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从限度论看规则道德建设的绝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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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对21世纪的潜在性塑造,集中表现人的生存的实利主义化。实利主义泛滥是与“哲学的终结”相呼应的:哲学孕育和滋养了实利主义的普世化,实利主义又反过来把哲学逼向了自我终结的边缘状态。人类哲学之最终倒向实利主义的怀抱并成为实利主义的牺牲品,在于哲学自身的无限度性。从终极意义讲,无限度论哲学思想促进了实利主义的反自然、反人类、反道德方向。要使人类重归道德生活的道路,必须在无限度论哲学终结之处重建限度论哲学思想,并以此为精神基础,创建起促进人类普遍地道德生活的规则道德。致力于规则道德建设道路的开辟,则是21世纪人类普世性公正伦理全面探索的开始。

[关键词] 无限度性 实利主义 限度论思想 生态化综合方法 规则道德建设 公正伦理

“哲学所关注的本来是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现实世界,由于在哲学产生和形成阶段,人类的创造能力还很低弱,人作为人而要求的那个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孕育在理想的追求之中。这种状况决定了哲学只能以非人的形式去表达人,以非现实的形式去表达现实世界。于是,哲学就变成了探究远离人和人间的终极性问题的理性认知理论。这一观念一旦形成,便支配了两千余年的哲学思维。这就是传统哲学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一切事物都被抽象化了,一切性质都被绝对化了,一切矛盾都被肢解为两极的对立。因此,人便从哲学中失落了,人的现实世界也被哲学排挤到彼岸去了。”[1]

高清海先生关于人类哲学的思维方向所形成的历史状况的检讨,是较为客观中肯的。当代哲学的时运不济以至于最后被弄到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地步,除有许多因素(比如过度的实利主义文化一直主宰现代人类生活)外,哲学自身的偏离性也使哲学过早地走向“终结”:“哲学的终结”的命题是哲学自己给自己的命题。

客观地看,人类哲学打自己产生那一刻开始就没有走对路子。人们只要一谈哲学就必须从古希腊开始,其实古希腊早期哲学主要是关于自然的哲学。智者运动以后的苏格拉底应该是古希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关于关注人的哲学路子很快就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修正。“理念”概念的产生为哲学滑向共相意义的形而上学道路开了先河,随后的亚理斯多德为哲学成为“非人”的哲学定了格,之后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的不世功勋,就在于把哲学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概念体系。尼采的出世虽然对这种哲学的传统予以了摧毁性破坏,但他的后来者们并没有真正把哲学引入生活,更没有真正把生态化的人和流动不己的生活纳入哲学。胡塞尔的大家气派本可以开创出哲学的新世界,但由于他太热衷于要使哲学成为一门最有效的“一般科学”,从而导致了生态化的人和流动变化的生活最终没有进入他的视野。海德格尔应该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努力所开辟出来使哲学获得人与生存的双重前景的新道路,也由于他的解释学方法而让后来那些搞哲学的人弄得面目全非。

哲学的非现实性和非生态化道路,使哲学本身从其存在根基上潜伏着自我萎缩的基因;而哲学那种太强的主观随意性思维态度与思维定势,也成为哲学走向“自我终结”的内在原因。

在我们太多的哲学教科书中或者那些形形色色的哲学著作中,哲学所关心的不是人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生态处境问题,而是关于哲学本身的思维路线斗争的分分合合的历史。仔细分辨一下这些哲学成就,哪怕是被划分为不同思维路线阵营中的不同类型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成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每一代的哲学都是在无限想象中把其思考的对象定格为无限客体论或无限主体论,前者把世界设定为无限的物质世界;后者把思考的对象定格为无限主体论,即把心的世界想象为无限的世界。这两种类型的哲学其实都可以统称为无限度论哲学。

在人类的思想传统里,哲学是最高的智慧与学问,当人们抱定对哲学的崇敬心情来从哲学那里吸取精神营养时,哲学也就获得了人类精神王的地位与权威,哲学的这种至高无尚性事实上促成了哲学对人类精神、思想以至于情感的统治。这样一来,无限度论的哲学态度、哲学思维和哲学方式也就非常自然地融进了人类精神生活和情感态度的历史之中,生成起了一种普遍性的无限度论情结,包括认识情结、思考情结和思维—情感结构取势情结。

当人们不自觉地按照同一种认知模式来行动来生活时,无限度的想象力也就铸造起一个无限度的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人们也就在这无限度的世界里展开了无限度的索取(即征服)。人类生存历史长廊中的无限度索取的伟大成果,除了建设起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属于人的物质世界之外,还包括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观念、绝对的经济技术理性思想、无孔不入的以经济为绝对表现形态的实利主义思想、人类征服幸福论理想、以快乐为表征以消费化生存为具体形式的功利主义精神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无限度论观念创造出来的伟大成就本身把哲学推上了“自我终结”的危险道路。

在强大的实利主义精神引导下,“消费—快乐”论继续主宰着21世纪社会生活舞台。在这一舞台上,哲学与作为显学的经济学、科学等学科相比,它成了弱势群体中的最经典一员:哲学被挤到了边缘地带,处于了边缘域状态。就一般情况而言,当一事物处于其自身边缘状态时,即是该事物处于自我危险和自我拯救的双重境遇之时。“危险所在之处,也生成着解救。”荷尔德林的领悟,应该成为开启哲学自我拯救的新起点。然而,哲学如何开辟出自我“解救”道路?

“生活,只有生活能够克服生活。仍然是只是生活,在连接彼邻的‘你’和共同携手以某种形式生龙活虎地涉入本已心物全者的生活,只有它能够使本已的生活或高扬或受阻,或塑造成型或遭到破坏,或激奋或平静。”[2]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已经开启哲学的自我解救道路――向生活要哲学,在生活中解救哲学,通过“生活克服生活”而创新哲学。

通过生活克服生活而达向哲学的自我创生,其基本前提是真正抛弃各种形态的无限度论理念和信仰,把哲学从共相的形而上学概念世界里面解放出来,让哲学自己走进人、走进生活、走进时代生存的至深处,接受世界存在的本来状况和人类生存实际境遇的洗礼。

世界存在本来状况和人类生存的实际境遇是什么状态的呢?

是限度性:存在是限度的存在;世界是限度的世界;事物是限度的事物;资源是限度持资源;生命是限度的生命;人是限度的人。

庄子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人降生于世,生命就此开始,日子每过一天,生命就少了一分。对每个人来说,生命永不可能永恒,企望生命的长寿与永恒,这是超生命限度的梦想和超越自然限度的狂妄。不管你怎样将所拥有的财富、权力挥霍向生命的永恒,最终都以落空而告终结。

物质形态是千姿百态的,但不管哪种形态的物质实存体,始终是具有限度的。物质实存体的这一内在限度品质,最为直观地表现在其物的自身特征上:任何物质实存体与它物相区别的自身特征,就是该物自身限度的最好表征。物质实存体不仅有其存在形态的限度标志,而且还有其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限度规范。一快石头的存在价值只能是它这一快石头而不能同时又具有比如树木、山水、鸟兽的存在价值;一张床与一张桌子、一个打火机与一支笔、一台电脑与一部电视机等等实存物,其各自的存在价值都是有其限度的规定性,任何人都不可能无限度地把它们的存在价值搞得完全相同;所有的实存物,它们自身的使用价值也是有特定限度的。一根火柴一旦使用,就会因其燃烧完毕而使用价值消耗干净,一块肥皂洗一次衣服就减少一分使用价值。一个矿藏开采一分就少一分储藏量........万物都存在限度,万物都因为其限度而存在。万物存在既是自生长的过程,又是自消耗的过程。这种自生长与自消耗本身又构成了它为之存在的最后限度。

世纪向世纪的迈进和千年向千年的开拓,绝不仅是一种物理时间的演化与递进,而是人类及其整个宇宙自然世界的现有极限状态向另外的多种可能状态“突变”过程。21世纪的人类已经到了生存极限的边缘状态: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把无限度论思想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无限度论生存方式推向了极限。生存的极限之处,也就是达向“反”而悄然“动”根的危险之时。——这是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精义所在:“反”就是超越限度生发出反面的迹象、倾向;“道”即是存在之“根本”,当超越其限度时,其自身存在的根本也就开始动摇。当处于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况,是继续“活着还是死去”,也就成为根本性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如果还是沿着无限度论的路子走向下去,那只能是在危险中沦为万劫不复;一旦改变旧方式,走向限度论,则就是求新生的开始。

无限度论生存观念是一种自毁而毁它的生存观念。限度论生存观念是一种自生而生它的生态观念。限度论生存观念和思想的产生,应该是人类和世界在危险中求新生的标航灯和精神武器。

限度论生存观念和思想将成为人类精神和智慧的一个新富矿,这个新富矿里的黄金就是生态理性思想 。 生态理性思想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各种观念理性思想的地方在于:传统的各种观念理性思想是以对世界或物质或心灵的抽象存在观念为出发点为依据,主观臆想地构架各种形态的思想体系,这些各不相同的思想体系,制造出了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生存态度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生存方式、行动原则,激励人类无限度地征服、无限度地扩张、无限度地消费,它引导人类踏上了征服、战争、斗争的外部强力主义道路,其基本的生存信念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生存法极度地膨胀了侵略、扩张、贪婪、占有、屯积、征服等人类丑恶本性,演绎出近代以来的霸权主义、暴力主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的生存主旋律,制造出了形形色色的暴力(武装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压迫,制度压迫,体制压迫,结构压迫,权力压迫,文化压迫、环境压迫、资源压迫,身份压迫。生态理性思想却是以整个世界生命的存在状况和生存境遇为出发点为依据,激活人们的根底信念、根本意识、根源激情,以引导人们走向对世界存在的关怀,对万物生存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对整个宇宙自然和人类生命展开的过程关怀:关怀意味着同情,关怀亦意味着怜悯,关怀更意味着博爱。关怀与博爱,才孕育出真正的和平、和谐。

传统的无限度论思想所极力宣扬的是一种以二元分离为出发点的类型化观念理性态度,支撑这一观念理性态度的是一种机械主义的观念。在这种机械主义观念支配下,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生命、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心与物等等都两相对立和两相互分离的。限度论思想将可能赋予我们一种崭新的生存态度,即整体生态的态度,支撑这一整体生态态度的是一种世界有机论的融统观——即开放的生态场观。这种生态场观是融统宇宙与自然、地球与生物圈、生命与世界、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以及你、我、他等等相一体的场状态。

传统的无限度思想所给予人们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就西方而言,是还原论的、局部动力学的以归纳为基本价值导向的分析主义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操作形式是分析;而中国古代哲学所提供给人的方法是整体动力学的直观主义方法,其基本的操作形式是体验与领悟。限度论思想将为当代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融统东西方哲学思想精神于一体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即融统局部动力学与整体动力学于一体的生态化综合方法,它是一种“以社会历史学和物种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看待人的现实世界和生存,并以宇宙生态学和人类文化学方法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和人,打量人和世界的生存和生活”[3] 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

对于人类生存来讲,哲学既是一种关于存在的理想,又是关于生存的困境与追问。当把哲学思想置于实践的操作层面,她也就从至高至境的神秘殿堂迂尊降贵为一种生存行为展开的规则、规范、限度:哲学就是创造规则、确立限度。哲学不仅为人间生活和世界生存创造规则和确立限度,而且哲学本身就是规则、规范和限度。无限度就是无规则、无规范。无规则、无规范的世界和行为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秩序,失去了物的各得其所,失去了生长的和谐与解构的宁静。因而,无限度论观念、思想和限度论思想、观念对人和世界的影响与作用,主要体现在限度性与非限度性上:前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宣扬一种无限度思想、无限度规则、无限度规范;后者却致力于宏扬一种限度思想、限度规则、限度规范。

人是生活在人的世界里,在这个人的世界里,人无论怎样的看待自己,他首先是个体化的生命存在事实,这一存在事实形成了每个人谋取生存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同构性:即追求生存的独立性和追求生活的快乐与幸福,这一价值取向必然激励人从自身的生命本性演化出其基本生存原则,即利己主义原则。这一种利己主义原则是扎根在人对存在的匮乏、生存的忧惧与非安全性意识,和希求消除存在匮乏、生存忧惧、获得生活安全与安定的欲望这一双重生存处境之中的。这一双重生存处境,既构成了人的现实,也构成了人的历史, 更生成出人的命运。这种由现实与历史相交融起来的命运,往往激发人煸旺无限度性的渴望:只有无限度地存在与生存,人才可能求得彻底的独立、生活的真正快乐与幸福。这就是无限度观念、思想、规则生成的人本根源和人性土壤。

无限度论观念、思想的存在性根源是人的无限需要与欲望,它的生存要求则是利己主义原则:人的存在性欲望和生存化利己原则孕育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无限论度论观念、思想、规则,一旦它被产生出来,又反过来强化、激活人的存在性欲望和生存化的利己原则。从发展角度看,无限度论观念、思想成了利己主义原则和欲望主义横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基础。

客观地看,人类文明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欲望主义横流和利己主义原则盛行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统治者们往往要尽其所能宣扬“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等理念,其动机和目的均在于要在私利汹汹、欲望泛滥的生存困境中抑制个人欲望,扑灭利己主义灾难。然而,这种主观意愿上的努力却往往是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种努力行为本身体现着一种无限度的理想,即期望通过一种无限度的东西(观念、思想、主张、以至于规则、制度或者强制性手段)来扼制或扑灭另一种无限度的欲望。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他必须有相应的生存空间,和具备保证和维护自己这一生存空间的必备手段、方法、技能。这是他作为这一个人的限度:限度既是限制,但限度首先是权利。“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等理念或强制性行为,其本身就表现对人的求独立存在和求快乐幸福的生存限度的取消。

从根本上讲,人不能离群索居地生存,他谋求独立存在和生活快乐、幸福的欲望、梦想、行为,都得实实在在的落入群体之中才能获得实现。因为大自然世界并没有给人类提供多少现成的生存资源,人必须通过艰苦劳动付出才能获得其应有生存资源,但人又没有具备独立谋求生存资源的强力,他必须集众人之力与群体之智才能达到。更为重要的是,第一,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人不能以个人的力量求得生存上的真正安全感,为了获得生存的安全感,人不得不依赖于群体和社会;第二,人是具有独立思维、自主情感和目的性设计能力的人,人这种能力又把自己引向了害怕孤独、希望交流、交往的生存道路,希望摆脱孤独、实现交流的愿意促使人走向了群体和社会。所以,人无论怎样认识和定位自己,他永远都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群体存在和社会化生存的现实规定性,激发个人在谋求生存利益的道路中本能性地达成了一种共识性的默契: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其任何人的所有利己行为都必须纳入群体要求之中才能得到展开与实现。因而,人的利己行为只能是自利性行为,人的存在与生存的基本原则只能是自利主义原则。所谓自利主义原则,就是其行为以不损伤他者的利益为最低边界:不损害他者的利益,构成了人的自利性生存活动的基本限度(即原则)。由此,群体化生存的需要和自利主义原则,构成了限度论的思想源泉和存在根基。

哲学不仅要领悟(认识)世界和人,哲学更要引导世界和人。限度论思想产生于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危险状态”,是人类对这一“危险状态”的重新体验、领悟、反省、认知之智慧体现。限度论思想一旦产生,必将挣脱具体的对象而达向存在整体,并从存在整体方向和生存整体视野、方法、手段方面来重新引导世界和人。

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存在危险,最为突出地表现为普遍绝对化的实利主义观念和消费主义思潮对人的生活的全面主宰。前者以无限度地追逐自我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后者以无限度地消费现实、消费所有值得消费、可以消费的资源为快乐为幸福。限度论思想诞生所面临的自身责任与使命亦在于此。

人是生命化的人,人的生命化始终是一个自我展开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必须需要对各种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消耗为前提。因而,人的存在向生存方向展开的过程,与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人是物质化的人:无论人的心灵多高贵,也不论人的思想、情感多纯洁,人格多高尚,他都不可能摆脱物质的纠缠。

物之于人,不是一种随随便便的隶属关系,如果人与物是隶属关系,人就可以任意地驱逐物和使用物,那么物将最终不得其反;从其存在论意义上讲,物与人是一种互动互生互补关系,这种关系生成起了人与物之间的一种自然的“限度”:即人动物亦动、物生人亦生、人损物亦损——人与物始终是互为边界,互为限度的。无论是物还是人,一旦超越了这种边界与限度,那就破坏了存在的平衡和生存的互生状态。

人与物之间也不是一种丰匮关系。从生存的终极状态讲,人肯定是一种匮乏的存在体与生存物。但物绝不是丰裕的代名词,或者说物并不存在丰裕。如果把物视为是丰裕的,人就可以无限度地释放自己的匮乏欲望而指向对物的征服、掠夺、占有和无限度地消费与浪费。因为,满足自己对物的匮乏性欲望,这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人的存在目的就是为求取一种生存的最大快乐和幸福,物的丰裕本身就为人无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提供了自然的基础与前提,所以人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对物的欲望与潜力,也就成为了人的价值体现。一旦人主观地把人与物的关系想象地定格为丰匮关系,也就为实利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当代人类的实利主义生活态度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就是建立在人与物的隶属关系和丰匮关系——这一主观假定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存在背景和生存精神背景,又把这两种主观假定推论为一种普遍化生存前提:现代社会是以大机器工业生产向后工业生产方向演变的社会,这一演变进程必以生存格局的都市化和生产方式的高技术化为标志,即都市化程度越高、技术化程度越高,其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但就二者的关联性来看,在现代化(后现代化)过程中,都市化的程度是以技术化程度为前提的,技术化程度的高低又从根本上取决于以科学主义观念和工具理性为基本内涵的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对现代生活的主宰程度。然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观念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主宰动力,却是那种以世俗政治为内核的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思想:以机械主义观念为奠基、以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为本质内涵、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和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为两翼形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框架。在这一社会精神框架规范下,实利主义生活态度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构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精神方向。实利主义的社会精神方向具体展开为三个层面。即绝对功利主义观念、利己主义原则和唯经济主义理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路易斯.杜蒙特对绝对功利主义的把脉非常准确。绝对功利主义思想把人与群体的关联性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关系,人不再是人的动物,也不再是社会的动物,而是物质的动物,财富的动物、金钱的动物、钞票的动物。人与物的这种关联性质只是构成了人的存在与生存的形而下的关系。在人把自己定格为与物质的纯粹关系中,物质、金钱、财富、钞票也演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和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事实地与权力凝结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权力关系:人是权力的动物。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斗争,就是为权力而斗争;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就是在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放手搏斗。在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运动中,人与人的关系被隐退了,被取消了,被无情的化解了。所以.杜蒙特才如是写道:“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合符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3]

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来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这种生存状况是现代社会对人的一次历史性的物化主义改造。完成这一改造工作同时得力于两种力量,即形而下的力量和形而上的力量。前者是大工业资本的社会化运作,使物质变成了一种决定人的生存地位高低和人的实际社会存在的尊卑荣辱;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物质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思维起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一思维起点又是建立在他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按照这一哲学思想,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经济至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波洛尼在论现代社会结构性质时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不是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制度之中”[4]一旦社会关系被无情地嵌入经济制度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财富权力、金钱主义和钞票交易的关系。在这种现实关系规定中,人和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就被硬性规定为必须属于经济,绝对的经济技术理性由此统治了人和社会。在这样一个新型的泛经济化的领域中,经济制度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制度,道德观最终被经济观所代替,人性观最后被金钱观所代替,人的空灵活泼的主体意志最终被盛气凌人的金钱意志所代替,社会精神最后被钞票精神所代替。在这样一种生存状况下,人的社会、人的生活,只能“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是社会生活的核心。”[5]

实利主义生活态度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之所以能全面确立并主导人类当代生活,在于两个因素,一是它有以机械主义科学观为奠基的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思想的丰富滋养,二是它还获得了一种固不可破的制度的保证与护卫。

这里的制度当然首先指经济制度,但又不仅指经济制度,因为经济制度并不能单独地担当起保障、护卫和强化实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重任,能够全面承担起这一重任的只能是社会的制度,即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家庭婚姻制度等等制度向经济制度予以融汇的整体性制度。

一般地讲,制度就是规则、规范。制度的制定就是通过对具体的规则和规范的确立来明晰出社会存在和人的生存活动的限度。所以,关心规则、规范的建构或解构,就是关心制度的解构或建构。从这个角度看,支撑和强化实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根本性力量,是那种以经济制度为表现形态的整体性制度所确立起来的社会规则、规范,而这些社会规则、规范恰恰是无限度的。正是这种无限度的制度,才把实利主义和消费主义推向了对人类事务的全面主宰和对人的社会生活的整体奴役。

人的存在与生存的群体化命运,形成了人的行为总是本能地需要规则的支撑。人的生存活动总是后于生存规则:一种生存行为必须依赖于一种先在的规则,一种先在规则始终在支撑或强化着一种生存行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的整体性行为性质与方向,总是取决于其规则的性质与方向;行为的限度性质,亦取决于规则(制度)的限度性质。

按照人的群体化生存需求所建立起来的自利主义原则,所有正当、正义、公正的规则(制度)的确立,都应该必须同时实现:第一,维护人的自然存在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和实现其生存利益的最大性,这是规则(制度)确立的效率目标;第二,个人的自然存在空间的获得和生存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必须以不损害他者(他人、它物、社会、环境、自然)的存在空间和生存利益为前提,这是规则(制度)确立的效力范围。

规则(制度)确立要考虑其效率目标,其主要遵循的是经济原则——或者说所遵循的是个体主义的利益原则;规则(制度)确立要考虑其效力范围,其主要遵循的是道德原则——或者说所遵循的是群体主义利益原则。前者的思想支撑力是无限度论,后者的思想支撑力是限度论。我们强调规则(制度)确立必须同时考虑两个条件的具备,就在于既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又要体现和展开个体的群体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世界才构成真正秩序的世界,生命才获得真正的和谐,人生才创造出真正的大美与至善。

如果规则(制度)只单纯地建立在个体主义利益原则基础上,并以其效率目标的最大化实现为其规则(制度)建立的最高命题,这种规则(制度)可能是经济的,但不一定就是道德的;如果规则(制度)建立以个体的自然利益的丧失为代价来达到群体利益的绝对化确立,这种规则(制度)肯定是非道德的或反道德的,因为任何形式的以取消个体利益权利的群体主义观念、思想、制度、规则,都最终无一例外地走向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道路。而所有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共同特征和最高目标都是实现权力者个体的最大利益。所以,这种没有普遍个体利益权利内容要求性的群体主义规则(制度),本质上都是一种绝对以少数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性的专制主义规则(制度),它的哲学本质同样是无限度论思想。

限度论思想要求一切规则(制度)的建立,都应该把效率目标与效力范围融统起来,把经济原则与道德原则融统起来。这种融统的价值原则应该是:以不损害他者利益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社会每个人的利益。一切规则(制度)建设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在维护和保障不损害他者利益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促进每个人的最大利益”。规则(制度)一旦获得了这样一种品质,也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道德尺度性。这就是规则道德:规则道德是社会行为道德的基础。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完善的规则道德,这个社会的行为是难以有良好的道德规范;一个社会如果建立起了完善的规则道德体系,这个社会的行为也就普遍体现出道德水准。

规则(制度)不仅是一种群体化的个体行为边限;同时还是一种社会价值评判尺度的确立和社会行为价值方向的展开。规则事实上先在性地决定了个体行为的可能方向并实实在在地引导着个体行为。所以规则(制度)始终是在对社会行为起着一种道德方向的引导作用。道德的规则(制度)引导人走向道德的境界,不道德或反道德的规则(制度)引导人陷入非道德或反道德的盲区。

规则道德的建立是社会行为道德普遍形成与获得的基础与前提,行为道德只是社会规则道德的实践体现与个性化的展开状态与结果。规则道德与行为道德的之间的这种本质关系构成,决定了规则道德建设在新世纪人类生存发展进程中的绝对必要性、重要性和基础性。

规则道德建设问题一旦提出来,就规定了一切的规则(大至国家的立法、社会的主要制度、社会的基本结构、总体的社会安排方式,以及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小到部门、组织的规章制度等)建设,必须考虑其自身道德与否的问题,必须使其具备普遍化的道德品质,以及如何成为行为道德的标准与尺度。因而,所谓规则道德建设就是指规则建设道德化和道德标准化、尺度化。

进行规则道德建设,首先需要解决能够使规则建设具备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的判据问题,即规则道德建设的终极规则问题。这个终极规则就是限度论哲学思想、原则、方法。以限度论哲学(思想、原则、方法)为指导来建立具有明确具体的限度规则,这是规则道德建设所必须考虑的基本内容。

规则就是限度。一种规则就制造出一种限度,一种限度也创造出了一种规则。所以每种规则都展开了一种自我限度,但在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引导下建立起来的规则,所体现的限度性质与限度方向是大不一样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四海之滨莫非王土”是一种限度规则,“民生、民权、民主”是一种限度规则。判定什么样的限度规则才是道德的,其标准只有一个,即凡不具有普遍性限度的——即以护卫一些人的人权(或权力)为代价来损害另一些人更多人的人权的)限度规则是不具有道德品质和道德内容的;凡具有普遍性限度的限度规则才可能是道德的。

规则道德的建设必须严格在具有普遍限度的限度内进行。这个具有普遍限度的限度就是“在不损害他者的利益权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每个人的利益权利获得与保障”。规则道德建设要做到这一点,要求在进行任何规则建设时必须杜绝和避免孤立主义思想,即任何一项具体的规则(制度)建设都应该首先纳入规则体系之中,明确确立此一规则在整个规则体系中的限度,否则,如果在规则建设时让孤立主义思想横行霸道,规则道德是不可能通过规则建设而产生。比如制定一项政策规则时如果不纳入社会的制度体系并进而逃逸出国家的法律体系,这项政策规则一旦制定出来,就事实获得了超越法律和制度的可能性,而形成政策大于法律、政策支配法律的无限度品格。

规则道德建设还应该考虑其公正原则问题:规则(制度)建设要道德化和道德标准化、道德尺度化,还必须遵循社会公正原则,只有这样,规则道德建设才更为实在地展开其普遍限度性。比如:对权力寻租与创租的立法,同样是一种规则建设,这项规则建设也要考虑其是否具备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准的问题。一个县级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与创租行为,和一个市级官员或一个部级官员的权力寻租与创租行为,其所各自付出的成本费用是大不一样的,这种成本付出的大小往往是以他们各自手中掌握的社会公共权力的大小正比例的。这中间就涉及到一个对权力寻租、权力创租的立法公正的问题。假定有三个权力寻租和创租者,他们各自利用手中的权力分别创租了500万,然而他们中一个是县级政府官员,一个是市级政府官员,一个是部级政府官员。在立法考虑时如果遵循公正原则,就不得不考虑:当创租的非法财富相等时,其为创租所付出的成本费用的大小——创租的成本付出越小(权力越小,成本越大,反之,亦然),其非法聚财越多,其对社会公共权力的破坏性越强,其所犯罪的性质也就越严重,因而,在对权力寻租和创租行为现象进行立法制裁时,应充分考虑进权力寻租和创租的成本付出的大小与非法聚财的比例,并其作为是定罪量刑的重要判据。

(2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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