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从需要-意志的视角理解市场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21-08-19 09: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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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 现当代主流经济学虽然倡导市场自由,却由于坚持“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前提,往往把它单向度地归结为经营者的谋利自由。只有抓住了需要-意志-自由-价值的紧密关联,澄清了经济人既有利己心、又有利他心的“交易通义”,我们才能矫正某些源于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污名化曲解,令人信服地说明市场为什么是自由的根本原因:正常的交易行为既能让经营者实现追求利润的自由,也能让消费者实现满足需要的自由;因此,只要遵守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正义底线,自由市场完全可以为社会生活的良序运行奠定可靠的基础。

  

   人们谈到“市场”的时候,往往给它加上“自由”的修饰语,称为“自由市场(free market)”。但奇怪的是,迄今为止,经济学理论似乎很少令人信服地论证“市场何以自由”的道理,反倒还由于坚持“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扭曲前提,自觉不自觉地把市场自由归结为经营者单方面自私自利甚至贪得无厌的放任自由。本文试图基于“需要”、“意志”、“自由”和“价值”之间的逻辑链条,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批判性地分析亚当·斯密有关“交易通义”的论述,说明市场为什么是自由的根本原因。

  

一、需要、意志、自由和价值的关联


   经济学理论也很重视“需要”特别是“需求(消费者的购买力能够满足的需要)”的概念,不过主要是从它与“供给”的关联角度加以考察。就其自身而言,需要首先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在哲学语境里又与“意志”和“自由”的概念直接相关,并且因此构成了“人性逻辑”的原初起点。[1] 也只有从这个更广泛的哲理视角入手,我们才能找到市场何以自由的终极根源。

   在心理学中,“需要(need)”概念是与有机体的生存状态直接关联的:当有机体的生存状态出现缺失、陷入不平衡后,它们就会产生弥补缺失的需要;“例如,血液中水分的缺乏,会产生喝水的需要;血糖成分下降,会产生饥饿求食的需要;失去亲人,会产生爱的需要;社会秩序不好,会产生安全的需要等。”[2](P370)因此,从人也是一种有机体的角度看,倘若他们的生存状态(“存在”)出现了“缺失(无或非存在)”,就会让他们生成相应的需要;只有需要得到了满足,缺失得到了弥补,他们的存在才能维系。[3] 正是需要的这个特征,赋予了它超出“心理”范围的“哲理”内涵:需要在被人们意识到了后,就会转化成自觉心理中的“想要-意志(will)”,并且进一步与“自由”形成关联。事实上,从元价值学的视角看,如果我们将“自由”一词的原初语义理解成“由乎自己”的话,人的“自由”恰恰在于: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意愿志向)”,“随意任性”、“从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弥补自己的缺失,维系自己的存在。所以,在西方哲学中,至少从奥古斯丁起,“自由意志”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4];黑格尔更明确指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没有自由的意志只是一句空话。”[5](P11-12)①

   此外,经济学很重视的另一个概念“价值”,在哲学上也是与“需要-想要-意志-自由”的逻辑链条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于,如果把“价值”理解成“任何东西对人具有的意义效应”,那么,我们只有通过“需要”这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才能从“事实(存在的东西)”那里间接地推出“价值”,并从这个角度回答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的“是”与“应当”难题[6](P509-511):一方面,离开了人们的需要,任何实然性的事实都谈不上应然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与人们的“需要”发生了关联,各种事实就会因为人们指向它们的“想要—意志”,对人们具有这样那样的意义效应,包括“值得意欲”的“善(好)”和“讨厌反感”的“恶(坏)”,“可以接受”的“正当(是)”和“不可接受”的“不正当(非)”,“重要”和“次要”的善恶是非等;人们正是按照这些价值标准,对实然性的事实展开应然性的评判,然后指导自己基于自由意志,从事种种满足需要、弥补缺失、维系存在、获得自由的行为。在这个意思上说,“需要-想要-意志-自由”的逻辑链条其实是与“需要-想要-意志-价值”的逻辑链条融合在一起的,以致我们可以从元价值学的视角说,“自由”就是人们基于“需要-想要-意志”力图追求的一种正面“价值”:对人来说,“自由”的存在状态总是具有肯定性的“价值”,“不自由”的存在状态总是具有否定性的“价值”。[7]

   澄清了需要、意志、自由和价值这些概念的哲理内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释它们在经济学语境里呈现出来的特定语义了。一般来说,经济学是在狭义上谈论“价值”的,主要用这个词特指任何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益品”)在交易行为中具有的“交换价值”:在以物易物的交易行为中,集中表现为某个益品与另一个益品相互交换的量的比例;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行为中,集中表现为某个益品可以交换到的货币数量(“价格”)。而从哲学的视角看,不管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与人们的需要-意志内在相关的,实现后也都能让人们获得相应的自由,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使用价值”是指任何东西对于满足人们的任何需要具有的意义效应,因此不可望文生义地将其仅仅理解成“实用价值”,尤其不可仅仅理解成满足衣食住行等肉体需要的“实利(功利)价值”。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看,能够进入交易行为的益品,早已不限于单纯满足“实利”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了,而是还包括了能够满足认知、炫美(审美)、信仰、道德等方面“非实利”需要的精神生活资料。忽视了这一点,一味执着于上述狭隘的理解,我们就会把市场经济也狭隘地理解成一个单纯限于物质生产、分配和消费,仅仅旨在满足肉体需要的领域,甚至从贬抑的角度出发,把它的根本目的说成是谋取“利益”、追求“功利”。事实上,当前涉及市场经济的一个流行成见,正是建立在这种狭隘理解的基础上的,认为它仅仅停留在物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层面,只是“为利益而利益”、“为功利而功利”,因而不够“超越”或“高尚”,却没有察觉到它早就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那些以前被认为是“超越”或“高尚”的认知、炫美、信仰、道德领域,集中表现在:科研成果、艺术作品、与信仰和道德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益品,已经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市场交易行为。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行为中,“使用价值”首先是对消费者来说的:一方面,只有在某个益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前提下,他们才会基于自由意志,考虑是否按照经营者标出的价格将其买下,供自己消费;否则,假如某个益品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不管经营者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消费者在商场里也还是会对它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一旦消费者基于自由意志按照标价购买了某个益品,满足了自己某方面的需要,他们也就随意任性地实现了维系自己某方面存在的自由,从而在“使用价值”与“自由”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按照刚才的分析,这种自由当然也不限于肉体满足方面的实利自由,而是还广泛地包括了认知、炫美、信仰、道德等方面的非实利自由。例如,张三从艺术市场上买到了一张交响音乐会的门票,就能通过聆听自己心仪的乐队演奏,获得满足审美需要的精神自由,如同他从市场上买到了油盐酱醋等益品,就能获得满足饮食需要的物质自由一个样。前段时间流行的“车厘子自由”、“游戏自由”、“旅行自由”、“买房自由”等词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消费者在市场上得到了不同益品,满足了不同需要(需求)之后实现的不同自由状态。

   其次,以货币形式呈现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也是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或益品,其区别于非货币益品(“商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帮助持有者(既包括通过经营商品获取利润的途径得到货币的经营者,也包括通过上班工作领取工资的途径得到货币的普通人)基于自由意志,通过交易行为买到自己想要的范围广泛的多种类商品,满足自己的多方面需要,实现自己的多方面自由。当下仍在流行的“财务自由”一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因为拥有了充裕的货币,能够从心所欲地满足自己多方面需要的充分自由状态。换句话说,与非货币益品通常只能帮助消费者满足某方面的需要、实现某方面的自由不同,货币这种特定益品的意义在于,它能帮助持有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充分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有效实现自己多方面的自由,所谓的“有钱就是任性”。其实,“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缺少了货币,人们就很难买到各种商品,维系自己的存在,实现自己的自由。

   这里可以补充的两点是:第一,货币尽管比其他益品有助于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拥有更广泛的充分自由,却不足以确保消费者拥有全方位的人生自由,因为它不见得一定能够买到消费者想要得到的所有益品。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与“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直接相关的另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

   第二,在现实中,虽然某些持有者只愿用货币购买满足实利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更多的持有者还会愿意用货币购买满足非实利需要的精神生活资料。所以,无论就经营者来说,还是就消费者来说,“赚钱”的行为都不能狭隘地理解成一种“只想为自己谋取物质财富”的“功利”行为,因为他们通过经营商品或上班工作赚取钞票的目的,也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在认知、炫美、信仰、道德等方面的“非功利”需要。例如,某些企业家在发财致富后,基于自由意志购买各种益品从事慈善公益活动,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达成惠助他人的伦理诉求,实现自己在道德领域的自由存在。事实上,只要超越了对“使用价值”的狭隘理解,从广义上全面理解人们的“赚钱”行为,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就能从经济哲学的实然性角度出发,把“市场自由”首先概括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包括经营者和消费者)基于自由意志从事种种交易行为(这些交易行为可以说构成了市场经济这个有机体的细胞),通过获得包括货币在内的种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益品,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维系自己的自由存在。因此,即便在这种还很抽象的意思上说,“市场”已经呈现出“自由”的特征,因为它能够帮助参与者实现随意任性的“自由”。

  

二、矫正对市场自由的污名化曲解


   遗憾的是,由于亚当·斯密把经济人的基本动机归结为“只利己不利他”,现当代主流经济学围绕自由市场展开的理论探讨,一直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弊端,不仅在实然性维度上扭曲了市场自由的本来面目,而且在应然性维度上也对市场自由做出了误导性的评判,形成了某些污名化的成见,有必要予以矫正。[8]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斯密可以说是自由市场的原初倡导者,曾明确指出:“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9](P311)然而,他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里始终坚持的“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立论前提,却将这种自觉的肯定态度带入了歧途,误导他不自觉地把市场自由污名化了,仅仅将其归结为经营者一味满足自己需要,却不考虑他人需要的“利己自由”。事情很明显,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任何将资本运用于产业的人都以赚取利润作为唯一目的……只想实现自己的利益”,以致可以说是“天性自私贪婪”,“只图自己便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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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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