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第七章 孔子晚年居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6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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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一、有关预闻政事部分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访焉。”弗听。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鲁人尊孔子以国老,初反国门,即以行政大事相询。然尊道敬贤之心,终不敌其权衡利害之私。季孙之于孔子,亦终是虚与委蛇而已。鲁成公元年,备齐难,作丘甲,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此时鲁数与齐战,故欲于丘赋外别计其田增赋。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十六)

此事不知在何年。《左传》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此证是年子路尚仕鲁。盖冉有先孔子归,仕季氏。访田赋时,子路尚未仕。子路随孔子归后始仕季氏,其职位用事当在冉有下,故书冉有在子路之上也。《春秋》与《左氏传》皆不见季孙伐颛臾事,殆以闻孔子言而止。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踢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

子贡、冉有早仕于鲁,子路之仕稍在后。季康子贤此三人而问之,但亦终未能升此三人于朝,使为大夫而从政。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十一)

子然,季氏子弟,以其家得臣子路冉有二人,骄矜而问,故孔子折抑之。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三)

此季氏即康子。古礼,惟诸侯始得祭其境内之名山大川。季氏旅泰山,是其僭。冉有不能止,孔子非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日:“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十三)

其时,鲁虽不用孔子,犹以大夫待之。故孔子亦自谓以吾从大夫之后也。冉子仕于季氏,每退朝,仍亦以弟子礼来孔子家,故孔子问以今日退朝何晏。又谓若有国家公事,我必与闻之也。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十一)

《孟子》: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之归老于鲁,后辈弟子从学者愈众,如子游、子夏、有子、曾子、子张、樊迟等皆是。孔子谓小子鸣鼓攻之,当指此辈言。鲁政专于季氏,冉有见用,竟不能有所纠正,故孔子深非之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六)

冉有在孔门,与季路同列为政事之选。孔子告季康子,“由也果,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孔子又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一一)是在孔门,冉有常得与子路并称。今季氏既重用冉子,孔子极望冉子能挽季氏于大道,而冉子自诿力不足。然果能说孔子之道,不能改季氏之德,则惟有恝然去之。今既不能恝然去,而又尽其力以助之。此孔子所以称其画,又称其退也。见道在前,画然自止,逡巡而退,非无其力,乃无一番坚刚进取之志气耳。冉有既不符孔子所望,于是孔子晚年之在鲁,在政事上所有之抱负遂亦无可舒展。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二)

《中庸》: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其时,世卿持禄,多不称职。贤者隐处,不在上位。若能举直者错之于枉者之上,则民自服。其告樊迟亦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十二)旋乾转坤,实只在一举错之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亦此意。总之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十二)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十二)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二)

孔子设教,不仅注意个人修行,其对家庭社会国家种种法则制度秩序,所以使人群相处相安之道,莫不注意。自孔子之教言,群己即在一道中。为人之道即是为政之道,行己之道即是处群之道。不仅是双方兼顾,实则是二者合一。就政治言,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是一人,惟职责应在治人者,不在治于人者。其位愈高,其权愈大,则其职责亦愈重。故治人者贵能自反自省,自求之己。孔子答季康子问政诸条,语若平直,而寓义探远。若不明斯义,不能修己,徒求治人,不知立德,徒求使民。人道不彰,将使政事惟在于争权位,逞术数,恣意气。覆辙相寻,而斯民日苦。惜乎季康子不足以语此。然既有所问,孔子不能默尔不答。凡孔子所答,则皆属人生第一义。其答楚叶公,其答鲁季康子,一则非诸夏,一则乃权臣,然果能如孔子语,亦可使一世同进于安乐康泰之境。此则圣人之道之所以为大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弑轼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十四)

《左传》哀公十四年:

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是年,孔子已年七十一。此为孔子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鲁弱齐强,孔子非不知,然若必待绝对可为之事而后为,则事之可为者稀矣。然亦非孔子绝不计事之可为与否,而仅主理言。要之陈恒必当伐,以鲁伐齐,亦非绝无可胜之理。孔子所计图者如此而止。而鲁君则必不能不先问之三家,三家各为其私,自必不肯听孔子,此在孔子亦非不知。惟孔子之在鲁,亦从大夫之后,则何可不进谠言于其君与相,而必默尔而息乎。《左传》载鲁为齐弱一段,《论语》无之,因《论语》只标举大义,细节咨商在所略。《论语》之三子告一段,则《左传》无之,因事既不成,史籍可略。然三家擅鲁,乃鲁政积弱关键所在。孔子苟获用于鲁,其主要施为即当由此下手,故《论语》于此一节必详记之也。

二、有关继续从事教育部分

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十一)

先进后进,乃指孔门弟子之前辈后辈言。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体,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孔门诸弟子先后辈风气由此有异。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一)

孔子在陈,思念在鲁之弟子。及其反鲁,又思及往年相从出游诸弟子。或已死,或离在远,皆不及门,谓不及在门墙之内,同其讲论之乐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乃编撰《论语》者因前两章孔子所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广大。言语指使命应对,外交辞令。其时列国交往频繁,政出大夫,外交一项更属重要,故言语乃列政事前。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乃后辈弟子,其成就矫然,盖有非先辈弟子所能及者。至于德行一科,非指其外于言语、政事、文学而特有此一科,乃是兼于言语、政事、文学而始有此一科。

《孟子 公孙丑》曰: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冉、闵、颜三人皆列德行,正谓其为学之规模格局在大体上近似于孔子,只气魄力量有不及。若偏于用世,则为言语、政事。偏于传述,则为文学。盖孔子之学以一极单纯之中心为出发点,而扩展至于无限之周延。其门弟子各就才性所近,各视其智力之等第,浅深高下,偏全大小,各有所成,亦各有所用。《论语》记者虽分之为四科,然不列德行之科者,亦未尝有背于德行。其不预四科之列者,亦未尝不于四科中各有其地位。此特指其较为杰出者言耳。

疑辨二十一

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孟子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又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在孔子前辈弟子中,宰我实亦矫然特出,决非一弱者。惟《论语》载宰我多不美之辞,《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窃疑于宰我为特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宰我死齐考》。

孔子于诸弟子中特赏颜渊。尝亲谓之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七)

《论语》记德行一科,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而颜渊褒然为之首。此四人皆应能舍之则藏,不汲汲于进取。孔子所以更独喜颜渊,必因颜渊在用之则行一面有更高出于三人之上者。故孔子独以惟我与尔有是称之。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十五)

此章孔子答颜渊问政,与答其他诸弟子问如子路、仲弓、子夏诸人者皆不同。孔子详述为政要端贵能斟酌历史演进,损益前代,折衷一是。其主要在礼乐上求能文质兼尽。不啻使政事即如一番道义教育,陶冶人生,务使止于至善,而于经济物质方面亦所不忽。惟均不涉及抽象话,只是在具体事实上逐一扼要举例。至其间种种所以然之故,今既时异世易,无可详论。惟行夏时一项,则为后世遵用不辍。今即就孔子之所告,足证颜渊有此器量才识,故孔子特详告之,又以用之则行许之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六)

《孟子》: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

是颜渊之穷窘屡空,生事艰困,盖亦在孔门其他诸弟子之上。宋儒周濂溪尝教程明道、伊川兄弟,令寻仲尼、颜渊乐处,所乐何事?成为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相传最高嘉言,而颜子之德行高卓,亦于此可想。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十一)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

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是伯鱼之卒,孔子当年六十九。颜路,渊之父,少孔子六岁,最先受学于孔子。孔子既深爱颜渊,故颜路有此请。然丧礼当称家之有无,安于礼,斯能安于贫。孔子拒颜路之请,亦即其深赏颜渊之处。墨家后起,以崇礼厚葬破财伤生讥儒家,可见其未允。

颜渊少孔子三十岁,年四十一卒,孔子年七十一,在鲁哀公之十四年。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十四)孔子于颜渊独寄以传道之望。亦盼身后,颜子或犹有出而行道之机会,故孔子于其先卒而发此叹。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十一)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十一)

其父其师均不能厚葬颜渊,其同门同学不忍坐视,终于厚葬之。孔子之叹,固是责其门人多此一举,然亦非谓诸门人必不该有此举。孔子固视颜渊犹子,诸门人平日于颜渊亦群致尊亲,岂不亦视之如兄弟,则焉能熟视其贫无以葬?但既出群力经营,其事亦自不宜过于从薄。此当时孔门师弟子一堂风义,虽在两千载之下,亦可想见如昨矣。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六)

孔子称颜子之好学,乃称其能在内心深处用功,与只注意外面才能事功上者不同。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六)

仁即人心之最高境界。孔子以此为教。颜子用功绵密,故能历时三月之久,而此心常在此境界中。其余诸弟子或日一达此境界,或月一达此境界。工夫不绵密,故遂时断时续,时得时失。是孔子之深爱颜渊,固仍在此内心工夫上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

观此章,知颜渊之善学。博我以文者,如孔子告颜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武之类是也。约我以礼者: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十二)

于大群中一己之私当克,其公之出于己者当由。视听言动皆由己,皆当约之以礼,使其己归之公而非私。颜子实践此工夫,其身心无时无刻不约束于礼之中而不复有私,故能绵密至于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易 系辞传》有曰: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此亦即同样道出颜子之心上工夫。惟颜子能在此心地工夫上日精日进,故能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然颜子所乐,尚有在博文一边者。庄周时称颜渊,亦为能欣赏颜渊之心地工夫,庄周实忽略了颜渊博文一边事。即以庄周语说之,庄周仅能欣赏颜渊之内圣,而不能欣赏及于颜渊之外王,是尚未能真欣赏。至于东汉人以黄宪拟颜子,谓“叔度汪汪如千顷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此特是一种虚空的局度气象,殆只以名利不人其心为能事,既不见约礼内圣之功,更不论博文外王之大矣。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吾未见其止也。”(九)

今若以颜子直拟孔子,不幸其短命而死,其学问境界当亦在孔子四十不惑上跻五十知天命之阶段,而犹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之叹。在颜子之瞻仰于孔子之为人与其为学者,正犹天之不可阶而升。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果使颜子更高寿,年逾五十以上,其学日进,殆亦将有如孔子“人不知而不愠”,“知我者其天欤”之境界,而惜乎其未达此境。然后人欲寻孔子之学,则正当以颜子为阶梯。

《左传》哀公十五年:

卫孔圉取太子蒯瞆之姊,生悝。太子在戚,入适伯姬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台。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为卫大夫,遇乱出奔。劝子路,政不及己,可不践其难。子路时为孔悝之邑宰,孔悝见劫,故往救之。孔子固不予辄之拒其父,然蒯瞆之返而争国,孔子亦不之许。子羔为辄远臣,并不预闻政事,孔子知其不反颜事蒯瞆,必能洁身而去,故曰柴也其来。子路为救孔悝,孔子知其不畏难避死,必将以身殉所事,故曰由也死矣也。

《檀弓》: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公羊传》: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孔门前辈弟子中,子路年最长,颜渊年最幼,而同为孔子所深爱。大抵孔子在用世上,子路每为之羽翼。而在传道上,则颜渊实为其螟蛉。今两人俱先孔子亡故,此诚孔子晚年最值悲伤之事也。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十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六)

仲弓在德行科,名列颜闵之次,孔子许其可南面。而荀卿常以孔子子弓并称,是亦孔门前辈弟子中之高第。其仕季氏,当亦在孔子老而反鲁之后。冉有、子路同仕季氏,或子路去卫而仲弓继之,今不可详考矣。孔子固未尝禁其门人之出仕于季氏,唯如冉有为之聚敛,乃遭斥责。然仲弓必是仕于季氏不久,故无表白可言。凡季氏之所用,如子路,如子贡,如仲弓,皆不能如冉有之信而久,而诸人间之高下亦即视此而判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十二)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五)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五)

子贡仅少颜渊一岁,同为孔子前期学生中之秀杰,列言语科。孔子自卫反鲁,子贡常为鲁使吴齐。《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事,而子贡为尤多,然亦不得大用。孔子问其与回孰愈,又称吾与汝俱弗如,见孔子于两人皆所深喜。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王天下不与焉。”孔子晚年反鲁,其门墙之内英才重叠,其对教育上一番快乐愉悦之情,即从吾与女弗如一语中亦可想见。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颜子闻一知十相比,故孔子又告之以一贯之道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五)

文章指诗书礼乐文物制度,亦可谓之形而下。此即孔子博文之教也。性与天道,性指人之内心深处所潜藏,天道指天命之流行,孔子平日较少言之。孔子只教人以约礼,欲人于约礼中自窥见之。子贡之叹不可得闻,亦犹颜渊之叹末由也已。惟颜渊之意偏在孔子之为人,子贡之意偏在孔子之为学,而两人之高下亦即于此可见。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十一)

古者商贾皆贵族官主,子贡则不受命于官而自为之也。《史记 货殖列传》,子贡居首,谓其“废贮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又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使夫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先后之也。”盖子贡以外交使节往来各地,在彼积贮,在此发卖,其事轻而易举,非若专为商贾之务于籴贱贩贵也。颜渊箪瓢屡空,孔子深赏之。子贡货殖,为中国历史上私家经商之第一人,孔子亦不加斥责。正如颜渊陋巷不仕,孔子深赏之,而如子路、仲弓、子贡、冉有之出仕,孔子亦所不禁。当时孔子门墙之内,亦如山之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之不测,鼋鼍蛟龙鱼鳌生焉,货财殖焉,所谓如天地之化育。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十九)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九)

此太宰当是吴太宰,即伯嚭。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十九)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十九)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十九)

陈子禽亦孔子弟子陈亢。此一问答当在孔子卒后。其时孔门诸弟子前辈如颜渊、子路以及闵子骞、仲弓诸人皆已先卒。后辈如游、夏、有、曾之徒,名德未显。子贡适居前后辈之间,其名誉事业早已著闻,而晚年进德亦必有过人者。故子禽意谓先师虽贤,亦未必胜子贡也。上引诸章,见子贡在当时昌明师道之功为伟。惟子贡仕宦日久,讲学日少,故不能如游、夏、有、曾之见于后人之称述,此亦见孔门诸弟子先后辈时代之不同。

子游、子夏列四科中之文学,为后辈弟子中之秀出者。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六)

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然又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弟子皆以儒业仕宦,孔子并不之非,惟孔子又教以求食勿忘道耳。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十三)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未卒前,子夏已为邑宰。盖孔门后辈弟子已从仕易得,较前辈从学时大不同,此征孔门讲学声光日著,亦可以见世变。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六)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亦少年出仕。澹台灭明由识子游,乃亦游孔子之门。《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谓:“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儒林传》云:“孔子卒后,子羽居楚。”孔道之行于南方,子羽有力焉。武城近吴、鲁南境,当吴越至鲁之冲。盖亦由灭明之揄扬,故子游之名盛于吴,遂有误为子游吴人者。孔子周游反鲁,及其身后,儒学之急激发展及其影响于当时之社会者,亦可于此觇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十七)

武城在鲁边境,孔子特以子游年少为宰,亲率门弟子往观政,见子游能兴庠序之教,得闻其弦歌之声,孔子意态之欢乐亦可知。然孔子叹先进于礼乐犹野人,而谓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是孔子之意,终自属意于先辈弟子,德行之科者不论,即如言语政事子贡、子路,虽其文学博闻之功若或不逮于游夏,然用世可有大展布,为后进弟子所不及。孔门先后辈从学,精神意趣人物才具多相异,此亦世变之一端也。

孔门后辈弟子,游、夏外,又有有子、曾子。

《左传》哀公八年: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

有子少孔子三十三岁,是年有子年二十四。经三踊之选,获在三百之数,其英风可想。及孔子归,乃从学。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十二)

税田十取一为彻。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又使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有若教以只税田,不加赋,针对年饥言。哀公虑国用不足,故有子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不知有子当时在鲁仕何职,然方在三十时已获面对鲁君之问,较之孔子三十时情况,自见世变之亟,而儒风之日煽矣。

《孟子》: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

游、夏、子张、曾子皆当少有子十岁以上。在孔门后辈弟子中,有子年齿较尊。三子者以有子似圣人,则有子平日必有言行过人,而获同门之推信。曾子亦非不尊有子,特谓无可与孔子相拟而已。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又述有子之言曰:“麒鳞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有子之盛推孔子,可谓宰我、子贡以后无其伦。然有子既知孔子为生民以来所未有,则其断断不愿游、夏、子张以所以事孔子者事己亦可知。孟子亦仅言游、夏、子张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固未言有子乃果自居于师位也。

《檀弓》又载曾子责子夏,以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为一罪,则曾子亦知盛尊其师,当为子夏辈所不及。子夏有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十九)其于为学,终不免偏于文学多闻之一面。而有、曾两子则能从孔子之学,上窥孔子之人,更近于前辈弟子中德行之一科。故孔子晚年,真能盛推孔子,以为无可企及者,子贡以下惟有、曾二子。后人谓今传《论语》多出于有、曾二子门人之所记。故《学而》首篇,第二章即有子语,第四章即曾子语。盖孔子身后,真能大孔子之传者,有、曾二子之功应犹在游、夏、子张诸人之上。惟《学而》篇首有子,次曾子,则有子地位在孔子身后诸弟子所共认中似尚在曾子之前。而子张篇备记子张、子夏、子游、乃及曾子、子贡之言,独不及有子。殆似有子之传学不盛,而曾子之后有子思、孟子,遂为孔门后辈弟子中独一最受重视之人。宋儒谓曾子独传孔子之学,亦不能谓其全无依据。

疑辨二十二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孔子时。”窃谓当时诸弟子欲共师有子,必以有子之学问言行有似于孔子,决不以其状貌之相似。此下有子传学不盛,声光渐淡,遂讹为状似之说,决非当时之情实也。《史记》又载有子不能对群弟子所问,遂为弟子斥其避座,语更浅陋,荒唐不足信。惟师道由孔子初立,孔子没,群弟子骤失圣师,思慕之深,欲在同门中择一稍似吾师者而师事之,此种心情非不可有。其后墨家踵起,乃有钜子之制。一师卒,由其遗命另立一师共奉之,如此则使学术传统近似于宗教传统,较之孔门远为不逮矣。故知曾子之坚拒同门之请,有子之终避师座而弗居,皆为不可及。

曾参,曾点之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卒,曾子年仅二十七,于孔门中最为年少。孔子称参也鲁,似其姿性当不如游、夏之明敏。在孔子生时,曾子似无独出于诸门人之上之证,惟孔子孙子思曾师事曾子,而孟子又师事于子思之门人,故孟子书中屡屡提及曾子、子思。下逮宋儒,始于孔子身后儒家中特尊孟子,又以为《大学》出于曾子,《中庸》出于子思,合语孟学庸为四书,于是孔子以下,乃奉颜、曾、思、孟为四哲。颜渊固孔子生前所亲许,惟今《论语》中乃殊不见孔子特别称许曾子语,四科亦不列曾子。是当孔子时,曾子于群弟子中尚未见为特出。曾子之成学传道,其事当在孔子之身后。而孔子之学,则当以曾子之传为最纯,由是而引生出孟子,是亦孔子生前所未预知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

孔子以吾道一以贯之告子贡,同亦以此告曾子。此乃孔子晚年始发之新义。今试据《论语》孔子其他所言,略加申释。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七)

孔子之道即是仁道,仁道即人道也。人道必以各自之己为基点,为中心。故其告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德为己心内在所得。孔子三十而立,即是立己德也。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德即由天命。故曰“天生德于予。”(七)至此而天人内外本末一体。孔子所云之一贯,即贯之于此心内在之德而已。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因性自天赋,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无以明此性,非己德亦无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无由见。故孔子只言己德与人道,而性与天道则为其弟子所少闻也。此德虽属己心内在所得,亦必从外面与人相处,而后此德始显。故曰据于德,又曰依于仁。从人事立己心,亦从己心处人事。仁即是此心之德,德即是此心之仁,非有二也。依据于此而立心处世,即是道。若分而言之,乃有礼乐射御书数诸艺,皆为人生日用所不可阙,亦为此心之德之仁所当涵泳而优游。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九)

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九)

执一艺即不能游于艺。孔子言若使我于艺有执,专主一艺以成名,则执射不如执御。因御者为人仆,其事尤卑于射。事愈卑,专执可愈无害。行道乃大事,执一艺,又焉能胜任而愉快乎。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心以及人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也。《论语》第二章,有子即言孝弟。下至孟子,亦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即是己心之德。有、曾、孟子三人之言忠恕孝弟,皆极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并皆有当于孔子一贯之旨。惟孔子言一贯,则义不尽于此。宋儒谓《论语》此章,曾子一唯,乃是其直契孔子心传,此乃附会之于佛门禅宗故事,决非当时之实况。

今试再推扩言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十六)

此见孔子平日之教其子,亦犹其教门人,主要不越诗与礼两端。诗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内心情感,礼则重在人群相处相接之外在规范。孔子之教,心与事相融,内与外相洽,内心外事合成一体,而人道于此始尽。孔子之教诗教礼,皆本于自古之相传。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七)其晚年弟子中,如子夏长于诗,子游长于礼,此皆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然孔子之传述诗礼,乃能于诗礼中发挥出人道大本大原之所在,此乃一种极精微之传述,同时亦即为一种极高明极广大之新开创,有古人所未达之境存其间,此则孔子之善述,与仅在述旧更无开新者绝不同类。

抑且孔子之善述,其事犹不尽于此。孔子常言仁智,诗礼之教通于仁智,而仁智则超于诗礼之上,而更有其祟高之意义与价值。诗与礼乃孔子之述古,仁与智则孔子之阐新。惟孔子不轻以仁智许人,亦每不以仁智自居。

《孟子》:

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孝弟尽人所能,忠恕亦尽人所能。然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五)

言忠信,亦犹言孝弟忠恕,皆属此心之德,而孔子之尤所勉人者则在学。学不厌,亦非人所不能,亦应为尽人所能。孔子自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开始。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此路繄何,则曰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七)

孔子之告公西华,亦犹其告子贡。孔子只自谦未达其境,然固明示人以共达此境之路。千里之行,起于脚下。若为之而厌,半路歇脚,则何以至。公西华乃曰:“正唯弟子不能学”。其意本欲说不能行千里,乃若说成了不能举脚起步,不知孔子教人乃止在教人举脚起步也。惟子贡所言,乃极为深通明白,学不厌即是智,教不倦即是仁。行达千里,亦只是不断地在举脚起步而已。

孔子之言仁与智,亦有一条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之路。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

此章非孔子专以诲子路,亦乃可以诲人人者。每一人皆要能分别得自己的知与不知,莫误认不知以为知。亦不当于己之不知处求,当从己之所知处求,如此自能从己之所知以渐达于己之所不知。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十一)

此章把人事与鬼神,生与死,作一划分。孔子只教人求知人生大道,如孝弟,如忠恕,此应尽人所可知,亦是尽人所能学。孔子不教人闯越此关,于宇宙鬼神己所不知处去求,是孔子言知,极简约平易,可使人当下用力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九)

此鄙夫心有疑,故来问。孔子即以其所问之两端、正反、前后等罄竭反问,乃使此鄙夫转以问变成为答。鄙夫自以其所知为答,而其所不知亦遂开悟生知。故孔子又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七)

孔子之循循善诱,教人由所知以渐达于所不知之境。此为孔子言知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六)

天地万物,一切莫近于己。己欲立,始知人亦欲立。己欲达,始知人亦欲达。知如何立己,即知如何立人。知如何达己,即知如何达人。己之欲立达,出十己心。能尽此心,即忠。推此心以及人,即恕。此为孔子言仁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七)

人莫不各有一己,己莫不各有一心。此心无不欲己之能立能达。此心同,此欲同,即仁之体。此仁体即在己心中,故曰不远,欲之斯至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即贯之以此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欲立欲达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即是达。五十而知天命,则是天人一体。学不厌,教不倦,尽在其中。忠恕之道亦至是而尽也。

三、有关晚年著述部分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九)

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中国文字特殊,诗之本身即涵有甚深之音乐情调。古诗三百,无不入乐,皆可歌唱。当孔子时,诗乐尚为一事。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乐必以诗为本,诗则以人之内心情志为本。有此情志乃有诗,有诗乃有歌。而诗与乐又必配于礼而行。孔门重诗教,亦重礼教,即在会通人心情志,以共达于中正和平之境。

诗有雅颂之别。颂者,天子用之郊庙,形容其祖先之盛德,即以歌其成功。又有雅,用之朝廷。大雅所陈,其体近颂。远自后稷古公,近至于文王受命,武王伐殷,西周史迹,详于诗中之雅颂,尤过于西周之书。小雅所陈,则如饮宴宾客,赏劳群臣,遣使睦邻,秉钺专征,亦都属政治上事。故大雅与颂为天子之乐,小雅为诸侯之乐,风诗乡乐则为大夫之乐。诗与礼与乐之三者,一体相关,乃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之大典章所系。至如当孔子时,三家者以雍彻,不仅大夫专政,骄僭越礼,亦因自西周之亡,典籍丧乱,故孔子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之叹。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是西周以来所传诗乐独遗存于鲁者较备。孔子周游反鲁,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于古典籍之整理,而独以正乐为首事。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非仅是留情音乐与诗歌。正乐即所以正礼,此乃当时政治上大纲节所在。孔子之意,务使诗教与礼教合一,私人修德与大群行道合一。其正乐,实有其甚深甚大之意义存在。

孔子又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八)

正因诗礼乐三者本属一事。孔子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十七)盖诗言志,而以温柔敦厚为教。故不学诗,乐于无可与人言。人群相处,心与心相通之道,当于诗中求之。知于心与心相通之道,乃始知人与人相接之礼。由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之诗与礼,而最后达于人群之和敬相乐。孔子之道,不过于讲求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而共达于和敬相乐之一公。私人修身如此,人群相处,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此。凡人道相处,一切制度文为之主要意义皆在此。孔子之教育重点亦由此发端,在此归宿。惟孔门后辈弟子,如游夏之徒,则不免因此而益多致力用心于典籍文字中,乃独于文学一科上建绩。抑在孔子时,诗礼乐之三者,已不免渐趋于分崩离析之境。如三家以雍彻,此即乐与礼相离,乐不附于礼而自为发展。孔子告颜子曰:“放郑声,郑声淫。”此即乐与诗相离,乐不附于诗而自为发展。所谓郑声淫,非指诗,乃指乐。淫者淫佚。《乐记》云:“郑音好滥淫志。”《白虎通》:“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此皆显示出音乐之离于诗而自为发展。至于诗与礼之相离,亦可类推。孔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乃欲使乐之于礼于诗,重回其相通合一之本始。而惜乎时代已非,此事亦终一去而不复矣。又《檀弓》记孔子既祥五日即弹琴,在齐学韶,在卫击磬,晚年自卫反鲁即正乐,是孔子终其生在音乐生活中,然特是游于艺,即以养德明道,非是要执一艺以成名也。

疑辨二十三

《史记 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谓孔子删诗,其说不可信。《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十三)是孔子时诗止三百,非经孔子删定为三百也。吴季札聘鲁观周乐,所歌十五国风皆与今诗同,非孔子删存此十五国风诗也。《诗 小雅》,大半在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孔子何以删其盛而存其衰?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是孔子无删诗之事明矣。

孔子于正乐外,又作《春秋》,为晚年一大事。

《孟子》: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史记 孔子世家》: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样。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孔子《春秋》绝笔于获麟,非感于获麟而始作《春秋》。是年四月,陈恒执齐君,置于舒州,六月而弑之。孔子年七十一,沐浴请讨,鲁君臣莫之应。可证当时已无复知篡弑之为非矣。是春适有西狩获麟之事,孔子感于此而辍简废业,《春秋》遂以是终。不惟孔子《春秋》不终于哀公之二十七年,即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三时,亦出后人所续,非孔子之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

诗有雅颂,实乃西周初起乃及文武成康盛时之历史,其说已详前。宣王以后,雅颂既衰,而其时则有史官,并由中央分派散居列国,故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云:“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燕、宋、齐之《春秋》。可见《春秋》乃当时列国史官记载之公名,晋乘楚梼杌,为其别名。《左传》鲁昭公二年,晋赵宣子在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史官与《春秋》在当时皆属礼。孔子作《春秋》,即其生平重礼的一种表现。孔子《春秋》因于鲁史旧文,故曰其文则史。然其内容不专看眼在鲁,而以有关当时列国共通大局为主,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换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国别史,而实为当时天下一部通史。

其史笔亦与当时史官旧文有不同。如贬吴楚为子,讳诸侯召天子曰“天王狩于河阳”。于记事中寓大义,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当推溯及于西周盛时王室所定之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场,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乃为遵承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深心远意,而提示出其既仁且智之治平大道,特于《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历史事实中寄托流露之而已。

孔子之著史作《春秋》,其事一本于礼。而孔子之治礼,其事亦一本于史。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二)

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得三百年,百世当得三千年。孔子心中,未尝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天子与王室,特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礼。礼有常,亦有变。必前有所因,是其常。所因必有损益,是其变。

《孟子》: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孔子即观于其世王者所定之礼乐,即知其王之政与德。居百世之后,观百世之上,为之次第差等,而无有违失。能前观百世,斯亦能后观百世。观其礼,而知其世。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三)

孔子所言礼,包括全人生。其言史,亦包括全人生。故其言礼即犹言史,言史亦犹言礼。夏殷两代史迹多湮,典籍沦亡,贤者凋零,若已无可详考。而孔子犹能言之者,周代之礼,即上因于夏殷,孔子凭当身之见闻,好古敏求。本于人道之会通而溯其损益之由来。历史演变之全进程,可以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则终有无征不信之憾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

孔子虽好古敏求,能言夏殷之礼,然折衷而言,主从周代。盖历史演进,礼乐日备,文物日富,故孔子美之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七)

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古人中最所心仪向往者为周公。故每于梦寐中见之。及其老,知行道天下之事不可得,无是心,乃亦无是梦矣。叹己之衰,而叹世之心则更切。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则孔子若得志行道,其于周公之礼乐,亦必有所损益可知。其修《春秋》,亦即平日梦见周公之意。托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正名号,定是非,使人想见周公以礼治天下之宏规。此后汉儒尊孔子为素王,称其为汉制法,则知孔子之言礼,与其言史精神一贯,义无二致也。

无历世不变之史,斯亦无历世不变之礼。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九)

此孔子言礼主变通,不主拘守之一例。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三)

知礼之本,斯知礼之变。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三)

知孔子言礼乐,其本在仁,而又曰“克己复礼为仁”。则仁礼二者内外回环,亦是吾道一以贯之也。

疑辨二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复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又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言序书传作易十翼两事,皆不可信。盖西汉武帝时重尊孔子,其时已距孔子卒后三百四十年,从遗经中寻求孔子,遂更重孔门文学之一科。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而汉人易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又称孔子叙书传,删诗,订礼正乐,作《易十翼》与《春秋》。汉儒谓六艺皆经孔子整理。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是皆以诗书六艺为孔氏书也。然西汉诸儒兴于秦人灭学之后,起自田亩,其风尚朴,亦犹孔门之有先进。东汉今文十四博士之章句可勿论,即许慎郑玄辈亦如孔门后进之文学科。由此激而为清谈。而当时孔门教育精神遂更失其重点之所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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