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志摩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一下，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里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Mr. Wu has twice compared himself to the late Mr. Hsu Tse-mo in his pomes. As an artist, Mr. Wu Mi is far too slovenly to be compared to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of charming if somewhat mincing verse. But as a character, Mr. Wu Mi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the-word must out——grand. Hsu Tse-mo, 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 is still a baby who can enjoy innocently the pleasures of life; his first of unhappiness a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who wails either because he has not got enough of sweets to eat or because he has eaten more than is good for his stomach.”①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叙传。《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②。这个细节完全真实。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论近代的诗人。董斜川说道：“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③ 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道：“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此时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作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④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⑤ 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1932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⑥ 的告诫。对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会有所帮助。

二　郭沫若

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我曾注意过钱锺书和鲁迅的关系，也是取这种间接理解方式，不一定处处坐实，但在整体判断上，对于理解他们的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

我曾引过傅璇琮先生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的回忆。1984年，傅璇琮先生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琮先生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⑦ 钱锺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后来有人指出钱锺书提到的“时贤”，事实上并不止这两处，但再多出来，也不影响我们理解钱锺书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判断。《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

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⑧ 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围城》第七章中有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⑨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的讽刺风格。如果说其它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俗成之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我们这样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作者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并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曾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在延安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这个讽刺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

三　曹禺

《围城》里有两个细节与曹禺有关：

第一个细节：

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⑩

第二个细节：

辛楣问她怎样消遣，她说爱看话剧，问辛楣爱看不爱看。辛楣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呃——多少。”范小姐问曹禺如何。辛楣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快乐地拍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辛楣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他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辛楣承认无知胡说，她向他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辛楣要看剧本，她那儿有。(11)

这段话中涉及了两个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名的剧作家，一个是曹禺，一个是李健吾。他们和钱锺书同出一校一系。李健吾1925年入清华，后留校任教，当时任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的助授。

钱锺书这个比喻肯定有深意，不是随便用的，从比喻中可以判断这是对两个剧作家的评价。1981年版的《围城》在这段话下面没有注释，但1991年再版的《围城》有一个注释：“《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12) 在《围城》中，赵辛楣的身份是“美国留学生，本在外交公署当处长，因病未随机关内迁，如今在华美新闻社做政治编辑”(13)。以这种身份，不知曹禺，好像说不过去，可是在小说中他确实不知道曹禺。把李健吾误说成曹禺，可见对李健吾的印象要超过曹禺，这难道不是对两个剧作家的一种评价吗？“伟大的戏剧家曹禺”没有让赵辛楣有印象，他只记住了李健吾。如果说这是赵辛楣故意和范小姐开玩笑，那么在事后的情节中钱锺书应该有个交待，但我们在《围城》后来的故事发展中，没有看到对这个情节的说明。一般说来，小说家敢在自己小说中拿自己的同学和熟人开玩笑有两种情况，一是特别相知，二是彼此有看法。前者可以理解为善意的调侃，后者可能就另有深意了。钱锺书的夫人杨绛也是剧作家，钱锺书对剧作家的评价是很为难的。

这里面其实还有故事。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出版的时候，在剧本一栏中共发了三个剧本，依次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曹禺的《雷雨》，顾青海的《香妃》。李健吾在《时当二三月》一文中说：“戏是有一出的，就是早已压在靳以手边的《雷雨》……我抓住了靳以。他承认家宝有一部创作留在他的抽屉里。不过，家宝没有决心发表，打算先给大家看看，再作道理。同时，靳以和巴金都说，他们被感动了，有些小毛病，然而被感动了，像被杰作感动一样。靳以说：‘你先拿去看看。’我说：‘不，不登出来我不看。’《雷雨》问世了。编者是有气魄的，一口气登完这四幕大剧。”(14) 至于把《这不过是春天》排在《雷雨》前面，李健吾的解释是：“我不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要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

从这个文坛掌故可以判断，当时对李健吾和曹禺剧本的看法，并不如后来那样。可能对李健吾剧本的评价更高一些。在钱锺书看来，可能他更认同李健吾的剧本。事实上，作为当时影响很大的剧作家的李健吾后来其实是被遗忘了。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李健吾和曹禺，他对《这不过是春天》评价很高。他比较曹禺和李健吾：“如果拿酒为例，来品评曹禺和李健吾的剧本，则前者有如茅台，酒质纵然不够醇，但是芳浓香烈，一口下肚，便回肠荡气，因此演出的效果之佳，独一无二；而后者则像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陈酒，乍饮平淡无奇，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司马长风还说：“李健吾有一点更绝对超过曹禺，那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而曹禺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出袭取的蛛丝马迹。”

李健吾后来也写过关于《雷雨》的评论，他指出：“容我乱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拉辛（Racine）的Phedl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了前妻的儿子。”

李健吾的这个看法和钱锺书相同，不过钱锺书指出的是另外的文学作品。叶瘦秋在《钱默存先生交游录》中引过一则史料，其中可能是暗指曹禺。这则史料是：“我们的作者给他骂中了中国旧小说的余毒，气得有口难辩，因为他明明受外国的影响。他听人说过英国小说家乱伦事（D•H•Hawrence），对于犹太心理学家父老夺爱（Freud）的理论也略有些风闻，可是他又没有艺术上的勇气，真写娘儿子恋爱，所以写的乱伦事件，不过是儿子夺老父的‘犹太’——如夫人。”(15) 钱锺书这里指的是弗洛伊德和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这个材料据引者说是出于钱锺书小说《灵感》，但在现行的小说版本中没有这段话了，有可能是原刊时出现过，以后可以查一下原刊作品的杂志。

1980年11月，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恳谈会上，以《诗可以怨》为题发表了演讲。他在本文中写道：“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上是‘群’，简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16) 《王昭君》是曹禺改革开放后完成的一部著名历史剧，从钱锺书的语气中可以判断，他对此剧的评价不高。

1979年5月，钱锺书访问美国，评论家水晶问钱锺书，曹禺现在如何？钱锺书回答：“曹禺很好。今年下半年将可能来美国访问。”(17) 1980年4月曹禺访问美国，汤晏问及钱锺书时，曹禺说：“锺书与我是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我是从南开转学去的，我们同届毕业，他是个大学问家，极其渊博。比起来，我写写剧本，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他真是了不起。”(18)

还有一个小细节，曹禺把《雷雨》的主要情节发生地设置在了无锡，故事发生于无锡的一个大家庭，而无锡是钱锺书和杨绛的家乡。

四　拉斯基

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J•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加深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锺书算是一个。

《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道：“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锺书编造的，都是钱锺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钱锺书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才会在写作时浮现出来。《围城》的这个细节虽是信笔写出，但细读却有深意。钱锺书平时极少专写政论文字，他不习惯专门写文章来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和判断，但不等于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现实没有看法。赵辛楣在《围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学生，专业是政治学，对当时的政治思潮自然应当熟悉，在他的知识范围内，民国知识界的思潮应该有所体现。

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黄肇年节译的拉斯基《共产主义论》的译文就曾在《新月》杂志发表，当时钱锺书也是《新月》的作者，应当熟悉拉斯基的情况。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黄肇年在南开大学翻译此书时，曾得到萧公权、蒋廷黼的帮助，后来商务再版此书时改名为《共产主义的批评》，收在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小丛书”中，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书。1961年商务又作为内部读物重译了本书，改名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齐力译）。

了解拉斯基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我们再来分析《围城》的这个细节。从钱锺书的叙述笔调判断，他对本书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带有否定的意味。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陆子潇拿这本书告密，说明当时大学中对“共产主义”的防范。高松年知道此事后的感觉是：“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并非宣传品，但“Communism这几个字……触目惊心”。钱锺书在小说中描述这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他的知识结构和对流行思想的感觉，这对我们研究钱锺书很有帮助。1935年，钱锺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评价本书：“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象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分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19) 从各方面的细节判断，钱锺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至少他对“拍马的书”不感兴趣。钱锺书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以此理解钱锺书的独立性格，应当是一个角度。

五　“小老婆”

钱锺书文章中，多用“小老婆”作比。当然，他一般不用“小老婆”这样的俗语，而用“如夫人”、“通房丫头”、“姨太太”等说法，《围城》里只用过一次“小老婆”。虽然小说不能看成作者的自传，但小说行文的习惯与作者的判断有关却是事实，更何况《围城》这部小说确实有许多本事在。通过小说理解作家，历来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

钱锺书喜欢比喻。关于比喻，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专门讲过一个道理，即“取譬于秽琐事物”，“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他也多次说过“高远者狎言之”(20)，说白了就是，大道理要用不正经的话表达，而一般习惯是用与“性”相关的知识来作比。钱锺书还在《管锥编》中专门提到过《金瓶梅》第六十七回温秀才的话：“自古言：不亵不笑。”钱锺书说，不知其言何出，亦“尚中笑理”。然后钱锺书引了古罗马诗人的一句话来证明这方面中外同理：“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此游戏诗中之金科玉律也。”(21)

钱锺书生活的时代里，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还不很高，虽然“五四”以后个人意识觉醒，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长期以来对女性社会地位形成的一些成见，还不可能马上消失，或者说，意识方面自觉克制，但习惯言谈中难免流露。

“小老婆”制度的存在，有相当复杂的原因，而一种制度凡能长期稳定存在，必有与之相配的具体社会条件，比如遗传、人口的品质、权位以及财产继承中尽可能避免冲突等人类早期经验。但一般社会成员对于此种制度下的女性与后代难免有成见，这种习惯长时间留在人的意识中，形成风俗，在提到与此现象有关的人和事时，口吻和笔调中流露出的感觉，反映了人们对此现象的一种判断。钱锺书对“小老婆”的认识也没有超出当时风俗的制约，所以在他笔下，凡提到“小老婆”，难免有轻蔑的意味。

1935年，钱锺书和陈衍谈话，后记录为《石语》印行，其中谈到曾履川和林纾的一段掌故。曾履川向林纾请教古文之道，林纾高坐而言：“古文之道难矣，老夫致力斯事五十年，仅几乎成耳。”《石语》中记录：“履川大不悦，以为先生五十年所得尔尔，弟子老寿未必及先生，更从何处讨生活耶？去而就吴北江。北江托乃翁之荫，文学造诣，实逊畏庐，而善诱励后进，门下转盛于畏庐也。”吴北江系吴汝纶之子，也是“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钱锺书此处下一批语：“北江庶出，少不为家人所容。虽依托乃父为名高，而时时有怨望之词。”虽是叙述吴北江的出身，但留意处在他的“庶出”身份，似略有意味。前文提到叶瘦秋《钱默存先生交游录》中引过一则史料，原出于钱锺书小说《灵感》的初版中，后来删除了。这则史料说：“……可是他又没有艺术上的勇气，真写娘儿子恋爱，所以写的乱伦事件，不过是儿子夺老父的‘犹太’——如夫人。”(22) 这段小说中的叙述语气，最后也落在了“如夫人”身上，可以见出钱锺书的某种理念。对比《围城》里著名的比喻：

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鸿渐听得笑起来——这一字之差不可以道理计。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23)

《围城》最后，方鸿渐和孙柔嘉在香港见到苏文纨，回到旅馆后孙柔嘉对苏文纨有一个评价：“俗没有关系，我觉得她太贱。自己有了丈夫，还要跟辛楣勾搭，什么大家闺秀，我猜是小老婆的女儿吧。”(24) 作家在他文字中保留重复使用一个固定比喻的习惯，一般说明他对这一比喻有偏好，而这一偏好中，可能隐含着他对这一现象和人事关系的某些理解与判断。

注释：

① 参见《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②③⑨⑩(11)(12)(13)(23)(24) 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第90页，第234页，第88页，第246页，第246页，第54页，第269页，第308页。

④⑤ 参见《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03页，第504页。

⑥ 参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09页。

⑦ 参见王培元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⑧ 参见《钱锺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

(14) 参见1939年3月22日《文汇报》世纪风副刊。

(15)(22) 参见范旭仑、牟晓朋编《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16) 参见《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17) 参见王培元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8) 参见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19) 见《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92页。

(20)(21) 钱锺书：《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6月版，第748页，第1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