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5年第4期“近世文化研究”专辑。

张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钱锺书在1953—1955年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这段时间，是他从民国时期才子作家向共和国学术体制新学者转变的重要过渡阶段。在新发现的一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借阅记录档案资料中，存在着与钱锺书读书笔记手稿内容相关联的线索，尤其是他对“洛布古典丛书”等西方古典文献的借阅。钱锺书刻意绕开传统语文学壁垒、侧重修辞与思想分析的研究路径，形成在此时期富于个性的阅读视域和兴趣特点。这样的阅读经历塑造了钱锺书未来的学术视野，并且帮助他介入杨绛的文学翻译工作，足以显现出这一段学术生涯重要过渡时期的个人阅读史意义。

关键词：《钱锺书手稿集》；北京大学图书馆；院系调整；阅读史

论者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从事钱锺书的读书笔记手稿研究1。这次依据《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中收录的相关读书笔记，结合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的若干书籍借阅卡登记信息，对钱锺书在1953—1955年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时期的个人阅读史略加梳理。

一、“容安室”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

1949年8月下旬，未满四十周岁的钱锺书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任外语系教授。起初居于清华大学新林院7号乙。1952年，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大学筹建文学研究所，钱杨夫妇参与其中。1953年2月22日，该所正式成立，他们两人在该所外国文学组工作。1955年，钱锺书调入同所古典文学组。次年1月，该所改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钱锺书的北大岁月，主要就是1953—1955年这段时间。

钱锺书离开清华时颇有些隐藏的凶险。当年清华大学文法学院党总支书记高望之，曾在1951—1952年间的“三反”“五反”动员报告上提出清华的头号目标就是钱锺书。恰逢这个时期发生了“清华间谍案”，钱锺书与其中的美国人李克、李又安夫妇交往密切，也被牵扯其中2。1957年在纽约出版的Prisoners  of  Liberation：Four  Years  in  a  Chinese  Communist  Prison一书，第二年就被译成了中文，其中有数页谈及1950年暮春的一个下午，他们在家中与周一良（化名吴先生）夫妇、钱锺书（化名赵先生）夫妇会晤的情景。钱锺书那天为了查考甘薯进入中国的材料忘记参加教职员会议3，并对所谓“当代诗（contemporary  poetry）”、辩证法讨论及向苏联学习的风气都嗤之以鼻，这些形象比较周一良更为积极向新政权靠拢的态度显得非常刺眼。但最后说起为何不肯接受牛津大学的聘任邀请——

赵先生慢慢地摇了摇头说：“不，我不打算接受，我虽不完全同意吴先生的说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4

这些话令李克夫妇确定他们已经方向不同，此后又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钱周等人“完全转过身来反对西方”5。这些后来披露的材料对评判钱锺书、周一良的政治立场来说都是有利的证据，但在整个过程中却经受了很多冲击，其中不乏有些人故意曲解和诬陷6。钱锺书读书笔记“张宗泰《鲁岩所学集》”读卷七《跋黄氏日抄读韩文》所论：

韩公之诗，慎修、鲁岩之说，一若身经坦白自我检讨之世者，可怪也。7

这应该就是1952年“三反”运动之后的感受。钱锺书大多数当时日记，因1953年春天遭受的冲击所刺激，而“与他稿都拉杂摧烧”8。

从钱锺书“北大岁月”结束后的一份调查材料里可以体会这段时期也颇不平静。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高等教育部为准备这次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收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辑。其中分析了北京大学（包括文学研究所）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多类知识分子：（1）政治进步的，以翦伯赞、曹靖华、汤用彤、金岳霖、游国恩、季羡林、周一良（解放前受旧社会影响小，解放后积极追求进步）等为代表；（2）政治上中间派立场的，有张政烺、叶企孙、杨人楩以及唐钺、梁启雄等人，还包括贺麟等。（3）政治上落后的，这一类情况复杂，包括学问原本不大，解放后又不积极学习且工作不努力的，以地理系林超为代表；再就是曾经是政治反动的风云人物，解放后受到过管制的，如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宣传部部长的历史系商鸿逵；还有曾为脱党分子或参加过党外围组织后又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的，主要以中文系王瑶为代表，同时还点了化学系傅鹰的名字。（4）“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只提到了文学研究所的钱锺书，并详细列述他的各种言论。但从该《调查材料》前面所附的统计表格看，“反动的”一类总共有5人，其中教授、副教授4人，占调查总数的1.8%。（5）“反革命或重大反革命嫌疑”，没有具体提及。关于钱锺书的一系列“反动”言行，都是在当事人不知情下，未经调查的材料，“文革”初期还曾被人拿来写大字报。1967年，文学所重新调查，才宣布这份材料“查无实据”9。在此过程中，钱锺书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学所领导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自1956年2月以后，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文学所开始评定职称。钱锺书被定为一级研究员，杨绛为三级。虽说有惊无险，但在北京大学工作这段时间山雨欲来，钱锺书的学术生涯随时可能由于政治空气压力而遭到断送。

1952年7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私立大学一律与其它学校合并。燕京大学文、理各系及图书馆资源都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红楼迁至西郊燕京大学校园，燕京大学校名撤销。8月中旬，钱锺书、杨绛调离清华，至北京大学文学所外国文学组。准确说，1952年10月16日，他们家搬到了新北京大学在中关园二十六号新建的宿舍，从此一直居住至1959年。居室面积75平米，钱锺书以屏风隔开一小间书房，名为“容安室”，也就是“容安馆”，取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的意思。他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六首诗作于1953年春天，记此时日常感闻，初见于《日札》之中10：

（一）曲屏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才。容膝且同元亮适，不须作赋羡归来。

（二）音书人事本萧条，撰论何心广孝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

（三）盆兰得暖暗抽芽，失喜朝来竞吐花。灌溉频将牛乳泼，晨餐分减玉川茶。

（四）翛然凤尾拂堦长，萝卜花开亦道场。楚楚独怜肠断草，春人蕉萃对秋娘。

（五）莺啼花放縠纹柔，少日情怀不自由。一笑老来能省事，渐将春睡替春愁。

（六）新种垂杨已可攀，风来月上足盘桓。轻柔恰称君家树，莫作先生五柳看。

其一写新居简陋逼仄，然而颇能坦然接受，如高士之安适，不必刻意效仿古人作赋言归；其二写世事疏淡，无心谈议，闲情寄托于走失的家猫；其三、四记家常培艺与案头清供，并及早餐茶食品目，亦寄寓平凡细微处的护生之心与观物之趣；其五抒写“老”来心境，自嘲经历岁月，不复于世事多做感怀，以酣然春睡替代无端春愁；其六写杨绛所栽五株杨柳已可攀折赏玩11，戏称“君家树”（同有“杨”字），又强调别于隐逸之志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全从家常生活细节着手，无一激昂之语。仿佛日后杨绛写往事之散文笔调，这也是钱锺书在大时代风潮之中，故意以身边琐屑平凡事物寄托情志的一贯风格。识者已言“兴寄无端，但微讽仍在”12。如记家中走失儿猫事的牵肠挂肚13，同篇有“撰论何心广孝标”句，按刘孝标《广绝交论》洞悉世事险恶，感慨“素交尽，利交兴”，遂言“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云云14。次年又作《容安馆春暮即事》两首，有“生憎鹅鸭闹比邻，长负双柑斗酒心”句隐寓讽世之意。后来这些诗作合并而扩展成《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收入晚年自订诗集《槐聚诗存》，俱编为1954年之作。

进北京大学文学所工作时，钱锺书和杨绛才刚过四十岁。作为共和国学术体制里的成员，钱锺书参加了很多官方组织的工作，包括《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1950—1954）、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翻译处（1952）等。还出席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1954）、北京市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1954）以及文学所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1955年又填表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早几年前，小说家杨绛还辩护“谁说他老了？四十岁正是壮年有为”（《小阳春》，1946），可此时已被列入“老先生”行列，以区别于新中国毕业的大学生，懂得马列文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其实罗念生也才不过四十八九岁；文学所领导卞之琳，也不过仅大杨绛一岁而已。之所以区分“老先生”和“年轻人”，无非在思想的新旧上加以分隔而已。

二、个人阅读史的相关证据

笔者在北京大学读博以及其后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任邀访学者期间，在学校图书馆调查读者所借阅的燕京大学旧藏书籍，时常在西文借书卡上发现钱锺书及杨绛的借还登记信息。依据这些信息，对照《钱锺书手稿集》的相关《容安馆札记》和《外文笔记》卷册篇目的内容，形成相关统计数据，如表员所示：

以上所得数据仅为个人偶见所录，事实上自然远远不止这个范围。这个数据对照最有用的地方在于为《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分册系年给予实证性的依据。根据范旭仑先生此前赠阅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即将出版）各部分的系年考订文章，在1953—1954年，钱锺书几乎没有抄读中文书的笔记。1955年，被调至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组后，他才开始重新抄读中文书籍，并准备《宋诗选注》的工作。而在此前这段北大岁月里，除了参与公务和原本已经开始为补订《宋诗纪事》而作的札记外，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抄读西文书籍。毕竟外国文学是他原本的专业领域，故而影印的笔记规模也远远超过了《中文笔记》的篇幅。

由上表，可先聚焦于《外文笔记》所影印的几册笔记簿，有些数据可由此判定相关笔记年限。《外文笔记》第二辑（第4—6卷）被编者排为1938—1949年所作，但显然存在疏漏。如上表所出现的“no. 16”本，扉页就有钱锺书自题的“容安室札记”，这分明是20世纪50年代中关园住所才有的别署，且有两种初刊于1949年的书，因此出现《米南达喜剧作品集》（1930年洛布古典丛书单册本，借于1953年6月23日）和阿特耐奥斯《哲人燕谈录》（洛布古典丛书旧版，第6册借于1953年11月24日）的笔记，且与《容安馆札记》和第143则的时间对得上（1954年），由此可确定“no. 16”本当作于1953年下半年。又如“no. 40”扉页虽题1953年作，但显然出现了1954年的信息：先有3月13日借的《洛威尔书信集》，后有《意大利人民的文学史》，后者此前有杨绛的签名，后一次钱锺书自己借阅的时间才与相关笔记有关。如《外文笔记》第三辑（第7—21卷）的“no. 42”本，有读《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第2卷的笔记，假如与1953年12月12日杨绛签名的借阅记录有关，就与此本笔记开头曾读女学者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的《但丁导读》（初刊于1954年）存在一点点冲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钱锺书第一时间就读了当年新书，而同时杨绛借回家的这本阿里斯托芬可以保留较久的时间（借书卡上有同时被文学所借调出馆藏的记录）。

但是钱锺书常有重复借书、读书、抄书的习惯，因此不能仅凭借阅记录来进行判断，须结合其他相关证据。第四辑（第22—31卷）的“no. 147”本读昆体良《演说术原理》之前，抄录的是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勒韦尔（Jean-François  Revel）的《虔信者的阴谋：为何是哲学家？》一书，此书问世于1962年，钱锺书笔记中已明确标示所读系1971年版，可知昆体良此处笔记并非1953年所作，而是后来又从他处借阅过一次。“no.151”本里出现过两种1971年才问世的书籍，因此普鲁塔克《道德论丛》和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笔记当作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原借书卡也都有王岷源的借书记录，他是钱锺书在清华外文系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在耶鲁英文系进修，回国后执教北京大学。王岷源曾被借调从事俄语教学多年，后又返回英语专业。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陶洁在《一面之缘和一封信》中转述20世纪90年代时其老师张祥保（即王岷源妻子）的话，说起他们家与钱家的交谊：“北大中文系的文研所在1955年搬到城里并入中科院以前，他们曾经在北大的教工宿舍中关园里做过邻居。钱家搬走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有他的信函共17通，多作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岷源借书时间是1973年8月9日，很有可能是为钱锺书提供帮助。

《外文笔记》第五辑（第32—42卷）原本全为散页，大多为打字机所作笔记，这在编订次序上可能存在一些误差。其中前几卷是经过钱锺书亲手编订的，如“no.157”本所读近60种书都是1937年以前出版的，且有杨绛一处打字誊写的题识，时在1936年11月8日，可判断此本作于留学期间。“no.158”本，读书约170种，全部出版于1950年之前，有3种初刊于1949年的书，根据钱锺书不断读最新书籍的习惯，假如是他亲手排定的次序，那么估计都是北上前所读，这与前后有排序的编号也对得上。上表中的第一部书（Papers  in  honor  of  Josiah  Royce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笔记见于“no.158”本：虽然在北京大学文学所时期有借阅记录（1953.1.27），但有可能是重读；也有可能这页笔记是误置于此处。另外有几页手写笔记，抄录1953年杂志，比较集中，应也是有意插放于其中的。而“159A”本和“159B”本就非常清楚。其中“159B”本大体可判定为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所作读书笔记，而“159A”本，前有钱锺书自己的题签，作“Tablets  of  Memory  being  Extracts & Abstracts  of  Books  by  C. S. Ch’ien  1949”，但是有三种笔记出现在这一本的最后部分，应可以对应杨绛在1956年的借阅记录。再就是“no.162”本虽然未经排订，但一百多面的打字机散页中出现上表所借的4部书籍，集中于1953年秋至1954年春。

由于我个人研究兴趣的关系，可以看到钱锺书在北京大学文学所时期读了大量的“洛布古典丛书”，这在之前上海时期是他大多未能寓目的。其中有一部五卷本《希腊英华集》，相当于古希腊诗歌总集里最大的一部。借书卡每一张上，都有钱的签名，时间在1954年12月22日。关于《管锥编》等已刊著作里对这套书的征引，以及读书笔记和札记里所包含的对这套诗歌集更广泛的阅读兴趣，另有拙文专门论述，在此不再重复15。

钱锺书对西方古典学的探究，呈现出一种绕开传统语文学壁垒、另辟思想与修辞分析路径的独特面貌。由于对古希腊语仅达粗通水平，他未能深入西方古典语文学的精深传统，对文献校勘学的隔阂也因多依赖英法译本而难以消弭。但他凭借对近世欧洲主要语言的熟稔，构建起“泛欧洲”的文化视野，将重心放在修辞学与心理学分析上，尤其对掌故轶事中的谈话智趣、社会风俗里的活动奇妙别有会心，进而以文学批评家的考据学与渊源学特长，深入调查西方古代经典在近世欧洲文学中的影响轨迹。这种研究路径在他对具体典籍的研读中体现得尤为鲜明。1954年12月借阅的赫西俄德著作，虽在其本人著作中引述不多，却为后来杨绛编译《欧洲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资料集提供了便利。关于古希腊喜剧作家，《容安馆札记》明确表达出对阿里斯托芬的保留意见—虽认可其作品的欢乐恣肆，却批评其思想琐碎平庸，尤其不满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庸俗化解读，更倾向于普鲁塔克在《道德论丛》中对阿里斯托芬缺乏真实感而多粗俗气的批评16。此外，1956年4月，杨绛代借的古希腊小说家朗戈斯的《达夫尼斯与赫洛亚》、阿基里斯·塔提乌斯的《琉喀佩与克勒托丰》，虽主要服务于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时对古典爱情小说传统的溯源，钱锺书亦在《容安馆札记》中偶有提及；而对琉善著作的研读则更见学术脉络的延续性，燕京大学旧藏洛布本琉善集（1—5卷）的借阅记录显示，杨绛、董衡巽曾代其借阅，书中铅笔勾画的段落与笔记相互印证。即便离开北大后，钱锺书仍通过亲友学生代借《希腊牧歌诗人集》等书，以查缺补漏完善脚注。

文学批评家圣伯夫是钱锺书研究法国文学的重要环节，光是读《月曜日丛谈》的笔记篇幅就长达五百多页。“文评于文章诸体中最为后起” （钱锺书译法郎士语），长篇大套地抄写，肯定是很欣赏其行文风格的了。我们不妨设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札记体书稿，也许本要催生一部大部头结合作品与作家的批评文集？只是，后来另有感悟，因此转向变成了《管锥编》的构思？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收藏了圣伯夫的《法兰西伟大作家》评论集，是23卷的一部文学批评分类选录。钱锺书的借阅时间在1954年，此后杨绛又借阅，但只借了其中的几册。对照读书笔记看，显然是因为这第10册里有对勒萨日的评论，杨绛翻译《吉尔·布拉斯》需要参考，故而在钱锺书做过读书笔记后再来借阅，便于从中补充相关资料。

《容安馆札记》里有一些以英文写成的长篇札记，似乎是钱锺书曾预告要以英文写的一部书稿的章节雏形。其中包括读阿里奥斯托《奥兰多的疯狂》，对诗人的才华赞不绝口。他曾透露同样会以十种西文书作为枢纽，包括但丁、莎士比亚和蒙田，很有可能也包括这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史诗《奥兰多的疯狂》。《管锥编》注引《奥兰多的疯狂》原文，用的是米兰“赫普利古典丛书”（Biblioteca  Classica  Hoepliana）本。读书手稿里也都是这么标注，对照笔记标识的页码，当指1926年第2版或者更晚版本；后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阅登记卡，钱锺书曾借燕京大学旧藏的1934年印本，时间在1954年8月22日。同日还借阅了1783年出版的约翰·胡尔（John  Hoole，1727-1803）英译本头两册，后又于半年内借阅了英译本的后三册。胡尔得到过好友约翰生博士的称赞，甚至被他引为“兄弟同行”（brother  authours），其译文却未经得起时代的淘洗，在19世纪初就被罗斯（William  Stewart  Rose，1775—1843）的新译本所取代。从钱锺书长达四十多页的打字机笔记看，他读《奥兰多的疯狂》，抄录意大利原文，很多单词会标注英译，并摘录了一些胡尔的译注。这个校注本和英译本都不算很好的选择，想必当日实在无书；他读阿里奥斯托的《次要作品集》（Opere  minori），用大学者塞格雷（Cesare  Segre，1928—2014）的权威编注本（1954），出自理却地（Riccardo  Ricciardi）“意大利文学丛书”。《容安馆札记》第531则就是钱锺书关于读“赫普利”本《奥兰多的疯狂》的心得，总共有十四五页的篇幅（另外，第768则“杂书”的第一部分，还有其他十一则札记也涉及过此书）。《管锥编》所引述者全见于此。我在札记里看到钱锺书不断把此书的情节和修辞与《一千零一夜》进行比较，很可能这就是他未完成书稿这部分的一个重要论述角度。

钱锺书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还借阅了耶格尔的《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此书总结西方古典文明的教育理想，近年才连续出了两种中译本。在钱锺书读书笔记里可以看到，他读的是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的英译三卷本，并见《容安馆札记》第111则，评价此书“博大精深，稍苦词繁不杀”。但钱锺书重视之处，在于其中将“教育”本质和“人文学”进行关联的思路。札记援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  of  Verona）名言：“唯有人类被赋予了学习的欲望”，因此将希腊文的παιδεíα称为“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可见该词有着比普通“教育”概念更深厚复杂的内涵17。这种论调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无异于空谷跫音。

上面表格中还值得提及的是《文学里的时尚》。这部书形制不大，但深受钱锺书喜爱。《容安馆札记》第227则专论此书18，开篇就提出了很高的评价，谓：

思精语隽。谈艺之taste乃取譬于饮食，Voltaire、Sainte-Beuve等皆言之，而判析微茫，莫过此书。

赞许此书独到之处在于分析“微茫”这种风格，即探究至含混模糊的境地。钱锺书札记里对此书很多见地都有所共鸣，比如好书要经历重读才能认识大作家的风格，比如一味追求博览贪多而不能建立评判标准，就会陷入思想混乱。这也是理解他读书治学风格的重要之处。

三、钱锺书学术生涯里的北京大学时期

作为学问最渊博而藏书至简的大学者，数量繁多的读书笔记手稿，是反映钱锺书阅读世界最可靠的依据。这些相当于他的眼、心、手所到之处，体现出他一切思想观念的来源，也代表着他挑选和评价的基本眼光。早年的中西文笔记册子里往往笔墨挥洒，点到为止，时时忍不住夹杂评议，颇可表现年轻气盛、记忆过人时的才子态度。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他逐渐放弃了以毛笔在竖排笺纸上摘录中文书籍的习惯，采用了与外文笔记相同的硬笔横排的现代书写方式，摘录所读书籍的信息愈发规范，标注版本信息，更是细致显赫地标记卷册次第和页码，尤其不厌其烦地记录诗文篇名，这在早期笔记里往往都是看不到的。由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从《手稿集》的规模来看，钱锺书的读书活动是最为活跃和勤奋的：《中文笔记》占了三分之一，《外文笔记》将近半数；《容安馆札记》第769则论《周易正义》之前部分大多系“十七年”中所作19。他在50年代初期的一位清华学生，曾略显夸张地记述其借书读书的规律：

钱先生上图书馆是很有规律性的，几乎都是每星期一的上午九时左右，手提两网袋的书交回出纳台，然后进书库找书，再提两网袋书回去。借的多数是线装书，两袋估计有十五六函上下。一星期看完，下星期一又来更换，包括寒暑假在内，很少发现有什么间断。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钱先生当时阅读的线装书每年在千函左右，假定每函平均为四册二十卷，那么，每年读书不在二万卷以下。20

可以相信，清华图书馆以及调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方便出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有文学研究所自己建设的图书资料室，比上海时期可借阅的书籍要丰富许多。而读书笔记趋于详赡规范，更多是因为工作身份的变化，反映出从文学家钱锺书转向学者钱锺书的自我要求。其中的“北大时期”（1953—1955）自然可以成为钱锺书学术生涯的一个代表性阶段。时代变化与身份转移，迫使钱锺书在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方面选择“深藏功与名”。与此同时，他对于西学动态的热心与阅读上的勤奋不辍，使他又无法在周遭人群里不被知闻。相较于此前疏离于学院机构的整个20世纪40年代，此时期钱锺书得院系调整之便，尤其受惠于新北大格局里的燕京旧藏图书资源，开始认真细读了很多大部头书籍，包括西方古典著作的重要英法译注本和近世文学经典的重要版本，这奠定了他日后的研究视野和格局。

周汝昌曾提及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图书馆翻阅明末清初人集部，屡见钱锺书签名出现在借书卡上：

例如顺治、康熙时期顾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诗集》，也只我们二人借过，而书眉上却有墨笔批注语，入眼便知此皆钱先生的手迹。21

按：顾景星（1621—1687），字赤方，号黄公，湖北蕲州人。明末贡生，入清后屡征不仕，康熙朝被荐举博学鸿词科，以病辞。因为他是曹寅的母舅，集中有诗文可资红学家考证，故周氏尤重此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册《白茅堂集》四十六卷附《耳提录》不分卷，影印底本即以燕京旧藏本为主22，确有圈点痕迹，且有不多的几条页眉批注，当系钱氏所书，《容安馆札记》第523则论《白茅堂集》的某些内容就与此本圈点批注有关。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燕京大学旧藏“洛布古典丛书”本《拉丁小诗家集》（Minor  Latin  Poets，tr. by  J. Wright  Duff & Arnold  M.  Duff），借书卡也有钱锺书签名，时间也在1954年，书中有几处拉丁文原诗的段落被逐行用铅笔打钩，正好就是《管锥编》里引用过的。据说他借阅图书馆书籍，以铅笔做的圈点批注都会在还书时用橡皮擦去，而事实证明至少并非总是如此。大量的书籍除了钱杨夫妇借阅外，长年没有别人问津，可能也就助长了违背规则的英雄欺人之举。20世纪50年代初，小钱瑗常陪同母亲到“老燕京图书馆”借书，又帮着把老式装订的外文书籍裁开书页，她就犀利地发现“某先生借的书都不看完，名字在借书卡上经常出现，可是他显然只翻几章，书大部分没裁开”23。

事实上，杨绛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的三种西方小说经典作品的汉译工作，都与钱锺书特别是北大时期的钱锺书有关。前述“no.159A”本里的第79号笔记，自编页码为305—307页者，即读西班牙最早流浪汉小说《小癞子》英译本的笔记24。这三页手写笔记背面后来又添加了其他内容，因此在影印出版时变成了六页篇幅。正面笔记抄读的英译本出版于1924年波士顿25，译者罗朗德（Mariano  J. Lorente），生平不详，仅知他还译过塞万提斯的一部短篇小说《林孔内特和科尔塔迪略》。《容安馆札记》第223则读《琉善著作集》，其中论及“门客依人之苦况”，也联系到罗朗德译本《小癞子》里的话，见于第三篇，杨绛译作：“我的本领，还不够伺候得贵人满意么？”1950年，杨绛依据罗朗德的英译本翻译这部小说，标题放弃了原本冗长的题目，改用了非常简短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小癞子”三字。次年4月，《小癞子》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1953年，平明出版社推出了《小癞子》的“重排初版”，印了4000册。其实基本是两年前那个版本的重新排版，个别段落进行了修订。杨绛在扩大一页多篇幅的“译者序”里介绍了最早英译即罗兰译本的情况，指出罗兰不仅画蛇添足地误将后人假托的内容作为结局，而且措词隐约吞吐，不敢讽刺教会。因此只有个别地方参考了罗兰译本。至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小癞子》的“重新改译”本时，根据比对，可知受惠于钱锺书在1949年《小癞子》笔记背面空白处摘记的花村哲夫（Hanamura  Tetsuo）英译本（日本小樽商科大学《人文研究》，1956年12月第13辑）。因逾出本文所论的时期，兹不复赘述。

钱锺书在杨绛译《吉尔·布拉斯》过程中也至少提供了很多注释上的帮助，虽然不见得都是他亲手指导或是代替完成的，有不少西方文学常识性的解说，比如小说家动用的荷马史诗典故，不必劳烦夫君捉刀。还有如卷十第3章说某作者受批评家剽窃古人的责难，“气盛脸厚”地引句拉丁诗：“作贼也堪豪”（Furto  laetamur  in  ipso），注释说这节引自法国诗人桑德尔某诗作，全句本是“诗中作贼也堪豪”。虽然钱锺书也详细讨论过，详举十数种中西文献进行比对26，且拉丁文应是由他译出，但毕竟底本里的费茨莫利斯·凯利和巴东对此都有准确详实的注释。但最有难度甚至胜过西人注本之佳处，必然是与钱锺书的收获和发现紧密相关27。杨绛自己也承认，“译本里有好多有关哲学与文艺理论的注是锺书帮我做的”28。比较明显的，如卷八第13章结尾：

啊，命运之神呀，你就是偏心这种人！斯多噶学派的艾比克泰德说你是个大家闺秀，却专跟底下人鬼混，真是一点儿不错。

注释介绍了斯多噶派及代表人物艾比克泰德的主要思想，并指出“艾比克泰德语录里并没有勒萨日引的这句话”。前面的一般性介绍不难，最后这个文献出处的否定性判断考验学力，是非通读相关书籍不能完成的29。《容安馆札记》谓勒萨日与马基雅维利都将命运比作女人而结合“盲目性”和“受虐癖”两种特点30，这就是译注措词上拿捏分寸的凭据。又如卷九第10章，结尾的两行拉丁诗，除了翻译上的援助，杨绛显然参考了钱锺书读《希腊英华集》笔记上的眉批31，才会加注说是“翻译一个希腊无名氏的作品”。

1954年之后，钱锺书对《堂吉诃德》进行认真细致的研读，用的是萨缪尔·帕特南（Samuel Putnam，1892-1950）的英译本。此书最初在1949年由纽约维京书社出版，获得极高声誉。钱锺书所见为1954年英国卡塞尔书店翻印的两卷本，也认为可读性很强，“读如当世小说（reads  like  a  contemporary  novel）”32，除了一些美式英语的表达外，确实传达出了那种“仿佛作者牵你的手，与你在路上惬意闲谈，时而直抒胸臆，时而发表评论，时而偏离正题”的效果（格里尔森《英国文学的背景》）。他先做了一遍长达50多页的读书笔记，次年又写成《容安馆札记》第444则，是篇一万两千多字的英文专论33。帕特南在引言里说，第一代《堂吉诃德》英文版，即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文士托马斯·谢尔顿（Thomas  Shelton，活跃于1598—1629年间）四十天完成的译作（第一部）。帕特南译书用去十五年，这令钱锺书大为感慨，觉得如此旷日持久，就连莫里哀《愤世嫉俗》里那个尖酸女仆也不敢打趣说：“时间跟这不相干”（Le  temps  ne  fait  rien  a  l’affaire）34。假如他能预知后来杨绛投入的长久心力，这番感慨也就更加耐人寻味了。钱锺书自德文翻译了海涅《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对这部经典小说意义的阐发超过了解放前流行的屠格涅夫的论文。此文刊于1956年1月北京大学文学所创办的《文学研究集刊》第2册。钱锺书此时不仅熟读《堂吉诃德》，也熟读海涅的很多德文原著，通过流畅的译文和渊博的译注加强了海涅所阐释的要点。比如全篇第一个译注，涉及小说全题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其中“奇情异想的”一词ingenioso，原有聪慧多智的意思，钱锺书译作“敏慧的”，解释其中的道理，认为这个词在此必须追溯到其拉丁语词源上去，引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所译亚里士多德佚文：“一切天才（ingenium）都带有几分疯气”；让我们想起杨绛形容钱锺书的“痴气旺盛”。《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发表后不久，杨绛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翻译《堂吉诃德》。民国时候虽然有多个《堂吉诃德》译本，但一则都是转译，二则都只译出第一部，不及第二部。1959年傅东华才通过英译本翻译了第二部。第一部更热闹、滑稽，但思想不及第二部深刻。海涅开篇就在对堂吉诃德表示一种深挚的同情爱惜，说“他遭人嘲笑害得我很难受，正像他受了伤叫我心里不安”，提到的情节都是第二部里的。如何领略原著，海涅文章正是高明的向导。

此外，钱锺书曾立“欧洲文学中的中国”这一命题，并为此孜孜不倦地搜求材料，这与北大时期读“洛布古典丛书”有些关系。《容安馆札记》第33则，读洛布古典丛书里的《玉万纳尔与珀息乌斯讽刺诗集》时还只是说：

（Juvenal著）Sat.VI，403：“quid  Seres”（p.116），拉丁诗人道及中国者，余仅见此。35

这应该发生在读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 Extrême-Orient，1910）之前。戈岱司这部小册子钱锺书摘录得很仔细，有些已经见过的材料他略去了，只记其他重要作家的文学性叙述，最后还列出一个清单36。

日后又于页旁补记：

又Grattius，Cynegeticon，159：“Sunt  qui  Seras  alant”（Minor  Latin  Poets，ed. J. W. &A. M. Duff，p.159）. 37

这是戈岱司所遗漏的。读书笔记页眉处补记：

The  passage  in  De  Beneficii，VII. Ix  overlooked.  Grattius  overlooked. Petronius  overlooked.38

头一部著作是小塞涅卡写的《论恩惠》（提到罗马贵妇身着中国丝织衣服）。这些被忽视了的文献连同钱锺书从戈岱司书中摘录的材料一起被他写入了一篇文章，此文誊清部分的残稿，由杨绛付梓发表，题记中说是钱锺书应周扬要求所作，题为《欧洲文学里的中国》39。

被钱锺书称作“鲁辛”的路吉阿诺斯著作中提到中国的材料没有抄录进这篇文章来，我们查一下戈岱司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便知鲁辛提及“赛里斯（Seres）”两处，一处较短，见于罗念生译的《摆渡》（周作人译《过渡》）；《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又说“后来西洋人所赞美的中国人不酗酒的美德，古代的鲁辛早已暗示了”，未注出处，当指其人记录传闻，谓能活三百岁的中国人秘诀在于只喝水，这见于《论长生者》（Macrobii）一篇。根据读书笔记的补注可知，钱锺书注意到19世纪德国两位校勘整理过路吉阿诺斯的古典文献学名家，丁道夫（Karl  Wilhelm  Dindorf，1802—1883）与雅各比茨（Karl  Gottfried  Jacobitz，1807—1875）皆以为《论长生者》一篇系伪作。钱锺书治学虽以渊博著称，但素来重视文献之信实，绝非一味“买菜求益”，故而在此暂且置之不述。而更令人惊喜的是，《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这篇残稿中到处可见钱锺书对所涉及希腊罗马作家的简略评述，如谓：

黑留都勒斯（Heliodorus，公元三世纪）的“伊昔欧比亚人的故事（Aethiopica）”是古希腊三部小说里的一部，对后世的小说和戏剧都发生了影响。同时，它也是第一部有中国角色出场的西洋作品。

鲁根（Lucan，公元一世纪）的史诗“内战纪事（DeBelloCivili）”是拉丁文学里开风气的作品，虽然只是那种矫揉做作的诗风。

大讽刺诗人玉外纳（Juvenal，公元六〇至一二五）的“讽刺诗（Satires）”第六首是古代最有名的讽刺女性的长诗，后世像布瓦洛（Boileau），蒲普（pope）等诗人都写过拟作。

弗洛勒斯（Florus，公元二世纪）的“史纲（Epitomae）”是公认为一部记载失实而文笔还可取的史书。

奥索尼厄斯（Ausonius，公元四世纪）是个喜欢在文字和音韵上玩花样的诗家，就像中国古代那种爱作五平五仄体、双声叠韵体、药名诗、藏头诗的人。

可见这并非应付性的简介，而是包含着对其作品风格的熟稔和试图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比较的尝试。只可惜文章没有完成，后来的学术视野又使得钱锺书再无机会集中展现他在西方古典文学研究上的丰富心得了。

综上所述，北京大学时期不是钱锺书学术生涯的起点，也不是其终点，可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阶段。在短短的这段时间里，他还保留着西方文学研究者的专业身份，得以全力以赴、集中精力，借助于院系调整、资源优化的新北大图书馆条件，阅读大量重要的西方经典作品和西方古典学原著。

注释

1．已刊相关成果包括主要论文：《钱锺书西学视野中的古希腊罗马经典》，《中国文学学报》，2016年第6期；《钱锺书眼中的薄伽丘及后继者》，《读书》，2016年第8期；《Novella识小：钱锺书所读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短篇小说集》，《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8卷第1期，2017年6月；《钱锺书的佛典笔记及其修辞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学术研究》，第3期，2019年3月；《“围城”题下的阅读史》，《读书》，2020年第4期；《西洋器物文明中的感觉修辞》，《上海文化》，2020年第6期；《“围城”“回乡”的戏仿与隐喻——战争时期钱锺书对荷马史诗的体认心得与竞争手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5期；《从未离开的目光——钱锺书、杨绛对战时英国文化的译介》，《读书》，2022年第2期；《“在边上”的批评——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阅读史探源》，《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的学术道路（1949-1966）》，《文史哲》，2024年第5期；《从模糊的镜像中发现“人类的共性”——钱锺书牛津论文的发表与修订》，《学术研究》，2024年第11期；《读古希腊小诗的“穷源”与“含英”》，《读书》，2024年第12期；《钱锺书与鲍斯威尔〈约翰生博士传〉》，《厦大中文学报》第11辑，2024年12月；《新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钱锺书——以几部文艺理论资料集的编译活动为例》，《文艺争鸣》，2025年第2期；《钱锺书中西文读书笔记系年相关证据考略》，《上海文化》，2025年第4期。另有数十篇零散的札记、随笔发表于《上海书评》《文汇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并收入个人专著《蜗耕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蚁占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文学的异与同》（商务印书馆，2019年）、《文思珠玉：〈钱锺书手稿集〉丛札》（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此外，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钱锺书中西文读书笔记手稿的整理与研究”（16YJC751039，已结项）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文学视域下的《钱锺书手稿集》研究”（21BZW125，在研）。

2．谢泳：《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二十一世纪》2009年8月号。

3．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25页。

4．[美]李克、李又安：《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青珂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5．同上，第122页。

6．参看周一良先生《毕竟是书生》第七章。周一良：《周一良集》第5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392页。

7．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9页。

8．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241页。

9．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文学所往事》，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213页。

10．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178-179页。此篇札记为第114则，按第111则所札为Werner  Jaeger，Paideia一书，根据本文所依据的北大图书馆借阅卡信息，钱锺书借阅此书时间在1953年3月23日，因此基本可判断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在1953年4、5月间。

11．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檐亶海棠等花和草”。见《杨绛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

12．钱志熙：《论钱锺书的旧体诗创作及相关理论——以〈槐聚诗存〉〈谈艺录〉为主要考察对象》，《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13．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46-47页、第165页等；参看杨绛：《花花儿》，《杨绛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9页。

14．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60页。

15．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174页。

16．同上，第348页。

17．张治：《读古希腊小诗的“穷源”与“含英”》，《读书》2024年第12期。

18．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1423页。

19．张治：《钱锺书手稿中的年代信息》，《东方早报》2012年11月11日第B09-B10版。

20．君述（周祖譔）：《清华园旧事——忆钱锺书先生》，《厦门日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

21．周汝昌：《青眼相招感厚知》，《学问》2000年第10期。

22．曾为此事咨询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人员，烦其代查《汇编》借调北大藏书记录，知此书以燕大本为主，以老北大藏本配齐。

23．杨绛：《杨绛全集》第4卷，第116页。

24．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3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015年版，第358-361页。

25．Lazarillo  of  Tormes：His  Life，Fortunes，Misadventures，translated by Mariano J. Lorente，Boston：J. W. Luce  and  Company，1924，p.143.

26．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772页。

27．范旭仑：《钱锺书为〈吉尔·布拉斯〉作注》，《南方都市报》2017年05月28日。范先生关于《吉尔·布拉斯》的几篇文章题目已经说明了他所持有的一贯态度，论者略不同意之处在于，杨绛的翻译可能在选题、译法、风格、注释、译序各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赖钱锺书，但不太可能是钱锺书代劳。

28．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270页。

29．钱锺书有对读牛津1916年两卷英译本和“洛布古典丛书”本爱比克泰德集的笔记，见《外文笔记》第5卷，第332-334页。

30．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637页。

31．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34卷，第403页。又见《容安馆札记》，第1382页。

32．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33卷，第438页。

33．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7卷，第246-295页。《容安馆札记》，第1010-1021页。

34．[法]莫里哀：《莫里哀喜剧全集》第3册，李健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

35．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48页。

36．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13卷，第545-547页。

37．同上。参看钱锺书：《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奥维德的同时人格拉惕厄斯（Grattius）有一首‘游猎诗（Cynegeticon）’，也算是古罗马文学里小有名声的作品……”，诗中提到中国犬。

38．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13卷，第545页。

39．钱锺书：《欧洲文学里的中国》，《中国学术》（总第1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