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郭老沫若先生的接触，主要在文字考释、学术研究、政治活动或反帝爱国斗争等方面。我们的意见一致的时候，固然感到很愉快。即使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也能实事求是，互相尊重，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来没有因意见不一致，而感到不愉快的时候。

一九四二年，我到重庆时，郭老早已在重庆。他公余有暇，即帮助几个年轻的同志学习中国历史。他知道我到了重庆，便把我找到他家里，向这些年轻的同志作了一次简短的报告。这时他已看见过拙著《中国通史》,已知我对中国古史的分期与他的完全不同，他却毫不介意。讲完之后，他同于立群同志一定要留我吃便饭。饭后，我们又作了长谈，感到高兴。我对他说，最近，我曾看到太平洋学会用英文出版的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是讲中国经济的。在一个附注里，见到一段从日文里译出来的文字，说郭老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迟迟没有发展，是由于海外市场太小。郭老听完我的转述，随即说与他的原意有些出入，但没有置可否。这时我又以说笑话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中国的海外市场并不小：东亚、南亚、东非，曾经都是我们的市场；而且国内市场却特别大。意即谓海外市场太小，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迟迟没有发达的原因。我的意见，固然以说笑话的方式出之，郭老亦不置可否，报以微笑。这样交换意见，是何等的有趣呵!

偶尔谈到孔子，郭老主动地对我讲了一段旧事。他说侯外庐同志对孔子的看法，与他的看法截然不同。但什么地方不同，我全不知道：他们两人对孔子的评价如何，我一向不清楚。郭老说：外庐同意他所用的材料，但不同意他所作的解释。我于此亦不置可否，但顺便把我自己对孔子的看法说了出来，并把孔子与法家相提并论，说孔子是右翼，代表贵族奴隶主；法家是左翼，代表工商奴隶主。在拙著《中国通史》里，就是这样讲的。

中国历史学会成立时，郭老当选为会长，我亦有幸，当选为理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很久，郭老自兼所长，他竟聘我为顾问。史学会的理事，历史所的顾问，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荣誉。但更有令我感兴趣者，为讨论古史分期问题及古文字考释问题等。有一次郭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古史的文章，消息传到了上海。上海《文汇报》为引起读者的学术兴趣起见，也要我写一篇论中国古史的文章。我自己当时固然没有看见郭老的文章，报馆里亦未把郭老的文章内容告我。我为着自由发表意见，即贸贸然写了一篇《中国奴隶社会论》。文章谓世界古史有“系列性”:奴隶制社会发展到最高峰时，许多并立的军事封建国，必然会被归并而为统一帝国。古代亚述帝国、印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都是如此。中国古代的秦汉帝国也是如此，也是归并许多军事封建国而成立的奴隶主统一帝国。这样就把中国奴隶社会的时期拉到了西汉末。这完全是独自发表的个人的看法，而不是同别人辩论的结果。然而当时却有流言说，周某在同郭老唱对台戏；甚至还有人说，周某发表这样的文章，为时太早，有碍统战!其实我同郭老都是各讲各的，毫无辩论意味。我们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认真的，但从未互相辩论过。我们的讨论只是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发抒己见，畅所欲言。因此从未引起过任何不愉快之感。

至于考释某些文字，我同郭老的意见，有时是完全不同的，有时是互相发明的，有时是完全一致的。关于“乱”字，我曾写过一篇考释的文章，题目叫《乱为乐之结》……丁山先生看了，极表同意。我后来把自己的文章同丁山先生的意见，一并寄给郭老看；郭老看了，除奖饰之外，没有表示半点不愉快之意。

关于“圭田”，我也写过一篇考释的文章，题目叫《圭田辨》……我把这篇文章寄交郭老看，郭老看了，表示同意，并交给《历史研究》发表。

关于“庶”字，我也写过一篇考释的文章，题目叫《庶为奴说》……文章写成，寄给郭老看了。郭老完全同意，并回信说：“释庶很有见地。庶即厨的初文，您说为灶披间，是不错的。唯在周初，已失其原义，而成为庶人之庶了。者亦即煮之初文，者假为煮，亦犹庶训为众。”

郭老对于我的有关学术的工作，无论同意与否，总是鼓励之辞多。于文艺也一样。打倒“四人帮”后，我写了一首歌颂领导，激励自己的七言律诗，曰：

英明领导有谁俦，革命精神贯五洲。继往开来为党庆，感恩图报是吾求。十年易过头虽白，一股兴来劲更遒。双百方针程效日，甘居决不在中游。

我把这诗寄给郭老看，郭老看了，回信说：“您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老当益壮。‘双百方针程效日，甘居决不在中游’之句，尤有豪迈气概，令人钦佩。”仍是鼓励之辞多。不意郭老这次对我的鼓励，竟成了最后的赠言!今后我当师法郭老始终不怠的革命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争取在学术方面，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选自《怀念郭老》,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