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亲亲相隐”怎样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6 次 更新时间:2016-03-27 18: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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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自从2000年起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批判孔孟儒学“亲亲相隐”观念的中英文论文后,学术界展开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争鸣讨论,势头至今不减,大陆、港台、韩国、欧美等地许多立场不同的学者纷纷参与进来,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可以说影响广泛[①]。其中,不少儒家学者认为,“亲亲相隐”的做法基于“父慈子孝”的“天理人情”,不但在道德上无可厚非乃至值得提倡,而且也与当代西方法律的某些规定恰相符合,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正义原则。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围绕“子为父隐”和“窃负而逃”这两个案例,指出孔孟儒学的“亲亲相隐”观念在扭曲人们“正义感”的方面所具有的严重负面效应。

  

   一  亲亲相隐的不义特征

  

   “子为父隐”和“窃负而逃”的案例虽然分别出自《论语·子路》和《孟子·尽心上》的文本,却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它们都主张:哪怕儿子已经清楚地知道父亲确实从事过“攘羊”和“杀人”的犯罪行为,他作为“孝子”仍然应当基于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努力隐瞒父亲的犯罪行为,乃至设法帮助父亲秘密潜逃,以免父亲会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和社会法律的惩罚。也正因为具有这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才能统统归属于儒家所说的“亲亲相隐”范畴,而不应当割裂开来分别展开讨论。

  

   那么,本文所说的“正义感”又具有怎样的内容呢?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潮学说、不同的历史时代或社会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对于“正义”的具体界定往往是千差万别的,但这里将把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视为最基本的“正义感”(通常也叫“良心”),这就是“不可坑人害人”。本来,人生在世任何个体都不愿意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特别是有意的坑害,这一点可以说构成了所谓“人性逻辑”的一条基本公理;而当人们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只有把同伴也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所谓“爱人如己”),不去坑害他们,才能维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和生存发展。大多数人正是基于这种质朴简单的日常体验,才形成了本文所说的“正义感”,以致任何拥有“不坑害人”意义上的“良心”的人,如果发现其他人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义愤”,想要阻止或惩罚作恶者以保护受害者;而如果他们察觉到自己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也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悔恨”,敢于坦白认错、接受惩罚,并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能够做到“不坑害人”的人,往往会因此被看成是守住了“正义”底线的正直之人;而如果他们还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爱人助人”,则会因此被看成是具有了优秀“德性”的高尚之人。说白了,当前人类社会十分推崇的普世价值“尊重人权”,也就是植根于这种“不坑害人”的“正义感”之中的,只不过将后者进一步提升到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益”的层面上:尊重一个人作为人拥有的正当权益,也就是不去做任何会实质性地坑害他的事情;反之,无论在哪个方面实质性地坑害了一个人,诸如偷窃了他的财产、剥夺了他的生命,也就是侵犯了他作为人拥有的正当权益[②]。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孔孟虽然没有形成“尊重人权”的现代观念,但作为关注伦理问题的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仁义”观念已经清晰地包含着“不坑害人”意义上的“正义感”内容了。例如,孔子特别强调“仁”在于“爱人”,甚至还因此设定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这条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基本标准,认为凡是违反了“仁”之标准的行为都是道德上邪恶的,从而以一种潜含的方式揭示了“不坑害人”的底线意义:既然“仁者爱人”只有建立在“不坑害人”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那么,任何违反了“仁”之标准的行为,当然也就是突破了“不坑害人”底线的行为,应当归属于“道德之恶”的范畴。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的墨子,正是在孔子上述观念的影响下,才不但明确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同时还坚决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反复指出:像“攘人犬豕鸡豚”、“杀不辜人”这类在现代社会里会被看成是不正当地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或生命权的行为,统统属于“不仁”、“不义”的举动(《墨子·非攻上》)。更有启迪意味的是,孟子虽然公开拒斥了墨子的“兼爱”主张,但在“义”的观念方面却明显受到了墨子的很大影响[③],因此也清晰地指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同样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或生命权的举动看成是“非仁非义”的邪恶行为。换言之,尽管“尊重人权”是在现代社会才被人们视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崇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那么应该说,孔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通过积极阐扬具有儒家特色的“仁义”观念,自觉地肯定了与之在实质内容上根本一致的“不坑害人”的“正义感”;而儒家伦理本身具有的正面价值,以及它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效应,包括它通过全力推崇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发挥的积极效应,归根结底也是立足于它对于这种古今中外通行于世的“正义感”的自觉肯定之上的。因此,本文以下的讨论非但没有全盘否定儒家伦理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相反还恰恰是以承认这种积极贡献作为前提条件的。事实上,我在具体分析“苟志于仁”的命题时明确指出:“即便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孔子或许也是通过阐发仁的群体性爱人内涵,最早在哲理层面上意识到‘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道理,并试图将它设定为道德善恶标准的一位思想大师,由此对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原创性地成就了人类道德意识上的一个伟大进步”。[④]

  

   不过,一旦这样分别界定了“亲亲相隐”和“正义感”,“子为父隐”和“窃负而逃”的做法突破了连孔孟自己也自觉认同的不坑害人的仁义底线,就是一件一目了然的事情了。很明显,即便按照朱熹给出的解释“有因而盗曰攘”[⑤],“攘羊”也是一种侵犯了他人的正当财产权、因此按照孟子所说属于“非其有而取之”的“盗窃”行为,所谓的“有因”并不可能改变它的这一定性;至于“杀人”,就更是一种剥夺了他人生命权、因此孟子也曾严厉斥责的严重犯罪行为了。所以,如果儿子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出于“孝心”设法遮蔽父亲的邪恶举动,乃至帮助父亲潜逃,就势必造成这样的后果:第一,他在自己能够帮助受害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下,麻木不仁地拒绝帮助他们,导致他们难以通过找回自己正当拥有的私有财产、对施害者实施正义惩罚的途径寻求“公道”;第二,他通过隐瞒父亲罪行、帮助父亲潜逃的举动,使父亲摆脱了由于从事不义行为理应受到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罚,最终为父亲谋取了保存名声、逍遥法外的不正当私利。换言之,儿子从事的“亲亲相隐”行为不但进一步坑害了受害者,而且还破坏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结果就像父亲从事的攘羊和杀人举动一样,也具有坑人害人的邪恶特征(尽管在不义的程度上不如前者那样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朱喜在诠释孔子“小人党而不群”(《论语·卫灵公》)的命题时,曾精辟地指出“相助匿非曰‘党’”[⑥] ;但反讽的是,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他极力为之辩护的“亲亲相隐”恰恰属于这个范畴:儿子以“相助”的方式“隐匿”了父亲的“非仁非义”举动,结果以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为纽带,达成了“朋比为奸”之“党”。

  

   综上所述,由于“亲亲相隐”的做法有意隐瞒和包庇父亲的不义行为,它们本身也必然导致不义的后果,从而实质性地突破了孔孟自己明确认同的“仁义”底线,因此按照“苟志于仁”的标准只能评判为坑人害人的不道德之“恶”。不错,许多儒家学者辩解说:既然儿子的行为是出于孝敬父亲的“善良”动机,“亲亲相隐”就是高尚的“德性”;但稍作分析就能发现,这显然不能构成我们为“亲亲相隐”开脱的正当理据。原因很简单:现实中有不少坑人害人的行为,也是出于同伙情义、爱国情感、信仰神灵这类貌似“高尚”的动机;但如果它们仅仅由于这些动机的“德性”特征便值得肯定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谴责和惩罚黑社会、军国主义、恐怖主义团伙等从事的种种邪恶行为了,也没有理由强调“不坑害人、尊重人权”这条正义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终极地位了。事实上,孔孟对于“子为父隐”和“窃负而逃”的公然赞许,正是以类似的方式将父慈子孝这种伦理德性凌驾于他们自己也自觉提倡的“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的道义原则之上,鼓励人们为了维系血缘亲情不惜突破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结果陷入了我所说的凭借特殊性“孝悌”否定普遍性“仁义”的深度悖论。

  

   二  亲亲相隐与西方法律的对照

  

   许多儒家学者经常为“亲亲相隐”做出的另一个辩解是:孔孟儒学鼓励的“子为父隐”和“窃负而逃”与当今西方不少国度有关“亲属容隐”的法律规定不谋而合[⑦],都是旨在尊重家庭和亲属的“隐私权”和“沉默权”,因此是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正义底线的。然而,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类辩解同样站不住脚。

  

   在讨论前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只要不是盲目“崇洋媚外”,我们就应当坦率承认,当今西方的具体法律条文并不是评价各种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终极标准;相反,它们同样也得接受“不坑害人、尊重人权”这条最基本也最有普世性的正义底线的审视批判。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那边月亮更圆”的心态中,把当今西方的法律条文视为不容置疑的神圣规范。

  

   首先,西方法律与孔孟儒学在围绕“亲属容隐”或“亲亲相隐”的行为展开道德定位这一关键点上,就存在实质性的重大区别,根本不能随意混为一谈。问题在于,按照西方法律的有关条文,知道近亲属犯罪却故意隐匿或帮助他们脱逃的举动,在本质上是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因此当然也就同时构成了道德上的不义行为,只是考虑到亲属关系(包括血缘和姻缘)在人类生活中具有的不容否认的正面意义,对于这类出于亲情爱情从事的犯罪行为,可以减轻或免于法律处罚而已。相比之下,按照孔孟儒学的“亲亲相隐”观念,儿子知道父亲犯罪却故意隐匿或帮助父亲脱逃的举动,不但不是道德上的不义行为(当然也就更不是什么违法的犯罪行为了),相反还是“事亲为大”的美德举动,体现了“父慈子孝”的高尚品格,完全符合“血亲情理”的儒家精神,属于“天理人情之至”的范畴,因而值得赞美、应当鼓励。众所周知,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最推崇的远古“圣王”,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哪怕在父亲杀人的情况下,他也能以徇情枉法的方式从事“窃负而逃”的行为,从而成为必须效仿的“大孝”模范。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子为父隐”和“窃负而逃”这样的行为,西方法律实际上是将它们看成了程度较轻的“不义之恶”,并非什么值得肯定的高尚德性,而孔孟儒学却将它们看成了天理人情的“至高之善”,并非什么应受惩处的违法举动,因此两者做出的价值评判和道德定位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西方法律虽然承认了血缘亲情的积极价值,却断然否认它有把“亲属容隐”的举动变成“伦理美德”的终极效应,相反仍然主张,基于血缘亲情而故意隐匿或帮助脱逃的举动属于突破了正义底线的“犯罪行为”,因此任何人都“不应当”从事,从事了就必须按照法律受到惩处(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刑罚);相比之下,孔孟儒学却强调血缘亲情构成了“天理人情之至”,足以让“亲亲相隐”的做法成为高尚神圣的“德性模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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