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曾国藩家训的文化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9 次 更新时间:2021-12-20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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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一、曾国藩治家思想的样本


曾国藩诞辰210周年纪念活动在双峰举行,借此机会我们来谈谈曾国藩的家文化。

大家都注意到曾家后人现象。如果从曾国藩辞世算起,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曾氏家族贤才辈出,家道长盛。子孙先后出过外交家、数学家、翰林、诗人、画家、教育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女革命家、中科院院士等名人。不完全统计,如今生活工作在世界各地的曾氏后裔有240余人。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这种社会还是那种社会,困境还是逆境,皆能利国利民,成人成才,难能可贵。这一段历史时期,正值中西文明碰撞,社会变革转型,内忧外患交加,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沉渣泛起,无数负面人物堕入历史尘埃。与世人相比,曾国藩的家文化,家教、家风、家训,无疑是有效的,成功的。

纵观曾国藩一生,人们发现他特别关心家人,特别重视家庭建设,他用毕生精力探索家族长盛不衰的道路。他严于律己、追比圣贤,为家人做出了榜样;无论多忙多累,坚持亲自教育子弟,在外做官期间和征战间隙书写了335封家书,殷殷期望、谆谆嘱咐。对于治家的规律,他孜孜以求。我们知道的就有“八字决”、“三原则”、“六字真言”、“十六字家训”、“修身十二款”、“三十六字诀”等等体会。他为什么不停的追求治家之道呢?他说,人的本性是“好逸而恶劳”,“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他深知“富不过三代”是大家族的咒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官宦人家的宿命。

曾国藩于1872年3月12日去世,他去世之前,留了一封遗嘱,这是他给后代最后的教诲,也是他一生修身齐家思想的精华,做人和教子智慧的结晶。在这篇遗嘱里,他讲到,我做官三十多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心里伤感和惶恐,“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他说的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这是自谦,士大夫要“立德、立功、立言”,他认为自己做官还可以,其他两条还不够。他说到了这个年纪,内心非常不安,有几句话要跟孩子们说,“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他的这个遗训,话说得很重。以前他把这四句话叫做“日课四条”,一直坚持去做。几十年了,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又把这四句话,作为“数十年人世之得”,传与子孙,说明这四条是他亲身体会,并非抄袭借鉴;也说明这四条数十年未改,并非一时所得。他相信,这四条可以使“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可见这是他做人成功的“真经”,教子育人的“密码”。

几十年探索,几十年总结,他为什么最后把全部经验归纳于这“日课四条”,值得我们深刻思考。近两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曾氏家族的文化基因,曾国藩修身齐家成功的秘密,曾国藩的育人密码。其实,事情并不复杂,也不是曾国藩有什么魔力,而是这四条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其中深刻的内涵和深厚的力量来源于数千年古老文明。


二、“日课四条”的思想探源


1、“一曰慎独则心安”。“慎独”,从字面上意义上讲,说的是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不欺暗室,不负神明。“慎独”出自《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是说人要正心诚意、表里如一,就必须慎独。《中庸》里面也讲了这个话:“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

曾国藩在这篇遗训中指出,“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他说,你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又不能努力为善去恶,就是自欺。如果自欺,就无法面对天地神明,难于安身立命。为了防止自欺,他反复强调,“人欲”与“天理”是对立的,要通过“慎独”,“力去人欲以存天理”,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他讲的“慎独”是基于信仰的自觉,是源于士大夫道德的认同。

曾国藩如此看重“慎独”,与他理学家的身份和信仰有关系。宋明理学产生的第一个大背景是将近1000年的战乱,从东汉末年一直到宋朝初年,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除了唐朝前期一百多年安定一点,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乱的,人欲横流,争权夺利。黄宗羲说周敦颐开创理学是“破千年之暗”。理学让儒家文化从千年的黑暗中走了出来,带来了中华民族的理性之光。这个理性之光在哪儿呢?“存天理,去人欲”,儒家文化需要成为一种有约束力、吸引力的道德宗教哲学。人性源于天道,人要服从天理。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欲望,士大夫要有主体意识,担当意识。你不这样,天理不容,国也好,家也好,人也好,都没有出路。

第二个背景就是佛家和道家文化的蔓延,传统儒学地位受到挑战,正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宋初理学家们不得不汲取佛道思想精华,使儒学与时俱进。理学从哪里开始?从“慎独”开始。周敦颐的方法是静修。他说,“无欲故静,立人极焉。”吸收佛家道家修行修身的理念,慎独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扩大了,在儒学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倡导慎独的《中庸》、《大学》的地位也提高了。“慎独”,“吾日三省吾身”,成为圣贤、君子的第一要务。理学家希望,从皇帝开始,“格君心之非”,给皇帝上课,朝堂开讲“筵经”;从士大夫做起,学习圣贤,争做圣贤,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从慎独开始,从“正心诚意”开始。“慎独”是理学大厦的基石,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曾国藩笃信理学,是理学的实行者,所以他把慎独放在第一位,是对孔孟之道的继承,对程朱理学的信仰。

这篇遗训的主旨是讲做什么人,如何做人?他要求自己做“圣人”,在日记中写道“不为圣人便为禽兽”,半生如履薄冰,苦心修行,终成大器。对孩子的期待也超出了那个时代的世俗眼光,他写信给儿子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说,“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他说小人和君子都可能独处,区别是小人在独处中产生了妄念,君子在独处中积累了诚心。人的一生,独处的时间是蛮多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做到“慎独”。

他说“慎独则心安”,他在日记里还说过“慎独则心泰”,“安”也好,“泰”也好,说的都是人生存发展的心理基础,有一句俗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一生走正道,能够慎独,那么你的内心一定是安宁的,这是身体健康的根本。一个人心里不安,怕这怕那,他就会百病丛生。把道德自律与心神安宁结合起来,把修行与养生联系起来,把人生与自然统一起来,这是天人合一的逻辑。

2、“二曰主敬则身强”。“主敬”指的是对待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诚实、严肃、庄重的态度,是理学家道德修养的方法。“敬”字源自《周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直”是指人品纯正,“义”是说做事合理。《论语》里讲,“居处恭,执事敬。”多指祭祀时对神明,对“天”的心态。

“敬”对于“礼”具有重要意义。“礼”指社会秩序、纲纪,讲的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政治秩序。“礼”与“仁”一起,构成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礼记》开篇就说:“毋不敬”,郑玄解释说,“礼主于敬”,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敬”与“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礼”以“敬”为主旨,“敬”是“礼”的内涵。“礼”施行于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施行“礼”的过程中要真诚,要有真实情感。“敬”强调的是人们对于敬的对象的尊重,特别是内在的精神感通。只有“敬”,“礼”才能与人沟通,与对象相通,才能在精神上通于民,通于天,通于万物,“礼”才不至于流于形式。

“敬”与“诚”也是相关的概念。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认为“诚”是宇宙的本体,是世界的客观规律。那么“诚”与“敬”是什么关系呢?《周易》主张“主敬存诚”,程颢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诚”与“敬”是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如何能达到“诚”的境界?程颐说“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心诚的时候可以做到敬,如果心不诚,要先做到敬,然后才能做到诚。就是说“敬”和“诚”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做到了“敬”,自然就有诚心,“敬”是达到“诚”的路径。在朱熹看来“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熹还把“涵养主敬”与“格物穷理”联系起来,主敬才能格物,这个“敬”是达到与万物一体的路径,精神升华主要思路。

朱熹说,“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曾国藩说,“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 庄敬使人身心强健,安逸放肆让人身心吃亏,也是讲修心与修身的关系。庄重持敬不但对别人表达了诚心,而且也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人格力量,正所谓“庄敬自强”。

3、“三曰求仁则人悦”。“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儒家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仁”是一种来自内心、产生于情感的自觉要求,孔子说,“仁者爱人”。这种爱从爱亲人开始,所以孝悌是“仁之本”;其次,是广泛地爱他人,表现为“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次,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把个人修养与社会规范结合起来,成为普遍道德。“慎独”和“主敬”就能达到“仁”的境界。

到了宋明理学,“仁”不仅在道德中居于统帅地位,而且具有道德论和宇宙论双重意义,成为社会和宇宙的大本大源。程颢说,三纲五常里面的“仁义礼智信”,“仁”是统领和贯穿“义礼智信”的,他说“义、礼、智、信皆仁也”。曾国藩在这篇遗训中说,“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怎样才能求“仁”呢?他说,“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他十分崇尚张载,“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在他眼里,不仁之人,不仅是“悖德”,简直就是“盗贼”。

他说,能够帮助别人,得到别人的赞许,会感到身心愉悦。这是一种仁爱带来的人生境界。理学家们的理想世界,天地之间充满仁爱,理学的“天道”, 就是“民胞物与”,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好理想

4、习劳则神钦。“习”是学习和练习,“劳”就是劳动。如果你经常保持学习和勤劳,神明都会钦佩你,都会敬重你。曾国藩一生刻苦勤勉。他在这份遗嘱中写道,“时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二月初四去世,二月初一还在写日记,反省自我的过失。二月初二照常工作,二月初三依旧在清理文件。临死的头一天夜里还在读理学中卷。出身农家子弟的曾国藩,勤劳节俭,耕读传家,积淀成习,让家人后人感恩知足,以他为榜样,所以他才家道长盛。

曾国藩讲,疲劳可以练筋骨。他认为这些孩子不但筋骨不强,聪明也不够,意志更弱。他立下家规,家中男丁要闻鸡起舞,学习操练技术,磨练筋骨,家里的妇女也要做家务劳动。他看重节俭,他认为财产权力靠不住,只有勤俭美德才是长盛不衰。他说,大贵亦靠不住,唯“勤俭”二字可以持久。

曾国藩自己以读书为立身修身之本,也非常重视子弟的读书学习,他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他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讲的是,读书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功。曾国藩不仅重视读书,还喜欢读书。他说,余性喜读书。他读书非常刻苦,在京中做官时,给自己规定了每天13条律令,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所以,他通过读书就把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的各项基本要求铭记在心,对照实行。他的刻苦“习劳”确实让人神钦佩。广博深厚的学问给了他事业人生以宏大的格局。


三、曾国藩遗训的思考


1、“日课四条”的特点。曾国藩的这篇遗训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之一,集中讲他一生如何做人的体会和对子弟、后代的希望,基于孔孟,深入程朱,返本开新、经世致用,份量相当厚重。这篇遗训阐述上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继承性。此文的学术基础是儒学,重点是程朱理学。1500多字的短文,孔孟、子思,程朱、张载的直接引文十数处,其中最重要和份量最大的是程朱语录,所以说其立论的基础是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概念体系和逻辑关系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贯穿传统哲学,是儒家学说和理学大本大源的思想,既深植于古老文明之深处,又追随着历史的脚步。

第二、普遍性。我们对传统文化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慎独、主敬、求仁和习劳,这四条毫无疑问是精华。无论用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标准衡量,都是正确的、智慧的、实用的、宝贵的。因为“日课四条”讲的是做人的基本价值要求、人格人性、教养修养、人际关系、社会责任,实在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人,特别是精英阶层的人,都不可或缺。当然不是说这四条没有局限,也不是说不需要借助其他文明加以完善。

第三、哲理性。这四条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整体性、概括性?是因为他的系统性,价值观、功夫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贯穿其中,特别是提炼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讲“慎独”联系到“善恶”,讲“主敬”联系到“诚”和“礼”,讲“求仁”,联系到“民胞物与”,讲“习劳”联系到“人神”,全文以儒家核心观念“仁”和“礼”统帅,以“天人合一”、“人我和一”、“知行合一”、“身心合一”的哲学贯穿其中。只有哲学才有这种概括能力,曾国藩学养深厚,几十年思考,反复琢磨而成。

第四、实践性。他的领悟不仅结合修身实践和事功经验,而且贯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方法,把道德与修为结合起来,把做人与做事结合起来,把养心与养身结合起来,把付出与收获结合起来,通篇都在讲“体”,又通篇都在讲“用”,“学”与“用”紧密结合,体现了他“经世理学”的长处,让人在其中安身立命,成人成己,成己成物。

2、传统齐家文化在历史转变中的作用。这四条是曾国藩一生经验的总结,他在遗训中,努力回答他那个时代如何修身齐家的问题。他那个时代,西学之风强劲,他又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但是在他教育后代的嘱托里,并没有谈到对西洋文化的看法,因为他相信传统文化可以让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建功立业,可以让他的家族长盛不衰。从他家族后裔的案例来看,他的齐家文化,包括本人示范作用、家庭教育、家风家训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千年大变局包括了思想的巨变,当时人们说,出现了“学问饥荒”、“宗教饥渴”。是什么思想支撑着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在“救亡”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艰苦卓绝的奋斗呢?我们只能说是儒家的思想,理学士大夫的风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包括曾国藩的后人,正是这些从旧家庭、旧文化中走出来的人们,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他们因为朝廷腐败僵化、中国落后挨打而否定传统,又因为受传统文化教育而反传统。可以说,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起着双重作用,既有维护旧制度的一面,又有激发爱国救亡思想的一面,后面这一面,就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历史作用的思想观念,其中包括“日课四条”的思想。

齐家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大学》中讲的“修齐治平”。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细胞,也是连接个人与国家的中间环节,由于中国宗法社会中家庭家族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处理好个人与家庭,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甚至于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和国家的安危,有人说日本的儒家文化是“忠”本位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孝”本位文化。中国人首先属于“家”,其次才属于“国”。做好自己,治理好家庭,才能保卫国家。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家文化的主体,就是那个“士大夫”,他在家是“孝子”,出门是“忠臣”。理学强调的就是让他“修身齐家”。这里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在传统社会,“礼不下庶人”,“修齐治平”主要是对士大夫讲的。第二、家运有时和国运不同步,常常会出现时间差,国家衰落危难之际,有些家庭得以保全。还有的时候,家族膨胀,夺取政权,家取代了国。所以家族、朋党势力的限制,是王朝始终不变的焦虑,所以家和国,既依存又矛盾,所以在近代转型中,有些传统家庭保留了传统家,因而保留了相对独立性,后人得到较为优越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曾家就其中一例。家庭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机制。

3、齐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世界进入21世纪,全球化、市场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理学还有没有用?

“日课四条”讲的是士大夫如何律己。我们今天政治建设最大最难的问题“吏治”。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最大的威胁来源于君王与官吏的自私自利、贪污腐败,来源于君王和官吏的平庸无能,也就是来源于价值系统、良知系统、制约机制、管理能力的好坏高低。治国的核心问题是“治吏”,“治吏”的核心是“治心”,“治心”的途径是“修身”,这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管理和治理精英是一切社会的根本任务,尽管人们都知道,法律、他律的制度是理智的根本,但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社会,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中国传统的理学思想就是对“吏治”开具的药方,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如何拾起历史上那些宝贵的思想碎片。随着时代剧烈变化,理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历史深处的思想碎片。整体肯定甚至恢复理学思想体系,不仅没有可能,而且没有必要。但是理学中那些千年凝聚的思想精华,高尚境界,智慧火花不应该被忘却和遗失,例如做人要做“读书明理之君子”的思想;例如慎独克己、管控欲望的思想;例如诚实主敬、仁民爱物的思想;例如习劳节俭、知行合一的思想;例如修身齐家、建设家庭文明的思想;例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平等思想,例如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生态平衡的思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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