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坚守道德良知·追寻伦理真理

——读《拒绝堕落:中国道德问题现场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6 次 更新时间:2008-06-13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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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进入专栏)  

姚轩鸽先生的近作《“拒绝堕落:中国道德问题现场批判》之所以引来人们的阅读关怀,首先在其赫然瞩目的书名:“拒绝堕落”,是这本近著的主题;“中国道德问题的现场批判”,是这本近著的视域和作者的思考姿态与表达方式。

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当前道德问题;作者关注中国当前道德问题所采取的特有姿态,是直接面对,是现场拷问,是理性反思的直话直说。这需要大勇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利欲熏心的时代所最缺乏的。虽然在我们所生存的这片精神贫瘠的土地上,批判的武器历来享有最高的自由权,但却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唯有具有批判精神的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这种批判“绝不是血腥的思想摧毁,也不是疯狂的文字杀戮,更不是盲目的观念屠宰;真正的批判,应当是抵达真理过程的疼痛泣诉,是充满原道精神的观念履新与思想审断,是大道智慧的系统碰撞,是慈悲情怀的悄然传递,是人道信仰的深情引领。”(引自作者封面四之独白) 这种性质、这种价值追求、这种人文关怀的批判,注定了要选择一种特有的姿态,这种姿态就是:不是关起门来,远离现实地拉开架子“做学问”,从观念推演观念,而是投身于现实的沉沦与堕落的生活潮流中,以摄影家的全景观视野和视角流动的敏锐,拍摄下一个一个道德堕落与人性沉沦的画面镜头,以其悲天悯人的执着,拷问道德堕落和人性沉沦的人事与生活,如何通过谎言、谬误来消解真理,怎样以权力和交易来泯灭人间良知,如何以利益追逐来虚化责任。

当然,作者不是摄影家,因为摄影家所关注的画面的表象,而作者所拍摄下的是画面表象后面的道德堕落与人性沉沦的存在困境,是不平等、不公正的人间悲苦;作者也不是大学校园里那些四平八稳的学问家,因为学问家所关心的是如何打磨学问的精致与完美,而作者所关注的却是如何在道德堕落的现实生活中重建道德,怎样在人性沉沦、良知泯灭、责任消解的利欲角逐场中重振人性、再展良知、光华责任。因而,这注定了作者的现场批判必须要同时指向两个方面,即权力(包括社会公共权力和各种职业权力)的飞扬跋扈和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奈。前者如“官员‘攻博’现象的背后”、“选举权如何被滥用的”、“媒体的精神在哪里”、“执法何以成为‘产业’” 、“垄断到底该不该反”等等;后者即“谁来捍卫生命的尊严”、“谁来拯救人的无奈与悲哀”、“关注民生是税收的第一要务”、“谁能理解穷人”等等。

权力的飞扬跋扈和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奈,这是中国当前道德堕落的主要表征,然而,如何形成这种道德堕落的状况?这种道德堕落的状况又是通过什么力量而得到强化维持和不断扩张泛滥的?这才是作者这本新著所致力追问的主题。

无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权力的飞扬跋扈和个体生命脆弱无奈的普遍状况,与制度、体制直接关联,比如当时代社会已步入了技术化生存的时代,媒体则成为强大的护呵人间良知、捍卫社会正义、维护人间公正、引导人性再造、强化个体责任的普遍社会力量,但通过“媒体的精神在哪里”,作者拷问现代媒体的精神空位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媒体制度强行引导,现代媒体丧失了它应有的“终极的价值理念”、“普世的价值观”、“公正的理性”精神,因为媒体首先应该是全社会的公器,是每个公民权利保障的社会方式,是一切公共权力的社会规训力量和社会监约机制,而不是政府的垄断工具或权力意志的指令机器。再比如“垄断”如果没有制度的护航,还有垄断的存在吗?税收不把“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同样来自税收制度对民生的无视;而执法之所以成为“产业”,同样在于司法制度的不健全使之然。

然而,权力的飞扬跋扈与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奈,最终与社会知识业的道德化相关。社会知识业在两个领域对社会道德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教育业;二是学术业。如果说过去的教育只是成为观念意识形态教化的单纯工具的话,那么,今天的教育又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推动下,几乎成了实质性的商业经营,教育远离了他自身而沦为金钱教育和等级强化教育,教育本身蜕变成为了社会道德堕落的鼓动力量。在“大学生的‘信用度’为何比普遍人还低”、“官员‘攻博’现象的背后”、“当理想缺席的时候”、“如何摆渡真、 善、美”、“素质教育是如何被误读的”、“成功还是失败:中国道德教育审视”等等,无不引发人们对教育堕落的深思。

没有思想,难有普遍的实践理性精神;没有思想的时代,注定了是道德堕落和人性沉沦的时代。学术永远是社会的公器,它象征着国家的荣誉与光辉(王国维) ,因为学术是以捍卫、弘扬、追求真理为己任,以通过对真理的弘扬和追求,在最深刻的维度上担当起匡正时世、导航精神的责任和使命,而不是向权力交械,向利益投降,与交易为伍,更不能以传播错误的观念为荣。“王铭铭现象的警示”、“”治国需要‘真’思维---兼与房宁先生商榷“奉献精神的误读与阐释”、“伦理相对主义的危害”、“何处寻找真理”、“集体主义为何屡遭批判与遭难”、“个人主义的理论软肋”等等,无不引发人们对学术业的反思。

批判现场的道德堕落永远只是手段,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社会道德的重建;而重建社会道德的主体前提,就是拒绝堕落。然而,“在一个崇尚堕落,甚至渴望堕落的现场中,《拒绝堕落》无疑是空谷足音,它提醒我们反观自身,并寻求自赎的方式。但我要指出的是:对拒绝堕落的预期还是保持理性的好,企图靠个人自觉改变系统堕落的现状,不是白日做梦就是罹患妄想症。因为拒绝堕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可能撼动人最现实的生存基础。这时,问题就出现了:谁来保障拒绝堕落者的基本权利?谁来阻止堕落者的道德底线无限下延?如果没有这样的法治土壤,何谈拒绝堕落,何谈灵魂救赎!” 作家狄马的冷静,源于对现实的更深层次的审视:在一个渴望堕落和追逐堕落的现场中,拒绝堕落何以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现场之所以充斥着渴望堕落、崇尚堕落、追逐堕落之风,完全在于堕落始终与权力、金钱、财富、利益、享乐、名誉、地位、身份等等密切关联,与各种现场效应、各种政绩、各种关系网络的缔结相息息关联。堕落意味着可能获得所欲望的一切,堕落更意味着可以拥有不该拥有的一切。官员“攻博”,学校敞开大门渴望官员“攻博”;各种研究基金、工程项目、科研课题等等的集体攻关运动;各个领域的各种形式的评估活动展开前的种种前期“铺垫”运动,以致最严肃而神圣的学位点申报之前与评审之中的“大串连”运动,还有那些每天都在“合法”运作的各种层出不穷的、五花八门的政绩、业绩、水平、资格等等方面的考核之前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做假运动,等等,从政府到社会团体、从个人到集体,有谁愿意拒绝堕落?又有谁在拒绝堕落?因为拒绝堕落,则意味着正当的变成不正当,该通过的不通过,该享有的失去享有资格。因而,“拒绝堕落何以可能?”竟成为最大的问题。

在崇尚、追逐、渴望堕落的现场中,“拒绝堕落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谁来拒绝堕落?进一步讲,谁愿意来拒绝堕落?我在长期开设的“利益与道德”讲座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学生问这样相同的问题:“老师,你讲的那些都是对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你要讲道德,就会寸步难行”学生的困惑,恰好是当前中国道德堕落的缩影。崇尚、渴望、追逐堕落,并不人的本性,而是人们(包括个人、集体单位乃至地方政府)要活下去的不得已为之,这种被迫而为之的行动,最后层累成一种风气,一种行动模式,一种价值导向原则之后,堕落就成为了主动和时尚:“笑贫不笑娼”,这是对堕落的道德认同与赞美;“摸着石头过河”、“黄猫墨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堕落的行动准则和评价原则。在这种普遍的堕落认同模式和把堕落视为应当和正当的普遍行准则和评价原则推动下现场生活中,纵然人们希望拒绝堕落,但在行动上有谁敢愿意拒绝堕落?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表明,在中国的道德现场中,拒绝堕落,决不是个人的事,也不可能只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把道德堕落拒绝掉的。从这个角度看,《拒绝堕落》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在渴望堕落和追逐堕落的现场中发出“拒绝堕落”的响亮呼喊,其目的在于警醒人们去反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特色,反思那些一度或者至今仍然在扼制着生活咽喉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系统,是怎样以各种方式在腐蚀整个社会肌体,催生渴望堕落、追逐堕落的社会推动力量。

道德可以因为个人、团体的自律而实现,但道德的自律需要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个人、团体要有道德的自觉,而个人和团体的道德自觉,需要社会治理。从根本上讲,道德不可能通过自律而达成,社会要成为道德的社会、生活要成为道德的生活,个人要人人成为道德的个人,永远需要他律来实现:道德他律,要求社会必须进行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的客观基础,恰恰是制度的道德化。制度一旦在道德化方面出了问题,或者制度本身具有反道德的倾向与活力,那么,渴望堕落、追逐堕落之风,就获得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作者通过对税收、司法、经济市场、教育等领域的现场拷问,所触及的最深层次的问题,恰恰是对制度本身的道德拷问。

当对制度(包括主要制度、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安排方式)本身是否道德的反思,并不是说制度没有道德要求,而是指制度得以建立、维持和强化的伦理信念、道德价值导向系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客观地讲,建立在以普遍人性、平等人权为信念基石、以共同体成员之共同意愿、共同意志、共同需要为价值导向系统的制度,将体现真实的道德治理功能;反之,如果其制度本身所依托的道德基石,是等级主义的、是权力中心的,那么,制度所张扬的价值导向系统,不但丧失其道德治理功能,而且事实上成为个体、群体渴望堕落、追逐堕落的推动力量。在《拒绝堕落》中,作者正是通过“富 人纳税需要‘辅导’”、“所有的担心都属多余:石家庄户籍制度改革的启示”、“以德治国:呼唤科学的运行机制”、“民营企业的政治安全阈在哪里”、“谁能理解穷人”、“公民‘不服从’的道德价值与意义”、“经济学贫困的背后”、“仇富心理:究竟谁在妖魔化穷人”、“社会公正:人类的共同期待”、“社会弱者的救助伦理”等等广角度、多视野的审视与反思,对制度及其制度的道德基础予以了的拷问,其意在于寻求重构拒绝堕落的制度基石和价值导向系统。

历史学家刘文瑞指出,“面对转型社会的伦理道德震荡,我们该叩问何方?陈旧的道德说教是那么滑稽,新型的伦理规范是那么遥远,彷徨在新旧之间的中国,迫切需要重建精神支柱!《拒绝堕落――中国道德问题现场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发人深省的力作。”王海明先生为《拒绝堕落》所做的序言中也指出:“本文集所投射出的精神品质与诸多精辟的深刻创见,已经对当下一些流行的错误道德观念和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恶劣道德,构成了足够的爆破性与颠覆性,其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自不待言。”确实如此,《拒绝堕落》之所以被一些学者们认为是一本“能诊断和医治我们的道德‘疾病’,健康我们社会肌体的‘福音书’”(吴 然),不仅仅在于它发出了“拒绝堕落”的时代性呼喊,也不仅仅在于因反思“拒绝堕落”何以可能而拷问制度道德构建的基石,更在于它无畏的勇敢,检讨着何以导致整个社会渴望堕落、追逐堕落的深层伦理根源和观念谬误。作者通过“伦理相对主义的危害”、“奉献精神的误读与阐释”、“集体主义为保屡遭批判怀遭难”、“利己与利他:道德重建必须直面的现实选择”、“大公无私:想说爱你不容易”“何处寻找真伦理”、“道德是一种不得已而为的恶”、“应当用怎样的‘德’治国”、“精神家园在何处”等等的现场反思,拷问了我们一直以确认无疑的道德信念、伦理理想、价值观念。这种基于道德理性重构的拷问是发人深省的;然而,我以为,这种拷问却有待于在更深刻的维度上展开。因为,从根本上讲,我们的时代社会之所以渴望堕落、追逐堕落,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让人人身处其中的精神家园和伦理守望的精神殿堂,产生这种精神荒野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津津乐道的美德道德化和道德美德化的伦理信念、道德原则。

客观地看,“无私奉献”、“自我牺牲”、“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等伦理理想和价值诉求,都属于美德范畴:美德是一个社会应该倡导的,但它绝不能以此而成为社会的道德要求与规范,因为,美德之于个人而言,只能是“应该”,它追求的是以牺牲自我利益为表征的对道德超越的“义务”,因而,美德属于自律,是个人以其自我完善为内动力的道德超越。

道德是以利益为本质规定,以权利和责任的等同为基本的行为要求,讲求的是“利己为人”和“利人为己”,因而,道德必须讲“利”,是利与害的对立统一,是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他的对立统一。无论是对个人来讲,还是对社会来说,实现这一对立统一的根本价值尺度是平等,根本原则是公正。道德的实现,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团体、社会来讲,都需要治理,都是治理的体现,因而,道德强调“必须”,并且道德追求他律:唯有通过他律,道德才成为人人之“必须”。

道德是美德的基础,美德是对道德的超越。社会要倡导美德,必须进行道德治理,并且只有通过社会治理,才使道德成为人人的“必须”;只有当“必须”的道德构成制度的基石,成为制度的价值导向系统时,制度才获得真正的道德治理功能,而引导“必须”的道德成为人人的道德,并引导、规范人人遵守道德,人人道德的行动与生活,社会才由此获得倡导美德的基础,鼓励人人超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美德才变成现现实。所以,“应该”的美德必须以“必须”的道德为前提、为基础,如果社会连道德都没有,却要强求人们遵守美德,其结果只能是导致社会人格分裂,落实在团体、个人行动中,则往往是做与说、言与行的分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美德降格为道德,将“应该”提倡的美德沦为“必须”遵守的道德,强求人们不讲条件地“无私奉献”,其本身就做不到,但从制度到运行的评价体系,又都强制推行“无私奉献”、“自我牺牲”、“全心全意”,这样一来,人们对本做不到的美德只能敷衍塞责,道德堕落由此是为必然。所以,当我们拷问道德堕落的多元根源时,就不得不正视:把道德升格为美德或者说把美德降格为道德,这是时代渴望道德堕落、追逐道德堕落的深层观念根源、伦理信念根源。对我们来讲,道德美德化或者说美德道德化,不仅有其伦理传统的惯性(因为中国的伦理思想的主流就是“道义论”),也有其政治动因,但更与伦理学缺乏伦理真理、伦理学界以及整个学术思想界缺乏追求伦理真理、捍卫伦理真理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力量相关。从这个角色看,能够拒绝堕落、能够唤醒人们拒绝堕落,首先需要伦理学以及整个学术思想界必须反思道德堕落的观念根源、信念根源、历史根源、政治传统根源;更需要伦理学家、需要所有的学术思想工作者、所有的知识业人士带头拒绝堕落,以此推动社会道德重建,推动制度发挥道德治理功能,这是一切希望的曙光,是所有毁灭中的新生之始,没有此,一切有关于拒绝堕落的道德呼喊,都只能沦为更新一轮堕落的前奏曲。

200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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