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美国高层人士对中美关系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

——1994华盛顿“中美关系研讨会”侧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9 次 更新时间:2021-01-14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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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1994年11月1日至3日,由美“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发起、资助和组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中美关系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美方主要代表有:基金会主席、前卡特政府教育部长大卫·马修斯,美国“亚洲协会”总裁尼古拉斯·卜勒德,前众议员约翰·伯切南,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顾问理查德·布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美国国家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首席科学家丹尼尔·拉肖夫,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肯尼思·利伯索尔教授,前国防部长、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前助理国务卿、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主任哈罗德·桑德斯,前国防部副部长和驻北约大使威廉·塔夫脱,前美国空军参谋长、防务分析研究所所长拉里·韦尔奇将军,前《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记者多·奥伯多弗等。应邀与会的中国代表有: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全国理事会”副会长陈鲁直大使,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博士,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穆惠民将军,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张沱生上校,中国国家体改委经济结构与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曹远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教授,北京“标准国际公司”总裁何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王逸舟博士。

根据会议发起者的设想,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士,无论过去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均以非官方的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以期达到尽可能地畅所欲言、充分交换看法的目的。从实际进程看,虽然双方代表无一例外都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彼此尊重对方,希望了解对方,讨论的气氛友好、坦率、务实,研究和讨论的精神贯穿于会场内外和会议始终。

这次研讨会是在今年以来中美政治和外交关系不断改善、两国正式的和高层的接触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会议东道主凯特林基金会多年来又一直致力于促进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合作的事业(它同我政界、学界乃至军方都保持有良好的联系),这次会议前也作了大量而充分的准备(会场设在以历史悠久而著名的MADISON饭店),所以,为期三天的会议开得十分富有成效。按照事先商定的安排,研讨会共有五个议程,其主题分别是:

1.“2000年的展望”。主要讨论内容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置身于2000年而来回顾1994年,什么样的经济、国家安全、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和趋势将成为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力量和趋势?

2.“2000年时的中美关系的若干因素”。主要讨论内容是:考虑到以上各种力量和趋势,我们应怎样描述2000年时的中美关系?什么将是其积极因素?什么将是其消极因素?什么将是其相互影响之动态?

3.“发展符合中美两国最佳利益的双边关系”。主要讨论内容是:我们应如何描述符合中美两国最佳利益的双边关系?什么样的障碍将会阻碍这样的关系的发展?如何消除这些障碍?这样的分析将提出什么样的战略来发展这种牢固的中美关系?

4.“在实施发展牢固的中美关系的战略过程中,民间组织能够扮演的角色”。

5.“在民间对话时,什么样的议程和方式将会有助于发展上述战略”?

会上表达的意见和态度十分多样,在此没有可能面面俱到地予以叙述和点评,只打算简要介绍研讨会上引起关注并展开热烈讨论的三个文件:一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于“中美军事关系”的报告;二是麦克纳马拉向这次会议提交的发言稿;三是凯特林基金会主席在会议结束时向与会者建议的有关中美长远关系的议题。

94年11月初刚刚完成的题为《中美军事关系:后冷战时期相互的责任》的报告(第二稿),是在今年3-4月间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专程访问并会见三方几十位重要政治家和将军(例如我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将军和台湾“总统”李登辉)的基础上,由麦克纳马拉、兰普顿、《中国季刊》主编夏波特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约翰·梅博士、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杰里米尔将军、前驻欧盟军副司令麦卡锡将军以及理查德森将军、罗斯将军八位著名人士共同撰写而成。报告打印稿有46页,估计合中文三万字左右。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人近期接触中国的目的;中国人对安全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对策;美国应得出的结论。

报告人首先指出了他们在访问中国时希望了解的主要问题,这就是:(1)中国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2)中国是否愿意看到某种形式的地区安全组织?(3)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否正在发展一支有远距离攻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如果是这样,其原因何在?(4)北京是否希望美国在亚洲地区保持军事存在?(5)中国是否意识到它的邻国(对中国)的担忧,采取了什么步骤缓释这方面的担忧?

报告概括道,中国方面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首先,“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的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基础,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赋予了它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有力杠杆”;其次,“中国不愿意接受地区性安全组织或各种制度化的地区结构,而是希望进行双边的讨论,尤其是以经济论坛的形式展开有节制的、低调的和周期性的讨论,并且坚决反对台湾参加此类地区安全的讨论”;再次,“中国正在进行有选择的军队现代化,重点放在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上,其目的是应付边界及附近区域发生的地区性冲突,以及支持对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第四,“作为一种政策,中国不会认可和赞同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北京也有某种承认美国军事存在之好处的意见,持这种意见的人声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华盛顿和那些同美国有双边安全协议国家”。最后,“中国有时勉强暗示它察觉到邻国的不安,但不承认这些担忧的正确性。对于如何在实现他们所说的有限的军事现代化目标的同时减轻邻国的担忧,中国军界领导人似乎犹豫不决,因而有一种否认这些担忧存在的倾向”。

报告的作用者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1.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亚太地区存在着一系列潜在的不稳定。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潜在的核扩散和导弹技术扩散,它可能导致南韩、日本甚至台湾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计划。中国对此十分焦虑,并与有关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接触。94年10月中旬华盛顿和平壤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也许表明,北京在里面扮演了一个静悄悄的、建设性的幕后角色。另一点造成不安定的情况是,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无法确定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军事作用。尽管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在不断扩大,东京和北京还是以惊恐不安的眼光互视对方的军事现代化纲领。东南亚国家也在执行类似的计划。对此,美国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有所作为:A.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同日本的联盟与安全协定。这一地区的多数国家把美国的存在视为一种稳定因素,中国有不同态度。未来在与北京进行讨论时,华盛顿应重申此承诺的必要性,并且说明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共同利益。B.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应当尽可能地鼓励中国把军事的开支、学说、采购和调动透明化。C.美国应当继续并且加强它对地区性经济和安全对话及建立相互信任的努力的支持,促进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发展同安全问题有关的讨论。在不涉及主权要求的前提下,若将台湾纳入地区性安全问题的对话,对美国是再有利不过的事情。

2.中国军事力量的彻底现代化,它的远距离投放作战部队的能力的取得,看来仍属遥远之事。其原因有多种:财政的约束,发展的优先权给予了国内经济的现代化;尚不具备相关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中国军队本身规模过大;尚不具备相关的军事文化;缺乏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合成兵种的联合演习;军队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经济的、自我补贴的行为而不是训练上面,其主要原因是财政的拮据(每个中国士兵每天只有4.5美分的开支,对比一下,每个美国士兵每天有12美元)。不过,中国仍在进行有选择的军事现代化,重点放在海军和空军以及快速反应部队上;最后一个情况是,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预算近几年也许一直以两位数递增,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维持300万军人的生活水平,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市场经济中,他们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相当困难。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的那些较小的邻国可以不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因为,哪怕中国军力自身很微小比例的改变,对它们来说也是十分巨大的变化。

3.北京的军事现代化的规模,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发展同中国军队的联系机会的窗口,可以利用它以增强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为此,最重要的是美中两国继续扩大各个领域的军事交往。这类交往将受双边政治关系的支配。通过人员的交往、学者的互访、军事学说的探讨,可能的话还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可以增加彼此间的信任。

4.台湾目前的趋势当然会向美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如对武器的更大需求和在国际上的更高地位。美国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在竞选过程中,台北单方面宣布某种形式的独立。此类动向会使美国面临困难的抉择。美国应当鼓励大陆和台湾之间尽可能多的建设性对话和尽可能广泛的交往(包括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对话及交流);一如既往地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最后,要反复重申美国对和平解决两岸关系的承诺。

这里只能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上述报告说几点初步的和简短的感想:第一,虽然这份报告的主题是中美军事关系,实际内容已超出纯军事和安全的范围,它广泛涉及到包括经济联系在内的两国战略关系的各个主要方面,而且清晰简明地表述了美国人对经济、政治与军事、安全问题之相互联系的基本认识。第二,尽管报告中不乏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和政治现实的片面的、有时是歪曲的解释,总起来讲这份文件对我国军事战略和军队现状的评价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有一定道理的,不妨视之为外国战略家对中国国防问题的一种近距离扫描。第三,从报告中不难看出,在美国战略家心目中,台湾因素将在未来的美中军事关系及总体关系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没有言明,美国人实际上已把它视为对华博奕时的最有份量的筹码之一。第四,从报告人的身份和报告问世的时间判断,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高层人士对有关中美关系的最新评估,其中相当一部分建议可能即将变为华盛顿的实际对华政策,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建议有关部门对此举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

另一份值得重视的文件,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稿。麦氏今年78岁,在美国是有影响的人物,50年代末就当上了福特公司汽车部总经理,61年到68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68年以来又先后任世界银行行长、国际金融公司总经理和国际开发协会主席等要职;他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我国许多高级领导人见过面,今年4月间还曾率团访问过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其声名在中国政界和军界乃至经济学界均广为人知。在第一天上午的会议上,麦氏应邀作了主旨演讲;作为此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上颇受尊重的代表,他的分析和建议自然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高度关注。

麦氏的发言主题是中美间的安全联系。他认为,在本世纪剩下的几年内,这种联系主要取决于双方对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1.如何看待冷战结束后各国间的关系?2.中国和美国如何看待彼此间的关系?3.两国间目前存在哪些具体的安全问题?

他指出,世界各国为适应全球环境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所出现的巨大变化所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调整十分缓慢,原因之一是它们对前景没有把握。伊位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内战,索马里、海地、安哥拉、苏丹、卢旺达、布隆迪、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混乱。这一切都清楚证明,未来的世界将不会是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相反,既有各国内部对立集团间的冲突,也有超越国界的冲突。仍将有种族的和血缘的紧张关系;民族主义将成为蔓延至全球的巨大势力;政治革命也随着社会演进而频频爆发;历史遗留的边界争端依然不断;随着21世纪的技术革命向全球扩展,各国间的经济差距也将越来越大。在这些方面,未来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没有多少不同。但是,应当看到,在新的即将到来的世纪,国家间的关系同过去相比又有重大的改变。美国在战后岁月里曾经有力量按照自己的选择塑造世界,而未来则不再存在这种可能。尽管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现实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它将生活在一个多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特别需要在大国间(中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美国、可能还有印度)发展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在三个目标上达成一定的共识。它们是:1.向全世界所有国家提供一种安全保证,即各国边界不应被武力强行改变;2.保护各国内部少数人及少数民族的权利;3.建立解决地区冲突和国家内部冲突的机制,避免大国强国的单方面行动。总之,应当努力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国家间关系建筑在法律规则之上,各国的安全得到一个集体安全体制的支持。冲突的预防和解决、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维和行动等等,都应由多边的机制,由重组的和增强了的联合国来完成,并且辅之以新的和扩大了的地区性组织。

麦氏承认,说比做容易得多,目标比实现目标所需的途径清楚得多。既没有魔术般的公式,也不存在通向成功的地图。它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他敦促中美两国为此方向而努力。他认为,美国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应当明确在后冷战的世界,何处、何时、怎样使用它们的军事力量。这就需要对它们的对外政策目标作出精确的阐述。而这一点连美国自己也没有做到。40年来,美国的目标一直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但现在已失去了目标,美国没有了敌人。克林顿总统的说法(“主要目标是扩大和加强世界范围内市场基础上的民主”)是不够的,大国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干预每一起来自于某个国家朝资本主义民主前进时所产生的冲突,如谢瓦尔德纳泽的格鲁吉亚发生的事情。大国也无法以武力制止每一次对无辜平民的屠杀。那么何时何处才应卷入呢?对此没有一个大国有明确答案。只有通过强烈的争论,经过相当一段时期,在大国内部和国际组织的会议上,才有可能找到答案。麦氏认为,尽管今天的中国并不希望卷入这种争论,但作为负责全球安全事务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面临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国家,中国无法回避申明自己的立场。比如,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国到何种程度时才应干预人类的受伤害事件?在什么时点才应介入(如果预防性外交失败、无辜平民遭残害不断增加)?当有关国家声称外部干涉明显侵犯了它们的主权时(例如波黑的情形),大国应当如何应对?(人们已经发现,除大国外,没有谁有能力解决这些冲突,比如,非洲统一组织和美国国家组织每次都无法支持这样的干预。)这位美国前国防部长认为,除特殊情况外,在大国对这样一些问题取得共识以前,任何国家不应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否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涉及美中两国的地区性和双边的安全问题,麦氏列举了如下几点:

——如何应付北朝鲜的核计划?

——中国迅速扩展的军事预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如何使其邻国的担心降低到最小限度?

——日本是否将继续在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是否应当如此?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器计划的长远打击目标是谁?是否最终应当返回到一个无核的世界?

他最后提出两点具体建议:第一,在大扩展美中双边安全联系,佩里部长不久前对北京的访问是一个向前迈进的重要步骤。第二,使北京进入有关安全问题的框架里来,当然它不是北约那样的形式。

笔者本人不仅在会上听到了麦克纳马拉的演讲,下来后也同他交换了意见。我的第一感是,作为前国防部长和有眼光的战略家,他已清楚意识到美国独自充当“世界宪兵”的时代不再,而把下一个基点放在西人导向的“多极霸权和平”之上。大国协商、大国协调、大国安排、大国解决(但不是大国均势,而是一种差序格局,其中美国仍是“大哥大”),是他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所在。其次,中国的地位在上升,中国经济及军力的快速增长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麦氏的发言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对这种局面有恰当的估计:第一,对中国的重视是相对过去不重视而言的,即便今天也不可能与俄罗斯或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同日而语;第二,美国战略家的设想是将中国纳入他们拟定和支配的安全框架中去,为此可以也必然向我们说很多好听的话,但这并不能改变两国原有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人自“89”风波以来对中国政治的批判态度。第三,麦氏的建议值得重视,虽然我国不一定参加所谓的安全框架,但可以同美国建立更多的安全联系,以双边的形式探讨诸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争取在各种事态发展成多边的、地区性的或国际性的争端之前,中美两国内部先有意见交换甚至达成一定的共识。这对于我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有利的。

最后一个文件,是大卫·马修斯代表凯特林基金会向中美关系研讨会的全体与会者提交的题为“有关中美关系的长期的、非政府间对话的可能的议题”。在一份不长的文件上,列举了15个课题(原先仅有9个题目,在经过中美双方与会者的讨论、修改和补充后,减去了两个,又增加了八个),它们是:

1.大国间用于处理相互关系、建立信任联系、处置威胁和平的国家的新“规则”(这些新“规则”将适用于国际共同体的所有重要成员)有哪些?

2.在冷战后世界共处与合作的新观念架构是什么?

3.在充分表现各自不同利益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如何建立紧密联系?

4.中美两国社会价值和影响相互关系的其他方式有哪些不同?(描述文化、观念、决策过程、行为导向等等方面的差异)

5.增强相互依存意识的行动有哪些?两国的互补性何在?

6.消除相互误解、增强彼此信任的途径有哪些?

7.政府无法或无暇讨论的问题有哪些?(如美国的社会状况,避免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危机,西藏问题,等等)

8.在亚洲安全问题上,中美俄日的相互联系如何?是否应纳入俄国?怎样展开更广泛的非政府的多边对话?

9.如何建立引导太平洋区域的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协议?

10.美中两国的军事预算情况和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怎样?又会对日本和其他国家造成何种影响?

11.如何联系环保、贸易、间接补贴、技术转让等问题来看待中美关系?

12.如何通过推动文化交流来塑造新的外交思维?

13.如何看待走向2000年的中美经济关系(包括投资与贸易)?

14.能否设立一个中美联合小组共同撰写有关中美关系的教科书?

15.促进对话和各种交流的新形式有哪些?

议题草拟人在文件最后说明了设计这些议题的总的考虑:“在(本世纪)60年代初期的欧洲,(西德总统)康纳德·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认识到建立一个能确保欧洲稳定的法德关系的重要性,尽管两国历史上有过紧张关系和各种积怨。在冷战后年代,中国和美国面临了一个类似的任务,即在亚太地区提供一种对全球和平与进步富有意义的稳定的基础。建立对实现这一任务有助益的两国关系,是中美相互接触的战略目标。它应当被视为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对于建立不针对或排除任何其他第三方的更加广泛的稳定与和平是必要的”。

这份议题清单是在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提交给与会者的,大家花了半天时间对它加以评论,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角度各异、重点不一。无论有什么样的评语,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一份重要的材料,这集合了几天研讨活动中两国高层人士思想的精华,以议题的形式反映出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最重要的领域,是非官方的此类会议所能提供的最大价值的一种结晶。在笔者看来,虽然它无疑主要代表着美国人关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的议题兴趣,但对我方在未来阐明自己的立场、消除某些由于仅仅是不沟通所造成的误解、促进中美关系向更成熟的方向迈进,也有许多可以努力的地方。由于它涉及政治、军事、安全、经济、贸易、乃至学术各个领域,我们不妨按照起草人的要求,先不忙于作判断、下结论,而是分门别类加以梳理,把研究和分析的工作做得足一点、细一些,弄清楚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再考虑解决它们的办法。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没有人怀疑这样做的必要性和价值。

94华盛顿“中美关系研讨会”虽然结束了,但人们对于冷战后时代特别是走向21世纪的两个大国的战略联系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原文来源:《战略与管理》(京)1995年第01期 第4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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