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6 次 更新时间:2023-10-15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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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引子:为什么要讲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

我们今天谈这个题目叫“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主持人问我讲个什么题目,我就想了这个题目。但是在准备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题目非常不好说,因为这里原来没有一个现成的概念体系:什么叫做学问?什么叫做格局?你为什么要说这个学问和格局?这些问题都没有想得很清楚。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曾国藩的读书、学问做得不错,但是跟他的事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得不太透。他生活在一个内外矛盾交织的时代,读书与做官、内圣与外王、中国与外国、传统与时代、传承与创新……很多矛盾都纠结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他用传统文化做武器能够处理好这些复杂的问题?

对他这个人学术界有几个定论,一个定论就是说曾国藩的事功本于学问,这是《清史稿》里面讲的,后来很多人都这么说。所以,他的事功本于学问,这是个定论。第二个,他的学问是什么?他的学问是传统文化,是程朱理学,这个也有定论。他靠的是这么一个保守的学问,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这里边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说:在当时历史大变局中,传统文化、程朱理学还管用不管用?还能不能够应变?还能不能够前进?这里边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空间。

曾国藩这个人是一个很难得的历史样本,值得我们去研究。而且,他这么一个人,把读书、做官做到这样一个极致;我们今天所有的官员都是读了书做官的,大老粗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我们读了书怎么做官?从他身上能不能有一点启发?这也是我们现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

我为什么讲学问,不讲学术?就是因为曾国藩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除了学术上的成果之外,特别强调实践,所以他不仅仅是“知”,而且是“行”——他这个“行”不仅仅是人格修养、道德实践,而且还包括了“治国平天下”的这些战争、斗争。可见,曾国藩的与人不同之处就是他的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做得好,而且结合得也比较好,这样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学问;所以,他也不完全是一个英雄豪杰,他也不完全是一个读书的圣贤,他是读书的圣贤加英雄豪杰这么一个人。因此,他的学问很特别。

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讲格局,不讲事功?其实这点我也很犹豫。事功是个很好的概念,既讲了事业,也讲了功绩,它讲的是主观见诸客观的效果,但是它没有强调人的主观条件和主观作用;我们现在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不仅要讲事功,而且要讲人的品质和能力——讲品质我们也不能仅仅地讲道德,而是要讲格局。所以我的看法是,学问改变格局,格局成就事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是格局?格局就相当于古人说的规模与气象,气质与境界。曾国藩在给他九弟曾国荃写信的时候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他一生中孜孜不倦的是在追求规模远大、圣贤气象。我读他的日记和他的书信,里边不停地在讲做大事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讲的是格局要远大。这个格局对他来讲,以及可能对我们一些重要的官员、重要的知识分子和重要的企业家来讲,是个关键。

那么,人的格局到底大还是小,主要是看他的功业的大小:事情做大了格局就很大,事情做得很小格局就很小。是不是有了学问就可以做大事?也不一定。历史上有些人没有知识和文化也做了很大的事,有的当了开国皇帝,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宋徽宗赵佶和南唐后主李煜都成了亡国之君。所以,读书跟格局远大没有完全必然的关系,但是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统治者是由皇帝和官吏构成;那个时候商人不多,做学问的人也不是特别有地位,咱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主要是皇帝和官吏。皇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开国皇帝,数量少,时势造英雄,机遇、权谋、个性和智慧起作用;包括少数民族王朝的开创者,像清朝的几个开创者,像元朝的几个开创者,都是雄才大略,这就跟他们本人有没有学问关系不大。而且从道德上讲,开国皇帝都是叛逆者,他们也不需要太多的道德约束。第二种是继承皇位的皇帝,这种皇帝占大多数,他们的皇位是体制决定的,受命于天,跟读多少书也没有多大关系。很多皇帝虽然不读书,仍然可以统治下去,这就是因为他们官吏的团队依靠制度和习惯支撑着政权;所以官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重要。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很多时候都有君臣共治;或者是有一个好的团队,像明朝,好的团队在皇帝不好的时候也能把事做好。

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不读书不能做官,那么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读书和做官的问题。余秋雨写过一篇文章叫《十万进士》,如果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万进士,再加上举人、秀才,不得有几百万哪。问题是说,我们历史上的官员,学问也好、道德也好、能力也很强的人少,这就是我们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像诸葛亮、王安石、范仲淹、王阳明、张居正这样的人少,凤毛麟角。这和我们过去的科举考试要求死记硬背、照本宣科这样一个体制有关系。所以,我们的读书和做官里始终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始终存在着一个知与行、学与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讲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里的知与行、学与用的关系问题。读书做官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不读书不能做官,它是一个资格;第二个是读了书有了本事就能做官,它是一种能力。那么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资格;而再把它变成自己的能力去做官、做事,这样的官员比较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为什么要讲“学问和格局”这么一个题目。

对曾国藩历史地位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曾国藩这个人,历史上我们把他叫做刽子手、曾剃头、反革命头子,范文澜专门写了文章批判他。所以研究曾国藩就变成了一个不太好研究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曾国藩,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他: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领导湘军打赢了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挽救了清王朝。他率先发起、推动,引导了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门。这是他办的两件事:第一件是打败太平天国、挽救大清王朝,第二件是洋务运动。

他第二个方面的事功是什么?就是他的思想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理学。这个理学,我后面会谈到,它是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这段700多年时间在中国的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后面依然是余波袅袅,一直影响到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是理学之乡,而且后来理学的兴起和理学思想到现在的影响,跟湖南人有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湖湘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三次重大影响》:第一次是周敦颐,第二次是王船山,第三次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发展了“经世理学”。

曾国藩留给我们的第三个历史遗产,就是他树立了一个完美的传统士大夫的楷模。这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到现在我们打开网站搜索,曾国藩都是一个非常热的人。他家几代人,其中有一些后代我们都认识,没出什么坏孩子、没出坏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那么,这里面决定曾国藩的地位和命运,改变他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这个战争当时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事,这个事情对生产力的破坏,给老百姓带来的祸害,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能否结束这场战争,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王朝的命运。当时的清政府腐败加无能,将近百万的正规军无法打败太平军。这个时候,在偏于一隅的湖南,曾国藩带领一万多人的湘军投入这场战争中;十年苦战,一步一步地在失败和挫折中赢得了这场战争。

重大的战争是历史转折的枢纽,它可以维持或者改变历史的方向。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的这种战争共同地推动了、打击了僵化的腐败的清王朝,这个时候朝廷才启用汉臣,这个时候才有湘军崛起的契机,这个时候朝廷才有了被迫进行改革的意愿,洋务运动才能够大规模展开。所以,挽救清王朝的安全这件事情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它们撬动了中国历史的车轮,推动了中国改变现状,为后来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做了铺垫和准备,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开始近代化转型规划了方向和路线。评价这场战争,不仅要有道德的观点,还要有历史的观点。

湘军打赢这场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经说,“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在几乎完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曾国藩创造条件,创造奇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最终胜利。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也有众人的努力,但是他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他从战前一个不起眼的文官,变成了叱咤风云的军队统帅和誉满朝野的封疆大吏,这个过程是他生命经磨历劫、脱胎换骨的升华过程,也是他的格局日趋远大的过程。这场战争的胜利和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奠定了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曾国藩对洋务运动的贡献我就不展开讲了。他对洋务运动的功劳,实际上使中国工业化起步,使中国对外开放起步,使中国洋务人才培养起步。洋务运动30年,带来了同治中兴。有人说“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的标志就是甲午战争我们被打败了”;不能这么讲。洋务运动它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它对后来中国工业的发展、现代化的发展的示范作用都是非常大的,只是我们没有打得赢日本,我们的历史包袱太沉重而已。

曾国藩大格局的体现

我刚才讲到了曾国藩的主要功绩有两条:一条就是战争,一条就是洋务运动。在这个过程之中,曾国藩有哪些地方反映出他的格局?这个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几条。所谓大格局就是说他是超出了当时众人的眼界、心胸和判断,曾国藩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在长达八、九年的洋务运动中,他在哪些方面有这个体现?我总结了六条。

第一条,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是个大格局。他1854年从衡阳起兵,带了17000多水陆两支军队。他那个时候发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叫《讨粤匪檄》。这篇檄文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忠义血性的旗帜,阐明了救时、卫道的起兵宗旨。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有远见也很聪明的做法。这个宗旨一明确以后,一方面,他得到了朝廷的首肯,朝廷就知道他是忠和义的(“忠义”);另一方面,他又得到了士绅的拥护,中国的士绅基本上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培养出来的,所以士绅是拥护他说的那些的。特别是湖南这个地方,士绅的力量很强大;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他这篇《讨粤匪檄》还淡化了满汉矛盾。从当时到后来都有一个说法,说:你曾国藩率汉族打汉族——广西人、太平天国也是汉族——你帮满族的皇帝,你这不是汉奸吗?所以后来说曾国藩是汉奸,这算一条罪状。之后,章太炎他们排满的时候就骂曾国藩,包括谭嗣同也批评曾国藩帮了满人。曾国藩他打出的《讨粤匪檄》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太平天国搞的拜上帝教,这个教是异教。第二点,他说,太平天国反对孔孟之道,烧书,烧毁孔庙,这个是人神共愤,我数千年的文明被毁坏,他为此痛哭。他就把太平天国文化上很被动的一面揭示出来。他的忠义、血性、救时、卫道,这样的思想一出来之后,实际上使他自己获得了政治上正确的这么一个标签,所以他也形成了格局的高屋建瓴之势。这是他的大格局第一条。

第二条,另起炉灶、编练湘军,战略明确,艰难东征,攻克南京,是大格局。一方面,曾国藩有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在满朝文武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改革创新。朝廷本来是让他做民兵,结果他把它做成了军队;本来不要他出省,结果他跑去打武汉,还打赢了——当时咸丰皇帝特别高兴,准备叫他做巡抚。实际上他是没有军饷,他借助“厘金”制度“劝捐”筹饷。这个厘金后来就成为我们中国最早的地方税,它是一种流通税,过境100块钱的货物要收1块钱的税收。所以,曾国藩的湘军是带着税务局走的。他的以礼治军的方法中,包括军队里的组织形式,比如说一个人他可以召集500个人建立一个营,这个营打赢了就由他领导,这个营打输了就解散了。这样,由“将”来决定“兵”、“兵”拥护“将”,就改变了过去朝廷的军队见死不救、一哄而散那种状况。所以,他整个的建军思想非常之先进。这个建军的思想当然比不上现代的军事思想,但是他有很多和中国的传统契合的东西,比如说他的宗法关系,比如说他的以礼治军,比如说他训练超过了教育,比如说“扎硬寨,打死仗”,比如说他坚持从长江上游逐步推进这样的一个自主战略——咸丰皇帝对战局发展不满意,很着急,很生气,多次直接指挥,但是他坚持既定战略,他先到江西,后到安徽,控制长江上游,截断对方法的退路,巩固自己的后援;又把李鸿章推荐到杭州,把左宗棠也推荐出去,两个湘军大将作为奥援,最后他终于攻克南京。所以,这种战略定力体现了难得的大格局。

第三条,曾国藩体现格局的地方就是他屡败屡战、坚忍不拔。“打脱牙”,“和血吞之”,这些都是他的原话。他是几次遇到非常危险的状况,三次在生死之间:一次是在岳阳靖港之战,他蹈水,企图自尽;第二次是在鄱阳湖;第三次是在祁门。他这些时候都是处在危险之中。他是真正的书生领兵,迎战强敌,逆势而行。他说他自己有几次挨骂,有几次失败;打落牙齿的时候,没有哪一次不是“和血吞之“(连血一起吞下去)。为什么?不屈服,然后还要继续前进。他跟家人讲,他说“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他说他每一次长进都是这样。皇帝猜疑、官场嫉妒、朋友使绊,千难万险,他都把它们作为砥砺自己和修行自己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大格局的表现。

第四条表现,就是以拙诚聚人,团结众人一起奋斗。这是个大格局。他是待人以诚的,他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他非常重视诚的作用,他把它看作和部属处理关系的准则。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程颢说过这个话:诚就是忠信。所以,曾国藩是把“诚”看作跟性命一样重要。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他这个话实际上就是说:我湖南人能够鼓舞群伦,历九年戡大乱,就是靠的拙和诚。所以,他的拙诚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思想——“诚”就是不欺骗,“拙”就是不取巧。这是他与人长久相处的法宝。包括左宗棠、李鸿章,曾经和他都有过嫌隙,但是由于双方的诚恳,不仅没有破坏共事的局面,而且保持了终身的友谊。由于他的诚,由于他的善于识人用人,像塔齐布、江忠源、鲍超、曾国荃、彭玉麟、杨载福这些名将,都是对他忠心耿耿。还有刚才我说的,攻破安庆不久他就举荐左宗棠到浙江,举荐李鸿章到安徽招募淮军、到上海。朝廷这个时候也希望湘军内部能够有人牵制曾国藩,所以这两个人都先于曾国藩做了封疆大吏,分别做了浙江的巡抚和安徽的巡抚;这样的话,超过了他,但是在私下还是跟他联系如何共同作战。这两个人是他终身的朋友。所以,曾国藩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不怀芥蒂,能够这样去团结人。湘军集团其实并没有一个组织,他们也没成立什么会,协会之类的都没有成立,但是他们互相奥援,互相支持,同气相求,一直到始终,除了个别人。后来有一个叫李元度的,曾国藩很喜欢他、支持他,但是他后来擅自脱离曾国藩,曾国藩对他不满。

曾国藩团结人还有一条,就是他以身作则。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他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这样的话才能够坚持到现在。所以他做官是“不要钱、不怕死”;现在包括我们纪检部门,都把他这种廉洁的事情作为教育材料。他是真正的比较廉洁的一个官员。这是我讲的在战争和洋务运动中曾国藩的第四个大格局的表现。

第五条,自剪羽翼、急流勇退,是大格局。南京打下来之后,满朝文武和朝廷上这些核心领导人,包括慈禧太后、恭亲王他们,都在看着湘军怎么办。那么,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辞让自己过重的权力,使自己急流勇退。第二件,裁撤湘军,解除朝廷的疑虑。第三件,撤销厘金局,安抚地方的民众,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最后,他在金陵修贡院,开江南乡试,收两江士子之心。同时,他还办了传忠书局,开始出版被太平军毁掉的传统书籍。他这些措施的实行,消弭了朝野众人的猜疑情绪,使他的地位、名声鹊起;他就改变了自己过去那种被大家嫉妒和警惕的一种局面。

打下南京后他不居功不自傲,迅速裁撤湘军,让朝廷放心,让非议闭嘴。因为他拥有扭转乾坤的功劳,占据着“忠君”的道德高地,所以湘军集团的势力、实力、声名不可阻挡。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中兴将帅,什九湖湘”。数百名高级文人和军事将领构成的庞大的湘军集团占据省、部各路要津,后来又衍生出淮军集团;互相呼应,影响朝局,贯穿晚清历史。这些事情为政权重心后来转移到主张改革的汉臣手里打下了基础;后来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湘军在中法战争中、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在建立水师方面,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巨大贡献。湘军后来能够善始善终,还为国家做这么大的贡献,和其战后急流勇退而积蓄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所以,曾国藩急流勇退,这是一个大格局。

第六条,从购“制器之器”到“师夷智”,是个大格局。他开展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始就是买兵船、买大炮;后来曾国藩说,买的靠不住。当时有一个阿思本舰队的事:从英国买来了军舰以后,清廷委任的英国人就插手。曾国藩说我们要自己造,自己造就要买制造大炮、军舰的机器,所以叫购买“制器之器”;这是他的一个进步,比“师夷长技”进一步。第二点,他提出“师夷智”,那么“师夷智”就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而且在科学知识上,甚至于一些人文知识上对西方开了方便之门;这是洋务运动中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比如,谭嗣同在维新时期能够有那样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和他到曾国藩他们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图书馆看了很多西洋的书有关系。

曾国藩被认为是中国近代保守主义的鼻祖、维护传统王朝的士大夫。他为什么会发起引导、推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原因很多,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开始时是战争的需要。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后期,朝廷有一个方略,叫做“借夷助剿”,就是让英国、法国、美国这些人帮助我们来打太平军。太平军那个时候也用了洋人,也用了洋枪洋炮,所以清廷就借夷助剿。在借夷助剿的问题上,朝廷中有两派:一派是主张安内,那就是,为了打太平军,就可以借夷了;一派主张攘外,那就是说要对付洋人。多数人只看到安内的需要,但是曾国藩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安内与攘外并重。他在开始办安庆军械所的时候——1861年,这个时候,离战争胜利还有好几年——他已经开始规划一个很大的学习洋人洋枪洋炮的运动。他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对外贸易的这些专家,都在他的麾下;他有一个500多人的幕僚团,那么这些人帮他规划。所以,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很快就转向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他还培养了很多人。

这是我给大家谈到的在太平天国战争和洋务运动过程之中,体现曾国藩格局的他六个方面的事情和作为。这是第三个问题。

曾国藩如何以学问支撑格局

第四个问题,曾国藩的学问是怎么样支撑他的格局的?

前面是一些铺垫,现在就说到了我们的正题:他的学问怎么样支持他的格局?这里边我讲几点。

(一)曾国藩为什么要做圣贤?如何做圣贤?

大家都知道,曾国藩这个人,他是立志要做一个圣人、要做一个圣贤,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追求、一个目标;这个追求和目标对他的格局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为什么要做圣贤?有三步。

他的经历其实分为三大段,一段是在家里做小孩子、考科举,他25、26岁才考到北京去。第二段是在北京,将近10年时间,26到37岁这个时候,他是在北京做京官,这段时间他上得挺快。第三段就是他做一个儒将,带领湘军打仗;然后做两江总督,做高官。他的人生经历可以分为这么三阶段的生活。

做圣贤的第一步是功名的追求,这主要是在他人生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他有23年的儒家经典的学习。这些年的学习期间,他有两段时间是分别在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求学。那么,他的这种学习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学习、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实际上已经被涵养了士大夫的人格。这段时间,他的学习动力是什么?他的学习动力就是追求功名,参加科举考试。他考秀才考了9回,考举人考了3回,最后才考上进士,只考了38名,受赐的是“同进士出身”,所以他一辈子都觉得自己还是不太满意的。但是,功名追求和他家庭的培养、湖南湖湘文化的影响,使他初步具备了一个士大夫的品质。

做圣贤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在他人生的第二阶段。第二步,就是在北京期间,他有一个思想的转变。在北京10年,他升迁得很快,境遇也有很大的改善。他这个时候喜欢词章,喜欢做诗填词,写胼体文、写散文,已经在桐城派里小有名气。他这时可以在京城像其他人一样享受自己寒窗苦读带来的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由于他多年知识的积淀和受到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这些浮名不能使他满足,这个时候他有“澄清天下”的追求,因为天下这个时候比较乱——这时正值道光到咸丰年间,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了。他也希望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唐鉴,镜海先生,长沙人,大学者,既是同乡,又是老师。他向唐鉴请教学问,最后唐鉴就告诉他要学程朱理学、学宋明理学。他跟唐鉴老师的这番谈话,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回来在日记里边写到,他说:这简直就是启蒙,在这之前我就是在黑暗中、在懵懂中。他看到了一条光明的大道,这条路也是他在彷徨中要寻找的道路。

那么,要怎么走这条路?他就拜见了倭仁。倭仁也是朝廷中很大的理学家,这位理学大师向曾国藩传授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过程中如何修身,如何让理学与自己的日常行为、与自己的思想观念结合起来的方法。倭仁自己做得到,每天对自己从早到晚的言行做一个记录;记录下来以后给自己评价——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每天对自己进行判断、批评。所以,不仅仅是“吾日三省吾身”,可能要不停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视,挑出毛病——倭仁说这样才能成为圣人。曾国藩见了倭仁,回来以后就写了一段日记,他说这样做还是蛮辛苦的,但是他下决心做下去。

他为什么要做圣贤?第三步,他把理学作为了信仰,这是他在京城很大的收获和很大的转变。他是长期严格地修身,不懈地追求圣贤人格。如果说20多年前求学那个阶段,对于圣贤这个概念,他心目中指的是别人,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曾国藩决心自己做圣贤。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不做圣贤,便是禽兽。他有很多这样的话。他就是说,如果不去做圣贤,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他做圣贤的决定就是这样定下来。那么,如何学习圣贤、追比圣贤呢?曾国藩的主要途径是读书。每一天读多少书、写多少字,以及对自己的言行,他都要进行登记,要写日记。他有时候心里很躁动——当时他也才30多岁——别的朋友们都在那儿玩,吃喝玩乐,喝花酒,诗词歌赋,然后花天酒地。为了防止自己内心躁动,他规定自己晚上不出门;他做到了——他每天晚上都不出门,吃了饭就在家看书。他规定自己有多少书要看、多少字要写;我看他一天是要读80页,一天要写200个字,所以他本身也是个书法家。这样刻苦的行动,他叫做“克己”;他专门讲了一段“克己”。他用惊人的毅力把烟戒掉了,他说:戒了烟以后自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抽水烟袋,每天要抱着个水烟袋到处走,自己抽了也不舒服,身体不好,他就把烟戒掉了。规定晚上不出门,把烟还戒掉,又是单身一个人在北京,这时候他毅力还是很强的。从这时候起,他一直写日记;日记记到什么时候?记到1872年,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写了日记。

所以,他从词章转到义理,转到宋明理学这个过程,是他树立信仰、树立人生目标的一个转变。这个时候,他已经接近不惑之年,但是他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去世,都是“一宗宋儒”,也就是说按照程朱理学来修饰自己。

他的目标和动力是什么?这个时候他其实接受了立德、立功、立言“三立”而不朽这样的一个人生目标;他还接受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划。当时的理学是官场标榜的门面,大家都在标榜自己是理学。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什么?曾国藩把理学变成了信仰,立志做圣贤,他是真学、真懂、真信,也真的去做,而且一以贯之。这是什么?这是他的人生、心灵得到了一个安顿,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一个升华;他从此用毕生的精力去读书,用毕生的精力去修炼自己理想的人格。

我跟唐浩明先生经常在一起讲课,我们两个一起到美国、到欧洲去讲课——唐先生就是写《曾国藩》这本书的唐浩明先生。我就说,曾国藩这个人一辈子好辛苦的。他自己还有牛皮癣,晚上还睡不好觉,血压还高。他在1861年打掉安庆之后就开始校对《王船山全书》。《王船山全书》是200多卷,将近300卷,他自己点校117卷,这要花费多少时间哪?!外边还在打仗;晚上别人睡觉了,他还在那儿干活。他总体上的著作,最后《曾国藩全集》文字有多少?1500万字,我是查了的。其中有几本是他编辑的,也放在里边了;比如一本是《十八家诗钞》,一本是《经史百家杂钞》,这两本书是别人所著的,但是这两本书不厚、规模不大,加起来也就50、60万字。那么,其实《曾国藩全集》1500万字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写的。所以,他的这一生里头做了那么多的事,而且他操了那么多的心,他是有一个信仰的。我问唐浩明先生,我说你认为他吃大苦、耐大劳,动力是什么?他说他是信仰。这是我们看曾国藩格局的第一条,就是说他要做圣贤,他信仰,那个时候外王,信仰三不朽,信仰修齐治平这么一个理学的基本信念。

(二)曾国藩是怎么样通过读书塑造人格、追比先贤的?

刚才我们讲他是怎么样去读书的,现在我们讲他读了书以后,怎么样去把这些书变成自己的一种能力,把这些书变成自己的格局,把这些书变成自己的胸怀。我给他归纳了这么几条。

1.第一,他以读书为立身修身之本。在古代的文化人看来,要做圣贤就得从读书入手。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他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古代那些会看相的大师说,读了书连骨相都可以变化)。所以,咱们现在女孩子不用去做缩骨,可以多读几本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具体来说,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从两点变化人的气质,就是敬德和修业。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读书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功。曾国藩不仅重视读书,还喜欢读书。他说,余性(我的本性)喜读书。所以,他通过读书就把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的各项基本要求铭记在心,这是一。

2.第二,他把读书和修身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他说,“知德性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他认为真正要把知识学问转化为自己的德行、涵养,就必须把书本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意念情操,转化为每天的日常实践。他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他的意思是说,《大学》里的三纲——明德、新民、至善——这些事情应该是我们身体力行来做,不做的话你读了有什么用?所以余英时说,曾国藩一生最过人的地方实在是他的躬自实行,就是说他自己做。

3.第三点,就是他的刻苦,勤奋刻苦,持之以恒。他说,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在京中虽然已经做了大官,但是每天给自己规定了13条律令,每天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看80页都要用笔来圈点,这是他读书的一个方法,强迫自己读。第二个办法,他说,“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意思是说,老师和朋友之间夹持,就好像绑架一样,虽然是懦夫,但是也有立志——你跟这些老师和朋友在一起,如果你不读书,那么你说不过去,不好见面。他非常注重交友,而且特别注重交那些有学问的朋友,他通过师友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成圣贤的目标。

4.第四点,知行结合,就是他把读书和做事情结合起来。这一点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想法。读书不仅仅是道德修炼,也要获得智慧和能力。圣人讲人的能力,包括智、仁、勇三项;曾国藩就讲,“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智慧的智就是明白的明);“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他这里讲了两个词,一个是高明,一个是精明,都是对孔孟里的三达德“智仁勇”的“智”做的一种解释。他说这个智是什么?就是观察俗物、理解事物的认知能力。

各位注意,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曾国藩对“智”的解释是说,对俗物的了解,就是对世间这些最俗的事物和人间生活、油盐柴米这样一些具体事物的了解。它可以看作什么?认知外在事物表现出来的聪明和智慧。智识这个“智”,它是书本知识和做具体的事情形成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我们讲的格局的一部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格局,他这个智慧、聪明,不仅仅涵养了德行,而且有独立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利的价值。那么就是说,有了知识和智慧以后,他的人格可以有独立性,他有独立的精神的意义。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曾国藩的话,一定要了解他的这种独立性,他的独立性是他的智慧。所以,他一方面是拙诚,见其大见其远,但另一方面是智慧。我们已经多次看到,他跟朝廷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会想办法绕过朝廷的这些规矩,然后他要把事情做成。他在战争中也总是采取一些智慧,而不是采取简单的方法去处理。这是第四点,知和行相结合。

5.第五点,叫做诚而不欺,立身之本。他对儒家心术的规范,最重要的理解,就是把“诚”看作内圣的内涵和达到内圣的途径,把“诚”也作为外王的一个阶梯。所以,他把“诚”看作内圣外王的连接点。内圣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圣人,外王就是我们要实行王道、不搞霸道;那么又怎么样在内圣和外王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他说,“诚”就能做到这一点。他把关于“诚”的思想贯穿到他的事业之中。他说:“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刘邦)之关中,光武(汉光武帝)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他讲的意思是,人要有基业。这个基业是什么?这个基业就是诚。所以,人不要以欺诈为诚,要以诚为诚。他说,“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他认为,“诚”这个基础巩固了才能够建功立业。

我们看到李鸿章有一段话。曾国藩到晚年,天津教案处理得很被动,叫李鸿章去接,李鸿章最后问他:“我注意点什么问题?”曾国藩说:“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李鸿章说:“我的想法就是跟洋人打痞子腔。”痞子就是流氓。李鸿章说,这是我们安徽的土话,痞子腔就是我们跟他们周旋,不跟他们说实话。曾国藩低着头,摸了摸胡子,想了一下,才跟他说:即使是洋人,也要对他们诚,诚才利于长久,才立于不败之地。他说,我们虽然不一定能赢,但是我们也不会输,有了诚就有了立足之地。这就是刚才讲到的基业。

曾国藩去世好多年后,李鸿章回忆的时候讲:“老师这段话我记了一辈子。”这个“诚”是曾国藩读书获得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就有,那么到了湖南的周敦颐创办理学的时候,把“诚”说成是我们宇宙的本体;这个“诚”就变成了程朱理学、宋明理学里的的一个本体论的思想,这个思想在湖南人中的影响很大。

6.第六点,英雄与圣贤兼备。正如他推崇的人格理想主要是强调要做圣贤,这一类的理想人格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恭敬、内敛、温柔、慎重、谦逊这样的一些人格特点。但是明清以来,由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这个士大夫的人格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有一些有开拓精神的士大夫,特别是湖南人,就提出了血性的思想,提出了要有豪迈的英雄气概——他们呼唤天生豪杰必有所用,“天生豪杰必有所任”这样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对曾国藩是有很大影响。曾国藩就向往什么?他就向往圣贤与豪杰融为一体的人格理想。而且我们湖南这个地方——我现在是在长沙,湘江之边给大家分享——盛行一种强悍刚勇的文化性格,所以湖南人被称作“南蛮子”、“霸蛮”。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崇山峻岭,舟车不便,我们老百姓特别倔强,加上三苗、土家族都在这个地方留下了蛮族的血统,所以湖南人的气质尚武,而且刚烈、不怕死——有人称为特别独立之根性,有人把湖南人叫做骡子脾气,王夫之把它叫做秉刚之性。曾国藩说什么?“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曾国藩强调的自立刚强的精神,他给圣贤的人格注入了一种新的内涵和特质。所以,圣贤人格应该是什么?有“民胞物与”的这样一个人格,同时还要有什么?还要有一种内圣外王以成大事的这么一种气概。

7.第七点,内圣外王的统一,形成一种新的人格。我们讲,程朱理学有几个基本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内圣外王;一个概念就是对人的话,要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还有,人的生命要求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思想实际上有两个方面表现。一个就是,内圣要求立功立德、成己成物。立德就是成己,通过心性修养,增进道德,达到圣贤的境界。立功就是成物,就是身任天下,以立众生,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这个叫做立功立德、成己成物。这是一种想法。关于内圣外王,还有一种要求,叫做修己治人、尽伦尽制;伦是伦理,制是制度,其实就是要求统治者端正自己的品行,有人格的力量,并且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稳定社会秩序。从孔夫子到曾国藩,儒家对圣王合一的追求一直是做人的最高追求。在这个过程之中,曾国藩努力做到这两个方面。我不展开讲了。

这是我们讲的曾国藩怎么样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人格的转换、人格的成就。

(三)接下来一个问题,讲曾国藩学问的特点。

曾国藩的学问对他的人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学问实际上是有跟程朱理学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有创新的地方。对于这些创新的地方,我们讲这么几个方面:

1.曾国藩学问的第一个特点,叫做:一宗宋儒,兼容汉学,同时博览经史百家。这是曾国藩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他“一宗宋儒”——“宋儒”就是程朱理学、伊洛之学。关于“兼容汉学”,汉学实际上是汉朝时候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它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咬文嚼字,要把经典搞清楚。到了清朝的时候,程朱理学和汉学之间产生了派别之分。特别是文字狱发生多了,大家都不愿意谈义理,都愿意去训诂,都愿意做考据工作。这时候,就分出两派。曾国藩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我是学理学的,我一宗宋儒这个不变,但是我兼容汉学。这里边还有故事。他认为汉学搞得好,可以使自己的理学也学得好——他没有把它们对立起来。除此之外,他博览经史百家——经、史这些东西他都在学。

所以,他用程朱的理学统治所有的学问,他把学问格局做大了。这是他的人生格局和事业格局做大的一个基本原因。他的学问无所不窥,他的治学态度包容,学用结合。他打仗很忙的时候,曾经画了30多个历史上著名的贤人君子士大夫的画像,其中很多人不是程朱系列的,甚至于有人是程朱批评的对象,都被他列入其中,都是他的榜样。他这种兼容并包的治学效果,实际上是对宋明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整合,这个功劳非常之大。他对宋明以来的各种学术思想及流派,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的经世实学、乾嘉汉学,乃至道家佛学诸子,采取了一种兼容的态度。这就使他推崇的人格理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人格比一般的那些理学家内涵又有了新的特征,有了时代的特征。

因为他对学问的广博和扎实,在传统文化的资源库里他找到了很多实用的工具,我们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戚继光的练兵之法。他在编练湘军的时候,想用礼治来治军,但是他发现礼治里就没有军“礼”——关于军队的“礼”就没有。这个时候他就把戚继光的这些东西找来,把军“礼”编制出来,让军队照着做。这样的话,他不仅投入了使用,而且填补了礼治学问的一个空白。

他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还体现在什么方面?他转向经济之学、转向义理之学之后,并没有把原来的词章给抛弃掉。他亲自编辑了《十八家诗钞》,而且他喜欢韩愈的古文,一生反复地阅读。他有的时候读诗词散文,把它当作休息。他说:这些文字可以洗涤我的功利之心。所以,他博大的学问格局,里面有一种广阔的精神世界和跟古代圣贤比肩的神圣气象,还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和伟大的目标。

这是他读书,博览群书。有一位博士生做了一篇论文,把曾国藩日记里读的书的名单开出来,列了几十页。

2.他的学问的第二个特点是倡导经济之学。经济之学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管理,不是现在经济的概念。他在北京请见唐鉴的时候,唐鉴跟他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核就是格致,也就是说对文字进行考古、考据;文章就是诗词歌赋,各种各样的文章、古文。曾国藩马上就问他,那么经济在哪里呢?唐鉴马上回答,经济在义理里边。曾国藩听了这句话以后回去,并没有把这个事忘掉。隔了一二十年,差不多快20年,他写了一个东西,叫做《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他说学问分四门,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大家注意,这个独立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个经济按他的说法就是“政事”、政治的事,用我们今天讲的话就是政治。经济之学实为经世济民之学。他认为,天下大事,考究有十四个方面: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对这十四个方面,他当时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就自己在那儿钻研,这为他后来做官、带兵打仗,打下了很好的学问基础。所以他从在北京就开始注意经济之学。这是他的学问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理论上的一个贡献,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同时,经济之学也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一个体现,经世致用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方面。

3.曾国藩学问的第三个特点是“以礼为规”——这个词汇是左宗棠评价曾国藩的,讲得很中肯。“礼”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礼节规范,第二个就是治国平天下之术。曾国藩说,过去“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他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那么,他是考虑礼来消除社会的这些问题。他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全是靠礼),“舍礼无所谓政事”。所以他立下了什么?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作为他治军的核心思想。他说,带兵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批礼教,把礼基本都否定掉了。谭嗣同讲“冲决网罗”,讲的就是冲决这个礼。礼其实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制度、是规范、是典章。这里有消极因素,因为礼教是强化不平等,里面有压迫人的因素。礼的适用面比较小,所以我们过去讲“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礼还是有好的文化基因在里边。它的优点是什么?第一个,千年积累下来的这些典章制度有的是有道理的、有用的,这个不展开讲。第二个,礼的优点是它约束人的行为,它是行为规范。道德是约束人的思想、约束人的精神世界,是形而上的。那么,行为的规范是礼,人际关系的规范是礼。如果没有礼,没有秩序、没有这种典章,会怎么样?我一直在想,这个礼和中国极为缺乏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关系?

曾国藩是以礼为规。礼和法都是在约束行为,有的时候是礼使用得多一些,有的时候法使用得多一些。曾国藩在礼和法的过程之中用礼来治军、用礼来治国,形成了他的一个特色。

4.第四点,就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是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王船山对理学有一个批判和纠正,对程朱、对陆王都有批评和纠正。那么,曾国藩继承了这个纠正,继承了王船山的思想,所以王船山对于湘军、对于曾国藩有重大的作用。曾国藩不但培养了一个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湘军集团,而且大量刊刻和传播了船山之学。他一边指挥打仗,一边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船山遗书》他校对了100多卷——当然那个“卷”每个是体量很小。实际上,从周敦颐到张载,到胡宏,到王船山,湖南人逐步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特色;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湖湘理学的精髓。曾国藩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检验和实现他所有思想的人。

小结

时间到了,我做一个小结。

曾国藩他的湖湘理学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以往我们注意到他的事功,对他的学问研究不够。他作为封疆大吏,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写作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所以他在学术上好像讲不起话;但是我们有两点可以为他辩驳。第一,他留下的文字,包括奏折、书章,有1500万字,其中有非常丰富、新鲜、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学术分量并不比长篇巨著要轻。第二,他对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他实践了理学,发展了理学,成功地弘扬了理学。过去我们讲学问的话,只讲读书,只讲说,只讲课本学堂,只讲书本;其实,理学中有一个说法叫“功夫论”,本身就是讲做事。在做事和读书过程之中,特别是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其实人的人格和事功是能够都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

有一个表今天没有办法列出来,以后有机会列给大家,实际上就是说,曾国藩在官场最活跃的时间大概只有20年左右,把这20年时间他的日记里记载的,他读的所有的书和他每天做的事相对照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况——有一部分书他是长期地不停地反复读的,还有一部分书就是他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他到书里面去找根据的。其实,他的格局、他的人格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之中、学问和事功的互动之中逐渐修行、逐渐做大的。

我就讲这么多。


问答

提问:我们将来要不要有士大夫精神?

郑佳明: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是要有士大夫的精神。士大夫其实有独立的操守,有独立的思维,也是忠义的——大的方面他们跟国家一致;小的方面,具体事情上他们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创新,所以他们能推动历史的前进。我们现在的官员跟过去的官员不一样。过去的官员都是学的一样的东西,都是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所以他们和现在的做法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官员有文科的,有理科的,有工科的,还有学金融的,学什么的都有。其实,官员进行通识教育很重要,特别是历史、哲学、文学的教育很重要。但是我们“知无涯,生有涯”,现在读书已经读到30多岁了,都没法结婚生孩子了,再在学校多读几年也不行了。所以读书应该成为干部的一个自觉的东西,成为一个自觉的行为;有时间就读几本,慢慢养成读书的兴趣和习惯,这就比较好一点。

提问:郭嵩焘和曾国藩,谁的格局更大?

郑佳明:其实曾国藩要大很多。郭嵩焘是曾国藩的亲家,也是曾国藩非常重要的帮手。首先,对曾国藩的出山,郭嵩焘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郭嵩焘在解决湘军的军饷方面做了很多事情。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到欧洲的外交官,最早的外交官,他在向西方学习这方面比曾国藩的认识要深,要远,这是他的长处。但是,他做官方面没有曾国藩做得成功。

提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曾国藩通过读书修身建立了独立人格,从而成就了不世功业?

郑佳明:我是赞成这个看法的。过去的古人从一开始发蒙就读书,读到考上了进士以后,就去做官;基本上没有时间干别的,所以,基本上是通过读书来修身,通过读书来建立自己的人格和事功的能力。那么,实际上是,读书才可能做官,不读书不能做官,就是说:不读书,没有做官的资格;不读书,也没有做官的本钱。所以,那个时候读书好的人才有好官做,叫“学而优则仕”。这种体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提问:儒家文化对我国实现现代化转型是一种促进还是一种制约?

郑佳明:这个问题提得太大。儒家文化其实分成很多方面。大的方面,儒家里就有刚才我讲到的程朱、陆王,还有后来清朝的实学等,很多学派。儒家文化里的好多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它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家庭模式决定的,有很多东西是必须要保持下来的,否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个性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把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很好地清理、整理一下,同时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先进国家学习它们的东西。我们现在有点自大——这是没必要的。即使是落后的地方,也有它们的优点。其实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如果想发展起来,如果想有更多的朋友,一定要虚心。今天我们反反复复地讲“诚”;“诚”这个东西丢掉了,要找回来,要把它反反复复地从小孩时候就讲起。

提问:曾国藩一生压抑着自己,跟王阳明的理学似乎不同,能否请您对比一下?

郑佳明:王阳明和曾国藩有共同点,都是读书读得很好,然后又在事功方面做得很出色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学问就有所不同。不同的方面,比如曾国藩就是我讲的“一宗宋儒”,而且“兼容汉学”,还有对经史百家是非常宽阔的。王阳明从龙场悟道之后,比较强调自己内心的感悟,强调自己内心的体会,他开始是想学朱熹格物求理、格物求真。格物,他就去数那些竹子。但是他最后发现,通过格物不能致知,只有通过内心才能致知。后来有些人评价,这个思想是受了佛老思想的影响,强调心性过多。这跟曾国藩的思想不太一样。

我刚才正文最后强调的一点是,曾国藩非常强调实践;有一个曾国藩的思想,我没展开讲。曾国藩说,一方面要有远大,另一方面要有精密细微。曾国藩一辈子做事都是精密细微。他有一次带部队出去打仗,到了宿营地以后,问一个参谋:水的供给解决没有?参谋说:那里有一口井,没问题。后来他说:我们去看看那个井。到那儿看了那个井,他说:打一桶水试一下。结果,给狗喝了井水,那条狗就死了。他说:这是有埋伏,赶快跑。所以,他是精密细微。他写字也好,写文章也好,说话也好,非常精细。这方面就是要实践。曾国藩一介书生,为什么最后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他真正靠的是吃苦耐劳;他一辈子讲要勤、要劳,他非常精密细微,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王阳明的思想对我们来讲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跟曾国藩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提问:何以近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能量?是否与湖南的环境和历史有密切关系?

郑佳明:这确实是与湖南的历史有关。大概在宋朝的时候,大量的移民进入湖南;北宋已经亡了,南宋的时候,大量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进入湖南,湖南大概在那个时候得到发展,所以那个时候有宋明理学在湖南的岳麓书院“朱张会讲”,那时候湖南开始兴起。后来,湖南这个地方出了湖湘学派,出了岳麓书院,使湖南的教育特别是理学教育延续了很长时间,这和湖南的发展有关系。后来王船山的出现,在理学上增加了一个实学,就使原来的一条腿变成两条腿了。这个时候,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还都是一条腿,有的是王阳明一条腿,有的是汉学一条腿,有的是理学的半条腿。但是,湖南人没有丢掉理学,从明到清这段时间,湖南人对理学非常地坚持,而且非常创新。这样的话,岳麓书院就成为培养有经世思想的理学学生的重镇。这样的情况,就使湖南成了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这和湖南的湘学传统、文化传统有关。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湖湘文化。实际上是湖湘文化造就了近代湖南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和群体力量,所以中国近现代的重大改良、革命,湖南人一般都是站在最前排,都是牺牲最勇敢、思想最敏锐的那一部分人。这就是和历史上的变化有关。

提问:现阶段国民的心态特别膨胀,如何用传统文化教化国民?

郑佳明:我认为,我们现在提出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才提出几年;其实这个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以,要慢慢地,像雨一样的慢慢地下,慢慢地改;特别是什么?寄希望于将来。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今年72岁了,像我们这一代人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搞运动、搞劳动,到最后没有多少好好读书的时间。

将来咱们中国的文化建设,实际上也是靠像今天这样的,大家都来说、都来想,都来慢慢地琢磨,探出一条新的路出来,百花齐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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