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戈:我为什么推崇曾国藩为新儒家第一位圣人?

——记桐溪寺:以曾国藩之名开辟“湖湘第二道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7 次 更新时间:2015-08-25 12: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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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  

  

   一

  

   第一次听闻桐溪寺,是在十年前拜访曾国藩墓的时候。那时这个所谓的寺庙已经毁坏无余,仅剩几株古树作为标记,让人们知道这里曾经还有过一座寺庙。

   但“桐溪寺”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般古寺的名字或具有佛教的神秘,或包含禅宗的玄机,而这个名字却太富有诗意,呈现出朝气蓬勃而幽雅空灵的意境,以至于我认为这是目前我听到的最富有诗意的古寺名。

   记得小时我在上学路上,春雨阵阵过后,油桐花漫山遍野地开放,突然迸发出洁白而耀眼的光芒,其势堪比雨后春笋之迅猛。片片雪白的花瓣飘落下来,积满了道路,我穿行其间,如过仙境,如痴如醉。这种意境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后来又读李商隐的诗歌“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大概也是这种味道。这种朴素的油桐树,能开出如此令人惊讶的芬芳花朵,映照万里河山,关键是众树排列出来的阵势,以及幽深的山路延伸出来的悠长意境。

   早上,我约好红网尹胜兄、湖南地图出版社董羲里兄去拜访桐溪寺。我在楼下一边给南瓜藤浇水,一边诗兴大发,又想起李商隐的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顺便就想了一句下联“溪水长流曲径幽”。

   下午从桐溪寺回来后,我把这两句发微信群里给朋友们看,朋友说对仗不工整,我就再改为:桐花万里归山路,溪水千年通幽径。

   而微信友杨跃新认为,嵌名联中没有体现曾文正公的信息内涵,于是他改为:桐花万里归山路,溪水千年出世声。不失为一创意。

   我后来再想想,回到“桐溪寺”的主题,改为:桐花万里归山路,溪水千年通古寺。这样就把“桐”、“溪”、“寺”三字都包含进去了。平仄是否对应,对仗工整与否,见笑于大方了。只求一种诗意,一种雅兴罢了。

  

   二

  

   民国时期,桐溪寺曾被称为“长沙八大丛林”之一。把佛教禅院称为“丛林”,真是十分形象而有趣。道教胜地则被人称为“洞天”、“福地”,儒家书院又无不是依山傍水而建,都体现了中国古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意识。

   这也是我始终对中国修道文化和传统建筑抱有亲近感,而对基督教教堂保持距离的原因,我不喜欢用钢筋水泥堆砌而成的堡垒和现代大厦。

   桐溪寺位于伏龙山下,确因寺前桐林茂密,溪水潺湲而得名。桐溪寺古称兴国寺,为唐代振朗禅师创建,至今有1300余年的历史。寺院里两棵罗汉松,两棵白果树和两棵银杏树,都有上千年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寺”。

   在湖南,麓山寺创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距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是佛教入湘最早的遗迹,被称为“湖湘第一道场”。岳麓书院创建于976年,至今1040年。许多湖湘佛教寺庙的历史,早于儒家的书院,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在历史上,桐溪寺四建三毁。振郎禅师建寺圆寂不久,适逢唐武宗会昌法难,寺院拆掉,佛经烧毁,寺院土地被没收,僧尼还俗。到了宋代,桐溪寺得以复建,重现当年瑞光,更名为伏龙庵。

   明末,天下大乱,寺又毁于战火。到了清代,天岩应适禅师,光大禅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应适禅师亲自领众收拾废墟,重建寺院,重塑佛像金身,正式将寺更名为“桐溪寺”。

   清同治十二年(1873),曾国藩因早先结缘桐溪寺,与宝月大和尚有约,故死后迁葬于寺后,建有大型石墓。文正公的到来,为桐溪寺增添了更为厚重的文化力量。到了民国,桐溪寺迎来最为鼎盛的时期,为“长沙八大丛林”之―。

   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五四以来愈演愈烈的反传统浪潮达到顶峰。桐溪寺不能幸免于难。曾国藩这个儒家卫道士,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刽子手”而自身难保,差点在文革时期被人盗了墓。

   20世纪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让中国儒释道文化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灾难。但在历史长河中,就像每逢天下大乱毁坏寺庙和书院一样,毕竟只是白驹过隙的事。一旦国家恢复元气,有志之士再次筚路蓝缕,重建书院和寺庙。我惊叹于这种建了再毁、毁了再建的顽强的文化生命力。

   改革开放后,就当桐溪寺将要湮没无闻的时候,历史的机缘再次把曾国藩和桐溪寺的命运联系到一起。真所谓因缘和合而生,当曾国藩被平反而愈益受人推崇后,桐溪寺也竟然因为背后的曾国藩墓而获得社会关注,聚合了复兴的各种力量。

   随着“湘军文化园”的建设,桐溪寺正在逐步复建。桐溪寺这座“千年古寺”,才无愧于它的千年历史,否则它将永远寂灭于历史的尘埃,或古籍的某页纸张中。

  

   三

  

   古代的桐溪寺也有过自己的盛况,但在过去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就像中国千百座的“千年古寺”一样,它只是悠然坐落在伏龙山下,并无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故事。

   曾国藩归葬于此后,这座寺庙开始脱颖而出,陡然生辉。在曾国藩“屡战屡败”的战争人生中,因与宝月大和尚的一段缘分,桐溪寺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而神奇的色彩。

   曾国藩,这位以平民之身登顶湘军统帅的一代大儒,其早年智商、资质平平,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以勤补拙的他最后科举成名。为官早期,他做事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而在回湘守孝的两年中,他“大悔大悟”,领悟了道家“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哲理。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作为儒生的他屡遭挫败,最后差点绝望自杀,幸遇桐溪寺的宝月和尚,与其谈经论道。佛家的智慧启悟了他,儒家的执著追求与佛道思想的放下我执让他在进退中获得心理平衡,最终屡败屡战,打出了湘军的雄风。

   刚健有为的儒家,与清静无为的佛道两家,互为补充,互为通融。中国儒释道的圆融智慧在曾国藩身上得以完满体现,并最终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一代圣人,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

   其实从先秦开始,这种儒释道的互动就开始了:孔子问道于老聃,留下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说法。董仲舒杂糅儒道,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儒家获得王官学的地位。诸葛亮以儒治国,鞠躬尽瘁,以道治兵,出神入化,被人称为“智慧的化身”。

   湖南人周敦颐糅合儒释道而创立理学,最终把西来的佛教文明完全内化到中华文明中,影响中国历史千余年。那时候,宋明理学就被称为“宋明新儒学”。

   范仲淹家贫,早年寄居佛寺苦读,发愤精进而持守佛法;为官后乐善好施,广修众福,并常修建寺院,劝百姓信奉三宝。他买下南园创办的“苏州府学”,一千年出了四百个进士,八十几个状元。而范氏家族兴旺800年,高官名相层出不穷。范仲淹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扬名青史。

   王阳明发明心学,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与佛家讲的“万法唯心造”有相通之处,而传说中王阳明前世即是修炼高僧,“开门犹是闭门人”,让人惊叹生命的轮回奥妙。

  

   儒释道的互动圆融,是符合太极图“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的演化原理的。

   唐宋以后,儒家往往先借佛家寺庙的地盘兴建书院,而后天下书院方蔚为大观。今天,中华大地似乎也是先修寺庙,再建书院,历史何其相似。有人开玩笑,佛教推动儒家伦理道德复兴的功劳,可能比儒家自身还大。

   儒家的刚健有为,与佛道的虚静无为,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映照。历史上许多儒家人物,似乎在获得佛家高僧的启发后,处事更圆融,更能成就其伟大。但是,古佛青灯的寺庙,没有儒家事功光辉的照耀,则不免显得太空虚寂寥了。

   桐溪寺就是明证。如果没有当年宝月大和尚的点拨,也许曾国藩兵败靖港后,就一蹶不振,乃至一死了之。而没有曾国藩的到来,桐溪寺最终也将寂寂无名,湮没于现代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所以,桐溪寺的复兴几乎是托了曾国藩的福。

   我曾与杜钢建老师一起拜访曾国藩墓。作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向来主张儒释道合流。他的观点是:儒释道都源于上古湖湘文化。上古湖湘文化是“修道文化”、“修炼文化”,这种“修道文化”在南方发展成道教文明,在北方发展成儒教文明,在西方发展成佛教文明。最后周敦颐在宋朝又糅合儒释道成为理学。

   不管是长沙岳麓山,南岳衡山,还是茶陵云阳山等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儒释道和谐相处的格局。我想,未来的桐溪村,除了桐溪寺,一定还会修建儒家书院,成为一个儒释道合流的道场。

  

  

   四

  

   曾国藩本一介书生。在太平盛世时期,读书问道,跻身科举,求取功名,是儒生一生做的主要事情。心性再高一些,则是砥砺品格,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安抚一方百姓,成为一代圣贤,赢得生前身后名。

   但是,一旦天下有乱,很多儒生就束手无策。这时冒出来的多半是武夫奸雄,乃至心狠手辣的野心家,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国以来中国乱象频出,而儒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自身难保,更谈何建树,和这个未尝没有关系。

   让我惊讶的时候,当洪杨之乱烧遍大半个中国的时候,一介身体虚弱的书生,却迸发出如此顽强的意志,训练出一支如此强悍的军队,最终灭了用邪教思想武装起来的太平军。

   而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和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曾国藩又是如何发奋图强,放眼看世界,翻译西方书籍,派出留学生,“师夷长技以制夷”,引入西方科技,并造舰修炮,开矿设厂,开启了强国富民的洋务运动?

   作为一介书生,一开始曾国藩其实根本不会打仗,以致数次兵败后他急得要跳江自杀,成为第二个“屈原”,可见其内心之挣扎痛苦。因为,从一介儒生转化为一军统帅,是一种非常艰难的身份转换;从纸上谈兵,到真刀实枪地拼杀,完全是两码事,又是何其惊心动魄的事情。

   但最终为什么曾国藩成功了呢?

   曾国藩其实并不是一名合格的武将,以他并不强壮的身体,不适合冲锋陷阵,而他却是一名伟大的统帅。何以如此说?因为他缔造的湘军以“卫道”为号召,是一支有文化有信仰的军队。他掌握了“道”,其他人只是围绕“道”而转。从创业的角度,有共同的文化信仰,方可最低成本地把一个群体凝聚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便于集团作战。

   在中国,“道”是本体论,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但光是理想、道义在手还不行,还需要找到凝聚团体的方法。而天下最难之事,莫过于把性格各异的人凝聚到一个旗下,成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团队。比如,曾国藩、左宗棠同样信奉理学,一个谨慎忍耐,一个豪迈狂傲,性格并不合拍,却共同铸造了湘军的雄风。

   当然,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亦无外乎创造一种和谐有序的人伦关系,所谓“君者,能群也”。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文化就是一种集体人格,“以文化人”,儒家文化就是调试人之先天各异的性格,以适应群体之秩序。

曾国藩除了他的儒家修养、人格魅力超强外,还有一种独门利器,就是他懂得如何识人、用人,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不管是用人之道还是用人之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学问乃至学术,是“道”的重要部分,且是中华文化中最实用的智慧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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