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策:疆吏与军机如何互动?——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36 次 更新时间:2023-08-16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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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  

 

【内容提要】清代中后期,疆吏与军机私信互动虽悬为厉禁,却普遍发生,频繁影响政治运作。1937年黃濬披露的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密札就引人注目。但该主人非如黃濬所论是军机大臣杜翰,而是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他既是一位被遗忘的中枢要员,也是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主角。胡林翼不仅借助京城联络自上而下地获取高层机密,而且将自身意图自下而上地沟通传达,寻求最高层支持。比如钱宝青既提供许多情报,又大力支持湘军四路入皖、主攻安庆之策,还在樊燮案中暗中保护左宗棠;其他盟友则配合肃顺,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都有力推动了曾、胡地位之提升和湘系之崛起。同光时期,随着轮船电报的应用,疆吏与军机互动更为便捷,本应保密的军机处越来越成为泄密之源。这是探讨晚清军机处、央地关系和京城内外信息沟通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军机处 湘军 胡林翼 曾国藩 钱宝青

 

太平天国运动及伴随而来的湘系势力之崛起,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转折,影响至为深远。湘系之所以崛起,原因复杂,比如八旗、绿营的衰落,道咸之际湖南的地域背景,湘军自身的特色,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领袖的努力经营,以及曾国藩经常讲的“运气”。这些前人研究较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争取最高层支持。这在乾纲独断的专制时代尤为重要,所谓“上之授权不专,则下必到处荆棘”。况且,湘军作为非经制的军政势力,本为异类,遭受嫉妒和打击实属必然;有时战功越卓著,反而越受猜忌。因此,了解皇帝、军机大臣这些最高决策者的心思,争取其理解和支持,获得一定程度的放权,就显得格外重要。

目前,湘系内部沟通的情况,由于留存资料和既有研究较为丰富,相对清楚一些。然而,清廷的运筹帷幄以及湘系领袖和军机高层的互动情形,还显得扑朔迷离。一般而言,满人军机大臣文庆和权臣肃顺推服曾国藩和胡林翼,支持湘军;汉人军机大臣祁寯藻和彭蕴章反而压制曾国藩和湘军。最近,肃顺推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关键作用已获证实。因此,文庆、肃顺更倾向支持曾、胡,应无问题。但肃顺的意愿有多强,力量有多大,能否做咸丰皇帝及王公大臣的主,还有一些疑问。因为站在咸丰和一些大臣的角度看,镇压太平天国当然是头等大事,然而一旦给曾国藩放权,导致尾大不掉,实属后患无穷;毕竟,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的历史萦绕心头,让人不得不忧虑。

所以,从咸丰中后期开始,肃顺“当权”似乎已有数年,但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崩溃后,曾国藩才获得督抚大权。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危急情况下,给曾国藩以总督大权,仍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及高层疏通。这不仅因为咸丰和军机大臣猜忌,也因为不少高官认为,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八旗南征不可。僧王亦“早有此意”,已令山东、河南“预筹饷糈百万”。只是英法联军对京津的威胁突然增大,僧王无法南下。

耐人寻味的是,江南大营甫一崩溃,胡林翼就向彭玉麟等湘系要角透露,最近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重用曾国藩。这十余人基本都是经过他疏通联络的力量。由此可以掂量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及其意义。众所周知,胡林翼在湘系崛起中作用甚大。这不仅体现在他坐镇湖北筹饷练兵,协调湘系内部,与湖广总督满人官文交好,而且也在于他和军机高层的暗中互动。从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入手,既可对咸同朝局变迁和派系政治有更多了解,也可揭示湘系崛起过程中的一些以前被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胡林翼的京城联络是怎样展开的?他和军机高层是如何互动的?其意义何在?

进言之,尽管在制度上悬为厉禁,但清代中后期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几乎是普遍现象;越是地位重要的疆吏,越会设法联络军机,否则不但做事不便,甚至位置不稳。因为军机处围绕皇帝,既掌握发号施令的最高权力,又通过奏折、廷寄等文书制度垄断了机密信息。这种信息不仅是稀缺资源,也是实在权力。故疆吏和外官既希望获得军机处支持,也渴求尽快得知这些信息。结果,随着时间推移,本有保密功能的军机处愈益成为泄密之源,圈外和圈内的暗中勾连,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问题,虽然有时性质不尽相同。为何法律上严禁而现实中却普遍发生?为何本为保密却经常泄密?这是本文拟阐释的问题。

一、 胡林翼与军机大臣杜翰暗中结交?

20世纪30年代,著名掌故学者、《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作者黄濬,获见一批胡林翼家藏信札。内中数札,隐语满篇,详论政局,很像肃顺或他这一派的军机大臣写给胡林翼的密信,令黄濬兴奋不已。尤其是写于1858年3月26日的一札,不具实名,但云“泐于剑影双虹室”,最引人入胜。黄濬对作者评价极高。他说:“统观全书,颇有指挥若定之概”;论当日高官“皆极中窾要”;“筹画兵略,亦有见地,正是当时中朝为曾(国藩)、胡(林翼)奥援之一大人物”。黄濬初疑剑影双虹室主人即是肃顺,后详加考索,断为军机大臣、山东人杜翰。

在当年工具书甚少的情况下,黄濬短期内即解读出密札中的人和事,且十之七八正确,实在令人惊叹。他提出在肃顺之外,探寻曾国藩、胡林翼的朝中奥援,用以观察支持湘军成就中兴大业的暗中线索,也颇具启发性。美中不足的是,黄濬认定此札来自“肃党”,且出自军机大臣之手,故对作者的研判稍显武断。后来,三种版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都将此节冠以杜翰之名,显然认同黄濬的论断。

不过,1989年出版的《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有所不同。这部书信集恰好收入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的密札四通。整理者谨慎地注明“发信人姓名待考”。这几乎是该书唯一保留斋号而没有考出作者的情况。四通密札写于1857年,不仅与黄札都是谈论军国大事的长信,而且隐语也颇一致,可知以上密札均出一人。尤为可喜的是,后出数札透露了作者线索。

其中一札有云:“弟后进疏材,勉供撰写,时艰适值,报称毫无,但蕲免于食粟之讥,何敢侈谈军国!”因为军机处负责起草谕旨,所以“勉供撰写”常常是军机处人员的谦语,故此人必是军机处官员。另一札则提示了作者籍贯:“敝乡之防,宁(国)胜于徽(州),徽胜于衢(州)。宁国之入浙者,路险而地瘠”,与徽州一路均可放心,“惟信州、三衢,直达会垣(杭州)”,最为单薄可虑。此处“敝乡之防”,显指浙江西面防守,可知作者系浙江人。

查1857年军机大臣无浙江人,而军机章京至多有三人:钱宝青(浙江嘉善人,1840年道光庚子恩科举人,1841年道光辛丑科进士)、吴兆麟(浙江钱塘人,1832年道光壬午科举人)、章倬标(浙江金华人,1843年道光癸卯科举人,1847年道光丁未科进士)。此外,密札显示作者和胡林翼麾下的道员郑兰(谱香)是同年熟人。郑兰是道光庚子恩科浙江举人,与钱宝青同榜。故基本可以推断剑影双虹室主人乃是钱宝青。再经对照笔迹,可以确定无疑。

进言之,上述密札显示钱宝青和胡林翼暗中互动频繁而深入,那么《胡林翼集》中难道就没有蛛丝马迹吗?胡林翼生前写了大量书信,但1858年以前的信件和写给京官的密函毁失严重。所以,与上述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相对应的胡林翼去信,至今尚未见到。尽管如此,《胡林翼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还是留下了线索,因为它收有1859年致钱宝青的长信4通。而且,其内容均是深论军国大事,显非其他虚与委蛇和轻描淡写者可比。如此看来,要了解胡林翼的京城联络网,钱宝青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角色。那么,他到底是何许人也?胡林翼和钱宝青究竟是如何互动的?胡林翼的京城联络是怎样展开的?其意义何在?这是下文要讨论的。

二、 钱宝青其人其事

钱宝青(1820—1860),字初纯,号萍矼,浙江嘉善人,1841年进士。1851年以户部主事入值军机处。咸丰五年(1855)授大理寺少卿,翌年升宗人府府丞,均由特旨留在军机处,为领班章京。1859年擢左副都御史。用咸同时代杜文澜的话说,钱宝青是“吾乡先达中名誉最隆”之人。因此,有必要先认识这位中枢要员。

首先,京城里除了军机处,就属户部和刑部较忙。从户部侍郎王庆云的日记看,至迟到1853年,钱宝青就是户部最受倚重的草奏者。王庆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荆花馆日记》上,1853年4月24日、27日,6月29日,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6、505页。金安清也说,户部有要事,钱氏“无不预”。可见钱宝青才华突出,备受重用。

其次,与咸丰的顾命八大臣之一焦祐瀛略作对比,也可看出钱宝青的分量。焦祐瀛名气大,地位高。其实他和钱宝青均于1851年入值,焦比钱还早数月。然而,1854年钱宝青就以五品京堂候补,留军机处行走,而焦祐瀛得到同样待遇却要到三年之后。此后数年,地位关键的汉领班军机章京就是这两位。1859年6月,钱宝青升任左副都御史,因已跻身部院堂官,照例不再担任军机章京。但这绝不意味着他被疏远。相反,当年7月,咸丰就派给他一项特殊任务:以湖北乡试主考官为名,实际考察两湖军情,“回京面奏”。不久,樊燮案突然发酵,牵连左宗棠和湖南当局,轰动一时。钱宝青奉命与官文联合查办,历时数月结案。可见,咸丰有意培养这位年轻人。当然,咸丰或许并不知道钱宝青和胡林翼频繁密信往来。不幸的是,1860年5月,钱宝青从湖北回京后就溘然离世。不久,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咸丰出狩热河,焦祐瀛以太常寺卿出任军机大臣。可以想见,若非钱宝青英年早逝,很可能是军机大臣的有力人选。

再次,胡林翼、曾国藩等人对钱宝青评价极高。胡林翼不仅与钱宝青深谈时局,对他推崇备至,而且也向官文称赞钱氏“眼力过人”。曾国藩赞叹钱宝青的密信“语语中窾,良可佩服”。后来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也称钱宝青“冰雪聪明”。此外,晚清军机章京郭曾炘之子郭则沄熟悉清代掌故,他在引述钱宝青表彰李续宾和保护左宗棠的事迹后说:“其时虽极杌陧,而枢近中犹有杰才,斯所以成中兴之治。”

不过,在既往晚清史叙述中,就连一些军机大臣也名声不彰,像钱宝青这种军机章京更是多被遗忘。这大抵缘于高层政治向来隐晦,军机处行事慎密,故反映高层活动的“过程性”信息留存甚少;即使留存下来,由于其中充满暗语暗号,也不易解读。当然,军机处的这种信息本就不想让外人看到,更不想留给后人研究他们不愿示人的秘密。钱宝青的情况正是如此。此外,钱宝青被遗忘,也因为他在1860年就英年早逝了。但只要对其亲属稍作介绍,就能把他拉进宏阔的近代历史场景。钱宝青胞弟钱宝廉也是翰林出身,官至吏部侍郎。钱宝廉之子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内阁总理钱能训。

最后,尽管钱宝青是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一个主角,但很显然,胡林翼绝不止单线联系,他的京城联络网要大很多。下面试图拼接胡林翼京城联络网的大致轮廓。

三、 攻克武昌后胡林翼京城联络的展开

胡林翼开展京城联络既有必要性,其家世、经历和才情也有便利条件。胡林翼之父胡达源为探花出身,官至詹事,在京城名望颇高。胡林翼的岳父两江总督陶澍,更是万人敬仰。早在鸦片战争前,胡林翼就在京城替陶澍做情报和联络工作。所以,胡林翼不仅人脉广泛,而且他对联络京师要人早就在行;迨湖北巡抚任上重操旧业,自然轻车熟路。

胡林翼开始集中联络京师要人,是在1856年冬。这至少有两大背景:第一,经过近两年艰苦作战,清军终于攻克武昌,胡林翼随即实授湖北巡抚。此前功劳和地位尚未显现,即使努力联络,也未必受重视,所谓“师久无功,心迹不能自见,即欲自陈,惴惴然恐其不情”。而今既有了联络资本,也有了迫切需要。因为他马上面临几大问题:一是湖北善后,二是军饷筹措,三是武汉是否设为重镇以及和湖广总督官文如何相处,四是要不要率湘军迅速乘胜东下。胡林翼必须尽快掌握最高层的想法和决策。

第二个重要背景是,1856年12月12日,亦即清军收复武昌一周前,领班军机大臣文庆不幸辞世。文庆和胡林翼此前搭班主持江南乡试,因违规而受处分,可谓难兄难弟。近两年,文庆在中枢庇护胡林翼,胡氏“奏上辄邀允,益得行其志”。同时,文庆的重要幕僚李汝钧(子恒)也正是胡林翼的得意门生。故胡林翼攻克武昌后,或已得知文庆去世。这意味着他突然失去了最高层的一层重要保护。

进言之,这涉及道咸之际派系斗争和路线选择问题。1850年,新即位的咸丰罢黜穆彰阿和耆英,重用祁寯藻、赛尚阿、彭蕴章,听信潘世恩和杜受田举荐,起用林则徐和周天爵。但这些用人均令人失望。所以,1855年文庆再度入值军机处,因他是彭蕴章、叶名琛的座师,资历老,能力强,故一入枢就是领班。据说他也是穆彰阿一党。显然未必可以这么清楚划分,但文庆入枢确实有些回归旧政、进行纠偏的意思。他支持胡林翼、曾国藩的一系列举措,确实也使清朝情况有所好转。故宋晋称文庆此次出山,“补救维持不少”。就在文庆去世前,彭蕴章的同年好友、浙江巡抚何桂清因感受不到最高层的有力支持,遂称病奏请开缺,竟然获得允准。这大抵是咸丰和文庆的意思。然而,文庆去世不久,何桂清在返回京城的路上,就受到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支持,简放东南第一要缺两江总督。耐人寻味的是,何桂清的“重病”转瞬即愈,迅速折回江苏接任。此后几年,何桂清和曾、胡之间多有竞争和不快。

以上两层背景,正好解释了为何在1856年冬,胡林翼开始集中联络京师要人,寻求最高层支持。当年12月22日,亦即攻克武昌三天后,胡林翼就给同乡京官郑敦谨写了长信,着重谈及军饷筹措、湖北善后、是否率军东下和武汉地位问题。在密函最后,胡林翼请求郑敦谨与严正基、宋晋等好友“密思”,代为寻求军机大臣支持。在郑敦谨、严正基之外,郭嵩焘和吴桐林也是胡林翼重点联络的同乡京官。此外,胡林翼联络的另一角色,就是他的进士同年、南书房翰林沈兆霖。

除同乡京官、同年近臣外,胡林翼更将目光聚焦于军机处。因为这里毕竟最为关键,可获得既快又准的高层情报。于是,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进入胡林翼的视线之内。尽管湖北、安徽的军情和胡林翼的动向,早已是钱宝青关注的重点,但胡林翼和钱宝青此前似未直接交往。此次之所以能搭上线,可能一则因有沈兆霖等人介绍,再则钱宝青才华横溢,性情豪放,想做一番大事,与胡林翼颇为相近,故能一拍即合。

在此背景下,就有了胡林翼主动联络钱宝青的行动。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密札第一通写于1857年7月17日。函称:“自台旌观察黔南,德威遐布,政声所被,久在仰止之中。顷闻秉节江皋,督师鄂渚,每见军书入告,伟略深谋,出颇、牧于词臣,失萧、曹于指顾,为楚中士民额手者,不自坚城光复始也。前读□□后各条,剀切指陈吏治军情,列眉指掌。窃叹方今节钺之中,无此杰识。乃荷瑶章下逮,奖借不遗,捧诵之余,徒增惭汗。”尽管钱宝青对胡林翼恭维备至,但“乃荷瑶章下逮”,显系胡林翼主动联络钱宝青。更重要的是,钱宝青立即表示愿意和胡林翼互通有无。此后,两人密信频通,有时一月不止一封。因路途较远,且这些密札只能通过最信任的折弁或家人寄送,颇为不易,故每函都写得很长。目前能看到钱宝青致胡林翼五通,胡林翼致钱宝青六通。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从中已可略窥当时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的情形。

胡林翼在军机处不只联络钱宝青,他也联系王拯,但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这些情报往来完全不能与钱宝青的相比。而从何桂清密札可知,王拯(少鹤、遁初)、吴兆麟(筠轩、铁华)是何氏的联络对象。1859年钱宝青退出军机处后,蒋超伯(叔起)成为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重要线人。曹毓瑛(琢如)在1860年以后也和胡林翼有所联络。此外,前领班军机章京梁瀚与胡林翼为进士同年,也是他的重要联络人。

胡林翼有没有直接联络军机大臣或载垣、端华、肃顺呢?或许有。1858年罗惇衍就曾致信肃顺,控告两广总督。不过,外官私下交通王公和军机大臣颇犯禁令。咸丰即位当年就申明成训,“严禁朝臣与诸王往来交接”,并要求“封疆大吏断不准私行干谒(诸王),信札往还”。因此,除非关系十分特别,否则不敢轻易尝试。1859年胡林翼想从僧王处获得骑兵,也是通过都兴阿写信,自称“疆吏在外,不敢启呈”。后来阎敬铭一入军机处,就在家书中说:“自入政府,更不与外官通信”,“军机例不通外信”。尽管如此,王庆云外放疆吏后,与军机大臣文庆、彭蕴章却书信频通。咸丰也有所耳闻,在召见王庆云时还意味深长地问过。何桂清和彭蕴章密信联络,更是确凿无疑。看来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虽悬为厉禁,却普遍发生。只是这种联络因为顶风作案,都要行事机密,所以信内充满暗语,署名也是千奇百怪的斋号。“剑影双虹室主人”正是如此。

四、 “自上而下”的情报获取

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具有多重意义。就“自上而下”言之,可以了解咸丰皇帝及军机大臣的意向,获得机密情报。由于最高层垄断着权力,也试图垄断信息,故窥探高层意思,就是古今常见现象。然而,上意难测,既说明不易知晓,也表示变化莫测。胡林翼与军机要员暗中互动,正可窥测上意。比如收复武昌后,是否令胡林翼率师东下?是否派长江战区统帅?曾国藩能否以督抚身份带军?都是胡林翼最关心的大事。此外,由于各省和军机处都通过密折、廷寄等文书保持密切沟通,高层在各地也有多种信息来源,故借助京城联络亦能辗转获知各省动态。譬如何桂清、叶名琛、黄宗汉、福济、英桂等疆吏重臣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近况以及最高层对他们的态度,也是胡林翼关注的要点。果然,钱宝青致胡林翼密札不仅通报各省最新状况,更透露咸丰和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意向。

首先,是否乘胜率师东征,胡林翼极为关注。因其既关军情,又涉筹饷。1856年12月23日,胡林翼向湘军大将李续宾和李续宜坦白了其中矛盾:“弟所急欲商者是东下之策。是弟东下则恐饷少,更恐劫饷耳。然必须东下,乃是一气呵成之局。”直到次年3月,胡林翼仍感慨道:“不知皇上仍教进剿否,恐终必东征耳。”从钱宝青致王庆云密信可知,这时“中枢之议”确实欲令胡林翼乘胜东下。不过,胡林翼以善后为由仍留湖北,派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率水陆大军进攻九江。

不久,胡林翼是否东下与曾国藩夺情复出以及统帅问题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湘军的指挥权和独立性。1857年11月12日,胡林翼奏请起用曾国藩,以统一事权,主要目的是为曾氏谋江西巡抚位置。然而,此时太平天国内讧之后元气大伤,清朝军事顺利,九江、镇江甚至天京都有攻克希望,故咸丰及彭蕴章并不认为曾国藩不可或缺。11月19日,上谕不准所请,反令胡林翼即行东下。胡林翼只好奏陈湖北尚有要事,待九江克复再行率师东征。奉旨克复九江后再议。起用曾国藩未果,钱宝青随即提醒胡林翼,湘军千万不能落入安徽巡抚福济之手,希望胡林翼亲率东征之旅。到1858年3月,钱宝青向胡林翼透露:“我公东下之说,已化烟云,尽力为之,必有大造于楚。”胡林翼率师东下之议终于暂时打消。

其次,湘军东下作战必与两江地区发生直接关系,而当时清朝重心在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故掌握安徽、江西、江苏及江南、江北大营的战况,了解诸省督抚将帅动向,尤其是探知咸丰、彭蕴章对他们的态度,就相当重要。

关于安徽巡抚福济,钱宝青在1857年12月说:“从前向帅(向荣)在时,闻皖饷不足,解银五万两,皖帅(福济)即言:‘可见向营饷项有余,请将浙江月饷改归庐州。’(胡林翼批:太无良,直非人类)……山、陕月解饷银并不为少,则言:‘皖之与楚肥瘠悬殊,解楚三万,解皖二万,可谓倒置。’(胡林翼批:直是狗屁)。” 1858年3月,钱宝青透露福济和安徽布政使李孟群、河南巡抚英桂关系微妙,而咸丰对三人均甚信任。他说:“天上(咸丰)之于鹤人(李孟群),竟几几以江(忠源)、罗(泽南)视之。”又说:“淝帅(福济——引者)不去,皖无睡醒之日;香帅(英桂)不易,豫无睡着之日。此两人者得天独厚(受天子信任),为之奈何?”随后胡林翼也说:“大抵天若救安徽,必须革福帅与李鹤人,乃是转机。” 1858年7月,福济终因屡误事而革职,英桂也调任山西巡抚,李孟群在次年遇害。此外,满人将军福兴驻扎江西广信、浙江衢州一线,防守入浙门户。钱宝青说:“福星(福兴)之怯而猾……不特弟等窃议,即内而商贤(彭蕴章)、外而平仲(浙江巡抚晏端书)亦早料之。商贤为此等人既不争权,又不争饷,可听其行尸走肉于衢、信之间;平仲则以天眷稍差,不敢置喙……今若言福星恐误浙事,则曰浙尚无事,设有事,安知其必误耶?圣人(咸丰)誉必有试,毁亦必试,则所失滋多……此事非弟所宜言,然既承详示,故敢约略陈之。”此可见咸丰和彭蕴章的选人用人和处事风格。

当时清军主力在江南、江北大营,江苏也是财赋重地,故更受关注。1857年,严正基就曾提醒胡林翼:江督何桂清“近谙大计,非复吴下阿蒙;吴、楚上下交合,于军务大有裨益,宜通书以示联络”。钱宝青也多谈江南情形,1857年11月5日的密信称:“江南润州(镇江)虽云合围,其江面一边,终成一面之网。根翁(何桂清)来函总云指日可下,似亦仰慰之意。”随后来函突出何桂清和江北大营德兴阿矛盾激化:“德(兴阿)之与何(桂清)龃龉已深。德劾何躁急,但报闻而未发;何劾德执拗,则令南岸之派员前往帮办。” 1858年3月来函则批评朝廷信任和春的江南大营,恐难成事。叶名琛获罪后,空出一协办大学士的位置,钱宝青称:“江南水部(何桂清)、闽省琅琊(王懿德),以鄙意观之,皆有气而无性者也。来示所谓与役处者,水部为尤甚,然纶扉(大学士)一席,竟有翕然之思 [原注:在圣心(咸丰)转不甚属]。”这也透露咸丰对何桂清并不那么信任。

最后,京城涉及湖北之事,钱宝青更会随时密告。比如,官文和胡林翼的微妙关系很受关注,钱宝青致胡林翼第一函即提及此事。因俄国人侵占松花江江滨地区,清廷欲撤回在湖北作战的马队,钱宝青提醒胡林翼可以大胆奏留。当胡林翼下属郑兰、庄受祺被御史贺寿慈参劾,钱宝青即密告参劾原委。湖北漕粮折色、保举人才等事在京城的反应,钱宝青也会及时相告。此外,京城大钱难行,物价飞涨,筹饷艰难,直隶、广东、陕西、山西、四川、云贵的新动向,也都在钱宝青密札中有所通报。

综上,尽管目前只看到钱宝青致胡林翼密札五通,但已有理由相信,从1857到1859年(1857—1859),钱宝青为胡林翼提供了关于咸丰皇帝、军机处以及各省的详细情报。

五、 “自下而上”的意图实现

如果说自上而下地获取情报是一回事,利用情报并借助京师盟友影响决策则是另一回事。胡林翼“自下而上”的联络沟通,确实有力推动了曾、胡地位提升和湘系之崛起,实现了自身意图。这在“四路入皖方略”“樊燮案”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问题上体现尤为明显。

(一)钱宝青密奏支持“四路入皖方略”

众所周知,曾国藩、胡林翼设计的四路入皖方略,不仅最终攻克安庆,而且围点打援,消灭了陈玉成皖北主力,奠定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基础。所以,从后往前看,诚如朱东安所论:“曾、胡联手图皖,是该集团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其后一个时期的迅猛发展,皆肇基于此。”但在当时,该方略颇多反对之声。因此,1859年11月,深受皇帝信任而在前线考察军情的钱宝青密奏支持这一方略,就显得弥足珍贵。

原来,1859年夏,因石达开有入蜀可能,胡林翼鼓动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惜未成功。9月,官文和胡林翼又邀请曾国藩联手图皖,鉴于上年李续宾孤军深入遭受惨败的教训,计划四路进兵。南线两路“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线两路“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其中南线两路主攻,由曾国藩、多隆阿、鲍超各部担任,更为关键。然而,就在这时,署理漕运总督袁甲三奏请曾国藩取道光州、固始、颍州一带,绕至北路,与胜保并力南攻,以防太平军和捻军北上。安徽巡抚翁同书意欲曾国藩北上协同作战。这些意见均发给曾、胡酌办。甚至前湖北布政使罗遵殿、湖北按察使严树森皆欲曾国藩“率师北援河南”。左宗棠和李续宜则希望曾国藩优先入蜀。

尤为重要的是,咸丰为防太平军和捻军北攻,不支持该方略仍要求派出一军、绕至淮北作战。朱批一则谓“诚恐缓不济急”,再则称“惟恐言之甚易,行之甚难”,语带讥讽,令曾国藩颇感灰心。他对胡林翼说:“十七日所发会奏各折,圣意不以为然,浙饷片亦未蒙允准。从此不敢作奏,概由督帅(官文)主稿。”胡林翼对钱宝青无奈地说:曾国藩因“中朝不准饷”,不准调萧启江和张运兰,故只好奏称兵力仅可守而不可战。非但曾国藩,此时胡林翼也不受信任。他在8月密保罗遵殿接任湖北巡抚,并多方游说,却未成功,主要因官文密奏反对。在此背景下,钱宝青或明或暗的支持非常关键。

10月29日,胡林翼陪同钱宝青来到曾国藩巴河大营,考察两日。钱宝青随后拜发密奏,于11月22日到京。他首先指出进兵安徽的紧要性,接着点明四路进兵的必要性:“缘楚、皖交界路径多歧,逆匪处处可以抄袭,故必重兵齐发,则贼所上窜之路,皆我所进兵之路,而后可无内顾之忧”。然后,钱宝青着重为楚军请饷。他说:“楚北军饷每月约需银三十余万两,现复奏留曾国藩一军,又须增饷五六万两。……督臣、署抚臣咸以为虑,不能不仰求皇上严饬江西、山、陕、四川等省按期筹解者也。”不久前,胡林翼致函钱宝青称:“湖北竭目力耳力心力,既已月谋三十万之饷。若得秦、晋、蜀三省忠心效力,专济涤帅(曾国藩),月各三万两,则一年之内,皖、江南北,必有成效。”钱宝青密奏所言,正是对胡林翼的回应。

在战略战术上,钱宝青不仅支持曾、胡,而且反驳翁同书和袁甲三。翁同书称楚军由英山、霍山取舒城,由六安规庐州,为上策。钱宝青则称,庐州“为皖贼渊薮,然其势未可遽图”。袁甲三主张曾国藩分兵绕至淮北作战,钱宝青则谓:“此次楚军分路进攻,其出北路者,应以六安为止。”四路进兵方略的核心在主攻安庆,围点打援。钱宝青完全赞同。他奏称:“近庐州而不攻,则贼无必死之心。搏安庆以全力,则贼有必援之势。我军沿江声势既联,使其来援,则庐州贼分,不来援则安庆势孤,不得于彼,必得于此。且逼而不攻,则贼不暇为北窜之谋,即江浦、六合援贼亦必致力于安庆。是不啻诱坚守之贼而使之野战也。一旦出其不意,六安、桐城之兵皆可袭庐州而取之。”其实,钱宝青密奏之策,即源于胡林翼。随着战争经验积累,尤其是三河大败后,胡林翼的战略战术明显改变,既强调多路配合,又反对到处攻城,希望留有活兵,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他称:“良将劲兵以破援贼为上,顾大局取远势为上;逼城而垒,节短局促,不能尽其所长为下。若援贼破灭,则坚城自下。”所以,当时在胡林翼幕府了解内情的汪士铎就说:“钱宝青所奏即本此也。”最后,钱宝青密奏紧随曾、胡奏折而发,时机也很巧妙。咸丰称赞钱宝青“不为无见”,令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妥办。

可见,曾、胡四路进兵方略虽好,但一开始颇多反对,故钱宝青的密奏支持非常重要。曾、胡此时之所以不受信任,一大背景就是咸丰九年冬,江南大营接近成功,故咸丰和高层有意裁抑湘系势力。这时震惊朝野的樊燮案,就是一个明确信号。饶有意味的是,钱宝青又一次帮了湘军。

(二)钱宝青在樊燮案中保护左宗棠及湘系势力

1859年,钱宝青奉命与官文联合查办朝野注目的樊燮案。他为左宗棠大力剖白,保护了湘系势力。此案颇关湘军前途,孟森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深刻论述。它的政治意味可分三层解读:下层是湖南官绅与左宗棠的矛盾,中层是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较量,高层是江南大营军事顺利情况下,朝廷对湘系的裁抑。下文综合新旧资料,进一步澄清案情,突出胡林翼和钱宝青的作用。

先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主政,能干而强势,数年来与官文嫌隙已深。1858年冬,官文以永州镇总兵樊燮署理湖南提督,以栗襄署理永州总兵。但骆秉章旋即参劾樊、栗二人。樊燮于次年押解长沙受审,官文颜面大失。这时,湖南官绅颇不满左宗棠,向官文中伤左氏;旋又唆使樊燮遣派家人,向湖广总督呈诉骆秉章及黄文琛、贺炳翊等湖南官员,意在牵连左宗棠。官文上奏后,奉旨与钱宝青查办。9月6日,湖广总督行文湖南巡抚,提拿涉案文武赴鄂质讯。结果,湖南督粮道、署按察使谢煌立即以左宗棠“居首应募”,布政使文格“改置第三”,骆秉章“赫然一怒”,“始更置诸弁兵之后”。自孟森以来,都认为是文格唆使樊燮,看来至少还包括谢煌。

消息传到湖北后,胡林翼一边恳求官文免提左宗棠,一边依靠钱宝青维持局面。官文起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态,胡林翼遂以私情恳切相求。同时,钱宝青透过密信向胡林翼通报情况。1859年10月13日,曾国藩已预计钱宝青必然“极力担承”。在看过钱宝青的密信后,曾氏不禁感喟道:“钱信语语中窾,良可佩服。末世人情,一朝失势,险态百出。”后来,梅英杰称由于胡林翼“力解之”,左宗棠免于提逮武昌。显然,其中也有钱宝青的作用。

然而,这时咸丰对湘系“朋党”的疑虑颇深。1859年9月,他在召见罗遵殿时,就怀疑左宗棠“招摇撞骗”,又询问举荐左宗棠给骆秉章的究竟是何人,意在胡林翼和曾国藩。所以,骆秉章上奏辩解,竟遭朱批严厉诘责:“无论事之虚实,该抚总应静候查办。哓渎不休,预占地步,殊非大员度量。朕素知该抚人甚平和,或不出此,而尚如此糊涂者,非受属员怂恿,即为劣幕要挟。此折密封寄与官文、钱宝青阅看,一并查办,不准稍涉偏徇。”直斥左宗棠为“劣幕”,批评骆秉章“如此糊涂”,令人难堪。至此,樊燮案扩大化了。正案之外,骆秉章受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的指控更大。曾国藩不禁感慨“从此两湖益成水火”,他与胡林翼均难调处。

咸丰态度既如此,早就对骆秉章和左宗棠不满的官文,更不打算放过机会。这时,钱宝青尽力保护了左宗棠。钱宝青说,官文起先“缄示”文格,讽喻左宗棠急流勇退;但随后又以左宗棠“性情刚愎具之折中”,他“力言之,乃始抹去”。从官文和钱宝青的复奏看,钱氏所言确有蛛丝马迹可寻。1860年1月17日奏称:“伏查湖南属员、幕友近年积弊,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奴才等一面就本案供情留心根究,一面仍加密访。如查其形迹与此次折件稍有干涉,即当遵旨会同严办;如查系平日劣款与此折无干,即由奴才官文另行专折参奏。”显然,左宗棠的事情仍将调查,而湖南问题也做了定性,就是属员、幕友积弊甚深。次日,官文对湖广高官的年终密考两单一片均照例留中,但另有两折,封面朱批“内二件俱留中”,不知是否与骆秉章、左宗棠有关。1860年2月23日,官文和钱宝青称:“连日明查暗访,仍无端倪”,因正案已结,钱宝青例应起程北上,左宗棠的问题仍由官文“另行专折奏复”。

2月底回京之际,钱宝青当向胡林翼通报了官文仍不肯罢休。曾国藩得知后称:“樊案果不出尊料,近日京案皆出一辙矣。”京案指郭嵩焘被僧王参劾,都针对湘人。在此背景下,胡林翼决定立即阻止左宗棠赴京。3月7日,他致毛鸿宾的急信云:左宗棠“未审已否经过襄阳?有密函要件,乞尊处速专妥干跑夫,沿途探递,期于必呈为祷”。于是就有了左宗棠屡被引用的二信,一则称三月三日抵襄阳后,毛鸿宾出示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再则谓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3月9日,曾国藩给胡林翼复信称:“钱公(钱宝青)信读过,去年公贬节一求,乃立竿见影之事。今年虽贬,恐乏明效。”似说官文仍不放过左宗棠,“贬节相求”亦恐无济于事。因为这时胡林翼和官文“情意颇不相孚”。3月21日,曾国藩甚至说:“鄂事神离,去年十月几已著矣。我公复缄亦殊辣。看来事将决裂。”直到3月24日看过官文回信,才说官文“亦轩爽坦白,鄂事或尚可支”。官文之所以没有决裂,一方面是因为湖北离不开胡林翼,另一方面也因江南军务骤然恶化。

胡林翼、曾国藩这时都劝左宗棠暂时隐退。同时,胡林翼也在京城联络中做了两手安排。一由钱宝青回京召见时为左宗棠辩解,此事发生在1860年4月1日。钱氏不仅“力为剖白”,且言左宗棠“才可大用”。一由郭嵩焘在京秘密运作。4月5日,郭嵩焘收到胡林翼劝其告病回南的密信。理由大抵是曾国藩、左宗棠“均忧危疑畏”,郭氏“独居承明之庐,亦不可久”,义应退归。实际是将僧王参郭嵩焘、官文参左宗棠以及曾国藩不被信任联系起来,为湘系受打压鸣不平。5月6日回南方前夕,郭嵩焘听钱宝青说官文仍不放过左宗棠,以致骆秉章和胡林翼都有退意。当晚,郭嵩焘就与湘人王闿运和蔡毓春同诣尹耕云一谈。5月18日,郭嵩焘就听说潘祖荫近日连上两折,一保左宗棠,一请曾国藩救援四川。此折被咸丰留中数日后,于5月20日发下。次日寄谕曾国藩察看左宗棠情况,所谓“天下大转”。从此,左宗棠不仅脱离险境,而且深获重用。这里面有肃顺等人的疏通作用,但其大背景却是江南大营的溃败。

因此,樊燮案之上更大的时局背景,亦即江南大营的军情变化实甚重要。潘祖荫此次保举左宗棠,也正瞄准了东南军情不利、湘军将受重用的时机,实属顺水推舟之举。此前江南军务顺手、湘系不受信任之时,胡林翼和钱宝青暗中保护左宗棠的一系列运作,则更像雪中送炭之举。不幸的是,正当江南大营崩溃之际,钱宝青溘然长逝。随后,潘祖荫、尹耕云、高心夔、赵树吉、李鸿裔等人为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京城盟友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1860年夏,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湘军迎来大举发展之机,湘系崛起之势终于不可遏制。但这一过程极为曲折艰难。张剑的新近研究表明,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情况下,曾国藩出任江督,仍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和朝臣解释疏通,所谓“开张宸虑,畅导群言”。概言之,这时面临的阻力主要有四:其一,彭蕴章等人一向压制曾国藩,咸丰更不放心曾氏;其二,一些高官认为非僧王带兵南下不可,任用曾国藩也无济于事。其三,许多朝臣主张大举团练,以应对江南危局,朝廷也予采纳。其四,主持皖南军务的张芾奏请自往苏浙,而令曾国藩督办皖南军务,看似推重,实则排挤。阻力既如此大,肃顺的权势也不宜夸大。8月间高层筹议和战,肃顺因主张被阻,“哽咽太息,辄唤奈何”。故肃顺虽倾向重用曾国藩,但要说服咸丰和王公大臣,却是艰巨任务。这既需要形势的有利发展,也需要盟友的巧妙配合,还离不开幕僚的暗中参谋。

早在1856年文庆当政之时,鉴于江南大营不稳且向荣老病,钱宝青就曾上奏举荐曾国藩或胜保接替向荣。1858年曾国藩重新出山后,胡林翼一有机会就替他向军机章京抱屈。1859年冬至1860年春,江南大营不断接近“成功”。这正是曾、胡不受信任的军事背景。然而,随着江南大营突然崩溃,重用湘军的声音又发了出来。

在此背景下,几项紧密关联的高层运作集中展开。一个此前未受注意的重要史实是,彭蕴章于1860年5月25日奉命出京督办陵工,6月10日方才回京。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如此关键时刻令彭蕴章出京系肃顺“排挤”,但趁亲王重臣出京之际发布重大决策甚至发动政变,也是晚清的常规操作。对于京城刀光剑影的运作,身在湖北的胡林翼颇有掌握。6月6日,他对彭玉麟说:“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江南,“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亦即江督)乃可去”。果然,趁彭蕴章出京之机,胡林翼和曾国藩的京城盟友在四月中旬密集上奏。高心夔《中兴篇》有云:“翰林潘卿荐台赵,荐疏但入皆顉颐。侍臣故有造膝请,首赞大计承畴谘。口衔两江授楚帅,所为社稷它何知。”历来对该诗均解读为肃顺推毂曾国藩出任江督。张剑进一步证实肃顺不仅将高心夔代拟之奏折递上,而且造膝密陈,最终于6月8日促成曾国藩署理江督之命。

唯“翰林潘卿谏台赵”一句,尚未见合理解释。这恰是配合肃顺的直接行动。翰林潘卿就是大理寺少卿潘祖荫,谏台赵就是御史赵树吉。6月2日和5日,潘、赵先后奏请罢斥和春、何桂清,重用曾国藩、胡林翼。潘祖荫称:“金陵大营失陷以来……统帅节节退守,若再不予罢斥,更易大帅,在兵威已挫,士气愈衰……惟有仰恳天恩,简任附近邻省威望素著大员,如曾国藩、都兴阿、胡林翼等,统领得力将弁,星夜前往江苏。”赵树吉云:“至附近各营,惟曾国藩、胡林翼两军向称得力,并请于二人中迅简一员,即以和春、何桂清之任任之……近日外廷建议者,每及将帅必曰曾、胡,臣非敢随声附和”,唯“代此任者非统重兵,不足补创残之缺;非地居较近,不足践星火之期(暗指天津的僧王距江南太远,来不及救援)”。《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对两折的记载都是“带上带下,归箍”,说明咸丰和枢臣有过面议,但未下定决心。6月8日,何桂清、徐有壬、瑞昌、王有龄奏报苏州失陷的折子到京,终于令曾国藩署理江督。

进言之,赵树吉的折子亦收入尹耕云文集,似由尹氏所草。从《高心夔日记》可知,1860年夏,高心夔、尹耕云、赵树吉、李鸿裔、范泰亨、莫友芝几乎日日聚集。他们都与胡林翼、曾国藩渊源颇深。1860年6月21日胡林翼保举16人,尹耕云和范泰亨赫然在列。潘世恩是胡林翼座师,也叙陶澍的渊源,故潘祖荫称胡林翼为世伯。赵树吉称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奉命督师江南后,他“喜极欲沾巾”。高心夔则“喜颂竟夕”。李鸿裔、莫友芝随后均入曾国藩幕府。尽管现存《高心夔日记》从1860年6月23日开始,故诸人在四月配合肃顺的筹谋运作尚看不到,但裁撤南河总督、添设淮扬镇总兵,请曾国藩、袁甲三保举人员一事可以参照。7月26日,尹耕云先建此议,高心夔“深服其略,因谋所以建白之道”。随后,尹耕云草折,赵树吉、高心夔、李鸿裔、莫友芝、尹耕云共读定议,李鸿裔手录一通。29日,高心夔以所录奏疏送给肃顺。8月4日上谕随之而下,与尹耕云建议若合符节。

需要说明的是,1860年7月27日彭蕴章退出枢垣后,肃顺已自言将入军机。后虽未果,但在此前后,因英法“海上事秘”,军机处“多洩机要”,导致皇帝信任降低,高层权力已向御前王公倾斜。因此,胡林翼京城盟友密切配合御前大臣肃顺,仍可在疆吏与军机互动的脉络下讨论。最后,随着1860年9月庚申之变和次年辛酉政变接连发生,清廷实力和威望明显下降,湘军则不断崛起。此消彼长之后,清廷对胡林翼和曾国藩几乎有请必应,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价值也就有所降低。

余 论

本文围绕胡林翼与咸丰朝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的密札往来,初步勾勒了1856年攻克武昌后胡林翼京城联络的轮廓,论述了它是怎样展开的,并解释了它的多重意义。下面就其中反映的疆吏与军机互动问题,稍作申论。

就清朝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而言,疆吏与军机私下沟通是不允许的,但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却又是普遍现象。具体而论,军机处本来就有很强的保密功能,故历朝皇帝三令五申,严禁军机处人员交结外官,绝不能泄密。泄密事件一旦东窗事发,都会受到严厉处分。但“顶风作案”仍相当普遍。事实上,咸丰也知道军机处往外泄密,军机处也知道咸丰知道他们往外泄密,但还是如此行事,只不过尽量不暴露出来。其因何在?

首先源于互有强烈需求。由于军机处围绕着皇帝,既处于发号施令之地位,也基本垄断着机密信息,故疆吏和外官不仅希望获得军机处支持,而且渴求尽快获知这些信息。正如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瞿兑之所言:“军机与外间通信,为职务上所不许。乾隆中曾屡谕申禁,然仍不能尽绝。盖外廷恃此以知朝中意旨,不惜百计以钩致之。”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由于高层机密信息不仅是稀缺资源,也是实在权力,故军机处的保密、泄密或解密,实质是权力核心圈的信息垄断、传播和发布问题,直接影响着政局和全社会。

除军机大臣外,有力量的军机章京也掌握这些信息,且比军机大臣更有余闲。同时,京官本就相对贫穷,而军机章京体统既尊,“车马衣裘之饰所费不赀,待漏儤直之勤亦倍于他官”,故不能不借“陋规”以“自润”。“陋规”则主要来自手握大量资源的外官。所以,疆吏不仅每年都要打点军机处人员,其专门传递信息、沟通情报的报酬另算,都有行情。此外,这种联络也会在随后的政治活动中互相扶持,形成官场做事必不可少的人脉资源。晚清的军机大臣若无几个关键疆吏支持,则办事极难;当然,疆吏若无军机处维护,也动辄掣肘,甚至地位难保。但是,若将这种联络互动一味说成是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亦不尽然。尽管利益关系是很显然的,但其中也不能简单用利益来衡量。胡林翼对京官的联络,总体上看主要出于公心。

从本文论述看,这种为法律所禁止却又普遍发生的“信息沟通”和“下情上达”的政治活动,确实影响着咸丰朝局与政情,也确实提高了曾、胡地位,助成湘军之崛起,进而成为改变近代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同治以降,小皇帝即位,太后垂帘,亲王领班,形成“同治”局面,最高权力不无下移,军机处的职权明显增大。甚至一段时期“时局尽在军机”,“权过人主”。而汉人军机大臣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和翁同龢相继秉政,都扮演过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湘淮军功出身之疆吏尤其权重。在此背景下,疆吏与军机的互动更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轮船、电报的推广,也使他们的联络沟通更为便捷。此期公文档案和私密函电多样丰富,如果利用得当,或许既能看到明线的京内外信息沟通和政治决策,也能看到暗线的信息沟通和政治运作,为军机处、晚清督抚及央地关系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帮助我们理解晚清的历史。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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