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 姚文放 吴炫:文艺理论:新世纪的瞩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16-06-12 11: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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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美学之可能

   西方历来有从形式的角度阐发艺术规律的传统。早在古希腊罗马,艺术就被看作一种“技艺”,当时的许多美学和诗学著作,大多就是从形式、修辞或技巧等方面来谈论艺术的。这一传统从中世纪之后似乎发生了变化,文学的思想、内容和主题成了人们关注的重心,但是,将艺术作为形式的观念,及其从形式的角度阐发艺术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多少改变,这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注:参见拙著《西方形式美学》第10~12章,此不赘述。)。特别是20世纪之后,由俄国形式主义开启先河的文艺理论更是如此,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甚至把形式推到了艺术本体的高度。可以这样说,艺术的形式观念和形式研究方法在西方美学和文论史上从未中断。

   中国美学就不同了。中国美学是“言志”和“载道”的传统,“经世致用”是其主流艺术观念和审美方法。从先秦经学源头到20世纪的革命文论,这一观念也没有多少改变,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西方美学相对而言,中国美学的这一特点一方面是一种强势和优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在阐发艺术之形式规律方面的弱势和无能为力。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文学艺术和人类的审美活动在形式方面千变万化,简单地因袭“言志”、“载道”的传统研究文学艺术就显得力不从心。这就是现代中国美学和文论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和文论首先和最感兴趣的话题便是西方20世纪美学的形式方法与形式理论。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和文论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最成功之处事实上也是在形式研究领域。这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文学与语言的研究。由索绪尔所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对20世纪的美学和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英美新批评关于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划分、关于语言与意义的理论、关于“向心式”和“细读式”的文学批评等,都同索绪尔的语言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观念和方法对我国的美学和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理论批评开始将文学作为“语言事实”进行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这种研究与传统的文学语言研究不同,即不是将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工具,而是将语言作为文学的符号或本体存在,体现了20世纪的语言观、文学观和方法论。

   二、关于叙事学的研究。叙事学肇始于法国结构主义,主要是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叙事文学或文学的叙事方法进行深层结构分析,提出了诸如功能与结构、作者与叙述者、叙事话语与叙事语法、叙事视角与叙事时间等概念,表现出文学文本研究的新视野、新思路和新境界。这一研究从80年代后期逐步被介绍到我国以后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借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取得了不少使学界称道的优秀成果。就广义的“叙事文学”来说,我国的史传类作品也可列入此类。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的叙事策略、叙事时序、叙事结构等当是大有可为的,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和西方在叙事方面的不同民族风格。

   三、关于文体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主要是指文章和文学的类别、体式,而这一意义实际上是西文的genre或style,即“文类”或“体裁”概念。西方关于文体的研究,即“文体学”(stylistics),源于古希腊的修辞学,主要是指文章和文学的语言风格。现代西方文体学一方面研究语言形式对于文学风格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注意非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及其审美属性,现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被许多大学确定为正式课程。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我国学界近年来不仅开始重视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论,而且开始大量译介和研究西方现代文体学,还有不少正面阐发文体问题的论文、论著,甚至“丛书”出现。正如作家王蒙的激情表述:“谢天谢地,现在终于可以研究文体了”,因为“文体是个性的外化。文体是艺术魅力的冲击。文体是审美愉悦的最初源泉。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文体使文学与非文学得以区分。”(注:参见王蒙为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所写的《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之最基本的艺术载体和形式符号。而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关于文学语言形式研究,或者说是由语言形式出发、环绕语言形式对文学的研究,是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典型的形式美学方法论。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言,形式美学是否可能成为中国美学和文论的新的生长点或突破点?

   从美学史的角度来看(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美学史,因为“形式”概念是舶来品,西方美学史是它的故园。),人类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始终贯串两条主线:一是关于形式本身的审美规律,一是历史与形式的美学关系。如果说前者是形式美学的内部研究,是它的现象学,那么,后者就是形式美学的外部研究,是它的历史学。这就是形式美学的两大主题。另外,从美学史的角度我们还可以发现两类不同形态的形式概念:一是物质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形式,一是精神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形式。前者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的黄金分割律、音乐的音程关系等“数理形式”,就是对物理世界之形式美学规律的研究;后者如柏拉图的“理式”、康德的“先验形式”、荣格的“原型”等,则是对心理世界之形式规律的研究。事实上,上述两大主题和两大形态共同构筑了形式美学的理论型态,它们分别是:形式美学的现象学;形式美学的历史学;形式美学的物理学;形式美学的心理学。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整个“形式美学”的逻辑范畴及其理论体系(注:参见拙著《西方形式美学》第四章,此不赘述。)。

   当然,对象的不同往往使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各有侧重。例如,关于艺术技巧的研究更多地趋向形式美学的现象学;关于形式与历史的美学关系的研究很可能导向艺术社会学;所谓形式美学的物理学实际上就是技术美学,即研究人类把握物理世界的形式规律;所谓形式美学的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审美心理学,即研究人类把握精神(心理)世界的形式规律。就文学和艺术而言也是如此:关于艺术的形式美学从总体上说涉及到形式美学的各种理论型态,但是关于文学的形式美学就比较复杂,因为文学的载体只是“白纸黑字”,它的物理属性被心理化了,语言文字作为文学的载体只是心灵的符号。这就是关于文学的形式美学的特殊性: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体系,它的美学特性是如何以及怎样通过符号形式得以物化和心理化的,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美学问题(包括上文所列三方面的研究),便是关于文学的形式美学所应主要涉及的。

   毫无疑问,我国传统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也研究语言和形式,诗文研究中的篇法、句法、字法、格律和语言风格的理论,书画批评中的笔法、技法和技巧理论等,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从美学和文艺的观念来说,我们以往关于“形式”的概念基本上是相对“内容”而言的,甚至将形式作为内容的外表、包装或容器。就现代美学和文艺观念而言,形式则是美和艺术的载体和本体;也就是说,所谓“内容”,不可能独立于形式而存在,文艺中的“内容”被熔化在“形式”中了;换言之,文艺的内容是被形式化了的内容。于是,我们感观美或文艺作品时,“形式”是第一信号,因为只有“形式”才同人的直觉发生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形式”同时也是使我们得以体悟美和文艺作品的全部信息(内容)的唯一信号,因为不可能有完全脱离或独立于形式之外的任何信息(内容)。因此,我们研究美和艺术,一方面必须从形式出发,同时,形式研究也是它的全部;所谓“内容”,是通过形式得以表达和感知的;在“形式”之外,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关于美和文艺的“内容”。这就是我为什么早在1993年就提出并在论文中反复使用“形式美学”概念的根本原因(注:参见1993年我发表在《思想战线》第5期和《文学评论》第6期上的文章。):不是为了猎奇,为了争抢什么“命名权”,而是为了表达一种真正属于现代的文学观和文艺美学方法论。

   总之,在我们看来,“形式美学”,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作为文艺美学方法论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它一方面深深地植根于美学和文论史的沃土,另一方面又面向现代艺术的新世界,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面临文学艺术的新状态对审美世界所产生的必然认识,同时也是对人类审美传统的再阐释和再发现。植根于传统但不守旧,立足于新创而不盲目。这就是形式美学的希望和未来。

  

新的求索之路 新的学术之梦

   也许现在用得上这样一句老话: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即将迎来21世纪初春的晨曦,有的是希望,有的是信心,有的是打算,有的是设想。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美学研究以来,已经写了专著《现代文艺社会学》、《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以及合著《中国美学主潮》、《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等几部著作,近年来注意力开始转向文学理论研究。曾经因教学需要写过一本教材《文学理论》,经过十余年的美学研究再反过来检点文学理论,我发现其中大多数基本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而这些问题又都通向文学的本体问题。尽管以往人们在文学的本体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有一个明显的薄弱之处,即没有把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存在、对文学的学科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没有在不同学科的联系与区别之中为文学的本体作出定位,没有从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把握文学的本体。这一发现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觉得《人文与科学之别:文学的本体研究》——这将是一个富于生长性、未来性的研究课题,在21世纪将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因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分疏和沟通将是新世纪人类将要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站在世纪之交的分水岭上,我从中越来越清晰地见出了一条新的求索之路,一个新的学术之梦。

   现在一般将人类知识体系分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块,自然科学主要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现象,人文学科则既涉及自然现象,又涉及社会现象。自然科学面对的是自然世界,旨在探求真理;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社会生活,它也探求真理,但它所探求的并非自然之真,而是社会之真;人文学科面对的是整个客观世界,但其主旨并不在于探求真理,而在于确认价值。因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建基于人与对象的认知关系,而人文学科建基于人与对象的价值关系。它们都对对象作出判断,但判断方式迥然有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诉诸认知判断,而人文学科则诉诸价值判断。这些区别决定了这三大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殊异,自然科学追求共相,重视一般性和普遍性,它要为自然世界建立普遍法则;人文学科追求殊相,重视个别性和特殊性,它在确认客观世界的价值时总是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表现出主体的个性。因此自然科学所做的工作是证明,它必须保持客观性、无我性的立场,其最终成果是确定的、明确的、可以量化的;人文学科所做的工作是评价,因而不能避免主观性,其最终成果总是包含着不确定、不明确、无法量化的因素。社会科学则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它采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去证明社会现象,为社会生活建立普遍的规则和秩序,但既然如此,便与作为社会存在的研究主体及其主观方面保持着切近的联系,研究本身也就不能完全消除价值判断的成分,因此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又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按照惯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划归社会科学,哲学、法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文学、美学等划归人文学科。

   目前亟待清理的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而我更关心的是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分疏与相互沟通的问题。

作为人文学科,文学总是表现出鲜明的主观性,与人的需要、愿望、情感、兴趣相连。文学也包含认知和理智的因素,但认知和理智在文学中并不足以成为主导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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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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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00年03期第171~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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