万端,皆赖经济力之发展,方有以善其后”。(7)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工商部也意识到自身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大力宣传“民国初建,造成共和,共和者以平和实利为精神者也。欲达此平和实利之目的,舍振兴实业更有何道之从?”(8)对如何使实业得以振兴,工商部提出了许多具体设想与措施,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即为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民元临时工商会议的召开与辛亥革命肇建民国的的密切联系,不仅体现于上述辛亥革命的胜利为实业振兴创造了新的局面,推动了工商会议的举行,而且还表现在当时的社会各界人士都一致认为,召开临时工商会议以振兴实业,同时也是使初始诞生的中华民国得以巩固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

  

   推翻清朝政府和创建民国的胜利成果固然来之不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成果也十分艰巨。除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之外,振兴实业以富民强国,确实也是不容忽略的重大举措。不仅工商界从自身和国家两方面利益出发,不断呼吁发展实业以巩固民国,而且身为革命党人又兼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在工商会议开幕式的演说中也强调指出:“民国之巩固与否,政治之善良与否,皆吾实业家负其责任。”(9)这实际上即是强调振兴实业与巩固民国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工商部在解释召开临时工商会议的原因和目的时也曾阐明:“政体初更,百端待举,国犹是国,民力益穷,解此问题,厥惟实业。”这同样是说明实业不发达,民力困穷,民国即无从巩固和发展。为此,“特开工商会议于京师”,共同商讨“利如何兴,弊如何革,制造如何改良,贸易如何推广,情意如何联络,障碍如何捐除”(10),最终达到振兴实业和巩固民国的目的。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并肇建了民国,为实业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与此同时,民国的巩固也急需大力发展实业。但是,如何才能真正使实业的振兴付诸实现却并非易事。工商部成立后,“以编订法律、造就人才、辅助资本、启发智术、排除障碍为入手之方法”,其设想称得上较为周密,但却在实践中深感“言之匪艰,行之维难,非合全国之人,合力以谋不可”。另外,工商部还意识到自身“见闻有限,知虑难周,无研究机关则难图进取,非结合团体恐事鲜实功”(11)。

  

   显而易见,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在于广邀各地工商界代表汇聚一堂,共同出谋划策,“从长弃短,归于一途”,此可谓民国初年临时工商会议的直接缘起。其作用正如工商部发出的《请举代表通电》所说:“知识以交换而愈进,利益以讨论而周知,实业由是振兴,商务因之发达,国家前途有厚望焉。”(12)

  

   二、“相扶助而非相对待”

  

   关于此次临时工商会议的性质特点,刘揆一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代表政府作了如下的说明:“工商会议之性质属于行政范围,与立法议会性质迥别,故对于政府只有相扶助而非相对待者,谅诸君亦深知之”(13)。所谓“对于政府只有相扶助而非相对待”,可以说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此次工商会议的性质特点,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在振兴实业方面的互动关系。

  

   从工商部所订会议章程、议事规则以及会议的议案内容、工商界代表的态度等各方面具体情况看,此次临时工商会议确实是工商界与政府合作互补的一次会议。根据工商部所订工商会议章程,出席会议的议员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是由工商总长特别邀请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共计24人;其二是各省实业司、劝业道遴派该署行政官员各1人,工商团体遴选工商业者代表各2至4人;其三是由各驻外领事或各埠华侨商会选派侨商代表各2人。在这三部分人当中,工商各团体及海外侨商的代表显然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商会的代表为数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40多个商会选派7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加上其他工商团体和特邀的工商界代表,大约占全部与会代表150余人的80%左右。工商界代表居绝大多数,表明了工商部“征集全国工商界之意见”,扶助政府“定工商大政之方针”的意图。

  

   按照会议议事规则,临时工商会议虽由工商总长召集举行,工商部各司、局长及主事、参事等均出席会议,但议决时无赞同和否决权。另还规定代表到齐后先行召开选举会,投票选举议长和副议长各1人。选举的结果是湖北商会代表胡瑞霖当选为议长,中央商学会代表吴鼎昌当选副议长,因而仍然是工商界代表实际主持会议。会上讨论的议案,既有工商部提交者,也有代表提交者。凡10名以上代表会同署名,即可提交议案请予议决。会议期间审议的议案共计73件,其中工商部提交15件,代表提交58件。(14)在审议和讨论每个议案时,代表们都无不畅所欲言,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在场的工商部官员则认真听取并作必要的解释,明显表现出此次会议对政府“相扶助而非相对待”的特点。有关议案讨论和审议的具体情况,后面还将选取一部分案例进行分析。

  

   工商界对于由政府召集的临时工商会议持何种态度,也可以说明此次会议的性质特点以及当时广大工商业者与政府之间在经济方面处于何种互动关系。查检有关的史料,可以发现各地工商界对工商部召集临时工商会议的动议,并非马上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912年9月6日,工商部即致电各省都督、商会以及驻各国领事,通报定于10月15日在京师召开临时工商会议,饬请各举代表届时赴京。但通电发出之后,并未得到各地工商界的积极响应。10月9日工商部不得不再次致电各省都督和各埠领事,通知会议延期至11月1日举行,并“务望转饬该管官厅团体知照,迅促代表如期到会,勿再延误”。当时,不少地区的工商团体对工商部召开此次工商会议的诚意尚持怀疑态度,“会期已迫,各省报到者寥寥,且多有就各省在京人员电举与会者”。于是,工商部又一次通电各省都督,阐明“此会重在召集各省对于本地实业素有研究之人,集合中央,讨论办法,一在征集实业界多数人之意见,一在欲知各省实业界对于本部之希望,以定行政之方针,关系实业前途至为重要。故到会之人,必由各省选举来京与议,庶将来全国实业计划,可以内外贯彻,一致进行”。同时,工商部还说明:“若就京举人或于实业向少研究者到会,固形隔膜;或在京羁于职守,不能回籍办事,开会以后,仅以一纸空文报告本省,未免难收实效”。(15)

  

   由于工商部反复表示与工商界人士共谋振兴实业的诚意,并再三催促和敦请各工商团体推举代表即刻赴京;加之当时经过辛亥年间的动荡,工商业一时陷于萧条,广大工商业者迫切希望恢复正常社会经济生活,所以,各地工商团体始对此次会议予以重视,在短期内即积极推举代表赴京,使出席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基本达到预期的人数。会议开幕之后,到会者依然络绎不绝,以至“会场不能容纳”。这一变化表明,工商界最终仍然对政府召集此次临时工商会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会议期间,代表们发言时对此次会议“对于政府只有相扶助而非相对待”的性质也表示认同,认为临时工商会议“与立法机关性质不同,对于政府只为辅助之机关,而不能立于对待地位,固属诚然”。但与此同时,代表们又对政府提出了一些希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希望政府不因此次会议非与政府处于“对待”地位,而将通过的议案束之高阁。“既经开会讨论议决之各案,当极力设法施行,万不可费尽各代表心思才力,从而搁起。”(16)

  

原拟出席临时工商会议开幕式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因主持国务院会议不能到会,遂委托其代表发表演说,也称“今日工商部发起敦请工商两界开此大会,实为政府、人民最亲密之交际,亦为政府与人民最有价值之研究。此种交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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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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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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