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6期P33—P3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摘自《世界社会科学》2026年1期

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术研究，其研究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历史人物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郭沫若就写作了《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等论文，开展了初步的学术研究。但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还未能从社会和历史的高度去把握思想发生的原因”。此后，郭沫若批判性地阅读和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过革命工作的砥砺，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郭沫若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启发下批判性地阅读和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郭沫若曾计划翻译《资本论》，后来翻译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艺术作品之真实性》。此外，他还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及苏联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述。

郭沫若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在他看来，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对“国故”进行科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过程，证实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过奴隶制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一致，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这给了当时寻找救国道路的青年以正确的指引。

郭沫若关于先秦时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1959年，他指出：“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中已很扼要地说明了。我们根据马克思这一灯塔似的说明，就有可能批判地利用史料，编写出通史、专业史和其他历史著作来。”这一“说明”，曾指导郭沫若的学术研究长达五十年。

郭沫若正是按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设计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框架的。如《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分为“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两章。这种结构方式，“在历史著作中形成一种此前所无的新的间架结构和类别体系。……这种新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著作树立了框架”。如果说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研究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重要论断基础上的，那么他关于先秦诸子、屈原等的研究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重要论断基础上的。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他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评判。

斯大林的著作对郭沫若也产生了影响。他在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时，多次引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奴隶制和封建制性质和区别的论述。毛泽东思想也是郭沫若学术研究的重要指导。如他强调，他将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下限最终确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那是毛主席的著作给了我一把钥匙，使我开动了自己的脑筋，也使我怀着信心去打开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个关键”。

郭沫若坚持认为：“我们为什么要搞古代史或研究古文物？目的是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让人们掌握这个规律，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现在或将来的建设服务。”他将学问与革命有机统一，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发扬光大。我们将郭沫若称为“做学问的革命家”，既不同于职业学者，也不同于职业革命家。他的首要身份是“革命家”，学术研究是为了经世致用。

郭沫若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坚信中国必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这一理想，他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他看来，相比于学术研究，革命实践更加重要，如果革命实践需要，他随时可以放下学术研究。大革命时期，他受聘为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在教育界声望正隆时，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服从组织安排，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当革命条件不成熟或在革命工作的间隙，郭沫若则投身于学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强对进步文化的打压，他又重新埋首于著述之中，写下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9年后，郭沫若身兼多个重要职务，承担外交和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重要工作。在繁重工作的间歇，他一有时间就投入学术研究之中，并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考释出土文物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做学问的革命家”，郭沫若始终围绕“国之大者”开展学术研究。20世纪前半叶，他参加保路运动、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他深度参与了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和人民外交的领导工作。他的学术研究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绝不是为了个人在学术界的扬名立万，而是自觉服从于中国革命和现实需要，以学术研究探究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于已经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来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指的是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形态的变革。当时，创造社在后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译介和传播，在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正如他所指出的：“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维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的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只是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在这个方法的接受和运用上增加阻碍。”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不是小事。不能从事革命实践工作的郭沫若，正好可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当时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在胡适等人领导的“国故整理”名号下开展的。胡适等人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郭沫若认为需要对此进行批判。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切身的利益攸关，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当然是中国的历史和未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掌握对中国历史的阐释权，才有能力成为中国人迈向未来的奋斗指针。郭沫若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正是出于当时革命的迫切需要。

学术为了革命，革命不忘学术，革命中有学术，学术中有革命，革命和学术相得益彰。在学术和革命的辩证关系中，郭沫若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学术研究中，郭沫若形成了鲜明的人民立场：“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便是人民立场——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从人民立场出发，郭沫若称赞中国历史上那些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需求的作家作品。他认为，先秦时代最大的变动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人民地位的提高，顺应这一时代变革、反映人民利益的思想，在当时属于先进思想，应该受到肯定，如儒家“采取着人民本位的立场”，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中的“人”是“人民大众”，所以先秦儒家思想值得肯定和赞扬。

在郭沫若看来，屈原的作品反映出当时“人民的价值提高了”。屈原在“哀民生之多艰”中哀的是“人民”，即生产奴隶，屈原是“民本思想者”。在《李白与杜甫》中，他对唐代诗人苏涣评价很高。他认为，虽然苏涣只留下四首诗，但从中可以看到他“深知民间疾苦”。郭沫若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有些文人为了上升到更高的阶层，抱着强烈的功名心，对权势溜须拍马，眼中却没有人民，他对此予以明确批判。如司马迁认为宋玉“终莫敢直谏”，郭沫若对此十分认同：“作善不能到家，作恶也不能到头。宋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而却希望楚王特别重用他，可见他是把行市看错了。”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郭沫若高度重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认为“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首先体现在郭沫若始终将学术研究建立在客观事实和严谨扎实的材料之上。他每开展一项新研究，总是尽可能全面占有相关资料，强调“不要从假设出发，而是从占有广泛的资料出发”。他还高度重视出土文物，将其作为开展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在材料占有上全力以赴只能说是为研究打下了基础，接下来需要辨析材料的真伪。郭沫若多次表达了对考证的重视。他还借助为《辞海》编辑提意见的机会，表达了对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的肯定，以及对否定“考证”的观点的不满。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就不能只局限于考证。在他看来：“‘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抗战时期，郭沫若将他研究先秦社会与学术思想的文章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出版，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要求研究的结论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他提出评价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评定历史人物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还在于勇于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1954年新版引言中，郭沫若写道：“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

坚持实事求是、勇于自我革命，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中国学术在面临纷繁复杂的局势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