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5: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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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提要:中国商会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颌域,在近20余年中获得了迅速发展,并相应带动了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的发展。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继续创新,注重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相脱节的情况,认真总结近20年来商会史研究中理论运用的经验和教训,构建中国式的商会史研究理论体系。同时还要重视研究时段的延长与视野的拓宽,加强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商会,特别是县镇基层商会的实证性深入研究,对与商会直接相关的一些商人社团也应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挖掘商会以及与商会直接相关的其他商人团体的资料,并加以整理出版,是推动商会史研究取得新突破另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应予以高度重视。

  

   关键词:商会史  新突破  方法  创新

  

   一、商会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新关破

  

   国内史学界对商会史的研究,迄今为止己有20余年。笔者开始学术研究的生涯,也是起步于20年前的近代中国商会研究。因此,这20余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笔者学术生涯的发展进程。谈起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起步与发展,作为较早参与此课题研究的学者之一既有惭愧之感,也有欣慰之情。之所以感到惭愧,是因为最早见诸学术期刊的研究中国商会的几篇论文,并非出自于中国学者之手,而是发端于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后来略感欣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学者的商会史研究开始异军突起之后,很快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及好评。在为时并不太长的20余年中,中国学者开展的商会史研究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多本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和众多专题论文,研究水平己达到了公认的领先地位。此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曾经多次举办以近代商会及商人组织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还成立了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可以说,商会史不仅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而且还带动了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等诸多专门研究领域的发展。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所以进展迅速,不仅在于商会这一课题本身具有较大学术魅力与现实借鉴意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者能够与时俱进,在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回顾商会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在研究起步阶段的相关成果,大多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范式,主要考察商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忽略了商会更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其原因在于,早期的商会史研究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分支领域加以拓展的,主要着眼点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回应西方学者的某些质疑,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己经形成一支独立的资产阶级队伍,进而证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样,研究者的关注点自然而然地集中于商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并以此作为评价商会的主要标准之一。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对此前商会研究中偏重于政治史范式的缺陷有所认识,并积极尝试加以改进。于是,“传统与近代”理论、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或曰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社会网络结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相继运用于商会史研究之中。其结果是商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随之明显扩展,除了商会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活动,商会的各项“自治”活动、商会在市场经济中的“中介”作用、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商会主动的社会参与、商会的国际交往等,都是研究者着力探讨的问题,从而使商会史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不仅如此,商会史研究的进展对促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乃至对当今新史学范式的转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1)

  

   正因如此,商会史研究发展至今,尽管只有短短的20余年却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中一个成果多、起点高的重要研究领域。当然,这也使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难题,如何在现有基础上使今后的商会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是不少相关中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下面,结合自己20余年研究商会的经历,简单地谈谈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二、理论运用的总结与创新

  

   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首先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继续创新。新理论和新方法在商会研究中的尝试应用,虽然并不能说都取得了成功,但可以说这是近20年来商会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应该注重哪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一是需要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相脱节的情况。近些年探讨商会的不少研究成果,可以说比较重视理论的阐释,有的还用较大的篇幅首先对其采用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说明,但却没有注意到如何将这一理论贯穿到其后对具体问题的实际论述之中,结果造成理论仅仅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实际论述基本上仍无新意,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

  

   二是应该认真总结近20年来商会史研究中理论运用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对不同历史时期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及其相关成果,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也可以相互加以比较,了解各自的优长利弊,互相融合补充。尤其需要慎重考虑的是,西方理论在近代中国本土情境中的适应性,使之与本土史料的解读和史实的论证真正融为一体,避免削足适履的现象。不可否认,近20年来商会史研究中所运用的新理论,有不少都是借鉴西方理论而来,包括所谓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这些理论的运用,确实对促进商会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三是不能总跟随西方理论之后,应该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构

  

   建中国式的商会史研究理论体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允许和鼓励更多学者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继续创新,包括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这里应该分清楚的是,能不能借鉴西方的新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怎样合适地将西方理论贴切地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有少数学者认为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不应该借鉴或是引用,这种认识过于偏激。但如何贴切地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而建构中国式的商会研究理论,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笔者多年研究商会史,在这方面应该说不无体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学者意识到以往的商会研究,视野比较狭窄,主要是就商会而研究商会,侧重于考察商会的性质、作用及局限。这种研究在初期起步阶段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仍停留徘徊于这一状况,则显然是不够的。笔者对此也有同感,于是开始尝试采用“国家——社会”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对商会进行新探讨。应该承认,这一研究路径与当时西方学者所热烈讨论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不无关联。当时之所以做此尝试,除上述拓宽商会研究的视野这一目的之外,还希望对西方学者就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做出必要的回应。

  

   经过数年的研究之后,得到的具体成果即是1997年出版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挪》一书。该书出版后曾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也获得了一些好评,这主要是通过运用这一新的理论,拓展了商会史研究的视野,使我们开始关注过去较少涉及的问题,从而使商会史研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但与此同时,自己也感到运用西方的理论探讨中国的历史存在着不小的难度,也可以说有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在该书的后记中笔者曾说明两个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是中国学者所从事的有关近代中国以及当代的市民社会研究,都是以西方先验的历史和由西方历史演绎出的理论作为参照系,较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因而必然会存在理论上的困惑;二是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能否真正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虽然该书第一章对其可行性和必要性有所阐述,并在具体的论述中尽量注意近代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特点,避免完全用西方的理论硬套中国历史,从中国的实际国情特点出发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同时对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修正,但却远未达到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程度。所以,该书尽管已经出版,然而在理论运用方面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总结的地方仍然相当多。只有对商会史研究中的各种理论一一进行认真的回顾与清理,才能在理论运用和建构上获得新突破,从而带动商会史研究取得新发展。

  

   三、研究时段的延长与视野的拓宽

  

   除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还应大力加强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商会,特别是县镇基层商会的实证性深入研究。

  

   由于以往的商会研究在时段上大多限于1928年以前,因而无法全面了解商会在整个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发展演变状况,甚至对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过去的许多论著都认为,国民党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对商会进行了强制性的整顿改组。经过整顿改组之后的商会虽然名义上仍得以保存,但与以前的商会相比较却已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丧失了以往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自主权,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商人说话办事、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而是完全受国民党控制和利用,并且依靠于官府的御用组织。所以,遭受国民党整顿改组是中国商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成立,也就意味着此后的商会对商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存在价值和实际意义。

  

   然而,这个结论并非建立在对改组之后商会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之上,主要只是一种推论。其依据是国民党之所以要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目的在于实现其以党治国和实施反动专制独裁统治的目标。实际上,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是其多年前开展商民运动时即已确立的一项措施,并不是成为执政党之后为实行独裁统治而采取的新举措。商民运动开展之初,国民党甚至决定将商会完全取消,以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取而代之,但最后却取消了商民协会,保留了商会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从现有资料看,整顿改组之后的商会也并未完全丧失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是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并且在各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商会更加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只有为数甚少的几篇论文涉及这一时期的商会。因此,对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商会的功能与作用、自身组织系统的变化、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与各方面政治力量的关系,都缺乏全面而客观的了解。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又爆发内战,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商会,与以往相比较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社会角色?发挥了何种功能与作用?对此可以说学术界的研究更少,基本上还是空白点,这不能不说是商会史研究的一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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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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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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