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学术规范、实证精神与数字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16-06-17 1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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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宪章 (进入专栏)  

   可能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每每审读学位论文,总是先看其参考文献和引文注释,大凡下过功夫的论文总以丰富的文献为基础,而不是兴致所至、信笔涂鸦,就像本文这样,虽然谈学问,不过是“随笔”而已。参考文献和引文注释往往是求实和实证的外在标识,所以,据此得到的初步印象和论文的实际水平往往大差不差。当然,这也需要细心。比如说,有的论文所开列的参考文献很多,但你可以判断其中有多少水份;引文注释看上去很合规范,但只要细心,就可以知道作者是否读过原著,表面背后的猫腻还是可以发现的。总之,参考文献和引文注释并非论文的小节和细节,无足轻重,实际上大有学问,一个人的治学态度和学风、一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和份量,往往能在这些小节和细节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术规范”。

   当然,“学术规范”不只是参考文献和引文注释方面,这只能算作学术研究的“刚性规范”,还有更重要和更深层次的规范,那就是它的学理逻辑。如果说近年来我们在遵循学术研究的“刚性规范”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改善,那么,关于它的学理逻辑,仍然大有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近读两篇博士论文,对此就颇有感触。

   这两篇博士论文分别题为《20世纪西方美学主潮》和《文艺美学的维度》,它们在“刚性规范”方面尽管没什么大问题,但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论题范围太大,过于宽泛,不像博士论文的题目。一般而言,太大、太宽泛的论题只能做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的宏观扫描,很难对学术问题展开深入细致地探讨,做得再好也不过是类似教材或概论性质的读物,显然背离了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至于《文艺美学的维度》这篇论文的毛病就更多了,除论题过于宽泛之外,题目也含混不清。什么是“文艺美学的维度”?“题目”者,论题之“目”也;“标题”者,主题之“标”也。也就是说,最好的论文题目或标题应该是能将论题或主题一目了然地标示出来,以便让读者准确地把握你所要探讨的对象或研究目标,决不应该追求那种似是而非甚或故弄玄虚的“时髦”。更重要的是,这篇博士论文的立论大有问题,违反了学理逻辑。作者在其《提要》中就有这样的表述:

   文艺作为一种世俗生活之诗,总是一种想象性的意义交流活动,它所展示的,是“怎么活”的多种可能性,所要解决的,是“活得怎么样”、“怎样活才有意义”之类的“现世关怀”问题。文艺美学最终关怀的就是感性人生的意义问题。

   明晰和准确是学术语言的基本要求,但这博士论文的《提要》却给人以飘乎不定的感觉,玄得很。这且不论,我们主要是分析一下它的逻辑。

   这段文字是从文艺的性质推导出文艺美学的性质的,后者就是这篇论文的立论和论题,而“文艺是世俗生活之诗”这一论断则是其立论的逻辑前提。那么,作者所使用的这个逻辑前提是否可靠呢?问题就出在这里。“文艺是世俗生活之诗”并非学术公识、公论和公理,只是作者个人的主观臆想和杜撰。为什么说文艺是一种“世俗”生活之诗呢?相对宗教和神学世界而言吗?宗教神学和文艺是敌对的吗?另外,为什么说文艺是一种世俗生活之“诗”而不是世俗生活之“思”呢?还有,“文艺”本来就包括“诗”,把前者(大概念)定义为后者(小概念)是否存在逻辑上的混乱?(注:“文艺”定义为“诗”(“文艺是……诗”)就像将“水果”定义为“苹果”(“水果是……苹果”)一样荒谬。)总之,“文艺是世俗生活之诗”这一论断本身就大有疑问,从学理逻辑来说,是决不可以将其作为立论的前提的;如果一定要将其作为立论的前提,那么,就需要首先对这一论断本身进行充分论证(该论文并没有这样做),然后才可以由此生发开去,怎么能将一个主观臆想和杜撰出来的,并非学术公识、公认和公理的,并且未经论证过的,因而不一定可靠的论断作为整篇论文立论的逻辑前提呢?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海市蜃楼一样,建立在一个并不可靠的逻辑前提基础上的立论怎能成立呢?按说,这不仅仅是博士论文写作的大忌,也是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篇论文先后送到我这里匿名评审之前是经过导师和其他教授们审读过了的,其中一篇还是某校推荐参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肯定经过了不少教授、学者们的评议和审查,那为什么就没有发现这些明显的常识错误呢?这一事实说明,所谓学术规范问题,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盯住那些“刚性规范”,学理层面的逻辑规范是对学术质量产生更大影响的更重要的规范。如果说“刚性规范”主要是学术规范的外在标识,而学理层面上逻辑规范则是学术活动的内在运行机制。

   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学术之所以是学术的基本规定、规矩和范式,它是学术研究的“纪律”,不可违反。“学术”之所以需要“规范”,是由学术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学术是对未知世界的探讨,是对真理之门的叩问,即所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学术规范就是其自身目标得以达成的“纪律”保证。也就是说,学术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的研究,并非主观情感和经验的表达,“客观性”和“客体性”是其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就这一意义而言,一切学术规范,包括“刚性规范”和学理逻辑方面的规范,其精神实质都应当是“实证”,实证精神当是一切学术规范的基本精神,因此也是我们对一切语言文本进行学术性判断的重要标准。“刚性规范”之所以可以作为考量一篇论文的参照,就在于参考文献和引文注释的质量本身就是实证精神的重要体现;大而化之的论题之所以不宜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就在于它往往失之于具体实证而泛泛而谈;非学术公理的判断之所以不能作为立论的逻辑前提,就在于它是尚未经过证实了的主观臆断……。

   讲究学术规范就是张扬学术实证精神,这一看似平常的道理往往引起一些学生的追问,他们经常以学术史上的特例来反诘我们今天强调学术规范的必要性:中国的十三经和西方古代学术史上的许多论著并不讲究现在所要求的“规范”,它们为什么成了学术经典?对学术史的这种质疑恐怕还要用学术史本身去解释。也就是说,尽管学术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现代学术规范”并非自古有之,它只是现代学术和学术现代性的产物;再者,尽管古代学人并不像今天这样讲究“刚性规范”,但是,实证精神始终是学术史永远不变的精魂,即所谓“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据”,就是学理逻辑规范的通俗表达。在现代学术史上,就像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探索必须通过科学实验进行证实和证伪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历史同样表明了它也不能没有实证。法国学者孔德之所以被称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不仅仅在于他首先为“社会学”命名,主要还在于他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心理学之所以在19世纪下半叶结束了长期不被学术界承认是一门科学的尴尬,首先归功于德国生理物理学家冯特于1879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精神分析这一同传统观念完全相左的理论之所以逐渐被人类接受并产生巨大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临床实验的背景;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在20世纪的迅猛发展,同样和它注重田野调查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19世纪以来现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一步也离不开实证。现代学术注重规范既是古代学术实证精神的延续,又是学术现代性的必然要求。

   当然,学术实证精神决不限于学术规范,它应当是整个学术研究的灵魂。只有张扬学术实证精神,才能控制当今学术界的浮躁和泡沫,才能净化学术空气、改善学术质量。另一方面,学术实证又是一个“功夫活”,写一篇用实证进行学术言说的有份量的论文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这与当今社会一切都讲究“速度”和“数量”的风气是不相容的,因而也是不合时宜的。

   80年代末,我曾设想建立文学研究实验室,即通过读者调查为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寻找客观依据,尽可能减少主观经验的干扰。但是,这一“空想”并没有实现,因为它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最主要的是出成果的速度太慢、太麻烦。有些评论家连要评论的作品还没读完就能写出洋洋洒洒的“论文”,而通过“实验”发表论文根本不能适应“量化评价”的要求。

   这次设想落空之后我仍不甘心,一直试图探索文学学术实证的新方法和新路径。由此我想到了其它学科(例如考古学)的田野调查,文学研究有没有自己的“田野”?于是我想到了“文本”。回顾20世纪的文学理论史,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新批评,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神话原型批评,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新说都有文学文本研究的背景。燕卜荪关于文学歧义的分析,托多罗夫关于《十日谈》的研究等,都成了文学文本分析的范例;巴赫金成为一代文学理论大师就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研究起家的。可以这样说,不注重理论的文本分析是琐细的,而不注重文本分析的理论则是灰色的。语言文本是文学的客观存在方式,只有像考古学注重“田野调查”那样注重“文本调查”,才能为我们的理论新说安魂。“文本调查”就是文学研究的“田野调查”。

   于是,我首选了陆文夫的《美食家》进行试验(注:赵宪章:《陆文夫及其美食家》,载韩国《中国学研究》第23辑,2002年12月韩国外文社出版。)。因为文学文本是由语词建构的,而这篇小说的扬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它对“美食家”这一陌生语词的使用(注:确切地说,“美食”一词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见《墨子•辞过》和《韩非子•六反》);但是,“美食家”一词是从陆文夫的同名小说才开始出现在汉语中的。通过一部小说的流播使古老的汉语增加了一个新语汇,一个能够被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新语汇,当是文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意义而言,改造和更新语言表达当是文学的本分,文学的其它功能都不过是这一功能的演绎和引申。)。在此之前,“美食家”一词尚未出现在汉语中;此后,这语词不胫而走,在民间广为流行。“陌生”意味着“新奇”。任何陌生语词的出现,只要是应时或应运而生,就会在新奇感的催生中迅速蔓延,并随着时间涡流的淘洗凝铸为永恒。由此观之,《美食家》的真实意蕴很可能就浸润在它所使用的这类语词中,所以,将其中某些高频词揪出来进行拷问和分析可能是有意义的。

   “高频词”是指在同一作品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词。相对而言,任何作品都有自己的高频词,即在同一作品中反复和多次使用某些语词。另一方面,任何高频词的使用也决非无缘无故;也就是说,某一作品之所以反复和多次使用某些语词,其中必然浸润着某种意义。但是,这种藏匿在高频词背后的意义往往不易被人察觉,甚至连写作者本人也不一定能够察觉,因为写作者本人不一定能够察觉自己在作品中使用了哪些高频词,不一定能够察觉哪些语词是自己写作时所惯用的高频词,当然也就不可能察觉隐匿在这些高频词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种“不察觉”,即所谓潜意识使然,也可以说是写作者的潜意识散落在作品中的“证据”,当然也就成了我们解读作品的重要密码。将这些证据串联起来进行拷问,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另一种形态的“文学考证”,当是作品分析的可靠的实证方法之一。

   没有“田野调查”的“考古发现”只能是已有文献的归纳整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残缺性;同理,文学评论如果不甘于“鉴赏”或“随笔”的层面,而是企图将自己提升到“文学学术”的高度,那么,类似“田野调查”一样的“文本调查”肯定是不可省略的,因为只有建立在文本调查基础之上的思想分析才是可靠的,才能达到“学术”本身的确定性和无可置疑性。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我通过《美食家》的词频分析,验证了将文本调查方法应用到文学评论中去的可能性。这一实验证明:对于同一部作品,传统主题学和思想史式的文学评论只能描述作品的一般特性和表层意义,文本调查的方法才可能发现它的深层意蕴。(注:在以往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中,陆文夫的《美食家》多被评价为具有“苏州味”的“小巷文学”(或称“风俗小说”、“市井小说”等);本文通过对小说词频形式的分析发现了另外的意义,即在其“苏州味”这一表象背后所隐含的是中西文化冲突,这是小说更深层的意蕴。)当然,“文本调查”的方法多种多样,词频分析只是其中一种。

   毫无疑问,“文本调查”这一技能并非每位评论家都具有,特别是并非每位评论家都希望具有,因为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关于《美食家》词频分析这篇不到万字的论文,就花费了我整整8个月的时间。在当下学术评价都被量化了的“数字时代”,论文写作的这种速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学术研究被量化和数字化,统计学代替了学术的价值考量,并且时时和学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紧密相连——这就是当下学者所面对的“世风”——有谁还能以轻松和平静的心情来做这种类似“文本调查”一样的学术实证呢?所以,我料定,所谓“文本调查”这类笨活和方法很难推行,我的所谓“文本调查”也不过是“试验”而已,偶尔为之罢了。

   物质产品的数字化提升了人类的生活品质,学术产品的数字化只能引发学者的精神萎缩和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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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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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沪)2003年05期第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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