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31日和6月1日，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台湾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安梧教授分别在长沙天心阁、中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了不同主题的演讲。

　　 林安梧先生谈了近代以来曾左捍卫道统、一代一代书生领军领政的湖湘人文之盛况，并谈及当下台湾的“湘水余波”——马英九、宋楚瑜、刘兆玄、龙应台等皆为湘人后裔中的翘楚、台湾政界文化界的豪杰，为中华文明在台湾另开生面，确为世所罕见，不禁感慨系之。而林先生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明代大儒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大儒熊十力，他与湖湘（湘楚）人文精神的联系，亦可谓深厚。

　　 在演讲中，林安梧先生对中西文化差异作的譬喻，给湖湘学子留下深刻印象：“筷子”文化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叉子”文化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筷子”与“叉子”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筷子是主体通过“筷子”这一中介连结客体，使主客体达到均衡和谐后，方能举起客体；而叉子是主体通过“叉子”这一中介，使主体强力侵入客体，达到控制客体的目的。由此可见林先生的中华文化情怀。

　　 针对今年上半年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论战，本人原欲邀请林安梧先生与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儒家宪政”的首倡者杜钢建老师，举行一场“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对话”的活动，以消弭其中的差异和误解，达到两岸儒家融合的目的。遗憾的是杜钢建老师其时不在长沙。于是，本人针对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种种问题，对林安梧先生作了访谈。

　　 一，新儒家的历史回顾：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枕戈：我今天谈新儒家，先还是对于历史稍微作点回顾。有人说宋朝理学，已经是新儒学了。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所谓新儒学，就是本土的儒家文明面对西来文明的挑战产生的结果，佛教文明可以算是“西来的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当然更是“西来的文明”，这是两次“西方文明”对中华本土文明的挑战。

　　 林安梧：一般来讲，研究中国儒学的，就把先秦儒家称为“原始儒家”，把宋明的儒家称为“宋明新儒家”，把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励到唐君毅、牟宗三以下的儒家称为“当代新儒家”。所以儒家的脉络就是先秦儒家、宋明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宋明新儒学可以说是面对佛教文明的挑战回应的结果，在回应中自己有了进步。当代新儒家就是继续面对更遥远的西方文明的挑战。

　　 当代新儒家，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励往下谈，最主要是面对民国初年以来五四运动彻底的反传统主义，造成了所谓“存在的意义”的迷失，为了克服这种存在意义的迷失，开始提出一些新的可能，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构。

　　 一般我们是顺着张灏，张灏针对五四运动，在上个世纪很早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是《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这是一个文明的碰撞所慢慢导生出来的结果。我想这个文明的碰撞就是跟西方文明的碰撞，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

　　 枕戈：今天林老师正好在我们湖南。按照这个脉络，“新儒家”跟我们湖南人太有关系了。因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是湖南人周敦颐，不知道台湾那边是不是这么认同的。周敦颐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嘛。到了明朝时又出了一个大人物——王船山。

　　 在这之前，我与伍继延先生也做过一次访谈，也是谈新儒家。他认为，要谈新儒家，可追溯到王船山。为什么？因为宋明理学到了最后“空谈性理”，不能应对满清铁骑的入侵，所以王船山就全面反思中国的文化，更关键是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启发了后面的曾国藩这一批人，逐步引入了西方的器物文明、工商业文明、制度文明，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化、现代化。那次我访谈的题目叫《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

　　 林安梧：王夫之的确是非常伟大的，他一直是我研究学习的导师。你说当代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这各有不同的提法。

　　    宋明理学之后，顾黄王三大儒是很值得重视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个人的影响都很大，在儒学的造诣方面黄宗羲和王船山的影响可能比顾炎武大。顾炎武是影响到整个清代的考据之学。王船山影响到后来的曾国藩，而曾国藩虽然也读了很多王船山的书，但曾国藩的学问其实一般，并没有自己特别的理论创建。所以你说当代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有点嫌早，我想当代新儒家最主要是去面对近现代西方政治社会的变迁，当然这种变迁从曾国藩已经开始了。

　　 如果从曾国藩说起，那么康有为、梁启超都应该算新儒家了，那就有一大堆人物了。一般来讲，我现在记起来，我在二三十年前讲中国当代哲学，基本上是回溯到那个年代，康有为、梁启超势必要讲到。

　　 枕戈：我和伍继延先生认为当代新儒家要从曾国藩谈起，这个话说得还是比较有弹性的。只是认为应从他那里谈起，而不是认定曾国藩是当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什么的。因为这个新儒家是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恰恰从曾国藩开始搞新洋务运动，是以西方的工商业文明为着眼点的。因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应该说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文明之上延伸出了相应的文化形态，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敬天爱人、众生平等。

　　 从曾国藩开始，中国的确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文明，还不仅仅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其实早就融入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而西方的工商业文明以及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他是从这个角度认为应该从曾国藩谈起，因为从他开始，已经把大量的西方的东西引进来了。

　　 林安梧：我想这也是可以的，要看怎么断代。

　　 如果你要这么说，从宋代的理学到明清，一直到现当代，的确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代表了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转向。像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东西，虽然他的思考基本上还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思考方式，但是他显然已经在努力地接受西方的东西。

　　  枕戈：刚才我们谈了三个人——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这三个人都跟我们湖南人，与湖南有密切的关系。作为外乡人，您会不会觉得我们湖南人有点自恋？

　　 林安梧：（笑）这个无所谓，任何一个地方一定会强化自己家乡的先贤，这是很自然的事。

　　 枕戈：其中有这么一个原因，宋朝开始，中华文明的中心逐渐南移，湖南的确成了一个文明中心，湖南人近代以来的表现不用说了。接着，中华文明进一步向沿海乃至港台、海外扩散，才有了今天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新格局。

　　 譬如您在中南大学演讲时，也说到台湾的很多政治文化人物如马英九、宋楚瑜、刘兆玄、龙应台等等，都是我们湖南人的后裔，可看作“湘水余波”吧。而马英九、刘兆玄都倡导王道政治，都是尊儒的。

　　 林安梧：好些台湾名流都是湖南人后裔。湖南人有个特征，讲究经世致用，强调笃行实干，什么事情先做出来再说。从立德立言立功的角度，湖南人更重事功，这无妨也是梳理新儒家的一种方式。

　　 曾国藩虽然没有理论方面的建树，但若从事功的角度讲，他显然可算近现代以来首屈一指的儒家人物，政治、军事、工商富民都有建树，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化，康梁都为之逊色，而更多的新儒家人物，基本上都还只是描绘理论蓝图，“纸上谈兵”。

　　 二，大中华文明视野：儒释道的互通互融

　　 枕戈：之前我发了一个微信给您，表达了我自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这个跟大陆新儒家一位代表人物杜钢建老师有关。他提的一个观点是，“儒释道都源于上古湖湘文化”。这个湖湘，当然不是指的现在的行政区域湖南，而是长江流域的一个文明区域。

　　 这是建立在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基础上的。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考古。原来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上下五千年，只有五千年，如果从夏商周算来，中华文明只有4000年。如果不突破黄河流域文明中心论，中华文明的历史很难再向前拓展。

　　 但是根据最新的考古，长江流域以两湖为中心的文明远远超过五千年了。湖南有三大考古发现，常德有个古老的城头山城市遗址，大概有6100年；怀化有个高庙，大概有7800年；永州有个玉蟾岩，那里已经有人工栽培稻、陶器了，年代超过了14000年。所以这是对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重新认识。

　　 林安梧：长江流域的上古文明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包括四川的三星堆文明，都有近5000年历史。

　　 中华大地是怎样统一在一块的，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课题，显然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其实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有文明。现在还有很多资料在挖掘中，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以前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有所偏差。可能南方很早就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比如现在谈西周时，其实南方现在出土的一些东西，说明以西周初年的国力、国势所具备的文明，南方也都有。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很复杂、很难理清。我想这可能会引发我们对整个中华文明的重新理解，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的重新理解。

　　 枕戈：建立在对中华文明重新理解的基础上，我认为远古时代，中国的道文化、道家文化应该是发源最早最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太昊伏羲。杜钢建老师概括为上古湖湘文化是“修道文化”、“修炼文化”。中华文明在长江流域的巫文化慢慢过渡到理性文化，这个理性的文化就可以叫“道文化”，因为我们平常谈到文化，就叫求道、修道。

　　 这样，以上古湖湘的修道文化为核心，在南方发展的本土文化就是道家文化，往北发展就成了儒家文化，往西发展到四川、青藏高原、尼泊尔乃至更西的西方，就成了佛家文化。我个人认为是一步步传过去的。有基因考古学分析，释迦牟尼其实是古羌人，羌人其实是我们西边的一个少数民族。最近，著名矿物学家、考古学家张如柏为首发表了文章《四川广汉古蜀国惊现佛像实物及佛像载体的重大意义——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再次验证了杜钢建老师的这个论断——有人概括为“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出口转内销”。

　　 所以说文明是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但是它在不同的地域，在南方发展成道教文明，在北方发展成儒教文明，在西方发展成佛教文明。

　　    林安梧：我们讲巫祝信仰、巫史信仰，这是是非常早的。我们在原始部落里还可以看到巫，甚至在我们的少数民族里至今还保留着。

　　    你在云南、贵州等地可以看到傩文化，其实跟整个中国古代的文明是连接在一块的，不是断裂的。很多少数民族的巫文化保存着，华夏文化传到那里后，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我记忆里很深刻的一次，在丽江看到有人进行纳西鼓乐演奏，我也买了一些光碟回去看。我心里想，这纳西鼓乐像极了汉乐，甚至可以说就是华夏族的音乐。其实这很像我们在闽南听到的一些古乐，而且有一些是古时候道教的音乐。

   它是更加原生态的华夏文化。这是怎么一回事？都是从中原文化传过来的？恐怕不是。它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生长，生长以后跟中原文化互动。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的整个文化的理解，应该是多元发生论，多元发生、交流、互动、生长，就是各个地方同时并起，在互动过程里交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