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第六章 孔子去鲁周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9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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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一、孔子去鲁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十四)

公伯寮鲁人,亦孔子弟子,后人谓其是孔门之蟊螣。子路以堕三都进言于季孙,及孟氏守成弗堕,季叔两家渐萌内悔之意,公伯寮遂乘机谮子路,季孙惑其言,则至是而季氏于孔子始生疑怠之心矣。子服景伯乃孟孙之族,出于公愤,欲言于季孙以置公伯寮于罪,而孔子止之。盖堕三都之主张不能贯彻施行,自定公季孙以下皆有责,此乃一时之群业,时运使然,孔子则谓之为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非不知鲁国当时情势之不可为,而终于挺身出仕,又尽力而为,是亦由于知天命。盖天命之在当时,有其不可为,而天命之在吾躬,则有其必当为。外之当知天命之在斯世,内之当知天命之在吾躬。至于公伯寮之进谗,此仅小小末节,固非孔子所欲计较也。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十八)

《孟子》曰: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识也。

《史记 孔子世家》: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鉏曰:“请先尝沮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主堕三都,不啻在鲁国政坛上掷下一大炸弹,其爆炸声远震四邻。鲁齐接壤,并在边界上时起龃龉。鲁国政治有大改革,齐国自感不安。馈女乐,固是一项政治阴谋。然季桓子对孔子之不信任,其主要关键还是在孟氏之守成弗堕,又经公伯寮之谗谮,季氏不免心生摇惑。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只是其内心冲突与夫政治姿态转变之表现。此是借因,非主因。齐归女乐在鲁定公十二年之冬,正与鲁围成事先后同时。若季桓子决心不变,则堕成一事尚可继续努力。正因季桓子自己变心,故再不理会围成事,而姑借女乐之来作逃避姿态。孔子犹不欲急去,且待春祭,由于不送大夫祭肉,乃始行,此应在定公十三年。孔子自定公九年出仕,至是已四年。其为大司寇已三年。

疑辨九

《史记 孔子世家》又曰:孔子行,宿乎屯。师已送日:“夫子则非罪。”孔子日:“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史记》此节又见《家语》。孔子之歌,与《论语》公伯寮其如命何之语大不相似。岂公伯寮不如群婢,天之大命,由群婢所掌握乎?孔子去鲁在外十四年,亦岂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之谓乎?尤其于孔子堕三都之主张不得贯彻一大关键反忽略了,使人转移目光到齐人所归女乐上,大失历史真情,不可不辨。《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不特指女乐事,始为得之。

二、孔子适卫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十三)

鲁卫接壤,又卫多君子,故孔子去鲁即适卫,此章正为初入卫时之辞。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十四)

孔子初至卫,当是赁廛而居。闲日击磐,有一担草器的隐者过其门外,听磬声而知孔子之心事。言人莫己知,斯独善其己即可。孔子叹其果于忘世。是孔子初在卫,虽未汲汲求出仕,然亦未尝忘世可知。又孔子学琴于师襄,师襄又称击磬襄。孔子击磬,其亦学之于襄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卫赁居初定,即击磐自遣。此皆在流亡羁旅之中而怡情音乐一如平常,此见孔子之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之融凝。及其老,乃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二)此即其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融凝合一所到达之最高境界也。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九)

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尚少颜渊一岁。孔子去鲁适卫,子贡年二十四。子贡乃卫人,殆是孔子适卫后始从游。见孔子若无意于仕进,故有斯问。可证孔子初至卫,未尝即获见于卫灵公。孔子抱道如怀玉,非不欲沽,只待善贾。善贾犹言良贾,能识玉,时人谁能识孔子?孔子亦仅待有意市玉者而已。

三、孔子过匡过蒲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三)

仪,卫邑名,在卫西南境。又卫有夷仪,在卫西北境。丧者,失位去国之义,应指孔子失鲁司寇去国适卫事。然自鲁适卫,应自卫东境入,无缘过卫西南或西北之邑。孔子居卫十月而过蒲过匡,匡蒲皆在晋卫边境,与夷仪为近。或孔子此行曾路过夷仪,仪封人即夷仪之封人也。其时既失位于鲁,又不安于卫,仆仆道途,故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之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铎之徇于路而警众也。是亦孔子适卫未遽仕之一证。惟其事在过匡过蒲之前或后,则不可详考。又若认此仪邑在卫西南,则当俟孔子去卫过宋时始过此。是亦时当失位,语气并无不合。今亦不能详定,姑附于此。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九)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

春秋时,地名匡者非一。卫之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长垣县有匡城蒲乡,两地近在一处。《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戌与其党。孔子以十三年春去鲁适衙,居十月,正值其时。

《史记 孔子世家》又云:

孔子去匡、即过蒲。月余反乎卫。

又曰:

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

核其时地,过匡过蒲,乃鲁定公十四年春同时之事。畏乃私斗之称。《论语》之畏于匡,即是《史记》之斗于蒲,只是一事两传。若谓孔子貌似阳虎,则一语解释即得,何致拘之五日。若果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孔子不加解释,而遽有天丧斯文之叹,情事语气似乎不类。且颜渊随孔子同行,拘则俱拘,免则俱免,何以又有独自一人落后之事。盖孔子畏于匡,即是过蒲。适遭公叔戌之叛,欲止孔子,孔子与其门弟子经与蒲人斗而得离去。颜渊则在斗乱中失群在后也。后人因有阳虎侵暴于匡之事,遂讹传孔子以状类阳虎被拘,史迁不能辨而两从之。

疑辨十

后人复有疑匡围乃与孔子往宋遭司马魋之难为同一事,无据臆测,今不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十七)

《左传》定公十三年: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冬十一月,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是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启争端,至其年冬,而范中行氏出奔。中牟乃范氏邑,其邑宰佛肸助范中行氏拒赵氏。所谓以中牟叛,或是定公十四年春,范氏已出奔,佛肸欲依赖齐鲁卫诸国以自全,其迹若为叛,其心犹近义。其时孔子适去卫,在匡蒲途中。中牟在彰德汤阴县西,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为近,故佛肸来召孔子。孔子之欲往,正与往年欲赴公山不狃之召同一心情。孔子非欲助佛肸,乃欲藉以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一如其在鲁之所欲为。然亦卒未成行。或疑中牟叛在赵简子卒后,赵襄子伐之,其时孔子已卒。可见佛肸始终不附赵氏,然不得谓其以中牟叛只指此年,亦犹公山不狃之叛,不专指堕三都之年也。今不从。

疑辨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孔子欲赴佛肸之召,事见《论语》,宜可信。至其欲见赵简子,《论语》未载。春秋定公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捘其手及腕。是赵简子于卫为雠,孔子何以居卫而突欲往见。且孔子欲赴佛肸之召,则同时决无意复欲去见赵简子。窦鸣犊舜华当作鸣犊窦犨,此两人绝不闻有才德贤行之称见于他书,孔子何为闻其见杀而临河遽返。疑此事实不可信。只因孔子过匡蒲,实曾到过晋卫边境大河之南岸,又曾偶然动念欲赴佛肸之召,后人遂误传为孔子欲见赵简子。其事无他可信可据处,今不取。

孔子之适卫,初未汲汲求仕进,又若无久居意,故初则赁廛以居,荷蒉者故曰过孔氏之门也。居十月又离去,不知何故,或有意游晋。然其时晋适乱,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构衅,孔子未渡河而返卫,其间详情均无可说。

四、孔子反卫出仕

《孟子》曰:

孔子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颜雠由,卫大夫。孔子殆以十月去卫重返始主其家。又经几何时而始见卫灵公,今皆不能详考。

疑辨十二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过蒲反卫,主蘧伯玉家,若其事不可信,则其主颜雠由家又在何时,不可详考。又谓孔子屡去卫屡返,屡有新主,恐皆不可信。又谓主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浊邹即雠由。谓是子路妻兄,亦恐由弥子为子路僚壻而误,不可信。

《左传》定公十五年:

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是年子贡年二十六,应是子贡自往鲁观礼,归而言之孔子。非可证孔子亦以是年返鲁。

《孟子》曰:

于卫灵公,际可之仕。

《史记 孔子世家》: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孔子初至卫,似未即获见卫灵公。何时始获见,不可考。既谓之际可之仕,当必受职任事。所受何职,今亦不可考。俸粟六万,后人说为六万小斗,当如汉之二千石。孔子在卫,随行弟子亦多,非受禄养,亦不能作久客。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六)

《史记 孔子世家》: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

南子宋女,旧通于宋朝,有淫行,而灵公宠之。慕孔子名,强欲见孔子,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南子隔在絺帷中,孔子稽首,南子在帷中答拜。故孔子说,吾本不欲见,但见了,彼亦能以礼相答。此事引起了多方面的怀疑。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三)

子路之不悦于孔子,盖疑孔子欲因南子以求仕。王孙贾、卫大夫,亦疑之。奥者,室中深隐之处,灶则在明处。此谓与其借援于宫阃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孔子曾称许王孙贾能治军旅,其人应非一小人,乃亦疑孔子欲借南子求仕进而加规劝。然因南子必欲一见孔子,既仕其国,亦无必不见其君夫人之礼。鲁成公九年,享季文子,穆姜出于房再拜,可见君夫人可见外臣,古人本无此禁。阳货馈孔子豚,孔子亦尚时其亡而往拜,今南子明言求见,孔子亦何辞以拒。然孔子于卫灵公已知无可行事,仅不得已而姑留。今见南子更出不得已,而内则遭子路之不悦,外则有王孙贾之讽谏。孔子之答两人,若出一辞。盖此事无可明辨,辨必涉及南子。在其国不非其大夫,更何论于君夫人。故孔子必不明言涉及南子,则惟有指天为誓。此非孔子之愤,乃属孔子之婉。其告王孙贾,亦只谓自己平常行事一本天意,更无可祷,则又何所用媚也。

疑辨十三

子见南子一条,前人辨论纷纭。窃谓如上释,事无可疑。或又疑孔子见南子应在卫出公时,转辗曲解,应不如在卫灵公时为允。《史记 世家》又云:“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此事则断不可信。灵公尚知敬孔子,南子亦震于孔子之名而必求一见,岂有屈孔子为次乘而招摇过市之事。且孔子既以此去卫,岂有复适卫再见灵公之理。未见好德如好色一语,亦岂专为此而发。此皆无他证而断不可信者。盖后人因有子见南子之事而添造此说,史迁不察,妄加称引耳。

又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子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祝鮀与王孙贾同仕卫灵公朝,孔子称其善治宗庙。窃疑此条应在孔子居卫时,亦有感于见南子之事而发。宋朝即南子所淫。此条一则谓卫灵公虽内有南子之淫乱,而犹幸外朝多贤。所以特举祝鮀为说者,因祝鮀之佞,可以取悦于鬼神。灵公之得免,亦可谓鬼神佑之也。二则孔子在当时既已名震诸侯,意外招来南子之强见,复增多方之疑嫉,求行道固难,求避祸不失身亦复不易,故惟求不获罪于天以期免于今之世也。孔子平常又喜言佞,而此章特举祝鮀,又言美色而特举宋朝,故知必有感而发。今以此章参之,则其答子路王孙贾两人之意亦跃然自见。

五、孔子去卫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十五)

《史记 孔子世家》:

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

孔子以鲁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过蒲,仍返卫,应在定公之十四年。遂主颜雠由家。雠由虽不列为七十子之徒,然亦颇问学受业。孔子或由雠由之介而获见于卫灵公,其事应在鲁定公之十五年。《左传》:“定公十三年春,卫与齐伐晋。”卫灵公与齐景公同次于垂葭。其时孔子方适卫,两人尚未相见。定公十四年春,与齐侯卫侯会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秋,卫侯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欲杀南子,谋泄奔宋。孔子乃在是后始见卫灵公而仕其朝。南子亟欲见孔子,子路、王孙贾皆不为然,亦因孔子见南子适在会洮之后,适在蒯聩出奔之后,而其时孔子于卫灵公亦尚属初见,故人疑孔子欲借南子进身。本以上情节推之,则孔子见卫灵公而仕卫,应在鲁定公十五年为适当,最早亦不出定公十四年之冬。其时距孔子自匡蒲返卫亦不出一年前后也。翌年,鲁哀公元年,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秋八月,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盖是时晋定公失政,赵氏为范氏中行氏之间连年结衅,兵争不已。齐景公意欲与晋争霸,卫灵公自鲁定公七年即会齐叛晋,时灵公年未达五十,精力尚旺,连年仆仆在外,至是乃欲伐晋救范氏。国内则宠后弄权,太子出奔。而灵公乃以是时问兵陈之事于孔子。孔子乃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是欲灵公息其向外扬武之念,反就家庭邦国讲求礼乐。灵公徒慕孔子名,仅是礼遇有加,及是始正式以政事问。乃一语不合,礼貌骤减。孔子见几而作,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后。则孔子仕卫,最多不到两年。其前后在卫,亦不出四年之久。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疑乃指其仕卫时期言。

疑辨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记孔子在卫灵公时,曾四次去卫,两次适陈,两次未出境而反。又谓孔子于适卫后又曾反鲁。一若孔子在此四年期间,行踪飘忽,往返不定,而实皆无证可信。兹俱不取。盖当误于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说,今不一一详辨。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十四)

孔子事后尚评卫灵公无道。孟子亦曰:“于卫灵公,际可之仕。”则孔子在卫,盖始终不抱得君行道之想。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十五)

史鱼、蘧伯玉两人,屡见于晚周诸子之称引,盖卫之贤人也。此两人皆当长孔子三十以上。然孔子至卫,两人当尚在,故孔子特称引及之。惟此两人当不为灵公所信用,故前引一章,孔子只举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而不及此两人。《史记 孔子世家》谓孔子曾主蘧伯玉家,不知信否。《吕氏春秋 召类》篇谓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觌,曰:“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简子按兵不动。此则断不足信。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十三)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六)

孔子曾至齐卫两国。其至齐,即得景公召见,又以政事相问。不似在卫,越两年,而始见其君。又历一年,而问以兵陈之事。齐景公之待孔子,似尚优于卫灵公。但孔子在齐一年即返鲁,在卫淹迟达四载。孔子以前,晋韩宣子至鲁,曰:“周礼尽在鲁矣。”吴季札至卫,曰:“卫多君子。”齐俗急功近利,喜夸诈,多霸政余习,与鲁卫风俗不同,人物亦殊,故孔子之在齐卫,其心情当亦不同,此或亦孔子在卫久滞一理由。

六、孔子过宋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去卫过曹,去曹适宋。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七)

《孟子》:

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记 宋世家》:

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

会合《语》《孟》《史记》三书观之,孔子特过宋境,未入宋之国都。《庄子 天运》篇亦谓孔子伐树于宋。殆司马魋恶孔子,闻其习礼大树下,遂使人拔其树。示意不欲孔子久淹于宋,其弟子亦欲孔子速离宋境,孔子乃有桓魋其如予何之叹。谓司马魋将要杀孔子,乃甚言之辞。若必欲杀之,则其事甚易。孔子有弟子相随,虽微服亦未可免桓魋之耳目。谓微服者,指对习礼大树下而言。孔子亦自有戒心,不复衣冠习礼道涂间,遂谓之微服也。后人又疑司马魋派杀之人已至树下,而孔子犹不速去,则派杀者岂得只拔其树,不杀其人。亦有误过宋过匡为一事者,更不足信。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同谓孔子过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是年为鲁哀公三年。卫灵公卒于鲁哀公二年,《论语》谓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此亦甚言之辞。盖孔子至是始决心退职,非谓明日即行离卫国也。即《史记》谓明日见飞雁,色不在孔子,孔子行,亦同为甚言之辞。灵公问陈,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秋冬间。翌年,鲁哀公二年夏,灵公卒。孔子辞去卫禄,当在灵公卒前。而其事在鲁哀公元年冬抑二年春,则难详说。至于孔子之离去卫国,其在灵公卒前或卒后,亦复无可详定。今若定孔子以鲁哀公二年去卫,三年过宋境适陈,应无大不合。此属两千五百年以前之事,古书记载,容多阔略,并有疏失。因见其小漏洞,竞致疑辨,认为必无其事,此既失之。然必刻划而求,锱铢而较,认为其必如是而不如彼,此亦过当。论其大体,略其小节,庶乎可耳。

七、孔子至陈

《孟子》:

孔子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

司城,宋官名,殆陈亦同有此官。其谥贞子,则贤人也。孔子去卫过宋,一路皆在厄中,陈有贤主人,故遂仕于其朝矣。

《左传》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日:“其桓僖乎?”

此或出后人附会。然可证鲁哀三年夏,孔子正在陈。

疑辨十五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凡两至陈。《史记 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孔子世家》在七年。又湣公十三年孔子在陈,此为鲁哀公之六年。今考孔子以鲁哀三年过宋至陈,至是仍可在陈,其两至陈之说则不可信。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十五)

《孟子》:

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史记 陈世家》:

湣公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

孔子在陈绝粮,当即在吴师伐陈之年。孔子以鲁哀公三年至陈,至是已鲁哀公六年,前后当逾三年。《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其正式在陈仕朝受禄,殆亦前后不足三年。于其所素抱行道之意,则无可言者。而陈又屡年遭兵,此次吴师来伐,孔子或先已辞位避去。《论语》云“在陈绝粮”,因其尚在陈境。《孟子》云“厄于陈蔡之间”,则因其去陈适楚,在路途中。《左传》哀公二年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四年夏,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蔡之始封在上蔡,后徙新蔡,皆在今河南境,在陈之南,与陈相近。及其畏楚就吴而迁州来,在今安徽寿县北,与陈相距数百里。其时晋失诸侯,楚昭王有志中原,故使叶公诸梁招致蔡之故地人民于负函,此亦与上蔡新蔡为近,楚使叶公兼治之。孔了之去陈适蔡,乃就见叶公,与蔡国无涉。其途间绝粮,则是已去陈国,而未达楚境,故曰无上下之交也。

疑辨十六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今按:蔡尚在陈之南,孔子先是未尝至蔡,此谓孔子迁于蔡三岁,或是蔡迁于州来三岁之误。蔡昭侯迁州来在鲁哀二年,吴伐陈在鲁哀六年,中间适越三岁。其时蔡事吴,陈事楚,相与为敌。蔡迁州来,与陈已远,乌得有陈蔡大夫合谋围孔子之事?前人辨此者已多,惟谓绝粮在吴伐陈、楚救陈之岁则是。

疑辨十七

《孔子世家》又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昭王乃止。”孔子绝粮非受兵围,已辨如前。楚昭王近在陈之城父,果迎孔子,信宿可以相见,孔子又何为使子贡至楚?鲁哀之六年,楚昭王在城父,救陈战吴,卒于军中,其事详载于《左传》,其时决不似有议封孔子之事。且议封,仅当计社数,不当云社地几百里。若计地,亦断无骤封以七百里之巨。惟谓孔子当时有意至楚则是。

八、孔子至蔡

《史记 孔子世家》:

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

齐景公卒岁为鲁哀公之五年。明年,即鲁哀公六年,孔子自陈至蔡。此乃旧时蔡国故地,乃负函之蔡,今属楚,楚臣叶公诸梁居之。此年孔子至负函见叶公。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十三)

孔子至齐,齐景公问以政。其来蔡,叶公问以政。在卫,不见有卫灵公问政之记载,惟问以兵陈之事,而孔子遂行。在陈亦有三年之久,并仕为臣,亦不见陈侯有所问。初与叶公相见,叶公即虚衷问政,此见叶公诚楚之贤臣。据《左传》:楚迁许于叶。又迁城父,迁析,而叶遂为楚方城外重地。鲁哀公二年,蔡避楚迁州来。六年,楚遂招致蔡之遗民未迁者为置新邑于负函,叶公诸梁主其事而兼治之。孔子见叶公,告以为政必近悦而远来。盖其时楚方务远略,而叶公负其北门面向诸夏之重任。如许如蔡,皆诸夏遗民,今皆归叶公所治,故孔子告以当先务求此辈近民之悦也。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十三)

当孔子之世,齐晋霸业已衰,楚与中原诸夏往复频繁,已与昔之以蛮夷自处者远别。然当时南北文化歧见,尚有芥蒂。叶公之意,殆自负以为南方风气人物并不下于北方,故特有此问。亦见叶公心胸实自在卫灵公陈湣公等诸人之上。而孔子之答,则大道与俗见之相判自显。此乃一时率尔触发,然遂永为千古大训。可见凡孔子行迹所至,偶所亲即,其光风之所薰灼,精神之所影响,实有其永不昧灭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凡孔子行迹所至,实已是孔子之行道所至矣。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七)

此章不审与叶公问政章之先后。推测言之,孔子至蔡,叶公必敬礼相迎,其问政当在前。叶公之于孔子,既知慕重,但不能真识孔子之为人,故又私问于子路。然大圣人学养所至,有非他人之言辞所能形容者。且孔子远来楚邦,双方情意未洽,子路骤不得叶公问意所在,故遂避之不答。及其告孔子,孔子则谓当仅告以一己平日之为人。而孔子之自道其为人,则切实平近之至,实只告之以一己之性情而止。鲁哀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有三,而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则孔子当时殆可谓实无丝毫老意入其心中。而此数年来,去卫过宋,去陈来蔡,所如不合,饥困频仍。若以言忧,忧亦可知。乃孔子胸中常若有一腔乐气盘旋,不觉有所谓忧者。其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实已道出了其毕生志学好学,逞逞汲汲,志道乐道,矻矻孳孳,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其生命,其年岁,其人,即全在其志学好学志道乐道之无尽向往无尽追求中。其所愤,所乐,亦全在此。此以外则全可忘。人不可一日不食,在孔子心中,亦何尝一日忘忧。然所忧即在此学此道,即在此愤此乐之中。故孔子毕生,乃若常为一忘食忘忧之人,其实则只是一志学志道好学乐道之人而已。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平日此一番学养,此一番志好,此一番心胸,此一番追求,即孔子生命精神之所在,但此实亦无人能知,孔子亦偶自作此吐露。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之八字,即在孩提之童,初学之年,皆可有之。惟孔子则毕生如是而已。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十八)

接舆之名,屡见于先秦诸子之称述。范雎邹阳皆以与箕子并称,皆谓其人佯狂避世。今疑接舆或是故蔡遗民,沦落故地,遂为楚人。《韩诗外传》:“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不应,与妻偕隐,莫知所之。”则叶公致蔡于负函,接舆或在其内。楚王欲用接舆,其曰愿请治河南,固属传说,然亦透露了楚王之意在怀柔当时故蔡之遗民。而接舆之歌而过孔子,正不喜孔子以中原诸夏有名大人前来楚邦。若果从仕于楚,将更是一危殆之道。其歌意当在此。今不知孔子当时所抱见解如何,其所欲与接舆言而不获者系何等言。要之接舆当抱有亡国之痛,其于楚人之统治,必有非吾族类之感,不得仅以与后世如庄老之徒之隐遁不仕同视。

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十八)

此事当与前事同在孔子自陈适蔡之道途中。长沮桀溺,疑亦蔡之遗民。苟不从仕,则惟有务耕为活。然乃远知鲁国孔丘与其徒仲由,固属当时孔子与其门弟子之声名洋溢,无远弗届。然此两人亦非寻常耕农可知。而其意态消沉,乃若于世事前途了不关怀,实亦有感于其当身之经历。宗邦播迁,乡井非昔,统治者亦复非我族类。其不能复有鼓舞欲动之心情,宜亦无怪。孔子意,处此无道之世,正更感必有以易之,则惟求与斯人为徒以共昌此人道,固非绝群逃世之所能为力。然孔子此等意见,亦无法与如长沮桀溺之决意避世者深论,故亦只有怅然怃然而已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十八)

此丈人亦当在遇见接舆与长沮桀溺之一路上所值。孔子行迹遍天下,乃在此一路上独多遇异人。正因蔡乃诸夏旧邦,虽国势不振,犹有耆献。平日或为士,或为吏。一旦其国远徙,其不克随行者遂沦落为异国之编氓,赖耕农以自活。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至齐,不得意而归。又以不得意而去鲁至卫,复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晋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陈,虽仕如隐。今之来楚,宜无可以久留之理。其平日,尊管仲以仁,尝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十四)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十四)夷夏之防,春秋所重。然当孔子世而竟无可作为。其告叶公,亦止曰:“近者悦,远者来”,其去此下孟子告齐宣王,曰:“以齐王犹反手”,岂非无大相异。果使能近悦远来,岂不叶公即可以楚王。然孔子之命子路告丈人亦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孔子在当时已明知道之不能行,而犹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盖道不能行,而仍当行道,此即君子之义也。君子知道明道,乃君子之天职,若使君子而不仕,则道无可行之望。

人之为群,不可无家庭父子,亦不可无邦国君臣。果使无父了,无君臣,则人群之道大乱。君子不愿于其自身乱大群之道,故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然君子亦必不认仕为不义。今丈人只认勤四体分五谷为人生正道,尚知当有父子,而不知同时仍当有君臣。此丈人或亦抱亡国之痛,有难言之隐,故孔子谓之曰隐者。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

接舆、长沮、桀溺三人,皆直斥孔子,骤难与之深言。惟此丈人并不对子路有所明言深斥。孔子欲为丈人进一义解,故又使子路再往。亦非欲指言丈人之非,特欲广丈人之意,使知处人世有道,有不尽于如丈人之所存想者。而不期丈人已先去灭迹。在此,丈人自尽己意即止,不愿与孔门师徒再多往复。其意态之坚决,亦复如接舆之趋避。然而就此四人之行迹言,则此丈人若尤见为高卓矣。

九、孔子自蔡反陈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五)

此章必是孔子自楚归陈后语。孔子之至陈,本为在卫无可居而来。在陈又无可居,乃转而至楚。在孔子当时,本无在楚行道之意向。特以去陈避难,楚为相近,故往游一观,而困饿于陈蔡之间。又在途中屡遭接舆、长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之讽劝讥阻,孔子之无意久滞楚境亦可想见。乃再至陈,亦是归途所经,非有意再于陈久滞。归欤之叹,乃孔子一路存想,非偶尔发之亦可知。

《孟子》: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盖归乎来!吾党之小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简者,谓其有进取之大志而略于事。因其志意高远,故于日常当身之事为行动,不免心有所略。质美而学不至,则恐其过中失正,终不能达其志意之所望。故孔子欲归而裁之。如有美锦,当求能裁制以为衣。若不知裁,则无以适用。孔子有志用世,既叹道不能行,乃欲一意还就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以备继我而起,见用于后世。此亦其明道行道之一端。孔子在未出仕前,早多门人从学,其去鲁周游,门人多留于鲁,未能随行,故孔子思之。孟子所言之狂狷,与《论语》本章言狂简,意有微别,当分而观之,但合以求之,则其义可通。

十、孔子自陈反卫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是年,乃孔子自陈适楚之年,亦即楚昭王之卒岁,亦即孔子自楚反陈之年。孔子适楚,留滞不久,仅数月之间。由楚反,乃直接适卫,在陈特路过,更非有留滞之意。故自陈适楚至自楚反卫,始终只在一年中。

《孟子》:

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孔子反卫,当出公辄四年。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其后辄逃亡在外,故称出公。故出公非其谥,或即谥孝公也。孔子之反卫,出公尚年少,计不过十四五岁,未能与孔子周旋,故《论语》不见出公问答语。则孟子所谓公养之仕,特是卫政府致饔饩养孔子,孔子与其群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又适楚反陈而来卫,行李之困甚久,故亦受卫之禄养而不辞,殆非立其朝与闻其政始谓之仕也。

疑辨十八

或疑孟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今按孔子仕陈,未见有所作为,亦可谓仅属公养之仕矣。然谓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则殊无证据。必谓字误,焉知孝字非出字之误乎?兼若谓孔子在出公时未仕卫,则子贡子路两问皆似无端不近情理。则陈涽字误之疑,大可不必。

冉有曰:“夫子之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七)

卫灵公时,太子蒯瞆欲谋杀南子,被逐出奔。灵公与晋赵鞅有夙仇,叛晋昵齐。及鲁哀公二年四月,灵公卒,赵鞅即纳蒯瞆入戚,其意实欲借此乱卫逞宿忿。卫人拒蒯瞆而立辄,辄即蒯瞆之子。卫人之意,非拒蒯瞆,乃以拒晋。灵公生前自言予无子,是已不认蒯瞆为子。无适子,立适孙,于礼于法亦无悖,蒯瞆亦知其父与晋赵鞅有夙仇,且其父卒,南子尚在。今赖晋力以入,既背其父生前仇晋之素志,亦增南子不悦蒯瞆而逐之之积恨。若果背其死父而杀其名义之母,将益坚国人之公愤。且卫人所立即其子,蒯瞆又无内援,故其心亦非必欲强入。遂成子为君,父居外,内外对峙,至达十七年之久。孔子重反卫,已在卫出公四年,父子内外对峙之形势早已形成。孔子与卫廷诸臣多旧识,今既受卫之公养,其对卫国当前此一种父子内外对峙之局面究抱何等态度,此为其随行弟子所急欲明晓者。子贡长于言语,其见孔子,不直问卫辄之拒父,乃婉转而问夷齐之让国。伯夷决不肯违父遗命而立为君,叔齐亦不肯跨越其兄而自为君,于是相与弃国而逃。在夷齐当时,特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去之则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卫出公乃以子拒父,其心当自有不安。苟其心有不安,可不问其他,径求如夷齐之自求心安乃为贤。昔孔子在鲁,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在卫,乃称伯夷叔齐之逊国为贤。可知孔子意,对外面现实政治上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自求己心所安。如夷齐,则心安。如卫辄,则其心终自不可安。己则居内为君,父则拒外为寇,若如此而其心无不安,则尚何世道可言。子贡亦非不知当时卫国现实政治上种种复杂形势,乃皆撇去不问,独选一历史故事以伯夷叔齐为问,而孔子对于当前现实政治上之态度,亦即不问可知。则子贡之贤,亦诚值赞赏矣。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十三)

子路此问,疑应在子贡之问之后。孔子既再仕于卫,子路乃问卫君苟待子为政,子将何先。子贡只问孔子是否赞成出公之为君,而又婉转问之。今子路则直率以现实政事问。谓子若为政,将何先,而孔子亦直率以现实政事对,曰:当先正名。正名即是正父子之名,不当以子拒父。然出公居君位已有年,卫之群臣皆欲如此,形势已定。蒯瞆先不知善谏其父,而遽欲杀南子,已负不孝之名。其反而据戚,又借其父宿仇赵鞅之力,故更为卫之群臣所不满。今孔子乃欲正辄与蒯瞆间父子之名,此诚是当时一大难题,故子路又有奚其正之问。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原理原则所在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而弃之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

但就现实言,孔子在当时究当如何来实施其正名之主张,遂引起后儒纷纷讨论。或谓出公当逊位迎父,告于先君,妥置南子,使天理人情两俱不失其正。若蒯瞆亦能悔悟,不欺其已死之父以争国,不自立为君,而命其子仍居君位,此是一最佳结束。若使蒯瞆返而自立,在出公亦已如夷齐之求仁得仁,又何怨。此是一说。或又谓蒯瞆父在而欲弑其母,一不孝。父卒不奔丧,二不孝。又率仇敌以侵宗邦,三不孝。卫辄即欲迎其父,卫之臣民必不愿。故子路亦以孔子言为迂。

然越后至于卫出公之十二年,蒯瞆终入卫,而辄出亡于鲁。其年孔子尚在,两年后姑卒。孔子固先已明言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言不顺者,不顺于人心,即无当于大义,则其事终不克圆满遂成。卫辄固不知尊用孔子,待以为政,而子路亦未深明孔子当时之言,此后乃仕为孔悝之家邑宰。孔悝即是拥辄拒蒯瞆者。蒯瞆之人,子路死之。后之儒者不明孔子之意,即如公羊谷梁两传亦皆以卫拒蒯瞆为是。然卫人可以拒蒯瞆,卫出公则不当拒蒯瞆。惟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之而逃,视天下犹弃敝屣之说,乃为深得孔子之旨。或又谓卫人立辄,可缓蒯瞆必欲入卫之想,而使其不受赵鞅之愚。又谓拒蒯瞆者非辄,乃卫之群臣。蒯瞆入,居于戚十余年,乃由辄以国养。种种推测,皆可谓乃阐说了子路之意,为出公开脱,而并不在发挥孔子之主张。

或又谓蒯瞆与辄皆无父之人,不可有国。孔子为政,当告诸天子,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公子郢,其人贤且智,卫人本欲立之,而坚拒不受。今谓出公尊用孔子,使之当政,而孔子乃主废辄立郢,则又何以正孔子与辄君臣之名,且显非《论语》本章所言正名之本意。

盖孔子只从原理原则言,再由原理原则来指导现实,解决现实上之诸问题。后人说《论语》此章,则已先在心中横梗着现实诸问题而多生计较考虑,原理原则不免已搁置一旁,又添出了许多旁义曲解,故于孔子本意终有不合。

或又谓卫辄拒父,孔子不应仕而受其禄。则不知孔子在当时仅是一士阶层中人,若非出仕,何以自活。为士者亦自有其一套辞受出处进退之大义,此层待孟子作详尽之阐发。惟孔子反卫,在卫出公四年,即鲁哀公六年。其去卫反鲁,在卫出公九年,即鲁哀公十一年,前后当四五年之久。而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若专指其仕于朝而言,则孔子在卫受卫出公之禄养亦岂不足三年乎?抑孔子于卫出公,仅为公养之仕,又与正式立于其朝者有别乎?今亦无可详说。然古今考孔子历年行迹,为孟子此言所误者多矣,故特著于此,以志所疑。

十一、孔子自卫反鲁

《左传》哀公七年:

公会吴于郐,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

又哀公十一年:

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吴子呼叔孙,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云云。

在鲁哀公七年至十一年之四年间,子贡似已仕鲁,常往还于鲁卫间。

又哀公十一年春:

齐伐鲁,季孙谓其宰冉求曰云云。

是鲁哀公十一年,冉求亦已反鲁为季氏宰。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十四)

此章不知何时事,疑孔子在卫,子路殆亦往还鲁卫间。孔子之告荷蓧丈人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天下事不可为,而在君子之义则不可不为。已知道不行,而君子仍当以行道为天职。此晨门可谓识透孔子心事。

疑辨十九

《史记 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今按:季桓子卒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叹归欤尚在后。其自陈反卫,冉有子贡有夫子为卫君乎之疑,是其时冉求亦随侍在卫。惟当时诸弟子既知孔子不为卫君,自无久滞于卫之理。乃先往还鲁卫间,子贡仕鲁应最在前,冉有或稍在后。季康子既非于桓子卒后即召孔子,亦非于孔子弟子中独召冉子而大用之。《史记》言不可信。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是孔子归鲁在鲁哀公之十一年。孔子称孔圉能治宾客,《左传》载孔圉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以己女。疾通于初妻之娣,圉怒,遂将攻太叔。太叔出奔,孔圉又使太叔之弟妻其女。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五)

是子贡亦鄙孔圉为人而问之,惟孔子不没其善,言若此亦足以为文矣。胡簋之事四句,同于孔子之答卫灵公。或孔子未必同以此语答孔圉,而记者误以答灵公语移此。孔子本无意久滞于卫,既不为孔圉留,亦不为孔圉去。鲁人来召,孔子即行。亦不得据鸟择木之喻,谓孔子在卫乃依孔圉。又孔子已命驾,乃又以孔圉止之而将止,似皆不可信。《左传》此条补插于鲁人召之乃归之前。其先已记文子欲攻大叔,仲尼止之,可知此条系随后羼入。后人转以《左传》此条疑《论语》卫灵公问陈章,大可不必。

《史记 孔子世家》:

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疑辨二十

《孔子世家》又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此条与前康子欲召孔子而先召冉有条语相冲突,冉有语孔子云云尤浅陋。《左传》言师及齐师战于郊,此文误作郎。盖鲁季氏本重孔子而用孔子之弟子,子贡冉有皆是。及用孔子弟子有功,乃决心召孔子。此乃当时大体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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